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建构及其后现代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后现代论文,文化与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研究及其建制化与学科形成
女性人类学(Women Athropology)，西方亦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Feminism)人类学。 [1]作为一门学科，女性人类学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欧美女权运动及其妇女研究(亦称妇 女学(注：它不同于“女性学”，后者当为女性生理性为主的研究，前者是综合性妇女 研究。)Women's Studies)而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此时，女性主义由对外批判的政治 行为走向了理性思考，投入了与学术的结合。其直接成果是女性主义美学、文学与妇女 学综合研究的建立，以及与人类学理论的接合。女性以自己的意识重新观察世界，揭示 社会结构和人文理论的不合理。以男性批判为过度的自我反思是这一时期的特征。质疑 女性现实地位与人格如何由文化强制形成，女性角色冲突的实际因素是什么，女性是否 有完整的精神结构，女性自身对男性强力如何默认和自我压抑。非主体意识成为自我批 判的重心。社会性别研究成为此后妇女学研究的基本内容，[2](P1)这是早期女性主义 人类学的核心成果。[3](P145)其后它经历了由传统向非西方、后现代发展的里程。
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妇女，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制度的被动执行者并由男性代言 。研究主要涉及女性自然特征、心理特征、婚姻状况及其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男 女平等为宗旨的女性主义所引发的人类学妇女研究，以批判人类文化中男性本位主义偏 见为起点，研究两性差异、其社会历史成因和分析模式，论证女性在人类历史中应有的 位置和权利，阐释女性受压抑的根源和自主条件，开始了女性作为社会文化主体和研究 者主体的历史。女性人类学(注：我国80年代出版的《女性人类学》(禹燕著，东方出版 社，1988)，其概念不同于妇女人类学。前者是以哲学抽象的方式，以人为基点，论证 女性的历史和现存结构；后者则是人类学的妇女研究。)逐渐形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学科。
1971年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形成女性人类 学者的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4]并于1974年出版，成为女性人类学的第一本 重要论著；继之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讨论会形成了《迈向女性人类学》一 书，[5]于1975年出版。它们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 的重要著作有《妇女与殖民化：人类学的观点》[6](纽约，1980)、《社会性别与亲属 》[7](斯坦福，1987)、《社会性别与人类学》[8](华盛顿，1989)、《女性主义与人类 学》[9](明尼苏达，1988)、《超越第二性：人类学中有关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趋向》[10 ](费城，1990)、《站在知识交叉点上的社会性别：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11 ](加利福尼亚，1991)，标示了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结合的轨迹及其不同阶段的成果。
美国妇女研究的机构化较欧洲早和快。1960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妇女学者独立的研究 中心瑞德克利夫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类妇女研究中 心达50个，[12](P4)政府部门及政策制定者成为其重要的支持者。全国性机构如妇女研 究全国委员会(NCRW)和“全国妇女研究协会”(NWSA)，提供研究组织及个人合作的信息 与出版。
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欧妇女运动的妇女研究，也具有深厚反传统特征，同样 面临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然而其发展进程与规模不及美国。荷兰1976年设立第一个妇女 研究职位，20世纪80年代初妇女研究机构化和专业化。法国妇女研究出现于1970年，以 知识性，学术性见称，非集体性是其基本原则，发出每个妇女自己的声音和人人参与民 主是其核心特征。1982年首次召开法国妇女研究会，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妇女研究一直 没有成为法定课程。[13](P78、81)理论激进而机构滞后成为法国妇女研究的格局。德 国的妇女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早期建立“创立妇女研究大学中心”， “妇女研究跨学科小组”以及民间妇女研究机构。英国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妇女研究 与教学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其机构化受到市场化倾向的淡漠。20世纪80年代前苏 联开始妇女研究并在大学里广泛开设妇女学，但其机构化未完成。北欧五国的妇女研究 与主流政治协调较好，受政府资助，机构化速度较快，但起步亦晚，独立程度较低。
