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非洲现实 研究非洲历史——访陆庭恩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教授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访陆庭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5-0001-07
一、走上非洲史教学研究之路
问：陆老师，您是我国著名的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也是非洲问题专家，今天想请您谈一谈您个人研究非洲史的情况，也想通过您了解一下我国非洲史研究的情况。您是如何走上非洲史研究之路的?
陆：我为什么会搞非洲研究呢?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我1955年进北大，1960年毕业。这正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时期。我进的是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亚非史专门化，当时听了一些课，了解到非洲是遭受西方殖民侵略最早的地区，1415年葡萄牙殖民者就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统治据点叫“休达”城，接着是四百年的奴隶贸易。1884年柏林会议后就瓜分非洲，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名义独立以外，其余国家都成了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起来。到冷战时期，非洲又成为冷战的牺牲品。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在50年代时，就是感到非洲太贫穷、太落后，是世界上最 苦难深重的大陆。我这个人所以对非洲有特殊的同情心，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我的 家庭比较贫困，父亲是小学教师，有6个孩子，我是老大。小学时是靠父亲供养，中学 时就靠人民助学金。由于生活比较困苦，所以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自强不息，对自己有严 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对贫苦的人们有同情心，有了这种信念我就走上了搞非洲史的道 路。
正在这个时候，我赶上了一个好的老师。杨人本楩先生过去是搞法国史的，法语很好，曾经担任过历史系代主任。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候，领导上动员杨先生搞非洲史，另外动员曾留学埃及的云南大学的纳忠先生搞阿拉伯语言，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阿拉伯语系。那是1958年、1959年前后，领导动员杨先生搞非洲史，他接受下来。他当时 年纪比较大了，希望找一个助手，于是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南非 的种族歧视和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篇文章可能是杨先生找我当助手的一 个原因吧。1960年我毕业时就留系当了助教。当时杨先生还有一个任务，是写一本非洲 简史，约20万字，系里还让他在一两年后开一门非洲史的课，同时带非洲史的研究生。 为了让我日后搞非洲史的工作，他让我做几件事：第一是要熟悉非洲，看书。他指导我 看书时让我首先画非洲地图，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画地图?他说你将来就会知 道的，史地是不分家的。他让我画的是彩色地图，包括城市、山脉、河流、国界都要画 出来，将来如果要说南非、尼日利亚在什么地方，不用想就会说出来。比如开罗在什么 地方，拉各斯在什么地方，马上就能说出来。尼罗河、尼日尔河怎么流向，经过哪些国 家等等，都要搞清楚，将来你会受用无穷的。他的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搞非洲 史他也要看书，于是就让我去借书，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都要 去查，作出卡片，然后再去借。他说，这样你就会知道国内哪个图书馆有什么书。他甚 至还给我路费，包括中午的饭费，让我去图书馆帮他查书。后来，我也曾去上海徐家汇 图书馆查书。这样，国内有些什么书，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第二是让我去学外语 ，因为历史系只能学专业英语，要到北大西语系去学，而且要跟班学，精读、泛读、语 法等课程都要拿成绩回来。
这样搞了两三年，1962年下半年他就开课了。他讲非洲史时让我当助教，他说你的助教任务比我重，我讲课是讲自己了解的问题，而当助教要回答学生的问题。你肯定有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不要紧，不能回答的问题你记下来，然后给我，可能我也回答不上来，要去查书。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不要小看辅导的任务，我也是认真去做这个工作的。
1963年下半年上完课后，他说以后我要把讲稿整理出来集中精力写书了，下一年的课你上。我虽然也听了杨先生的课，作了笔记，但要上课心里感到很虚。他说不要紧，你 的讲稿我可以给你看，你也可以吸收我的成果。1964年底开始上课后，学生经常下去搞 四清，上课断断续续，一直上到1966年“文革”前。
“文革”一开始我便受到冲击，因为当时的总支书记受到冲击，我是班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所以也跟着总支书记一起陪斗。当时我不理解，情绪很低，觉得我们一直听党的话，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一次在路上见到了杨人楩先生，他说：“陆庭 恩我告诉你，你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革命我清楚。现在的情况下，第一，你的书不 要卖，非洲史的研究将来迟早要搞的；第二，你的讲稿不要丢，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 心血；第三，外语不能丢，你可以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嘛!”后来我真的按照杨 先生的指点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在那里还是有时 间学马列、学理论的，非洲史的东西也没丢。所以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 恢复高考正式招生，我很快就恢复上课，因为前几年已经打下一定的基础了。所以我感 到，遇到一个好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现在一直非常感激他。杨先生是70年 代去世的，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
二、一定要到非洲去
问：听说您是我国研究非洲史的学者中到过非洲国家最多的一位，而且您还能说非洲比较流行的斯瓦希里语，是这样吗?
