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欺骗行为的心理与神经机制
刘福会 李伟强 王 影 袁 博
（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宁波 315211）
摘 要 自发性欺骗是指个体根据自身意图自发做出的欺骗行为。本文简单梳理了有关自发性欺骗研究的实验任务，从个体、情境、认知三个方面总结了自发性欺骗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的神经机制，并介绍了用于解释自发性欺骗的相关认知理论。未来研究可以借鉴经济学中的信号博弈范式对欺骗行为的具体阶段及其认知神经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 自发性欺骗；实验任务；影响因素；神经机制；理论解释
1 引言
诚信乃立身之本，是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大量的社会事件都表明不诚实（dishonesty）或欺骗（deception）行为广泛存在（Cohn， Fehr，＆ Maréchal，2014），如日常生活中各种层出不穷的网络或电信诈骗。欺骗不仅会造成情感上的伤害，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一般而言，欺骗是指为了诱导他人，采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传递与事实不符或相反的信息，有目的地隐瞒、伪造有关事实或情绪信息的行为（Depaulo， Lindsay， Malone， Muhlenbruck， ＆Cooper，2003）。以往有关欺骗行为的研究大多是被试在实验者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做出欺骗行为，这类欺骗并不是欺骗者出于自己的动机和目的而做出的，缺乏对动机的考察。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是自发做出欺骗行为的 （Sip，Roepstorff，Mcgregor，＆ Frith，2008），指个体根据自发形成的欺骗意图，自行决定何时、如何实施欺骗的欺骗行为（Ding， Gao， Fu， ＆ Lee， 2013）， 称为自发性欺骗。以往采用指导性方法的研究忽视了被试自身的欺骗动机，缺乏生态性，因此对个体自发做出的欺骗进行研究更为重要。
自发性欺骗行为研究主要是指在一种相对真实的环境中研究被试自发做出欺骗行为的过程。研究者采用自发性欺骗行为的研究范式，对其影响因素以及认知神经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对自发性欺骗行为的主要实验范式进行梳理归纳，并从个体、情景、认知三个方面总结其影响因素，简述自发性欺骗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及其理论解释，最后分析当前该领域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
2 自发性欺骗行为的研究任务
在对自发性欺骗行为进行研究时，为被试创设一种情景，使被试可以通过自发性的欺骗行为达到自己获得更高收益的目的。当前的实验任务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有互动对象和无互动对象。其中，有互动对象一般为被试创设一种互动情景，被试可以通过传递错误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给另一个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在信号博弈游戏中，被试将信息发送给另一方，被试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通过发送错误信息而提高自己的收益 （Jenkins，Zhu，＆Hsu，2016）；无互动对象一般是指被试在一种匿名性的情景中自己完成一些任务，被试可以通过高报或误报信息来提高自己的收益。例如硬币猜测任务中，被试可以高报自己猜测正确的次数而提高自己的 收 益 （Cui， Wu， Wu， Wang， Jiao， ＆ Luo，2018），或者点矩阵任务中，被试可以通过将模糊性点矩阵图片按照对自己有益的的方式进行按键反应（Cai， Huang， Wu， ＆ Kou， 2015）。 这两类实验任务是当前较为常用的测量自发性欺骗的实验任务，并且操作简单，适用于实验室情境下测量自发性欺骗。但这两类实验任务均只可在整体水平上测量被试的欺骗行为。如在硬币猜测任务中，可根据被试报告的正确率与概率学水平上的正确率进行比较分析出被试有无做出欺骗行为，却无法判断被试究竟在哪一个试次（trial）中做出了欺骗行为以及欺骗率为多少，有研究者采用在实验室中安装较为隐秘的摄像头记录被试行为来解决这一问题 （Cui et al.， 2018）。
3 自发性欺骗行为的影响因素
欺骗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得收益，但这一行为却与诚实这一内化的道德准则相违背，（Mazar，Amir，＆ Ariely，2008），因此欺骗涉及一个两难困境：获得收益与遵守个人道德准则 （Mazar et al.，2008； Mead， Baumeister， Gino， Schweitzer， ＆Ariely，2009）。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大多包括获得收益、维持荣誉、个体道德概念以及个体身份等方面。下面将这些因素分别归类为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及认知因素进行论述。