在此，反对“进入主流”的观点认为，进入主流会削弱这一研究的学术和政治力量， 妇女研究要有独立的研究与教学。在两种过程的努力中，美国都先行于欧洲。1973年美 国妇女研究课程已由1969年的17门增至2000多门，[12]为人类学妇女研究提供了丰厚的 土壤。更为直接的是，美国具有妇女教育和人类学妇女研究的基础。20世纪上期设立女 子学院，1930年学术领域的女性人数比例已达32.5%；[12]20世纪40年代，设立了三个 妇女历史档案中心，结束了美国妇女“无历史”的史记。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立“妇女 受教育机会委员会”，产生了“妇女教育会议”。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适于妇女生活特 点的成人继续教育运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者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阐释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 作用，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美国妇女研究的经验和理性的积累及其机构化， 无疑为女性人类学在美国首先诞辰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人类学妇女研究不再以女性研究 论说社会、历史、文化，而是以后者来论证自己，并有了自己的理论主张、研究队伍、 教学成果、组织机构，它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了。
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历程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限，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自20世纪7 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以文化建构和社会性别研究为开端和核心作第一阶段，它是 女性人类学的早期研究，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两性差异视为一种社会关系， 但未研究其复杂的社会决定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始至中期，以历史建构和妇女社会地 位与权利研究为中心作第二阶段，将女性研究置入广深的社会权利关系内涵中。第二时 期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是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和妇女自主观为主 题的时代。
二、生物建构与文化建构
早期人类学妇女研究没有形成关于性别的单独研究，并多用来支持人类学进化论的观 点，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表明人类社会早期形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1884)，以性别分工与压迫来论说社经与阶级的关系。性别作为专项的妇女研究 ，始于生物学基础上的心理学分析，如两性在思维力、认知力、感知力，意志力方面的 差异；继而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以社会学、人类学中婚姻家庭文献 为依据，认为心理现象有直接的生物性原因，性别行为以生物本性为前提，强调生育活 动对女性心理、行为的制约。据此，妇女角色即是与婚姻成功和责任相连的性—生育— 妻子—母亲，其最高价值即实现上述“本性”。其性别特征则为被动接受、依赖、谦顺 。20世纪40年代，由此形成的美国女性“奥秘”论宣称女子的最高价值和责任即实现上 述“本性”，追求独立职业的妇女被称为非女人。在此，最先和具典型性的是弗洛伊德 (1856～1939)的女性说。其基本概念是女性阉割情节与男性性器官妒。基于此，女性是 不完整的，具有脆弱、自卑、挫折感，需要怜悯，但她们的天性与命运不可改变：不如 男人，她们的主要作用是“照顾男子的需要”，“法律可以给女子过去得不到的东西， 然而其地位毫无疑问将和现在一样”(1883)。[14](P82)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气质理论[ 14](P82)成为弗洛伊德(1856～1939)女性说的传播，并影响到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 、美学。性别研究的生物决定论，即男女特性由其生理结构所赋予的体能攻击性差异造 成，在社会领域找到了依据：劳动分工基于性别差异，妇女多从事抚育、采集和纺织， 男人则从事政治、制造和战争。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两性还存在着远远超于源自生理的行为，人格等差异，而许多动 物并无此区别。20世纪60年代后期斯图尔德多线进化论对单线进化观的扬弃，阐释了人 类社会多种不同演进方式，引起人类学妇女研究对马林诺斯基和米德对于弗洛伊德生物 心理分析模式的文化批评，特别是对米德的经典论著《三个原始社会的性与气质》(193 5)的回顾与关注：在新几内亚相隔不远的三个民族中，按传统标准，Arapesh男女都倾 向女性化，Mundugumor男女都倾向男性化，Tchambuli是女子男性化，男子女性化，妇 女是实际的生产劳动者，男子多被动。作者试图说明性别差异是社会制度特征与文化特 定方式的功能结果，一定时期一个社会对不同性别要求不同。这项研究给予生物决定论 有力的质疑。同时，本尼迪克特关于“文化是人格的放大”的论述[15](P52～119)与之 形成了具有人类学特色的“文化范式”；继而西蒙那德·波瓦《第二性》“性别生成论 ”，也提供了对文化研究视点的支持，形成了对弗洛伊德女性说的驳击。贝蒂·弗里丹 《女性奥秘》指出，弗洛伊德完全忽视了文化意识及其相对性。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传 统与氛围促成了性压抑、性否定，性恐惧，弗洛伊德沿袭其时代限制女子的生活观，适 合了二战后人们精神疲惫与空白心理，成为一种精神分析与行为科学，但它将20世纪的 女性等同于100年前的女子，以男性性器官妒阉割了现时代当为妇女所拥有的新机会。
