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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冷战期间规模最大、参加国家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虽然朝战爆发已过去了整整50年，甚至作为这场战争主要背景的冷战也已成为历史，然而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却经久不衰，始终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热闹课题，1975年美国公布了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掀起了朝战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94年俄罗斯公开了前苏联的外交文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大大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再次掀起了朝战研究的新高潮，本文想就朝战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谈点看法。
一、朝鲜战争，谁之过
国际上围绕朝鲜战争究竟是谁首先发动的进行了几十年的争论，俄罗斯有关朝战的档案公布后，这个问题似乎很清楚了，但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事件来看问题。
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分裂的产物，而朝鲜民族分裂是由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美苏的冷战格局导致了南北朝鲜两个政权的产生和对抗，这种冷战格局在朝鲜半岛表现为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外交争斗和南北朝鲜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这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没有朝鲜民族的分裂就不会有南北朝鲜两个敌对政权，就不会爆发朝鲜战争。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对朝鲜战争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两种制度之间，在如何实现统一和由谁来统一的问题上存在激烈斗争，而且双方都把重点放在武力统一方式上，从俄罗斯公布的前苏联档案可以看出，南北朝鲜政权成立后，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形势急剧恶化，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朝鲜半岛已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1949年2月3日，苏驻朝大使什蒂科夫在给苏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北朝鲜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武器和弹药击退来自南方的进攻，斯大林于3月5日在莫斯科接见金日成时公开表达了对南朝鲜侵犯三八线附近地区的关切。4月17日， 斯大林提醒苏驻朝大使，南朝鲜即将发动一场进攻。苏驻朝大使也确认，汉城正在美国的帮助下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而北朝鲜将难以阻挡。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三八线附近的武装冲突达842起，1950年6月， 杜鲁门总统派遣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去东京与远东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讨论援助南朝鲜统一北方事宜，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也飞往汉城，并于6月18日和南朝鲜国防部长申性模去三八线视察，19日李承晚在与杜勒斯会谈时说，“必须去掉划分朝鲜的三八线”。与此同时，金日成也不断要求苏联领导人支持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1949年3月7日，金日成去莫斯科对斯大林说：“我相信目前的形势使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全国变得必要和可能。”1950年1月15日， 金日成又向什蒂科夫提出发动军事进攻问题，他表示，“最近我一想到如何解决全国的统一问题便夜不能寐，如果解放南朝鲜人民和祖国统一问题被延误了，我将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在美苏支持下，南北朝鲜日趋激烈的军事对抗是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结束分裂状态，实现民族统一符合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谁首先发动进攻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更不能以此作为划分侵略和被侵略的标准，朝战爆发时，它只是一场围绕统一问题的内战，只是在美国介入后才改变了战争性质。
二、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对朝政策
战后初期，美苏战略竞争重点在欧洲，就朝鲜半岛而言，苏联并不想完全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而是追求一种复合的势力均衡政策，试图通过对朝鲜半岛实行某种形式的联合托管来实现苏联的战略利益，抗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扩张。1948年苏军从朝鲜撤走后，仍然留下3000名军事顾问，以保持对北朝鲜的某种控制，在1950年前，对金日成一再提出要苏联支持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请求，斯大林并不同意，他的基本考虑是：美苏已就朝鲜半岛三八线达成了协议，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况且北朝鲜军事实力不强，并无取胜的完全把握，1949年3月7日，斯大林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只有南朝鲜首先进攻平壤，北朝鲜才能通过军事进攻实现统一。1949年9月11日， 斯大林指示苏驻朝使馆评估朝鲜半岛的形势，包括南北朝鲜的军队数量、军事装备、战斗能力等。9月14日，驻朝使馆在回复的电报中认为，朝鲜人民军并未强大到能在对南方的进攻中迅速取胜，这样的军事进攻将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并可能成为美国进行干涉的借口，因此不应支持北朝鲜在当时发动对南方的军事进攻。只有北朝鲜确保战争将会迅速结束，对南方的进攻才是可行的。在此评估基础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9月24日作出决议，否决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请求，认为北朝鲜并未作好准备，也未发动南朝鲜的民众积极参与斗争。结论是目前北朝鲜应该集中精力加强开展在南朝鲜的游击活动，并准备以在南朝鲜发动武装起义的方式统一全国。从苏联的档案看，这段时间，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是北朝鲜实力不强，准备不充分，没有迅速取胜的把握，要尽力避免美国的军事干涉，否则美苏发生军事对抗，可能引起世界大战，风险太大，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方用军事手段实现统一。