腹腔镜下大肠癌根治术后病人易出现排便困难、肛门坠胀等症状，将中医治疗、排便功能训练、生物反馈训练应用到病人治疗及护理过程中，可一定程度上改善病人症状，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传统机械设计作业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之一即为：设计成本较高。具体分析设计成本高主要体现为：设计产品通过生产线进行生产制造，并基于实际生产的机械设备进行性能，质量等基础参数的测试。实际测试中如出现问题则需重新生产制造，从而造成了设计成本高的现象。分析自动化技术在应用中通过在线模拟测试的方式，有效的对机械装置的力学性能，结构安全性，进行了完善的测试和评估。后期结合3D打印技术进行相关设计成果的制造，有效的降低了生产线生产产生的高设计成本现象。
3.1 个体因素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个体因素是指从欺骗行为发生的双方 （欺骗者与受骗者）这一角度进行考虑，探讨哪种身份的个体更容易做出欺骗行为，以及哪种类型的个体更容易受骗。
3.1.1 欺骗者的个体特征
在“经济人”假设中，人类被认为是理性而自私的，行为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人们的欺骗行为是在权衡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可能面临的风险之后做出的决策行为。根据该理论，人们在决定是否要做出欺骗行为时，需要同时考虑风险和收益。只有当外在收益大于风险 （即收益大于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被发现的后果）的时候，人们才会选择做出欺骗行为（Allingham ＆ Sandmo 1972）。
欺骗者自身的个体特征（如，性别、人格特性、个体身份）是影响欺骗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在硬币投掷游戏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谎报自己的结果（Houser et al.， 2012）。 此外，个体的身份特征也会对欺骗行为有一定的影响。Cohn（2014）研究发现，相比激活其他身份特征，当激活银行家或经济学专业学生身份时，会使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竞争环境中，自私行为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 （Fischbacher，Fong，＆Fehr， 2009）。
3.1.2 欺骗对象的特征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依靠分类过程简化他人的多重信息并推断他人的人格特质（Tajfel，2003；Van＆ Cunningham，2010）。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CM）假定刻板印象通过两个普遍维度形成，即能力维度和温暖维度。根据这两个维度，研究者将个体分成不同的类型。研究者认为在欺骗时，由于欺骗对象所处的类别不同，人们可能会感到不同水平的情感和道德冲突。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较少地欺骗被他／她知觉为温暖、善良的人，而更多地欺骗被他／她知觉为有能力的人 （Azevedo，Panasiti，Maglio，＆ Aglioti， 2017）。
3.2 情境因素
欺骗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当不再关注个体差异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某种社会情境下欺骗行为总是高于另一种社会情境，那么社会情境究竟对欺骗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者们也曾做过大量研究来进行探讨，且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3.2.1 他人在场与匿名性
欺骗一旦被人发现就会伴随着名誉损害或其他经济损失，因此是否有被别人发现的可能，是影响做出欺骗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Daniel（2015）的研究发现，他人的存在可以有效减少欺骗行为，尤其是当在场的他人是子女这一特殊关系群体时，个体的不诚实行为会显著减少 （Houser，List，Piovesan，Samek，＆ Winter，2015）。但有时在场他人的特征会对个体不诚实行为产生影响，当得知在场他人有欺骗行为之后，个体反而会通过社会学习使得欺骗行为增多。研究者认为通过社会学习，被试的道德标准产生了变化，原来不道德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增加，减少了被试因为撒谎而带来的负疚感 （Kroher＆Wolbring， 2015）。
3.3.1 自我概念
3.2.2 不公平情境
在经济学以及一些工业生产效率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当个体认为自己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时，在随后会表现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如Greenberg（1990）关于减薪的研究表明，当雇员遭遇到减薪时，在那些认为这一举措是不公平的雇员中偷窃行为显著提高。此外，Houser等通过独裁者游戏研究表明，当个体知觉到他们的对手违背公平准则的时候，在之后的任务中他们更倾向于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例如不诚实行为（Houser et al.， 2012）。