陆：亲自去非洲是我一直向往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呢?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到国外去的机会，也有许多国外学者到中国来。记得1979年有位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到北大来访问，想见一见北大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交换一些对非洲问题的看法。学校让我去和他见面，交谈以后他感到中国学者的意见很新鲜，过去很少听到。那次我们确实谈得比较投机，比如谈到非洲国家落后的原因，非洲国家怎样才能改变 落后状态，今后发展趋势会怎样等等问题。谈了以后，他说，你的这个观点我过去接触 得比较少，表示很有兴趣，愿意一起搞合作研究。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他问我：“你 到过非洲哪些国家?”我知道西方国家研究非洲的学者都是到过许多非洲国家的，一般 二三年就去一次，有课题的每年都要去。但是我说很抱歉，我还没有机会到非洲去。他 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感到奇怪，搞非洲的学者为什么没有去过非洲?他也奇怪为什么我 没去过非洲还能够谈出一套对非洲的看法来。他还问我，研究非洲历史都看了什么书? 我说主要是看英文书和法文书，因为从中学到大学的第二外语我都是学的英语，法语是我自学的，大学时还学了俄语，应该说我的语言工具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位美国学者却 说，你所看到的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没有能够看到非洲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话对我启 发很大，我立刻意识到，中国学者要研究非洲的历史就必须到非洲去。他的话我能够理 解，因为一些外国学者所做的中国研究，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到中国来过，所以他们研究 的成果我们往往不太接受，所以中国人研究非洲也会是如此。这样，我就立下一个志愿 ：一定要到非洲去，直接掌握非洲的情况。
会见这位美国学者之后，我继续进行非洲历史的研究，继续到北大图书馆去查资料，北大图书馆资料还是很多的。我除了注意非洲古代历史之外，对于非洲近现代史和非洲的现状问题也十分重视。当时出国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我记得有两次机会，一次是哈佛大学到北大来招访问学者，系里推荐我去，并且进行了面谈，主要是考察英语水平。当时系主任是邓广铭先生，他建议我去，我说我不去。他问为什么，我说我第一次出国 一定要到非洲去，进行实地考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邓先生说：“你的这个思想 没法理解，但是我还是尊重你的意见。”后来，田余庆先生当系主任的时候，英国伦敦 大学东方非洲学院到北大来，想请北大研究非洲的学者到那里去访问，那是一个非常有 名的学术机构，田先生找了我，我还是没去。因为当时出国的机会虽然有，但是还是要 系里教师轮流出去，不可能我去了美国、英国然后又能够去非洲。所以我还是坚持第一 次出国要去非洲。我的这个志向后来国家教委也知道了，所以尽量给我联系，创造条件 。
为了准备到非洲去，除了大量阅读有关非洲历史的文献外，再一个就是学习语言。我 想我一定要掌握一种非洲的语言再到非洲去。斯瓦希里语在非洲是仅次于阿拉伯语的一 种重要语言。当时我已经51岁了，住在靠近清华的东大地。我知道当时国内只有北京外 语学院能教非洲的语言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我就自己找到北外亚非语系的系主任和教 斯瓦希里语的老师，表示要去听课。他们看我这51岁的人还要学斯瓦希里语，很感动， 就决定让我去听课，不收我的听课费，也不收教材费。那时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因为 语法、语音、精读、会话等课我都要听。我坚持学了一年半，同时在北大还坚持上课。 一年半下来，坦桑尼亚、肯尼亚的报纸我就能看了，杂志也能看了。当时有个机会是去 肯尼亚，我申请去，但是一直批不下来，当时使馆的同志也比较着急，因为我学的语言 去肯尼亚正合适。但最后南开大学一位年轻的同志去了，我还是没有去成。我想当时肯 尼亚政府是比较亲西方的，可能怕我这老的学者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吧!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了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学者去访问，由联邦政府出钱。这次我在拉各斯大学当访问教授，还上点课。这一年对我了解非洲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周边国家也有了了解，主要是到喀麦隆、贝宁、尼日 尔等几个国家走了一下，对于一些非洲国家有了实际的了解，看到这些国家的发展状况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殖民统治遗留的后果和现在的民族问题、边界问题以及对它们发 展的影响等等。这次访问也使我看到了非洲国家落后的原因。非洲人民很勤劳，自然条 件也优越，但非洲国家的落后却长期得不到解决。非洲的自然条件带来好的方面，也有 问题。自然条件比较好，水资源丰富，夏季除了沙漠以外，雨水很多，原始森林很茂盛 。但由于自然条件太好，非洲人有一种倚赖自然的心态。他们吃东西就吃香蕉就行，他 们叫“菜蕉”，它个子很大，可以扛在身上，一顿饭吃一根香蕉就够了。各种水果也很 多，野生的东西多，只需要去采集就行。天气热也不需要穿衣服，女人三块布、男人一 块布就够了。这种状况对非洲的社会发展有影响。这些都是我得到的感性认识。
