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清史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8—0081—11
清代历史由于其与现代的直接传承关系，也由于可以找到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因而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汉学家对清代历史研究题材多样，视角和解释框架复杂，很难用若干简单的范式对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进行高度概括的分类。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他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书中，尝试区分了近年来美国研究晚清历史的四种范式。这四种范式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历史和站在中国内部来撰写的晚清历史。柯文的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18世纪以前的清代历史研究基本未涉及。在以从晚明到清中叶（18世纪）这段时期为研究时段的众多的西方论著中，可以归纳出大约五种重要的分析和编纂历史的框架。它们是对非精英阶层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结构主义史学、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的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等。本文拟在下面对这些历史编撰和解释的范式做一总的归纳分类和评述，以期提供一个把握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清史研究的粗略框架。
一 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历史：发展趋势
柯文所总结的三种范式，“冲击——反应”，“传统与近代”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都可以归纳为是植根于现代化理论的视野，把晚清的历史主线看作是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社会传统进行挑战，迫使中国做出反应的过程。这种观点在战后美国汉学的泰斗费正清的著述中最早得到表述，并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
费正清认为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没有机会同更优越的文明交流接触，因而滋生文化优越感和“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文化至上论使中国无论从精神上或是从物质上都不足以在19世纪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费正清的理论主导了战后美国汉学对清史的解释。[1][2][3] 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他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合写的《东亚文明史》，以及克莱德和比尔斯写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是冲击—反应论的代表性著作，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影响巨大。[4][5][6] 这些著作突出19世纪晚清那些灾难性的事件：传统的崩溃、经济萧条、政治腐朽、动乱和民生凋敝，并认为这是古老的中国与侵略扩张性的西方接触所推动出的。晚清另一些重要事件，如农民起义、保守的改革、自强运动乃至革命的风起云涌则体现了古老的帝国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反应。
冲击—反应框架在解读晚清历史时，突出这些事件并着重分析这方面的背景，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它在再现晚清历史时，忽视了广袤的中国内地很少受到西方影响的那些缓慢的社会生活变化，它也看不到19世纪许多思想文化变迁可以追溯自数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内部演化。太平天国起义、同治中兴、清议派和反洋教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对西方入侵所做出的反应的不同表现形式，但19世纪此起彼伏的骚乱和起义应该说是18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停滞，人口剧增，政府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的能力衰退，农村秩序渐次崩溃的长期积累的效应，西方的冲击间接地对这些事件的爆发产生影响。晚清时，内部的挑战与外部（西方）的挑战相比，其意义也许更为重要。例如帝制的推翻不仅是在西方冲击的影响下，而且也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体制僵化，不能适应地方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的结果。
与“冲击—反应”编纂框架相联系的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之前的清代中国社会的解读。费正清认为19世纪的中国已表现出马尔萨斯人口经济陷阱的种种迹象。而伊懋可则用“高均衡陷阱”来形容晚清的经济形势。二战后的现代化理论把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称之为“传统社会”，这为西方汉学家解读清代社会提供了概念框架。从费正清、徐中约到李文森都把西方冲击之前的中国社会视为传统社会，认为清代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同此前2000年的情况大体一样。未和西方接触以前，中国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未出现社会制度的质变；只是西方的到来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西方汉学家于是把重构清代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文化历程视为己任。英年早逝的美国汉学家李文森写下了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试图探讨是否有迹象表明“貌似稳定的带传统性的中国社会，无需西方工业主义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够独立发展为具有科学气质的社会”。[8](p54) 孔斐力的力作《帝制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处在衰亡状态中的清代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按照现代化理论，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