关于欺骗行为过程的神经机制，一般将欺骗分为三个阶段：欺骗意图的形成、欺骗的反应、欺骗结果的反馈。研究者往往采用ERPs技术研究欺骗行为不同阶段的神经机制。罗跃嘉（2005）等人采用指导性欺骗任务发现，在欺骗意图的形成阶段，欺骗行为准备比诚实行为准备引发更大的关联性负波（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CNV）。研究者认为，因为欺骗行为会产生更大的心理负荷，而CVN与心理负荷有关，因此会引发更大的CNV波幅。Cui（2009）等人采用自发性欺骗任务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CNV与欺骗意图的形成有关（Cui，Zhang，Qiu， Xiu－Min， ＆ Xiao－Lin， 2009）。 此外，研究者发现，在准备阶段还会引发更大的N2波幅，N2波与反应抑制有关。根据溯源分析，相比较诚实反应，欺骗反应的准备会引发前部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更大的激活（蒋晓平，2008）。 在欺骗结果的反馈阶段，与预期有更大差异的结果会引发更大的额叶负波 （frontal negativity，FN）。FN反映着对结果的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溯源发现，FN可能源于ACC的背尾区，这些均表明，前部扣带回与欺骗行为的奖赏加工有关。
大量研究表明，欺骗决定与认知控制相关脑区的激活有关。以往在对指导性欺骗进行研究时发现，指导性欺骗行为与额叶 （frontal）、杏仁核（amygdala）、前部扣带回（ACC）等区域激活有关（崔茜，蒋军，杨文静，张庆林，2013）。采用自发性欺骗范式对自发性欺骗进行研究得出了同样结论，Ding等人（2013）采用fNIRS对自发性欺骗行为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自发性欺骗还是指导性欺骗，都会引发更明显的前额叶（prefrontal regions）和左侧额上回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的激活。Thijssen等人（2017）采用fMRI技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自发性欺骗行为和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和前部扣带回（ACC）、顶叶（parietal）等高级认知控制加工区域的激活有关。欺骗行为涉及经济收益—道德损失的认知冲突，即欺骗行为既涉及对经济奖励的加工，也涉及对道德损失的认知加工，因此有研究者试图探讨和奖励有关的脑区是否和欺骗行为有关。最近研究者发现，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及纹状体（striatum）等和奖励及评估有关的脑部区域和个体的欺骗行为存在相关，当个体评估欺骗行为的经济收益时，奖励相关脑区会有更强的活动。并且研究同时也发现了奖励相关区域与认知控制相关区域存在功能性联系，研究者发现奖励相关区域与经济收益有关，而认知控制相关区域和欺骗的道德权衡有关，这种奖励相关区域与认知控制相关区域的功能性联系同样支持了经济收益—道德损失权衡的观点（Pornpattananangkul， Zhen， ＆ Yu， 2018）。 研究者同时还发现，欺骗所产生的道德冲突会随着欺骗次数的增多而减小，表明欺骗者会越来越习惯于欺骗，表现在大脑皮层上就是与欺骗相关的脑区随着个体欺骗行为的增多，脑区激活的敏感性会变弱（Garrett et al.， 2016）。
由于菊芋在生物能源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日渐凸显，现在许多农民专门开始大量种植菊芋。虽然菊芋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菊芋种植地区的害虫和疾病的预防，仍是一个严重影响其产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
3.3 认知因素
除了外显的他人在场线索，内隐的线索 （如眼睛）可能也会影响个体的欺骗行为 （Cai et al.，2015）。Oda等（2015）采用相对真实的眼睛图片材料作为内隐的荣誉线索，发现在他人眼睛注视的情况下，日本被试会倾向于不说谎，采用真实的眼睛图片可以减少欺骗行为 （Oda，Kato，＆ Hiraishi，2015）。而当被试处于一种匿名或相对黑暗，更可能不被发现的情景中，个体不诚实行为会增加（Zhong，Bohns， ＆ Gino， 2010）。
研究发现，个体为了维护良好的自我概念，会倾向于做出诚实的行为 （Forehand＆ Deshpandé，2001；Sela＆ Shiv，2009）。通过特异性刺激情境可以启动特定的自我概念，促使行为与启动了的自我概念保持一致（Bersoff，1999；Stapel＆ Blanton，2004）。李贺等人的研究发现，签名和口头承诺通过激发个体的自我概念进而可以增加个体的诚实行为（李贺，莫雷，罗秋铃，莫然，俞梦霞，2014）。此外，有研究者发现，通过镜子来引发个体对自我的思考与关注，同样可以促使个体做出更多诚实行为（Gino ＆ Mogilner， 2014）。
3.3.2 “滑坡”效应
人们一旦开始违背自己的原则，就更难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在随后也更容易屈从于诱惑，表现得更行为不端（Ariely，2012）。Peter和Deborah关于节食的研究可以发现此特点，关于欺骗的研究同样发现，个体一旦开始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后不道德就会更容易。Ariely和Francesca（2010）采用点矩阵任务进行研究发现，在实验进程中有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参与者会从轻微作弊转变成习惯性作弊。个体一旦尝试做出不道德行为，自身的道德感就会松懈，导致更大的欺骗。