基于上述认识，构成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文化决定论的基本共识：性别和文化观念与 社会体系相关联，性别差异是社会依据不同性别待以不同方式并具有不同行为的结果， 它随社会的演化、民族志的不同等呈现变化，形成不同的性别意识形态，即文化形成性 别角色的差异。在此，性别概念本身已超越了生物的性的分类与认同，附加了社会对两 性不同行为的认定，适用于服饰、角色及其他文化认可的行为特征，成为社会身份、角 色的特殊划分。对此，妇女研究者以“社会性别”或称“两性差异”来指由文化造成的 性别差异，以区别生理上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术语的确立进一步阐释了男女差异根本 而言是源于文化期待和体验，而不是生理差别。在此“两性角色”也取代了“性别角色 ”而称社会性别角色。文化决定论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
文化造成两性差异。人可以被以异性特征塑造其性格行为，金西(1958)、金斯利·戴 维斯(1971)和加农·西蒙(1973)的研究都表明，人的性活动是社会化赋予的：“并非每 一个人都从事各种类型的性活动”，而且一般都遵守当时社会文化的规范。同性内存在 个性、年龄、阶层、职业和跨文化差异。森德海姆认为女性存在传统与非传统特征之分 ，阿斯廷则以职业型和家庭型说明女性群体内变异性；家境不佳的妇女往往关注经济需 要的选择，家庭有一定地位的妇女则关注于声誉和自主性。人类学资料表明，许多民族 中女性的坚毅耐劳得自文化的认同；“穆斯痛经问卷”(1969)符合美国女性样本(西尔 伯吉德，1971)，但于瑞典、印度等妇女中却未反映出生物因素决定结构(卡尔伯格，19 72)。同时，异性间存在男女文化观类同与中性化。同一专业、职业的男女思维，价值 取向相近(D.戴维，1974)；许多个人既有男性特性又有女性特点，而兼有两性特点的人 往往能更大范围地适应环境(贝姆，1975)。创造型个人比一般人的两性角色更少固定性 ，比一般人更易接受而非拒绝异性特长(坎纳，1976)。传统上对性别差异的注重掩盖了 男女在许多方面近似的事实。
文化造成两性差异的主要社会因素和过程是，两性角色是经文化规定并习得的。儿童 没有角色概念，完全从自己的角度看世界。但是人们从小就开始被标明性别角色、培养 性别意识，父母根据其性别不同，给予不同色调的衣服、不同语调的话语，鼓励或阻止 与性别相符或不符的兴致、选择、情绪，给予不同方面和程度的自由；同时家庭内的劳 动分工及其作用范式为儿童日后行为特征提供模式，学校以多种方式灌输两性差异，教 学安排再塑造不同性别，不同地评价个人行为。随之，每个人的任何意识都须与性别特 征相一致，否则即被社会否定。这一过程即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及文化的内化过程，在此 过程中，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主要是家庭、学校、群体和大众媒介。两性角色的分化复制 了传统文化规范，并进一步受到这一结果的制约。
基于人类学文化分析的两性研究的文化建构，代表着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开端。至此， 人类学妇女研究已发生质的变化：其研究领域扩大，其研究对象和范畴有了新的角度— —社会性别；其研究主体由男性及其女性学者转为女性自身；其理论方法本身具有了社 会意义。
三、社会性别研究模式
传统人类学中的妇女研究包含于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性别角色的研究，女性人类学 者米德、本尼迪克特，大多被视为实践者而非理论构建者。20世纪70年代以女性主义和 文化决定观结合为前提的女性人类学，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 影响，开始了社会性别的探讨，改变了传统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使社会性别成为女性人 类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主要包括：社会性别与妇女地位、社会性 别与人类起源与进化、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社会性别与劳动力分工、社会性别与语言 行为、社会性别与国家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基础的研究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 世纪80年代中期。