李文森的研究使他发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若干影响深远的内在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与价值”的冲突。19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精英还是社会大多数人都仍相信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天经地义，十分优越。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使他们开始怀疑两千年来确立的文化的有效性，并意识到必须完成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向近代社会转变，达到与西方同等的发展水平。而这意味着抛弃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接受西方的文明价值观。长期形成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使许多儒教知识分子总想重建与西方对等的心理态势，即使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时，也要在想象中找到在心理上同西方对等的精神依托。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就表现为两种思潮相互激荡，虚无主义者和激进思想家日益背弃传统，而保守主义者则使传统日益僵化。每一个不能使中国马上达到与西方对等的现代化方策都会受到激进主义者的批判，然后在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寻找解决“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方案，直到历史与价值协调，并恢复心灵宁静。
李文森的解读已超出了晚清历史，而能应用于民国初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包括1919年的东西文化论战、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李文森认为清末许多著名的革新派官僚如曾国藩等人的文化认同发生变化并出现折中主义倾向。[9](p54～57) 在李文森看来，儒教到19世纪末叶，已丧失客观意义，因为它已和现实脱节，并不再是能对社会起规范作用的意识形态，而退缩为一种伦理理想。尽管当时许多具有传统意识的思想家仍然活着，但曾两千年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思想的儒教已经死亡。
像芮玛丽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这样的美国汉学家也认为儒家价值和社会制度阻碍中国适应近代世界。[10] 而另一些汉学家如史华慈、鲁道夫夫妇、宣道华和珀金斯等则相信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史华慈强调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而鲁道夫夫妇则批评那些低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潜在近代因素的观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19世纪西方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孕育着某些和近代经济发展相符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11] 在张灏眼中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沿袭了儒家传统所关切的一套问题来对西方冲击作出回应。狄百瑞相信理学能够成为对现存秩序的一股批判力量。墨子刻断言理学家内心充满一种强烈的、痛苦的困境感，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自己和社会，西方的方法使他们看到了实现屡遭挫折的变革社会的理想的手段。[12][13][14] 这些观点反映了美国汉学界对晚清历史和儒家思想体系的现代意义的不同认知。
二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清代历史：社会转型的失败
现代化理论视野下对清代历史的解读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为什么清代中国不能象西方那样步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对中西历史的有意或无意的比较也推动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早在启蒙时代，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就注意到中国的停滞。19世纪末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同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给予极具理论性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两个方面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某些形式和原则，诸如繁杂的税收制度，城市缺少自主独立性，行会制度的长期延续，司法缺乏独立性，宗法主义和帝国官僚的僵化等。其次是涉及到中国儒生士大夫阶层的世界观，例如缺乏人与自然的紧张感，倾向于有理性的适应而不是征服世界，以及从伦理上轻视赚钱的活动等等。
帕森斯受到韦伯的影响，也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阻碍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实际上，现代化理论家都认为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阻扰现代化的开展。在帕森斯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倾向于理性精神，但这种理性主要表现为实践理性，而缺少形式上的理性化。他认为每一个社会制度要延续，必得发展出各种功能以应付该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系统，因为她分化出各种复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低度发展的社会中则处于未分化的状态。[12] 帕森斯把帝制中国放在他的社会演化模式的中间，称之为“历史中间帝国”（the historical intermediate empires），紧随其后的是像古代希腊和罗马这样的“种床”国家（seed-bed），最后是现代西方。