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个体的收益或道德准则，进而影响其欺骗行为的。通过对这些欺骗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一致性结论：当存在金钱或利益诱惑时，个体往往会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做出更多的欺骗行为；而当涉及或强调道德准则时，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准则又会减少欺骗行为。
结果表明，研究2组与对照2组化疗性静脉炎治疗有效率差异有显著性，喜辽妥与湿润烧伤膏局部交替外敷治疗化疗性静脉炎效果显著。
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技术研究大脑皮层区域和欺骗行为决定的相关关系。研究者采用tDCS的阴极刺激前额叶，进而抑制前额叶的活动，发现可以增加个体的欺骗行为 （Karim，Schneider，Lotze， Sauseng， ＆ Braun， 2010）。并且刺激前额叶对其他占用认知资源的任务没有影响，只对欺骗行为有影响，这表明前额叶和道德冲突有关（Moll，Zahn， de Oliveira－Souza， Krueger， ＆ Grafman，2005）。 Maréchal等人（2017）采用阳极 tDCS 刺激腹背外侧前额皮层，增加前额皮层的激活，发现可以增加个体的诚实行为，减少欺骗行为，但只有当存在收益—诚实冲突时才会促进诚实行为，并且tDCS刺激只对利己欺骗有影响，对利他欺骗没有影响。
4 自发性欺骗的神经机制
从信息加工角度考察欺骗行为的内在认知加工过程发现，欺骗行为包含了抑制诚实回答、选择说谎回答、监控行为并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等认知过程（胡晓晴，2009），相对于诚实行为，欺骗需要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研究者采用近红外光谱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fMRI）、事件相关电位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ERPs）、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等技术研究欺骗行为的神经机制，探讨欺骗行为过程的神经机制、与欺骗行为有关的脑区的激活以及刺激相应脑区是否会对欺骗行为产生影响。
3.2.3 欺骗收益的指向
欺骗行为按其欺骗收益指向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利己欺骗和利他欺骗。研究者普遍认为两种欺骗类型个体均有可能做出，但对于个体究竟更倾向于做出哪种欺骗，却存在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一旦被试认为利他欺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不诚实行为的道德损害更少，会更倾向于做出利他欺骗（Erat ＆ Gneezy， 2013； Gino，Krupka ＆ Weber，2013； Gino ＆ Pierce， 2010）。 而 Garrett 等 人（2016）的研究则发现，相比于利他欺骗，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利己欺骗。产生上述结果不一致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欺骗受益对象和被试的关系，当利他欺骗中的受益者是和个体关系比较亲密的他人时，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利他欺骗，而当受益对象和个体无关时，个体更可能为了自己的收益做出欺骗行为（Houser，List， Piovesan，＆ Samek， 2015）。
知识管理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构建服务于组织或个人的知识系统。通过该系统，对知识进行积累、挖掘、分享和应用等活动，促进知识不断更新和创新。对知识系统的这种持续性活动和操作，又会反馈到系统内部，使得系统更为完善，内容更为合理。知识管理是知识转化的重要途径。知识管理最早应用于企业管理，通过对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挖掘，更好地支撑企业决策。目前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利用知识管理框架、模式和工具，进行项目、内容、文献、学习等的管理[3]。知识管理流程如2所示：
凹凸棒石原矿取自江苏省盱眙县高家洼矿区，经中科（淮安）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漂洗纯化后提供。粉碎过200目筛，105℃烘干备用。
5 欺骗行为的理论解释
关于自发性欺骗行为的产生，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论解释。
5.1 收益—风险权衡的经济人假设