当时尼日利亚的总统叫班巴吉达，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回国后参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建立军政府，但他的管理理念还是实行专家治国。非洲国家由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凝聚力很差。例如尼日利亚一个国家，一亿多人口，有250多个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国家的凝聚力差，民族问题是关键。班巴吉达上台后说，我们国家所以落后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人才，没有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教育人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他说以后还要实行民主政治，要办大学。通过班巴吉达就使我对“军政府”的认识有了改变，原来军政府不一定要和“残暴统治”联系起来，各个国家不一样，有的确实残暴，但有的也不是。这只有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能有所认识。
再一个问题是非洲的政治发展问题。西方的多党制在非洲能否行得通?在这些国家独立以前，政党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曾经发挥过作用，它没有西方国家政党那样的经济和阶级基础，而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共同的诉求联合起来。但是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以后，由于这些政党的背景是民族的背景，上台以后多数是为本民族或赞同它的民族服务，这种情况如果搞多党制必然会造成混乱。在独立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影响，非洲各国多数是搞多党制的，所以常常出现混乱；乱了以后又由军政府来统治，搞一段时间后也不行。特别是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影响， 又恢复搞多党制。多党制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很多国家是没有搞这个的条件的。有的 国家实行多党制后，经济倒退，社会混乱，甚至于还不如独立初期，不如殖民统治时期 。
我这些年除在拉各斯大学呆的时间较长外，还去过五次非洲，走了有二三十个国家，一些主要的非洲国家都去了，像埃及、南非、坦桑尼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贝宁、喀麦隆、多哥、尼日尔、纳米比亚等。去年我去非洲，又去了突尼斯、喀麦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四国。我感到从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收获是很 大的，是国内学者到过非洲国家最多的一个。非洲一共有53个国家，很多国家都有共同 性，但典型的国家必须要去，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
三、结合现实问题选择研究重点
问：您对非洲史的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陆：我对非洲的研究侧重于近现代的历史，以历史为背景，对当前非洲的现实问题也比较重视。我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都是尽量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我去美国访问时特别感到，为什么西方学者研究非洲的人那么多呢?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基金会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是关注现实问题的。我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作为研究的方向，结合过去的基础，寻找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非洲历史就是薄弱环节，我觉得这20年是非洲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是非洲殖民化不断深化的20年，非洲成为帝国主义的后方主要在这20年。400年的奴隶贸易主要涉及的是沿海地区，而瓜分非洲 的时期，内地和沿海都殖民化了。殖民化主要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来不及，就发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西方国家对非洲的依赖性很大，非洲成为战争所需原 料的来源，兵员的来源。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影响非洲的同时，在经济上把它开发出来做 为自己的后方基地，主要是在这20年。