妇女生活地位成为社会性别研究的始点，涉及到女性概念、角色、身份和认同，包括 对“妇女不洁”观念的批判、对“家庭：社会 = 妇女：男人”逻辑的批判、对母亲角 色的反思和对女性低下地位的认同等。文化将女性定义为生儿育女的角色，正是女性附 属地位形成的社会基础，而两性差异不仅仅是家庭范畴，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性别分 工割裂了男女。开始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研究其与男性的差异。美国妇女学者提 出需要修订通常的历史分期，以使妇女生活得以纳入正史(琼·凯利，1977)；英国的女 性人类学，讨论妇女作为沉默的群体的地位；法国则重点研讨性别歧视与压迫。
女性人类学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1.关于“人”的观念，质疑以男性 形象来表征人类、代表人类进化过程。有关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概念，过程只是男性 能力所达的成果，男性自然成为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主导者、生产活动与提供者，女性只 是被动接受者。2.人类学史前研究将女性作为生产过程和精神文化创造者，开始研究史 前人类性别的文化关系如何产生，各种历史形态对性别角色关系如何界定。
亲属制度研究，旨在了解女性在亲属关系中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人类学逐渐 对“亲属制度”提出质疑，认为亲属称谓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并非 在任何文化或社会都是一样。许多人类学研究不再将之作为重点。
关于劳动力分工，早期女性人类学受马克思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影响，认为男女分 别主要从事与生产和家庭有关的劳动；20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修正和补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认为男女分工自然发生的看法过于绝 对化。[16](P146～149)妇女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是生育，而且并非所有女性都承 担这一角色；人的再生产不是妇女自己的问题。突破了传统女性研究与两性关系的局限 。
女性人类学关于语言行为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社会 交往和政治的关系。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语言行为与权力运用关系，是女性人类学的一 大贡献。
女性人类学一以贯之的领域还在妇女与国家的考察。20世纪70年代李柯克、雷特和沙 克丝的报告认为，国家的出现限制了妇女的活动空间。80年代希维布莱特分析了国家形 成的不同，并非以同等方式带来妇女的历史地位。凯利则考察了殖民主义对性别关系的 影响，即资本主义传入非等级社会，瓦解了原亲属关系制度，带来了妇女的隶属地位。
学科的产生伴随着新的解释方法，20世纪70年代广为应用的两性不平等分析模式为《 女性、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自然/文化，家内/公共(领域)二元说。欧特娜(Sherry
Ortner)以自然/文化解释两性关系，认为女性活动多与自然过程相连，男性从事的生产 、技术与理念发明，高于自然文化创造，因而其价值和地位被认为优越于女性。罗萨多 提出，母性意识和“女性的家庭定位”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这使男性更多地活动于 公众领域营求政经资源，家庭不能竞争于社会，便构成了两性的家内/公共格局。另外 ，男性的生产角色和女性的生育角色框建了生产/复制二元说，也解释了两性支配/附属 关系。这一模式显然接纳了20世纪60年代末广为传播的列维—斯特劳斯以思维类比解释 社会的方法，并使女性附属性得以强调和普遍认同。
20世纪80年代初上述解说受到跨文化论点的颇多质疑。斯琴利格、布里格丝及沙克丝 都提到，两性在享有同等生产资源和方式的初民社会，其地位平等。李柯克等论陈，一 些社会原居民的两性不平等，是欧洲殖民改变当地经济形式形成的。麦克玛(Carol
Maccornack)和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自然文化与性别》指陈，两性角色的自然 /文化观是西方式的，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二者没有截然或优劣之分或一致联系。家内/公 共男女划分，也被指出西方式家庭为次等的偏解。在家族制度下二者非上下分立，且男 性是家庭领域重要角色。显然上述解析模式因标准单一未虑及文化差异与变迁而限制了 研究，也说明了人类学结构主义二元方法的局限。
同时，功能主义的静态局限受到公论。不论是自然/文化或复制/生产，都呈现出传统 文化观的沿袭，将女性活动归于单向生殖。这反映了功能学者的主旨，认为一种社会秩 序起作用，是因为文化规范和绝大多数成员履行其社会地位职责，即文化认为妇女怎样 ，她就怎样，而无其他选择，而跨文化的评释似乎意味着存在即合理。这只利于文化传 统的认定而不是改变。然而男女不平等的传统恰是人类文化的长期产物。功能主义忽略 矛盾、差异和变迁，它解释两性差异如何存在，但未揭示两性不平等形成、持续的文化 条件。
于是一些学者转向历史分析，考察不同时期妇女的地位，以解释妇女历史变化的中心 环节(E.P.托马斯)和其地位改变的可能。同时，否认功能主义文化整体观的心理动力学 民族志，指出社会对思维模式形成的作用；新结构主义关于社会与文化形式间的权力形 态(道格拉斯)，结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支撑，及文化逻辑与社会现 实、权力结构联系的主张均产生了影响。女性人类学在延伸文化视野的同时，开始联合 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关注到两性地位与生产方式、社会权力、阶级、种族意识等关 系，形成了两性关系的社会历史建构，代表作为《自然、文化与社会》；[17]继之受到 政治经济学派论说影响，外来因素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渗透、改变引起注意，突出研究了 全球资本主义对原住民和土著社会两性文化生活的冲击；另外一些学者受冲突论影响， 开始关注以经济不平等引起的两性不平等；[18][19](P417～418)女性研究开始置于更 广深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架构中。