晚近的西方汉学家是在对中国历史的新认知：即中国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相当发达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的西方论著中，最有名的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中国历史的模式》。伊懋可认为到宋代，中国的经济与技术进步已演进到掀起一场工业革命的门槛，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工业体系，如以水排推动的联动机具从事机械化谷物加工、鼓风炼铁等功用。但是发展的势头到元朝后期却消失了。明清两代经济没有质的变化，只有量即规模的扩充。清代中国不能自主发展步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因为“前现代”的中国过度发达，其技术、市场和运输网络都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由此使发明节省劳力的机器和其他生产技术的改进都不能导致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使得以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在晚清没有经济意义。[16]
在伊懋可看来，18世纪后的中国已陷入他所称的“高均衡陷阱”（high equilibrium trap），只有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投入才能打破这种陷阱，而中国当时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伊懋可的“高均衡陷阱”是在高度发达的传统社会中出现的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怪圈的变异形式。费正清在更早的一本书中已描述到19世纪初的中国处在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怪圈的第二阶段，伊懋可以更具理论复杂性和精确性的方式对晚清社会经济的这种现象进行了解读。他的书在1971年发表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受到高度关注。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是马克斯·韦伯以后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最具理论性的解读。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琼斯与伊懋可持相同观点，琼斯也认为宋代中国曾短暂出现现代型的集约性经济增长，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整个中国帝制时代最高的。满清政府的重农轻商政策和人口压力使这样的现代集约性增长未能再出现。[17]
斯坚雅把中国未能独立演化出工业资本主义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地理特征和狭隘的行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但市场还不是那种理性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围绕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小镇是星星点点的规模不等的市场和复杂的物流体系。商人们组建起各种僵硬的行会组织，以垄断手法控制市场，阻碍着商品的自由流通和生产的交换关系的形成。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乡镇和城市市场迷漫着狭隘的地方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
李约瑟在他的一篇从科技角度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解读文章中，看到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同时又发现在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同发展商品经济之间的内在矛盾。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也缺少许多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制度和手段。[19]
墨子刻和马若孟对清代经济社会史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力图客观地研究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连续性与断裂，发现制约清代历史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上的变化的原因。在他们看来，1500年到1800年间经济组织发生重要变革，从而能支撑同期的巨大人口增长。马若孟认为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十分活跃，并受到政府更加合理的金融政策的鼓励，还伴随着财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社会等级制度也被削弱了。[20][21][22] 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在18世纪支撑3亿多人口。明后半期以后，区域间的商品交换充分发展起来，东南沿海的盐、糖、水果、茶叶，长江三角洲的丝绸，东北的烟草、棉花、西湖和江西的谷物，景德镇的瓷器，云南的铜，西北和四川的铜、铅、铁、煤、木柴、纸张等等在全国市场上交换。
马若孟和墨子刻等人的探讨突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国家政权和官僚体制是阻碍还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晚近的研究更多注意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有限性。如国家除管理相当部分的运输、邮道，少数奢侈品的生产，马匹的征用和盐业垄断性经营外，仅局限于收集谷物价格指数，通过兴修水利和调运粮食来应对灾变，平抑粮价。尽管皇室也经商并拥有相当地产，但帝制政府主要致力于营造一个更有利的经济氛围。中央政府对水患的治理也是有限的，许多水利工程是由地方社区所组织的。
