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方经济学70年：学科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郑州大学商学院 李 慧
摘 要：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改革开放前遭受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逐渐得到重视并发展起来。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决定设立西方经济学硕士点和博士点。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并且逐步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本文梳理并回顾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程，并对该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学科发展 学科中国化
一、引言
在中国学术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被大家广泛使用。然而，“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世界学术圈中，这一说法似乎只在中国出现(王则柯，1994)。早期，“西方经济学”这一说法在中国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区分，特指西方发达国家所流行的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开设的课程也多以介绍西方经济学流派为主；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学的逐渐发展，国内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逐渐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形成了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为主体的课程设置体系，并且宏微观也成为了各经济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经济思想史、金融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等都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设置，这些学科都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但是，由于历史习惯沿用至今的“西方经济学”，其界定依然是模糊的。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地位和作用以改革开放为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待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发展，迫切需求学习和借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中国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1993年，中国教育部增设西方经济学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办决定设立西方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点，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被中国教育部门承认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中的一员(方福前，2018)。在此之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培育了大批西方经济学优秀人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采用随机、安慰剂对照的平行试验，对116例健康受试者进行心脏电生理QTc间期延长的研究，氯喹（1 000 mg）单用或与口服阿奇霉素（500 mg、1 000 mg、1 500 mg，每日1次）合用。与阿奇霉素合用可延长QTc间期，且呈剂量和浓度相关性。与单用纯氯喹相比，与500 mg、1 000 mg和1 500 mg阿奇霉素合用的QTcF的最大均值（95%置信上限）增加，分别为5（10）ms、7（12）ms和9（14）ms。
二、改革开放前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基本概况
(一)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基本处于受批判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制定实施了赶超战略，开始着手推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计划来代替市场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遭到排斥。而且，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导中，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加之苏联依靠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的事实，于是整个社会便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误认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另外，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占据了主导，西方经济学被看做是庸俗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也自然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张卓元等，2012)。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受苏联范式影响，教学科研以生产关系为主线，更多是阶级利益关系的教育(白永秀、任保平，2009)。中国整个经济学体系按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彻底改造，基础经济学原理中西方经济学完全被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梁小民，1993)。1949～1957年，经济学的主干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对西方经济学只限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逄锦聚等，2010)。
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一级学科门类经济学包含1个二级类“经济学类”，具体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等四个专业。2012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一级学科门类经济学下设四个二级学科门类，包括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
翻转后的课堂教学要在课堂上完成习惯的反馈.学生可以在小组内部分享解题思路，也可以由小组选出代表给全班同学分享解题思路，也可以师生之间进行交流.
除了教材方面，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引进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著，但是当时翻译这些著作时必须附有一篇批判性中文版序言(张卓元等，2012)。
1980年9月22日至10月12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应邀访问中国(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做了关于市场机制、通货膨胀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关报告，开启了中国经济学者直接与西方经济学家面对面交流的序幕(方福前，2018)。
(二)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概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需要认识客观的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学界也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经济学的讨论和研究逐渐活跃起来，虽不像前一阶段被视为禁区，但这一时期的主要基调仍然是批判，即认为西方经济学中有合理的部分可以被借鉴，但是仍需警惕。虽然批判的基调并没有改变，但从完全批判到基本批判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从认为西方经济学一无是处，到承认了其中尚有可以借鉴、吸收之处(梁小民，1993)。
标志着中国由全面排斥西方经济学到完整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是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1981年和1982年陆续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翻译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经济学》(英文第10版)上、中、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套完整的宏观、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方福前，2018)。