四、妇女社会地位研究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阶层，不只具有性别归位，应有多重社会位置，而不平等及其 多层面性，使她难以获得多种社会地位而成为社会结构的部分。男性有优先的继承权和 财产支配权，按自己的意志建树国家，男性的规范成为人类的道德，女性整体上处于政 治之外。20世纪初美国妇女才取得投票权，在100名参议员中只占两位，在总统顾问团 中只占一位，全国只有一个女州长，至美国第96届国会，女性只占参议员0.6%，占众议 员0.9%，律师和法官中只占9%，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女议员只占4.7%，在欧共体中19 70～1982年男子失业人数增加1倍，而妇女增加7倍。[20](P83)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构成因素是多重的，包括社经阶级、文化教育、职业婚姻、角色年 龄、族群国家等；这些因素起作用时或有关联，或各自产生影响，因而地位关系又非绝 对。怀特曾做过93个前工业社会的跨文化比较，认为没有一套通用标准或最重要因素可 以衡定女性地位，女性间也有差异。朱迪思·贝特纳指出了不同种族、民族、阶级的女 性有不同文化、利益观念。[19]通常构成女性地位的负向指标有：父权制下的从夫居、 早婚、包办婚、男子继承权、女性歧视与隔离、多妻、男子初夜权、守寡、家务、禁止社会活动、失业率、非正式职业、男女不同酬；正向指标为：妇女财产继承和支配权、婚姻自由、夫妇平等、妇女资助、就业与教育机会、政治参与；中性指标有：财产使用权、管理权、父母、丈夫的地位、职业及收入等。
一般地，学者讨论女性地位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前者如李柯克与珊代，以经 济获得自主为女性高地位标准。李氏认为资本主义和采猎社会男女权益差异，正是基于 二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同。珊代也以女性是否参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是否有产品控制 权为其地位重要指标。还有许多学者从观念层面，认为声望可以赋予高地位，亚非拉美 社会母亲角色(尤其是老年)的高地位，是精神的而非经济上的(布朗、肯恩)。按马克斯 ·韦伯的阶级分层方法，政治地位(权力)与经济地位(财富)和社会地位(声望)相并列， 而且事实上它是地位的重要成因，经济地位在政治场合有时没有意义。许多收入不低的 妇女并没有摆脱家庭束缚和不平等关系。她们的工作意味着家内和家外的双重劳动。
文化对女性职业、教育的限制，仍是影响女性地位的现实因素。大文化认为女性不宜 竞争，职业是男性的领域，女性的成败在于婚姻。女性学业领先让位于男性的现象随年 龄而增长，她们大都考虑传统职业而非发挥创造性，其创造力只在“女性气质”下发挥 作用，大多数不愿做出职业女性的自我归属(奥本海默，1972)。避免不被婚姻认可成为 其职业选择的通则。说明即使从业妇女亦未能无视对传统的妥协。妇女在许多社会场域 都受到冲突标准的压抑：职业、家庭负荷要求妇女自强、有能力，包括精神、心理健康 都以男子型为理想，而“正常”、“成熟”的女性又不能脱离传统模式，在气质上顾虑 、畏惧社会的排斥。
职业、教育的性别框定，阻碍着女性就业、成就的信念与机会。求职妇女的总失业率 比男性高1/3(J.A.谢尔曼，1986)，不断提高的职业技能要求就业者相应的受训、受教 育程度，然而，职业分布是教学结构的反映，妇女较少得到高技能训练的支持。同时， 家庭的阶层背景对女性的成就机会有重要影响，个人的阶层位置多少取决于其父母的社 经地位。父亲属于工人阶层，本人受过良好教育者，其正向发展机会和父亲属于中产阶 级而本人未受教育者相同(伯恩鲍姆，1971)。不同教化方式影响着其阶层和家庭的女性 个性。社会下层往往传统两性观念深厚，尚未自立就成为母亲或做母亲犹离开社会的女 性则无益于子女学业的成长；而父母有社会固定职业的女性可以体认到婚姻与事业的结 合，并有助于创造性的启发。
女性整体自我意识，对于妇女地位至关重要。妇女长期的自律心态强化着男性社会的 秩序。罗珀(1980)美国民意测验中，有1/3以上妇女反对为改变其地位而付出努力，好 几个州关于男女平权的建议因妇女的反对而告终。妇女在摆脱主妇定位时，会遇到其他 主妇们的指责或鄙视，对男性在家照顾子女有69%的妇女给予否定(哈里斯，1971)。反 映出性别歧视与偏见已成为女性自身意识的一部分，而这种自身障碍需要认识和克服的 强度，不亚于来自男性的压力。
五、妇女权力与自主研究
妇女走出家庭是否就有社会地位?妇女有了经济政治职位，是否就有家庭中的地位?就 业本身并不代表妇女地位的改变，它可能成为一种附加角色，意味着妇女承担双份劳动 压力。只有当妇女拥有择业的自主权，它才是一种结构变量。在衡量两性关系是否平等 时，“权力”常与地位概念交替使用。它亦有多种来源和层面，不只存在于公共领域， 也存在于家内领域，不只有正式的法定权力，也有非正式的个人权力。关于权力的定义 ，史密斯(Michael Smith)认定为“有效地对人事采取行动的能力”；罗吉斯(Susan
Rogers)认为它包括影响力和对资源的控制与资讯的掌握，这些资源包含政治、经济、 宗教或人际任何可供利用的内容。因此，女性除了母亲的权力外，还多用舆论来对抗男 性中心、争取自身保障，对男性主持的公众事务抗议、批评论说。这些虽然表现为弱者 的权措，但显现着女性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化，也会主动营求权力，是行动的主体，个 人对文化有反作用力。