明末推行“一条鞭”赋税制后，（财政部）仍然是一个类似统计局之类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对帝国的财政收支负责的部门。清政府推行丁赋，并以交银代替所有的徭役赋税，也未能改变这种情形。18世纪前后，人口剧增，清廷似乎并未从剧增的人口中获取更多税收，而是宣称“永不加税赋”。刘翠容等人的研究表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人均税收可能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不是增加了。[23]
这些“新汉学”的研究认为，清政府通过这些举措对人口经济的变迁在体制上做出灵活应对，轻徭薄赋，对货币的生产和流通进行管理，使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使臣民的福利得到基本保障。这期间，非农业部门获得发展，财富的分配似乎较前趋平，各种专门社会机构开始分化萌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较少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取得的。例如明清两代都未根据产量和价格来调节纸币的供应量。这幅图画与我们认为专制政府无所不管，因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支配性影响的传统观点迥异。
与清季现代资本主义难产问题相连的是把清代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下来研究的尝试。新汉学的这个研究领域则着重于观察中国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与互相影响，它参照中国以外的事件来评价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件。它不同于结构主义史学。结构主义史学偏重那些跨文化的共同模式，例如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社会学模式。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下研究清代历史变化，探讨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与外界的联络途径，中国如何参与世界贸易，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24][25] 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26] 外国如何影响中国军事和纺织技术的提高，疾病如何从新大陆和欧洲传入中国，[27] 新种类的粮食作物如何从美洲传入，[28] 以及外国银币的输入等等。[29]
17世纪外国银币大量流入中国是许多学者感兴趣的题目。阿德希和安特维尔研究了影响欧洲和中国的世界范围内的危机。[30] 17世纪初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从16世纪起不断从日本、欧洲经中亚，西属美洲殖民地经菲律宾输入中国的银币急剧减少。魏菲德估计新大陆生产的半数黄金白银最后流入中国。[31] 如此大量贵金属的流入给中国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它造成通货膨胀，影响谷物价格，使许多原来的产粮区变为生产出口丝织品的地区。它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也使许多区域互相依赖。[32]
1620年以后，白银的输入急剧减少，在那些主要生产丝绸和其他供出口的商品的地区出现经济萧条。与此同时出现一系列的天灾加剧了经济危机，旱灾和洪涝在全国许多地区发生，继之而起的蝗虫和天花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明朝廷因派军队入朝鲜抵抗日本侵略大量支出，再加上修建王宫和维系人数众多的皇亲国戚的奢侈生活花费巨大，根本无钱赈灾，导致农民起义、城市暴动，政府无法扑灭烽烟四起的骚乱与暴动，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把明朝的崩溃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认为世界历史运动影响中国是一个新颖的解释。更有趣的是在欧洲同期也发生由经济变化引起社会骚乱而导致政治秩序的危机。尽管难以把晚明的变迁同17世纪欧洲的政治革命相比拟，然而两个地区似乎都受到白银流入的影响。而且这种白银的流向是从墨西哥和南美经欧洲再到中国，在这种世界性的金融运动格局下，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17世纪以后，中国再次繁荣。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从危机中迅速复苏的原因，认为17世纪80年代起白银再次流入中国，谷物价格趋于稳定，是中国社会再现繁荣的原因。魏菲德断言正是由于清朝成功地开疆掠土，并能维持臣民小康生活水平，清朝的统治者因而对18世纪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视而不见。政治秩序的迅速重建也使他们不再具有远见和采取主动的经济或国防措施。蒙代尔认为中国那时融入世界经济为中国在19世纪的灾难性遭遇拉开序幕。
蒙代尔从他的导师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框架出发来解释满清中国与世界的碰撞和融合。中国16世纪以后被整合进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边陲国家。西方中心的霸权和不平等的经济交换被强加在中国头上，由此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困境。[33] 对麦克唐纳德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边陲地带则成了孕育新的朝代政权的区域，例如满清崛起于东北边陲满洲，明朝兴起于元朝的边陲区域江南。[34]
三 站在中国内部来解读清史
费正清曾经谈到西方汉学有一种由外向内的研究视角转移的趋势。柯文认为这种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模式。其核心观点是认为西方对中国历史发展并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中国历史发展有它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许多影响或者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和趋势在18世纪以前，甚至更早就已形成，并一直发挥作用制约着晚清历史的变迁。