1979年5月，以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为首的17位研究西方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的学者决定成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后成为中国引进、传播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主阵地和核心平台(方福前，2018)。1980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始组织外国经济学说讲座，历时一年，全部讲稿后来以《国外经济学讲座》为名由中国社科院分四辑出版，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卓元等，2012)。另外，从1979年学会成立开始，到1997年，研究会组织翻译出版了共17辑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方福前，2018)。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学者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视为禁地，不敢探讨它们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趋势，更不敢触及它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借鉴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刘涤源，1989)。
1983年，应中国教育部邀请，邹至庄教授联合哈佛大学中国系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发起了“福特班”项目——一年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班项目，其所授课程均与国外接轨，并且任课教师中有许多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旨在中国培养一批毕业后能够胜任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教师。“福特班”后又于1985～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10期，1987～1993年在复旦大学举办5期(方福前，2018)。
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即“莫干山会议”，讨论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缪德刚，2018)。时至今日，“莫干山会议”仍持续产生着影响力。
1985年，巴山轮会议将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经验引入中国。当时参会的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等众多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国内的嘉宾则包括薛暮桥等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以及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黄艾禾，2008)。
2016年，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同时实现同岗同薪同待遇，激发广大医务人员活力。”
随着研究对象的转变，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以规范分析为主，而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则重视实证分析。在引入西方经济学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逐渐与国际接轨，重视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国内期刊上发表的实证分析文章显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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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资料来源：张卓元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方福前，《引进西方经济学40年》，载于《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2期，第67～79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研究逐步活跃起来。但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主要是高校自发设置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一般课程；80年代下半期以来，教育部才允许高等院校正式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属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程(张卓元等，2012)。但从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主干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仍然统一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式”(白永秀、任保平，2009)。
1988年12月2日，由中国国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主办的离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会议(“成都会议”)在四川大学召开，拉开了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序幕。随后，国家教委在1990年确立并发文颁布了高校财经类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1门核心课程，其中明确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史晋川，2015)。至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正式走入大学课堂，一改以往单一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课程体系，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被全盘否定和一味批判的时代结束了。
2）第14届世锦赛决赛各项目前8名成套动作中被选用的动力性力量难度动作主要为高难度动作，其次为中难度动作，显示出竞技健美操动力性力量难度动作技术已经由相对稳定时期逐步进入成熟期；对超高难度的尝试和应用，更体现着现代竞技体育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和趋高化的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经济学会如雨后春笋，各种层次的国际交流也愈加频繁，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学教育逐渐与国际接轨。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迎来了“海归潮”，大批在国外接受经济学教育的学者开始回国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经济学研究和教育。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校开始强化西方经济学教育，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学的主干课程设置，逐渐与国际接轨，并且大量出版普及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白永秀、任保平，2009)。1996年，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流行、发行量最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方福前，2018)。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科日益成熟，1978～2017年的40年间，国内外华人经济学者在“五大期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645篇，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发表篇数由20世纪80年代的57篇上升到近七年来的252篇，篇数逐年增加(张亚光、毕悦，2018)。
三、中国西方经济学学科的演进脉络
(一)本科专业学科调整
中国封建社会由“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到近代社会“七科之学”(文、理、法、农、工、商、医)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肖朗，2001)。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中国近代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学制，规定大学组织分八科，其中商科分设银行及保险、贸易及贩运、国税等三学门(鲍嵘，2004)。
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二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袁曦临，2011)，将大学分成7科69门(鲍嵘，2004)，其中，经济学与法律学、政治学共3门属于法科，而商科则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等六门(肖朗，2001)。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早上很困的时候爬起来，那是冬天，我把狗也叫醒了，然后蹑手蹑脚地用豆浆机磨豆浆，然后去遛狗。回来的时候，我把豆浆倒出来，热气呼了一眼镜，再叫爱人起床。中途冻得哆嗦着，豆浆也还没打好时，我就站在厨房里等着，看着那个提示完成的灯熄灭，像期待着一个新生儿一样。我不觉得困，也不觉得烦，我甚至对早晨洗豆子、做豆浆分外期待，洗豆浆机都能洗得很有节奏感，感情激发了我身体里的某一部分。