20世纪80年代初性别歧视与不平等批判似乎使妇女成为被动消极的主体，而不再作为 热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妇女研究的中心，并认识到其与民族、种族、阶级等 相连，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变化，在此女性自主性凸显其价值。同时对功能主义整体观 的否定，也否定了公共象征的决定性，注重表现人格、场域的多样化，突出了主观、自 我和人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实践论与权力论，阐明实践并非都复制文化体系，还可促生 不同社会模式，社会性别理范对实践的约束力有差异，为妇女自主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背 景。80年代中期后女性的自主性成为妇女研究的瞩目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自主概念 来补充女性的“权力”。认为即使在父权极端发展的社会，女性也有出自其意愿的行动 能力，对其活动有某种程度的掌握。朱迪思·贝特纳指出社会体制不同妇女社会境遇不 同，有被压迫和歧视，也有能动和反抗。[19]随之出现以女性为主的民族志，如弗瑞德 (Erika Friedl)著述即使在伊斯兰社会的伊朗迪卡妇女，也善于创造出他们的文化哲学 ，反映出两性文化的动态性。女性的自主也在妇女团体的组织与运动上显现出来，许多 研究注意到妇女将联合争取政经资源改变其地位。其正式组织透过社会和政治参与，影 响男性中心社会的权力重新分配；非正式组织在社区网络提供抵制男性的经验。
在此，女性权力与国家、少数种族与民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女性身份差异研究具有代 表性。女性权力与国家的研究注意到在两性不平等社会，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社会价 值均反映出国家的男权本质，并且男性特权可独立于国家体制，二者对女性劳动的控制 同时维持对国家和家庭的权力。提出关注的几个问题：有关妇女的社会福利与保健；国 家机构如何使国家思想体系对妇女产生影响；国家政体中妇女与男性参政的同等机会； 国家对妇女组织的态度。[9]人类学的研究还把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定位到具体的历史、 文化条件中，认为妇女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存在着族群、种族、宗教、阶级以及认同 等差异。[21](P140～171)
女性人类学开始关注少数种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开始以非西方文化反思西方中心主义 视角，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人类学者在本国研究的展开， 以及一批美籍非洲裔女性人类学者如邦迪、邓汉、戴格斯、格林、德洛尔等人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有色妇女学者开始批评白人女学者忽视种族、阶级文化限制下的性别定位 ，将其研究同其父辈家园和族属联结在一起。美国的女性人类学者在批评性别类比思维 的基础上，提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22]将性别与种族阶级 一同融入社会结构。指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化与阶级局限，不能解释女性经验的复 杂多重。认为西方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后现代的女性主义，都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 性对性别不平等的抗议，[23](P315)而第三世界妇女争取的男女平等与种族主义和经济 压迫相连，妇女被歧视压迫的根源，不仅有父权制、国家，还有第三世界的国际地位， 西方女性主义倡导的“姐妹情”有其局限性。[24]西方女性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女性一元 化的认识，忽视了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视第三世界妇女为落后、走向解放的进步途 径，反映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25](P85)对第三世界女性无反抗意识和力量的看法，[ 26](P301)不仅否认了事实，还表现出西方女性经历和所关注问题的差距。不少第三世 界女性学者认为女性主义具有特定时代和文化含义，而一些人认为女性主义本身没有民 族种族属性。[27](P16)受此影响，欧洲90年代初女性权力研究注意与人权的结合，及 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探讨。英法德荷比等国一些黑人女性学者考察移民、难民妇女生活， 并提出挑战性问题，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尚未成为女性人类学多种声音的一种。[28] (P198)亚洲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隶属于史学和民族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妇女研究 本身渐已形成，女性主义艺术作品正不断问世。
六、后现代主义女性人类学研究