到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1950年1月30日， 斯大林在给什蒂科夫的密电中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情绪。但他必须理解，一个事关南朝鲜的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作充分的准备。这个问题必须有组织的得到解决，以不至于冒巨大的风险。如果他希望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将随时准备迎接他并和他进行讨论……我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他。”这是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对斯大林的答覆，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再组建三个步兵师，要求苏联将于1951年提供的货款用于1950年，苏联完全满足了金日成的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苏联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1948年苏军撤离后这一职务一直由苏大使兼任）。4月， 金日成和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了近一个月，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讨论“南北朝鲜统一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关于斯大林和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披露，但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得知，第一金日成试图说服斯大林，北朝鲜能够通过军事行动迅速实现统一，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其根据是：（1 ）北朝鲜将在三日内占领汉城，结束战争；（2）20 万共产党人将在南朝鲜发动起义；（3）南方省份的游击队将配合人民军作战；（4）美国没有时间参战（战争就已结束）。第二，斯大林同意了北朝鲜军事进攻南方的要求。（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4月间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那么，促使斯大林改变对朝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1945年2月， 苏美英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和同年8 月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苏联在远东获得重大政治和战略权益。1950年2 月毛泽东访苏期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这个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条约规定，苏联最晚在1952年底之前必须把中东铁路、旅顺、大连归还给中国，这就意味着苏联将失去其在《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而在中国失去的权益，于是，苏联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保障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仁川和釜山两个港口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使苏联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使苏联在亚洲的权益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和维护。
其次，苏联估计美国不会直接出面干涉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由于在美苏争斗中，苏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始终是斯大林制订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正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一再否决金日成关于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请求，担心此举会招致美国的介入，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提供借口，从而使美苏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对抗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注，多次要求金日成和苏驻朝使馆对此作出估计，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和1月12 日艾奇逊国务卿在美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都把南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外，给斯大林留下深刻印象，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柯指出，艾奇逊1月12日讲话传到莫斯科后， 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这个讲话，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加上金日成一再保证，北朝鲜将很快取得胜利，美国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派一些海空军对南朝鲜进行支持或协助指挥，斯大林和苏联军事领导人倾向于相信金日成的判断。这是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即使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后，斯大林也只是提供军事援助，决不允许苏军直接参与，以免给美国人留下干涉的借口，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的苏联顾问，斯大林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
再次，万一美国出面干涉，由中国来承担抗击美国，援助朝鲜的责任。斯大林虽然估计美国不可能直接出兵干涉，但他也必然会考虑，万一美国出兵干涉，将采取何种对策。从苏联的档案材料看，斯大林的考虑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由中国军队直接抗衡美国的威胁，所以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时，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前苏联副外长贾丕才回忆，在斯大林与金日成1950年4月最后一次会谈时， 一再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商量。斯大林对金日成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5月14日， 金日成访华时，斯大林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苏联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并指出：“这个问题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是逼迫中国接受既成事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能说什么呢？），其用意就是在美国出兵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出来承担援助朝鲜的责任，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作出强烈反应，并宣布出兵干涉，斯大林一再压中国出兵，使中国成为苏联在亚洲对抗美国的盟友和先锋，对苏联来说，让中国出面抗击美国不仅可以使苏联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使中国推迟解放台湾的战役（中国解放台湾需要苏联出动海空军支援，这也有使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而且，让中美对抗可以阻止中美和解，使中国更牢固的加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由于朝鲜战争，必然使东北亚的局势紧张，这将可能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继续留驻旅顺、大连，而且根据中苏协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东铁路。这样，中国长春铁路也将继续在苏联的控制之中，这正是斯大林求之不得的。