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办学体制受美国“博雅教育”模式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被苏联模式取代，宽口径的普通教育模式被窄口径的专业教育模式取代(袁曦临，2011)。到1957年院系调整结束时，全国高校共有323种专业，财经类专业只剩下12种(袁曦临，2011)。
1954年11月，中国高等教育部(1) 高等教育部成立于1952年11月；1958年2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1963年，两部独立分设；1966年，两部再次合并为教育部。 颁布试行《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第一份专业分类目录，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学科专业管理模式的先声。其中财政经济类，具体包括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等16个专业，并未包含西方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被包含在社会学类中(鲍嵘，2004)。1963年《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正式颁布，其中财经类专业做了部分修正，共计10个专业，依然未包含西方经济学(张健，198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学逐步突破苏式体制，重新回归到1949年以前的欧美大学模式，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高涨，经济、管理、法学等专业发展迅猛(袁曦临，2011)。
根据东汤地热田招1、招3、招4、招5、招6、招10、招11地热井测温数据及断裂构造分布情况得出东汤地热田平面地温场分布图(图7)及剖面图(图8)。从图中可以看出东汤地热田中心位于多组断裂构造交会复合部位，这与前面的论述相一致。地热田整体呈NW-SE向分布，地热田南东部位温度明显高于北西部位温度，从温度分布可以推断热储从南东向北西由深到浅分布(图8)。
1987年、1993年、1998年、2012年教育部先后发布了五个全国性本科专业目录。
1987年《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共划分为12个学科门类，经济、管理被划分为一个学科门类，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学等数十门专业，(2) 资料来源：法律教育网，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598/59827.shtml。 依然未明确包含西方经济学。
如果孕妇没有深海鱼的足量摄取或额外补充DHA，在此前提下不建议选用单不饱和脂肪酸，而应该选用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利于DHA的合成。因为人体需要的2种必需脂肪酸都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即亚油酸和α-亚麻酸。其中α-亚麻酸在代谢过程中可合成EPA（脑白金）和DHA（脑黄金）。就α-亚麻酸的含量而言，在烹调油中大豆油和菜籽油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孕妇可多选用大豆油或菜籽油烹饪。
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急需了解更多苏联以外的世界，于是西方经济学被全盘否定的情况稍有改变(张卓元等，2012)。60年代初政府建议允许开设一些唯心主义课程，于是，北大、复旦等少数几所高校的经济系为学生开设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课程(梁小民，1993)。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但是借此却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1961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为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文科和法科，包括经济学和财经科，统一组织编写文科教材(张卓元等，2012)。关于西方经济学，当时组织编写了两本教材《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经济学说史》由中国人民大学鲁友章、李宗正以及其他学校的多位教授主编，内容主要以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和苏联有关教材为参考；上册于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下册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直至1982年才出版(张卓元等，2012)。《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编写组组长由北京大学罗志如教授担任，副组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担任，共分为五册，分别是《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人民资本主义》，陆续于1962～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张卓元等，2012)。《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有关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科书(冯立新，1997)。除了这两部全国统一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之外，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64年、1965年出版了季陶达主编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和王亚南主编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在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方面，只有1964年和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方福前，2018)。
1993年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经济学门类下设二级类2个(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共31种专业。经济学类二级科目下包括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等共计19个专业，(3) 资料来源：法律图书馆，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56483。 虽仍未包含西方经济学，但经济学专业已不再明确指明是政治经济学。
从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来看，改革开放后专业分设的口径越来越宽，越来越尊重学科本身的内在知识体系和逻辑。西方经济学在本科专业中并未对应具体学科，只是具体出现在硕博专业中。但是，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在本科专业目录中，经济学这一专业主要就是偏向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习。
“互联网+教育”脱离传统课堂，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首先在教学资源上，学生可以按自己的需要直接在网上搜索。其次在教学模式上，在线学习、互动学习成为主流，改变了传统教育中以教师在课堂教授为主的模式[3]。最后在教学形式上，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复习和回顾。
(二)研究生学科专业的调整
中国的学位制，严格说来是从近代才开始的。193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学位授予法》，但未能全部实施；1935～1949年的14年间，只授过学士和为数不多的(200多个)硕士学位(杨斌，1987)。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施行学位制度，但都没有坚持下来。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杨斌，1987)。
1983年公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将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划分为哲学、经济学等10个学科门类、63个一级学科。1990年公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共设哲学、经济学等11个学科门类、72个一级学科(庞青山，2004)，一级学科经济学下只有一个二级学科经济学，其中具体包括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具体专业(张保庆，1992)，至此，西方经济学正式出现在了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决定设立西方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点，教育部也正式把西方经济学增设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西方经济学正式被中国政府承认为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中的一员(方福前，2018)。1997年，新修订的学科专业目录增设管理学门类，共12个学科门类(庞青山，2004)。其中一级学科经济学下设二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属于理论经济学。之后的修订和更新基本是在1997年的目录基础之上进行的。