真正使传统女性人类学理论受到挑战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潮， 使女性人类学理论更显人观的多元。基于人权观的女性主义在争论主体性的同时，发生 了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认为两性平等观是男权思维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 抑问题。把进入男性领域、达到男性标准当作权益，这仍然是以男性衡定女性的作用。 其代表者丹妮斯·雷丽(Denise Riley)指出，它意味着传统女性主义是单线的。[29]另 一位新派女性主义者朱迪思·芭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破除男权制度最为有效的方 法，是打破性别装束和举止模式，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随两性差异而产 生的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30]唐那·哈拉威(Donna Haraway)指出，“不确定性”是 现时代特征，以破除界限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时代是铲除男权文化的时代。[31]可见新 女性主义者强调性别角色的不固定性和自我解构，以及两性意义的不断增新，从而也削 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性。反对者呼吁，女性主义不应忽视性别歧视的现实并瓦解自 己，社会性别论仍然是女性主义的立足点，[32]它的整体观使女性主义有了意义，过分 强调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消亡。[33]
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与传统女性主义有承接和兼容的关系，[34]都是基于女性对现存 文化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的抵抗。[35]因此，女性主义没有一致确定的研究模式，其基 本方法论，承袭人类学两性研究的文化与社会历史决定观。自我认同是女性主义的重要 概念；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及心理分析越来越为女性主义者采用；自传文体成为 女性主义者通用的写作选择；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也基于人类学不同研究背景，[36](P 248)并成为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心；[37](P625)实验主义民族志所肯定的自我、个 性、主观性，奠定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起点。
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质疑传统经验、注重大众社会、重视不同思想和结构因素等 影响，人类学重新思考异文化的解释性，反思田野研究与写作是否、如何和多大程度地 制造着非西方社会，以再造和再表现异文化维持西方文化权益?否定以超地域模式涵盖 地域模式，否定文化的异族化及对被研究者个性的隐抑，提倡研究者的主观性与对权利 霸权的批评。予以女性自我和权利意识积极的影响。女性人类学家提出：“反思性民族 志只有与女性主义结合，才有可能更敏锐地意识到人类学的定义，研究和再表现其他文 化中所存在的内在的不平等(衡)性。”[38](P115～117)
女性主义对人类学提供论证、借鉴和促动。芮德伟“罗司曼(女性畅销书)研究”指出 ，妇女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渴望，以及消极等待构成畅销书的基础，反映出基层 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分离与冲击、上层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失控，并指出人类学文本忽 视了读者的积极作用。[39](P100)使人类学多元、分层理论具体化，是女性主义推动文 化人类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女性身份的多重性与差异性得到研究，女性学者的双重身份与写作方式的讨论，成为 实验的新“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主要手法，注意吸收边缘社会和社区的女性主义作品， 补充分析研究者自我文化与被研究文化的关系，主张认识到女性身份的“部分”一致性 ：
“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self)可能包含多种认同，他者身份(other)可 能是自我的一部分，以突破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禁锢。”[40](P25)
认为新女性主义民族志应以参与而非主导方式，来表达各种妇女的声音，研究各种个 体及其关联而非一般化，以具体再现不同的文化政治。对此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卡麻拉 ·维斯卫斯瓦朗的《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1994)。
人类学性别人观的研究，指出了西方理论范式的非普适性；然而不同文化和族群间无 疑还存在着人类共通性。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寓于多重架构中，因而无疑需要一种多元 、多向度的互动取向的建构分析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