这20年非洲发展最快，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集中 在几个地方，一个是发展矿业，石油、煤、铜、黄金和金刚石等的开采，都是在这个时 期；另一个是农业，种植园、农场都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帝国主义 国家尝到甜头，感到非洲资源很丰富，所以战后他们集中力量搞经济，因此这段时间是 非洲国家进一步殖民化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也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酝酿和发展 的时期，随着经济发展，非洲的工人阶级、民族资本以及知识分子都在成长，民族解放 政党也在这时建立起来，为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打下了基础。另外，苏联对非洲民族 独立运动的影响主要也是在这个时期。所以我感到，这个时期的非洲历史很重要，但是 国内外学者对这段时期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比如对非洲国家政党发展史就研究得很不够 ，许多方面还可以深入。
问：您对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涉及什么问题呢?
陆：我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非洲历史问题共写了6篇文章：《两次大战之间帝国主义如何掠夺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非洲的影响》、《二十年代南非工人运动的兴起》、《试分析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评埃及的扎格鲁勒》等等。后来我进一步把专题研究和系统研究结合起来，写了《非洲与帝国主义》一书，回顾了这一时期非洲的经济发展、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本书在198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90年代初苏联解体，西方对非洲的影响加大，出现了民主化的潮流。许多非洲国家按西方模式发展，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动乱。这时我就想研究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它的政党制度。前后共发表了11篇文章，如《非洲国家政党发展论纲》、《略论两次大战之间埃及政党制度》、《二次大战前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二战初期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非洲民主联盟》、《西方国家多党制为什么不适合非洲》、《非洲国家一党制原因试析》、《试论非洲社会党联盟成立的原因》等等。以后我把这些文章 集中起来，经过补充，就形成了《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一书，由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四、把研究非洲的学者组织起来
问：这些年，您除了自己研究非洲史外，还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组织工作和学术活动，这个学会的工作成绩很大，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陆：我希望搞非洲研究的人越多越好，因为非洲有53个国家，历史变化很大，社会矛盾很多，甚至出现社会动乱，关键是接班人的问题。非洲问题研究非常重要，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就希望把队伍组织起来。80年代初社科院世界史所酝酿成立各学科的研究会，北大也是发起单位。就在1980年的春天，在湖南湘潭成立了非洲史研究会。请纳忠先生担任第一届会长，我们是副会长。1989年纳忠先生退下来，就让我当会长，从1989年当到2001年，现在是名誉会长。在我任会长时期，主要考虑要为推动非洲研究做一点工作。靠大家努力，搞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非洲研究丛书，先后出版了七本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中非关系史》、《南非种族关系探析》、《黑非洲文化研究》、《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非洲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再一个是三卷本《非洲通史》。这部书是我们6个人当分卷主编，但发起组织者是我和华东师大的艾周昌教授。第一卷是古代卷 ，由何芳川和宁骚两人主编；第二卷是近代卷，由艾周昌和郑家馨主编；第三卷是现代 卷，由我和彭坤元主编。这套《非洲通史》于1995年出版后，获得教育部社科成果一等 奖，后又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当名誉会长以后，还是主张大家一起搞些项目，这样既可以出大的成果，也可以把队伍培养起来。另外我也很重视教材建设，我和艾周昌两人编写了《非洲史教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这书一直写到90年代初，很多学校还在用这个教材。另一本《非洲的过去与现在》是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的，是 按照专题写的，也是一本辅助教材，是我、宁骚和赵淑慧三个人写的。
五、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结合就有生命力
问：这些年史学研究普遍出现不景气的情况，而您和北大的非洲研究却搞得红红火火，您个人也是非常地忙，这是什么原因呢?