新汉学流派因而强调站在中国社会内部，关注那些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的主角们，以及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愿望和参与历史事件的动机，以此对历史事件做出说明。芮玛丽的《革命中的中国：1900至1913年的第一阶段》[35] 即是一例。该书研究了20世纪初中国士绅阶层的财产收入，得出结论认为那时士绅阶层已越来越依靠商业或行政管理来维持生计。中央政府推行扩大自己的行政与经济活动的范围的改革时，侵犯到地方士绅的经济权益，因此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与革命相联系的一些事件与其说是受西方影响的激进分子对保守的满清政府发动的反抗，还不如说是进行改革的清廷和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上相当保守的地方上层社会冲突的结果。中央政府收回修建川汉铁路的行动触犯了四川地方士绅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特权。
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历史编纂多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来解释晚清历史，从费正清、李文森到费维恺都是如此。而中国中心论的历史编纂则用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演变来解释，由此导致出现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20世纪70年代前后从诉诸文化转向诉诸历史的解释路数的变迁。清代历史中那些长期的趋势受到了关注，魏菲德在他的《帝制晚期中国的冲突与控制》一书中，就认为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构成连贯的整体，出现若干横跨四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如长江下游的城市化，区域性贸易网的发展，力役折银，识字率的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等。马若孟则更把明清两代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单独的时代。[36][37]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甚至认为18世纪清疆域扩大一倍和人口的翻番是推动中国仍在进行的近（现）代化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史景迁在他的研究中看到了从明到清士大夫思想气质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连贯性”，表现在从东林党人到清初的伟大学者如王夫之等都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以及浓厚的对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在处理周边国家和地区问题上，满清继承了前朝把外交政策放在内陆的做法。由于满洲人在处理亚洲内陆的政治与军事问题上手腕的熟练，他们也把中国控制内陆边陲的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并引起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变化。[38]
中国中心论历史编纂模式的另一特征是把中国从空间上划分为较小的单位，以区域或省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变化。这种研究范式不太注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腹地的影响，而是从中国长期延续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经济环境来观察和解释清代社会历史。史坚雅的两篇论文《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和《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对这股史学潮流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9][40] 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中认为，10世纪前后大运河的修建，再加上在一系列的领域，如交通运输、金融、农业等领域内的革命，区域经济已被整合， 全国性的市场已经出现。史坚雅的研究则勾勒了不同的图景。他认为帝制晚期，没有形成单一完整的全国性商业系统，而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系统：如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与云贵等等。这些区域划分同大河流域和盆地的地貌学的单位相吻合。在各个区域，人口与资源集中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核心地带。地理状况（利于运输的河流或妨碍交通的山岭）以及技术特别是运输技术的好坏决定着各个区域的面积大小。中国历史上天灾人祸的发生总是区域性的，区域经济也都经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同朝代的兴衰更迭相一致。[40] 留美中国学者冀朝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博士论文，提出中国存在六大农业经济区域，而台湾著名学者全汉升先生则研究了中国若干大经济区域间的贸易。
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多利用藏于中国的文献资料，研究所涉及的这些资料往往是以行政区域如省或县来保管的，且多围绕辛亥革命及随后的军阀时期，例如爱德华·罗兹和玛丽·朗肯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广东、上海和浙江等省市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活动。[41][42] 美国的许多博士研究生也选择研究各省辛亥革命时期的题材。此外，清代地方上层社会以及政府官吏的地域构成也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研究的重要题材。