朝鲜战争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朝战后，使美长期陷入亚洲难以自拔，这显然对苏联有利。同时，朝战恶化了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冰封雪冻的时期，巩固了中苏同盟，也有利于苏联，苏联外交部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报告就不无得意地写道：“朝鲜战争长时期的切断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和美国统治集团走向勾结的道路，并且迫使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扩大与苏联的合作。”还有，朝鲜战争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力量，是战后初期美国从霸主顶峰走下坡路的重要标志，这必然加强了苏联在美苏冷战中的地位。
三、中国该不该出兵朗鲜
1949年4月，金正日委托朝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华， 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讨论朝鲜局势，毛泽东对金一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同年9月12日，金日成在会见顿金时说：“今年春天， 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 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不主张北朝鲜用武力实现统一问题。
金一访华后，中国把解放军中三个师的朝鲜籍官兵转交给北朝鲜。这些人在朝战前回国，西方一些学者以此认定，中共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三个师的朝鲜籍官兵回国就是毛泽东与金日成“共谋”发动朝鲜战争的有力证据。事实上，中国军队中的这些朝鲜籍官兵是在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期间进入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他们参加了中共的军队，现在中国的战争行将结束，这些朝鲜籍官兵也有回国的意愿，且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担心北朝鲜受南方的攻击，出于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的国际主义立场，因而让他们回到北朝鲜，而不是作为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而采取的行动。艾伦·怀廷在《跨过鸭绿江——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事。”事实上，虽然1950年4 月金日成来华通报了斯大林同意北朝鲜用军事手段实现统一，但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并不知情，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直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武官向中国通报，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对此很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朝鲜战争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准备卷入，1950年6 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战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中央军委和国务院1950年解放军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下达，开始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1950年要复员140万人），当时有人提出，朝鲜正在打仗，复员工作是否暂停， 但周恩来说，“按原计划执行”。说明中国工作的重心并没有因朝战爆发而转移，也表明中国并没有准备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朝战爆发后，中国在几个月中并没有认真作动员舆论工作，报刊只用较少的篇幅报道了这次冲突，反美的文章并不多。”另一位美国学者怀廷也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共参与了北韩对南韩军事行动的策划。北韩的顾问、装备都来自苏联，此时中共关注的是夺取台湾和西藏，消化华中和华南。内政的重点是军队解甲归田，并控制通货膨胀。”豪斯汀在《朝鲜战争》一书中说：“足够的证据证明，在1950年毛泽东与其同僚极不愿意与联军——或者说明白些，即美军——在朝鲜半岛交战。显然在1950年秋，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最不愿意的就是与西方打仗。”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中国不愿与西方打仗，结果却不得不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打了整整33个月的战争。
对于中国出兵朝鲜，西方学者有许多分析，怀廷、翟蒙认为是中共对美国的误解所致；辛顿认为，是中共想通过战争取得苏联的信任，曼考认为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援助朝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争得一个席位；而波拉克和杰菲斯等则认为是中共为了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西方学者认为，中共领导孤立于西方世界之外，是一些对西方完全不熟悉的长征干部，从没出过国（周恩来、邓小平也只知道20年代的欧洲），他们只是凭高度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行事。