陆：这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对非洲研究如何能够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的问题考虑特别多。我们和外交部、教育部、商务部、中联部等单位联系很密切，主要是接受咨询和共同进行评估工作。比如2000年，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商务部委托我们搞一个进一步开发非洲市场的咨询报告，我们组织了四个人搞这个报告，后来这个报告对于这次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在会议制订的《北京宣言》中都体现了这个报告的精神。我也作为嘉宾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这次会议。2003年举行第二次部长会议， 教育部委托我们北大非洲研究中心总结一下50多年来中非之间教育方面交流合作的成果 ，包括经验总结，也包括今后发展的建议。当时搞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出了一本画册《 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另一个是资料集《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 》，已经完成了初稿，根据档案写成的，也即将出版。另外，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国家有 关部门举办的研讨会，如外交部举办的非洲人才开发、农业投资方面的研讨会，商务部 举办的对外投资研讨会等，尽量为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服务。教育部现在把北大非洲研 究中心定为非洲问题专家组单位，由我担任专家组的组长。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搞非洲问题的研究，但是我认为，研究非洲问题必须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也必须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前途。因为研究非洲国家不像研究西方或周边国家，可以得到对方国家的支持；非洲研究只能靠我们国家的支持，这就必须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这就有个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问题。基础研究要加强，但选择课题要与国家需要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随着将来研究经费的增加，对非洲古代的研究也会发展起来，但现在还不行。
非洲国家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国家对非洲国家政治上有需求，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都需要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它们有53个国家，非常重要。在经济方面我们对非洲也有需求，在撒哈拉沙漠周围发现了石油，据估计其蕴藏量可能超过海湾地区。 这就要求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必须加强。我们和非洲有很好的政治关系，所以在这个 情况下，研究非洲也是十分有利的。
问：从非洲史研究的情况看来，是不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了?
陆：从非洲史研究的情况看来，不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但是关键是看你对研究非洲的重要性是否有所认识以及认识得早晚。你认识得早，研究可能就上去了，认识得晚就会落在后边。我觉得现在是非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在粉碎“四 人帮”以后，大家都很关注非洲研究。现在老的学者逐渐退下来，处于青黄不接时期。 但现在有些好的苗头，人数不一定很多，但队伍比较精干，现在一些年轻学者条件都不 错，还有懂阿拉伯语的。如果外地学校也这样，或者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就好了。通过我 对非洲史的研究感觉到，史学如果与现实结合起来，与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结合起 来，史学就不存在危机的问题，而且会感到大有搞头。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给外交部 官员上课，给他们讲非洲的历史，讲非洲的民族主义，讲非洲国家落后的原因，受到他 们的欢迎，也发挥了史学的功能。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自身观念的转变。史学工作者要 走出去，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争取研究课题。要研究非洲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从而 说明非洲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非洲。这样的课题，研究经费、出版经费都能解决，而 且我们还培养了人才。
问：这20多年来，您在非洲史研究领域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硕果累累，那么今后您 还打算做什么事情呢?