这股史学编撰潮流也关注中国内部那些较少受到外国影响的宗教文化思想发展，例如伊夫林·罗斯基对清朝民众识字率的研究。罗斯基认为清代的启蒙教育成本并不高，晚清的识字率与17世纪的英国相当。[43] 韩书瑞和欧大牟通过对白莲教起义的研究揭示了晚清民间宗教与社会动乱之间的关系。两人利用来自当事人的原始资料、教派经典和被俘的起义者的供词构筑了从教派运动内部体验起义的画面。这种方法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很像似。他们的研究认为起初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只是白莲教徒解决生活困惑的意识形态工具，晚清的动乱和灾变印证了关于来世的教义，他们于是在追随神灵去迎接一个新世界的幻想下参与起义。韩书瑞的书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白莲教徒的日常生活和起义经过，白莲教徒多以习武和行医为生，教派组织的纽带多是在师徒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4][45]
中国中心论的清史编纂模式表现出借鉴多种社会科学概念方法的趋势。历史学家们不仅考察历史事件，也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和社会结构。某些西方学者已经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汉学称为“新汉学”，它的特征是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并扬弃过去借以解释清代历史的那些概括性标签，例如“官僚专制社会”、“封建生产方式”和“传统范围内的变革”等。帝制中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停滞的社会，甚至帝国中央政府也被认为是一个不断适应地方权力结构变化的机构。研究的题材也由过去的精英阶层和“大传统”转向普通民众和更基本的社会制度。
四 清代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的西方汉学著作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来研究清代历史。过去，许多西方汉学家借用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分析帝制中国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中国的贫弱地位。
早在20世纪60年代，沃夫拉·姆·伊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和弗朗兹·麦克（Framz Michael）等就开始抛弃国家与社会的对峙这样简单的概念，尽管国家政权的作用仍是他们历史解释的中心。他们已注意到士绅和地方精英与帝国政治结构的复杂关系，构成社会基层统治阶级的士绅通过其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获得政治影响。他们经由科举考试在官僚机构中获得官职，致仕后以儒家意识形态的名义对皇权的运作进行评议和制衡，而且随着帝国陷入王朝循环的衰退期，士绅的权力特别是对地方税收的控制力增强了。中央集权同地方主义两个对立趋向的此消彼长与王朝衰微和换代息息相关。
70年代以来，一些汉学家开始深入从地方或民间层次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贝特（Beattle）和邓纳尔林（Dennerline）等人的著作探讨地方精英的构成及其社会作用，而布鲁克（Brook）和康恩布鲁斯（Kornbluth）等则研究了国家权力如何在地方行使。他们发现宗族、地方学正、商人和佛道僧侣同乡绅有联系，并在一些情况下取代国家政权机构或乡绅的权力。[46][47]
“新汉学”是以批评以儒家哲学为编纂理论的旧汉学的面貌出现的。因此它摒弃“儒教史学”过分关注京城的权势人物和宫廷政治的作法，而力图探讨过去未受到注意的、中央权力影响不那么明显的层面，例如外省的经济、边疆的治理和军事防御、社会控制等等。新汉学也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中央国家机器治理权的合法化，即统治政权借助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而合理化的过程。
国家政权对社会的垄断控制最明显地体现在边防和军事领域，然而晚近的西方汉学同样注意到中央政权在这个领域内支配性领导的有限性。中国的军事威力似乎取决于他在后勤补给、武器和边防战略诸方面达到的水平，即使像清廷这样的“外族政权”，其国防和军事技术也是在向汉族学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中国在战争的战略策划和军事技术诸方面非常卓越，似乎总是比周边的“蛮族”技高一筹，然而大多数朝代都把武力征服放在和平共处和怀柔政策之后，明朝在相当时间内似乎对外敌入侵并无准备。中国一般来讲更关注国内的稳定和安康，而不追求武力扩张，只有清廷，特别是乾隆皇帝才热衷于开疆掠土。在他的统治下，清朝的疆域扩展至外蒙和塔里木盆地，尼泊尔、缅甸和越南成为藩属。[48] 清以前的各朝（元代除外）的边疆政策是建立在中国汉族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框架中。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世界是等级制的，周边的缺少高级文化的夷狄或保护国以朝贡的形式表示臣服，天朝也通过怀柔之策，或货物易换的慷慨条件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当夷狄索取过高而得不到满足并进犯边陲时，天朝惩罚性的军事活动便成为必要。中国的边防和外交政策总的来说并不是黩武的。
现今留传下来的大量清代文献是有关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及相关事件。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西方汉学家们更多地了解到这些文献，从而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度。令许多汉学者感兴趣的是地方精英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魏菲德等人认为从16世纪中叶起，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变得激烈了，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出仕的和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在地方上形成上层乡绅和下层乡绅两个集团。
乡绅出仕做官时，行事多以朝廷的利益为准绳，而退休回到故乡，则往往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影响和地位获取财产，为自己的宗族和地方谋利益，兴办水利、教育和慈善事业。中国乡村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和原则间达到某种平衡的情况下演进的。