从1950年8月起，美国飞机频频骚扰中国东北，进行侦察和轰炸，9月初起美国飞机进一步轰炸中国大陆，9月15日，麦克阿瑟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目标也由原来“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转为“强行解放一个苏联卫星国”。10月7日， 联合国通过统一朝鲜的决议，同时，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这导致中国严重的安全困境，处于两难选择，如出兵援朝，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中国缺乏海空军支持。而面对的是世界最强大的美军，特别是原先中苏商定，中国出地面部队，苏联负责空中掩护，斯大林曾让驻华大使罗申向周恩来保证，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中国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准备派一个配备124 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式机师执行这一任务，可是后来斯大林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中苏边界进攻。他担心苏军如与美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的立场上动摇，后退了，斯大林在中国志愿军即将入朝的紧急关头，以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为借口，拒绝派空军支援。此时中国如出兵，就要承担独力抗美而又毫无空中掩护的严重危险，如果战败，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中国不出兵，则如彭德怀所说，“美国占领朝鲜，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过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毛泽东也指出：“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国重工业大都集中在东北南部，抚顺是当时全国最大煤矿，本溪和鞍山钢铁产量，1950年占全国80%，沈阳是全国机械工业中心，而这些工业中心的电力又依赖鸭绿江上的南满电厂，即使美国不打进来，但让其压至鸭绿江边，就处于随时可以打击中国工业心脏的战略态势。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朝鲜并非中国一般的邻国，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先攻取仁川、再跨过鸭绿江占领旅顺，1904年日俄战争，日军也在仁川登陆，向鸭绿江推进；在沈阳击败俄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由朝鲜出发，进而侵占东北，朝鲜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天然通道。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后，朝人民军迅速败退，斯大林已决定放弃北朝鲜，通知金日成退入中国东北。这样可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东北被美占领，这对中国当然十分不利，如果美国打进东北，苏联根据中苏同盟条约也派兵到东北，这可能出现1945年苏联关东军进入东北打击日军，迫使蒋介石签订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所以无论是东北被美占领还是为苏联控制，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因此在中国面临严重威胁，在对美国多次严重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安全面临的威胁并不象毛泽东想象的那么严重，是毛泽东过份敏感，因为杜鲁门1950年7月19 日在国会的演说曾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美国不会侵犯中国，问题是杜鲁门的承诺可信吗？人们不会忘记。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信誓旦旦地说，美国决不会干涉台湾，可是后来他出尔反尔，在1950年6 月27日，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占领台湾，人们更不会忘记，美国出兵干涉朝战后，杜鲁门曾经两次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传递信息，一次保证美军不越过三八线，一次表示美军在距鸭绿江40英里外就会停止，不会再向前推进，可是后来美国都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又一再出尔反尔。美国学者斯通在《朝战内幕》一书中说：“美国人应该扪心自问，如果一个超级大国的军队从海上进攻一个同美国友好的墨西哥政府、袭击德克萨斯州的边境城市，其军队统帅还不断以战争威胁美国，美国人该有什么表示呢？”英国议员斯帕尼尔也指出：“中国在朝鲜的行动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在相似情况下的行动如出一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人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应该由于在国际政治的优越地位，而表现出过份的自满和德高望重的样子。”应该说，这些评论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
毫无疑问，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决定出兵朝鲜，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时，不少同志考虑到出兵可能招致的严重危险。不主张出兵，对此，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周恩来也指出：“为了保卫和平，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侵略，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抗美是保家卫国，是爱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援朝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彭德怀更是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支援朝鲜，怎么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也要出兵。”他还说，“万一打得不好，被美国打过鸭绿江，那我们更有理，准备把美国长期拖在中国，削弱之，对美国来说是最不利的，对亚、非、拉美民族运动，对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是有利的，中国人民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将赢得国际人民和民族运动，那也是值得的。”这种话，现在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可笑，难以接受，可以在当时两大阵营对立，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十分浓厚的时刻，却被认为是很自然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曾经发出警告：“把朝鲜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但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麦克阿瑟们不以为然，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终于自食其恶果，落个可悲的下场，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严重低估中国在自己的主权和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时可能作出的反应。可是50年过去了，今天，一些美国政客在台湾问题上又可能重犯当年麦克阿瑟所犯的错误，我们奉劝这些美国先生，千万不要重蹈麦克阿瑟的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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