按照水利部关于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审批权限划分，灌溉面积大于30万亩的由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审批，10万亩与30万亩之间的由省（自治区）水利厅审批、松辽委复核。据最终统计，需由松辽委复核、审批的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共计101项，其中审批41项，复核60项。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是确定项目区的主要依据，与项目实施方案互为依托，水资源条件决定了项目规模和布局、灌溉模式的选择、典型设计的代表性乃至投资估算等多方面。因此，做好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对于合理配置、有效保护水资源，确保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发挥长期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5.2 自我概念维持理论
Bazerman和Gino（2012）认为应该强调欺骗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内化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 （Henrich，Boyd，Bowles，Camerer， Fehr， ＆ Gintis， 2001），且诚实是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Mazar认为欺骗会对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威胁，在欺骗时，人们常常权衡两种动机的冲突：通过欺骗获得收益和保持诚实的积极自我概念。Mazar，Amir和Ariely（2008）提出并验证了自我概念维持理论，该理论假设人们在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时会寻找一个冲突间的平衡，即通过表现出较少的欺骗行为来获取收益，同时仍然维持一个诚实的积极自我概念。他们研究发现，在一系列的实验中，被试会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奖励而虚报自己的表现，然而虚报的程度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0%～20%），远低于实际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
病毒感染同样会造成胎儿发生唐氏综合征。最近有研究指出，肝炎病毒可影响胎儿细胞的染色体，个别能够发生先天愚型。妇女在妊娠前及妊娠早期感
自我概念维持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两种主要的机制维持获得收益与保持积极自我概念的平衡：分类（categorization）和对道德标准的注意（attention to standards）。分类是指个体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归为更为合理的行为类别，并且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更为合理性的解释，由此可以在做出欺骗行为时不损害自我概念；对道德标准的注意是指，当个体注意到自身的道德标准时，所做出的行为容易和自我概念相关联，会对自身行为要求更严格，更注重行为的道德性，更少做出不道德行为（Haley＆ Fessler，2005）。
5.3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动机理论
研究者认为相比较收益，人们更容易注意到损失，这一不对称性原则在心理学上已经得到了很多证实（Vaish， Grossmann， ＆ Woodward， 2008）。 例如，研究证明，相比较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人们更可能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损失而做出某种行为（Schindler ＆ Pfattheicher， 2017）。 此外，McGraw，Larsen， Kahneman和 Schkade （2010）发现相比较获得收益会带来的愉悦感，损失相同的数额会带来更大的沮丧感。一旦个体产生损失感，或预期到自己将要面临损失，可能就会为了避免损失感所带来的不快而做出欺骗行为（Cai et al，2015）。
2018年6月9日开始进行飞播造林，至6月26日结束，共完成宜播区造林17万亩，播撒油松种子17万斤。其中北票市6月9日开始飞播，11日结束，设计八大播区，涉及南八家、章吉营、上园、巴图营、下府、长皋六个乡（镇）；喀左县22日飞播，24日完成，设计三大播区，涉及平房子、草场、南哨、大城子、六官、尤杖子、十二德堡七个乡（镇）；朝阳县25日飞播，26日完成，设计两大大播区，涉及柳城、西营子、七道岭三个乡（镇）。从近期初步调查情况看，大部分地块出苗率较好。
经济人假设与自我概念维持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的心理效应的关注上。经济人假设只关注了外在经济因素对个体欺骗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内在心理效应对行为的影响；自我概念维持理论将心理效应一并纳入考虑中，对前者进行了补充，当前有关欺骗行为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心理效应的存在。以上两种理论解释均是从动机的趋近—回避两个方向中趋近动机方向考虑经济因素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而损失厌恶理论从避免损失这一动机方向将经济因素纳入理论中，对前两种理论更是一种补充。
6 问题与展望