农村的动乱是在多种原因下发生的，并不一定是由灾荒或反抗朝廷或抗租所引起。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大姓之间为争水、争地、控制重要交通运输线和市场而发生械斗扩大化造成的。约翰·威尔斯认为从明末开始，中国农村出现某种武装化过程，明朝的崩溃和清军的入侵带来的危机感使乡村行政组织和社团发生变化。在江南，过去存在的各种准军事组织，例如防盗匪和守护庄稼的自保组织、团练等同乡绅和普通民众一起合为一支地方自保武装。[49]
城市里的骚乱也是多种原因，例如抗税、抗议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反对某项官方法令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汉学试图探讨把乡绅和普通民众维系在一起的那些结构性力量。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正是在这种制度结构框架内建立起对民众的统治。
帝制时代国家对社会的统治程度是一个引起很大关注并争议颇大的问题。威特法格尔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曾认为帝制中国君权是不受节制的，皇帝及其权臣亲信牢牢控制着行政官僚机构，严密防范任何集团对皇权的挑战。魏特法格尔的观点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日本汉学家Nalto Konan与魏特法格尔相同的观点却被美国和法国的汉学泰斗，例如费正清和吉奎斯·格尔里特（Jacqnes Gernet）等人所接受。Nalto认为唐下半叶贵族势力的削弱，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宋以降，皇权加强，行政官僚系统，特别是首辅的权力衰退。到明清，官僚士大夫们变成皇帝的奴仆，丧失了合法的权力来质疑君命的合理性。[50]
20世纪80年代黄仁宇的著作修正了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黄根据《明实录》，特别是其中有关万历朝时期皇帝与官僚的纠纷记载，勾勒了官僚是真正的统治者，而皇帝只不过是官僚集团手中的工具这样一幅图景。晚近的研究更多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管理调节机构，一个使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的工具。[51]
国家通过教育和科举考试在意识形态上控制社会是许多汉学著作研究的重要题材。教育在传播儒家意识形态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历朝几乎都把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查费在1985年出版的书中认为宋代所主要关心的是通过标准的科举考试找到道德品质合格的儒生担任公职。南宋时官方学校同民间书院已出现教学目的的分叉，前者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后者在追求真知，强调达到个人道德的完善的理学的兴起预示着官办学校的衰落。[52] 受教育和赴京应试的昂贵费用使之成为少部分人的特权，宋以后，教育机会增多了，私立书院成为保存和传播儒教精髓的中心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会所。至元代，进书院读书是儒生在异族统治下的一种很实际的应对举措。明代，书院的重要性增强，而科举考试的质量则下降了，考试的范围已不再是必考五经。在清代，满清统治者为了把汉族儒生整合进官方政治主流，并为官僚行政机构遴选人材，于是发展了教育。[53][54]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士大夫忠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材。海格尔（John Haeger）认为在中国，忠诚是一个社会交往方面的德行，它守护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对国家的忠诚同无条件的忠君连在一起。斯特鲁菲在她的两本书中，研究了明遗臣和士大夫对满清招降入仕的反应。明末儒生的妥协程度与儒生的年龄相关。黄宗羲和顾炎武拒绝为官清廷，却鼓励儿子到清政府任职。魏菲德的著作考察了不同地区明臣和儒生对清朝的反应，提示了儒生相当复杂的选择，投降、合作、自杀、抵抗和退隐山林等等。[55][56]
皇帝如何通过操控带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和典礼来表现自己的正统合法性也是不少学者的研究题材。纽奇姆和热托对国家宗教仪式的界定以及它在朝廷内外的意义进行了探讨。[57][58] 每一个朝代都借助一套国家宗教仪式和典礼来强化社会政治秩序。威尔士研究了从汉代至清代的国家仪式的内容，他认为这些仪式表达了国家在土地和农业生产、家庭、上下级政治关系以及宇宙和谐等方面的观念和意愿。[59]
清初的统治者如何使自己成为儒教国家的开国之君的合法化过程也成为不少汉学家的研究题材。亚当·雷研究了多尔衮摄政时期，如何在汉族监察御史（cencor）的建议下巩固新政权，钳制腐败。克斯勒和斯宾塞等人则探讨了康熙皇帝14岁亲政，逮捕摄政鳌拜，镇压三藩，收复台湾，抗击俄国和外蒙古，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过程。费希尔和费维恺描述了雍正皇帝推行密折，让官员直接向皇帝密报官场是非，改革八旗制度，斥责歧视汉族官员的言行。他们认为雍正的这些举措有助于消除官僚的政争。[60][61][62]
五 后现代视野下的清代社会历史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西方汉学产生影响。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是该项成果中最为著名的一本。该书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产物”，它把“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使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呈现一种全新的诠释。[63] 后现代主义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它以关心受到压迫的、卑微的社会阶层和非主流文化现象而著称。后现代主义新汉学偏离过分关注精英和上层政治生活的旧汉学，试图把过去受到忽视的下层普通人物纳入新历史编纂的视野。不仅是从事农耕的农民、商人、市民、工匠、店员、妇女、佃农、奴仆和少数民族都成为新汉学的历史编纂题材，他们的生活在汉学家研究特殊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变迁中被加以认真的对待。