陆：非洲研究现在正处在一个交接期，老的同志在逐渐退下来。我自己也在去年退下来，学校继续返聘我在原岗位工作，但是不占编制，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年轻同志的成长。现在学会的发展也有这个问题。我总在考虑学科建设的问题，考虑学科的布局问题。现在，北大有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大发展也很快，还有云南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中心，湘潭大学成立了非洲法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了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南昌大学成立了非洲经济研究中心。我曾在教育部的专家组中建议，各地的非洲研究应该尽量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北大的研究中心可以搞综合的，上海师大的中心可以搞非洲的历史和文化，云南大学可以以民族和文化为中心。我现在也为他们的研究做点事情，云南大学 聘我做兼职教授、亚非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还当湘潭大学非洲法研究所的顾问，上海师 大非洲研究中心顾问，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顾问，南昌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 心顾问。
在教学方面，我也希望年轻人尽快接我们的班。我1988年升教授，199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第二年开始招博士生，我的方向是民主与民族问题。我统计了一下，我的博士生毕业13名，北大在职的3名，日本、韩国的4名，还有一名尼日尔的，现在还有9名。毕业生中有一位庞中英，是南开大学教授、全球化研究所所长，写了一部《权利与财富》。去年毕业一位叫李淑云，破格提升教授，现为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韩 国的博士生毕业后，在韩国的首都大学担任研究国际问题的教授。
明年我就要70岁了，今后几个部的事情还是比较多，因为担任专家组组长嘛。我希望今后要让非洲中心的年轻人多担任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自己年纪大了，去年还去了非洲，是帮助教育部做援助项目的评估工作。现在几个部都很重视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经常要找我们参加。要做的事情很多，今后我希望做一些适合年纪大的人的工作。一个是非洲史的教材要修改一下，这些年我积累了许多资料，包括一些观点，我想要把它们 充分利用一下，写在书里面。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再有是关于非洲的农业问题， 都写了些文章；再有就是关于非洲文化的多样性问题，非洲民族很多，都有自己的特点 ；再有，这些年非洲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都想在《非洲史教程》中体现出来。我感 到这个问题很有紧迫性。再一个想法是写一本《中非关系史》，主要写1949年到2000年 ，已经写了6篇文章，作为教育部的一项重点项目立了项。第三个方向是搞一个非洲农 业发展史。非洲有很长时间的农耕文明，内容很丰富，我也积累了许多资料，准备把它 写出来。还有9个博士生，准备把他们带出来。
问：您认为研究非洲史主要的困难在哪儿?
陆：研究非洲的困难是必须要走出去，否则自己没有亲身体验，没有第一手材料，只能用别人的材料。最好二三年就出去一趟，这样才能跟踪非洲的发展形势，无论旅游、访问都可以，要争取机会。
问：研究非洲史是否也存在史料问题的困难?
陆：非洲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国家研究资料没问题，这些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址等都保存得非常好，像埃及、突尼斯等国家都不错。但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较好，如突尼斯、摩洛哥、科特迪瓦、加蓬、纳米比亚、南非、博茨瓦纳、肯尼亚、埃及、利比亚、毛里求斯、喀麦隆等，这些国家的资料都很充分。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大学图书馆还有周边国家的资料，如它的甘地图书馆图书很多。美国的西北大学等图书馆也有很丰富的非洲历史资料，那里非常欢迎中国学者去查资料。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诺克”文化在尼日利亚就保存很好。
问：研究非洲，语言问题是否也非常重要?
陆：是的。研究非洲，能讲非洲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我去坦桑尼亚，一下飞机我就用斯瓦希里语和他们对话，他们非常激动，一下子和我拥抱起来，感到非常亲切。他们讲了一些情况，是书上、报刊上根本没有的东西，完全是第一手资料，比如讲尼雷 尔总统的清廉问题。我得到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以后我写书时都用上了。可见语言是非 常重要的。
问：感谢您今天花费这么多时间接受访谈。您的书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里就像一个非洲博物馆，墙上挂的是津巴布韦的钟，还有您与曼德拉总统的合影，柜子里放满了来自非洲的木雕、铜雕、牙雕、面具还有皮鼓，盒子里放着撒哈拉沙漠的石块和好望角的墙砖。这些珍贵的纪念品记录了您在非洲的足迹，也体现了您对非洲的深厚感情。 这种感情是您四十年不懈地从事非洲史和非洲问题研究的真正动力吧!
收稿日期：2004-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