目前，对自发性欺骗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该领域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下面从实验方法存在的不足、解释理论的适用性以及神经机制几个方面，对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概括。
6.1 实验范式
当前所采用的实验范式大多都是以物质作为奖励，而没有考虑社会奖励对欺骗行为产生的影响。如考虑到社会比较，排名是否会对个体的不诚实行为产生影响。再者，当前的实验范式还很难测量欺骗行为的具体加工阶段，无法考察欺骗行为做出决定的过程。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借鉴经济学中的信号博弈范式对欺骗行为进行研究。该研究范式可以捕捉不同决策场景下的诚实和欺骗的前因和后果，从而提供了一个分别考虑信号发送者和接受者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进而更深入地分析欺骗行为的具体阶段（Jenkins et al.， 2016）。
60例患者，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药治疗组。患者均有3次或3次以上流产史，年龄24～36岁，夫妻双方染色体检查正常，无感染性疾病，无先天性生殖系统畸形。两组患者在年龄构成、观察指标等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6.2 理论的适用性
关于不诚实行为的解释理论主要有三种：收益—风险权衡的经济人理论、自我概念维持理论、损失厌恶动机理论。欺骗行为的三种决策理论均可以解释欺骗行为的一部分，但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欺骗行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内部深层原因还并未有研究者进行探讨，是否有必要对存在这种差异的深层机制进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6.3 关于神经机制的未来研究
研究者认为欺骗行为是和收益有关的，在欺骗行为之后得到收益会激活奖励加工相关脑区。而根据框架效应，可以将情境分为收益框架和损失框架，在两种框架下，个体的欺骗的目的是不同的。在损失框架下，个体为了减少可能的损失做出欺骗行为；而在收益框架下，个体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做出欺骗行为。因此，两种框架下，所面临的道德损失、认知过程也是不同的。此外，以往对欺骗行为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多是针对指导性欺骗，对自发性欺骗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较少，并且由于实验范式的原因，对自发性欺骗行为的时间加工进程还很难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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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and neural mechanism of spontaneous deception behavior
LIU Fuhui， LI Weiqiang， WANG Ying， YUAN B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Spontaneous deception refers to the deception which is implemented spontaneously out of one’s own intention.The present article combed the experimental task of spontaneous deception， summarize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spontaneous decep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individual， situation and cognition， and introduced the related neural mechanism.And then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spontaneous deception.Future research c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signal game paradigm in economics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specific stages of deception and explore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spontaneous deception.
Key words spontaneous deception； experimental task； influence factor； neural mechanism；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5YJC190026）
通讯作者： 袁博，男，讲师，博士。 Email： yuanbopsy＠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