精英阶层的内涵也被扩大，包括从旧历史编纂所属意的儒生士大夫和政府官员到包括所有能够参与政治运作的人，如握有重兵的将领、富商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等。许多情况下，精英和下层的区分存在界定的困难。“中国下层的历史”有两种编纂的趋向：一是研究下层人员政治经济上遭受压迫的状况；二是研究他们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的作用。前者特别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所谓贱民，包括陕西和山西省的从事音乐的家庭，广东省的船民等等。这些受到歧视的人户籍注入另册，不能参与科举考试，与一般臣民相比，权利受到更多限制。
汉学家们试图在各地找到这些贱民，对他们的生活加以描述。柯尔关注在绍兴的贱民，安维尔利探讨长江上游等地的棚民。[64][65] 农奴成为不少汉学家的研究对象，温思研究了唐至清代农奴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农民如佃农和短工的区别。[66] 伊懋可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日本东京汉学派的影响，认为从宋至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同农奴不相上下。东京学派否认自唐朝贵族衰落和以才取士的科举制实行以后，中国社会的等级划分已不太严格的观点。
许多西方汉学家认为在农民的地位和农村的土地关系上16世纪是个转折点。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引起农业的商业化，新型的农业管理和土地所有制，乡村手工业的蓬勃使明末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67] 农业的变化伴随工场手工业的产业专门化，市场和商业活动的扩张，以及新的契约关系的出现。[68]
妇女史的研究也是后现代主义新汉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汉学家所探讨的对像不仅限于下层妇女的生活，也包括宫廷仕女、上层阶层的女性，她们如何操持家务，她们的情感世界和文化程度等等。[69] 伊懋可和曼认为随着妇女的品德越来越成为道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妇女的地位趋于恶化。瓦蒂纳的研究显示一段时间内，要求寡妇守寡甚至殉葬的社会压力增大了。[70][71][72] 在研究妇女史和其他下层人民的历史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所依据的文献史料大多是精英阶层撰写出来的，其中充满了对妇女和下层人民的偏见。
后现代主义也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清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某个特殊的层面和某一特定地区。新汉学的结构主义流派并未提出或运用特定的哲学和历史解释理论，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计量史学的影响，研究的范围从俗文化到人口模式，非常宽广。他们不太注意历史事件的细节，而专注于分析在中国某一历史现象的结构和内部的机制。他们所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及原因，结构主义新汉学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主义绘画，关注每一个主体的内部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样的观点使他们能够跨越朝代，较为全面地研究某一现象，例如气候、疾病的传播、营养、食物供给、识字率、儿童的福利等等。[73][74]
这些研究不仅在中国各个地区之间进行比较，而且都运用数量化的研究手段。历史人口学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学者们对18世纪人口剧增的原因争论不休，认为人口的增长到19世纪已超过了中国耕地能够支撑的限度。一些学者研究特定地区和时期的人口问题、节育措施和迁涉等等。[75][76] 詹姆斯·李等学者探讨了食物供给状况与人口增加的长期模式，并通过赈灾款项来估算人口数字。刘翠蓉把全国范围内人口的增长与人均消费水平联系起来进行分析。[77]
结构主义史学不仅看到中国社会的地域性的空间结构，同时把清代中国社会视为由若干社会层次组合的等级结构。它研究中央政府的权势人物和省级统治人物、总督和巡抚，他们的政治行动及其影响，研究震动全国的历史事件和声望超出地方的思想文化界人物等等。它也研究在政治体制基层提供实际领导的人物，如士绅、土豪、宗教专职人员等。
结语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一，汉学研究的重阵从早期的荷兰、法国、英国转移到现在的美国。这是同西方世界中政治、经济和学术中心的向美漂移相一致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达，科研人员的众多使她在汉学领域具有理所当然的规模优势。二战后在中国周边进行的两次战争也促使中国研究在美国受到重视。第二，近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领军的西方汉学研究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若干重要变迁：从二战后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解释框架的中国历史研究，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再到70年代以来的“新汉学”和近两年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诠释。这些变化固然反映了西方学术重视推陈出新的传统，也是由于研究者们在汉语的能力上受到更好的训练，另外近年来西方思想学术的时代潮流对汉学研究这一特殊领域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清史研究工作取得的巨大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学者注重对史料文献的实证解读的学术传统同运用（国外）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进步也折射出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对话所带来的益处。本文所提到的这些理论、范式、概念和方法的运用在我国清史研究中并不是罕见的，然而系统了解西方汉学清史研究的具体成果仍然是必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为我国历史学家在对西方汉学清史研究已十分广泛了解的基础上，再提供一个有关其发展的总的框架的说法。
【收稿日期】2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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