根据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危机事件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存在从诞生、成长、成熟到消亡的不同阶段，在各个阶段具备不同的传播与表现特征。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具备显著的突发性和易扩散等特点，容易在短时间内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其相关信息能迅速吸引注意力，在网络舆情的场域中得到广泛扩散和传播。基于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过程相关内容的归纳与总结，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提炼为潜伏期、爆发期、成熟期及平息期四个阶段。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各主体在每个传播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主体与每个传播阶段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当前(2019年)全国共有7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硕士点(见表2)，2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博士点(见表3)。
表2 2019年全国开设西方经济学硕士点的学校名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zyk/)相关信息整理。
表3 2019年全国开设西方经济学博士点的学校名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zyk/)相关信息整理。
1981年11月，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博士和硕士点中，并未出现西方经济学专业。但如果考虑到西方经济学主要指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的话，那么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可看作包含了西方经济学方向。首批设立外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点的是北京大学，博导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4) 资料来源：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8201527_701814。 首批设立外国经济思想史硕士点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其他详见表4。
表4 早期外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硕士点设立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相关信息整理。
(三)西方经济学学科发展其他相关情况
1986～1987年第一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北京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入选。(5) 资料来源：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xwbl/zdjs/zdxk/zdxkmd/。 2001～2002年第二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入选。(6) 资料来源：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xwbl/zdjs/zdxk/zdxkmd/。 2006年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如表5所示。
2017年9月，《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北京大学的理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武汉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9/t20170921_314942.html。
表5 理论经济学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结果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xwbl/zdjs/zdxk/zdxkmd/)整理。
四、西方经济学学科的中国化
(一)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经济问题。整个社会都是以行政方式生产和分配资源，自然也就不存在竞争、“成本—收益”等分析，更不存在所谓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分析。当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基础来配置资源，核心机制就是“市场竞争”。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一改以往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配置，转而以自下而上的微观个体的竞争引导资源配置。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宏微观经济问题，逐渐又分化为了金融、财政、劳动、增长、发展等很多具体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1985年6月10日至7月20日，受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为期40天的“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主要邀请美国、英国一些经济学家介绍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同时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一些教授进行讲解和辅导。其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J.泰勒(J.Taylor)主讲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W.布朗森(w.Branson)主讲国际贸易理论；(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D.杰菲(D.Jaffee)主讲货币理论；(4)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英国经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R.波茨(R.Portes)主讲非均衡理论和集中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5)研讨会美方主持人、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经济学教授邹至庄结合以上各项内容，介绍他应用西方宏观理论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一些成果(樊纲等，1985)。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为数不多的较高水平教材(见表1)。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从国外引入，但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内学者一直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的切实经济问题。
又如在《中原音韵》序跋系统中，虞集贬抑南宋“词气又不无卑弱之憾”，进而抬升元曲地位，认为元代“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7](P173)，琐非复初也定位“周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8](P179)，罗宗信亦说“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9](P177)。凡此等等，都将包含杂剧在内的整个北曲文学、音乐系统视为代表政权正统性的“正声”，承载着“鸣国家气化之盛”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想象。
由于西方经济学学科界定至今模糊，并非按照研究领域来界定，并且当前许多研究都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无法准确界定具体的研究问题，因此下面以国内经济管理类两大权威期刊《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中所有文献为例进行分析。检索结果来自中国知网，检索时间范围为知网有据可查时点(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众多，所以在知网系统中勾选了除管理类研究领域外的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经济体制改革等所有经济类相关专辑，文献总数共计14708 篇。图1展示了这14708篇文章的主题(中国知网系统中自动生成)统计情况。
2.6 重复性考察 取同一批供试品（6号供试品）粉末0.20 g，共6份，精密称定，按“2.3”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每次2 μL，记录峰面积，计算含量。结果样品中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含量的平均值为0.42%，RSD为1.27%；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含量的平均值为0.18%，RSD为1.86%；表明供试品含量测定重复性良好。
图1 《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发表文章所涉及的主题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根据检索结果自动生成。
如图2所示，20世纪80年代初“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等主题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异常活跃，而8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逐渐减少。一方面，是这个时期刚刚改革开放，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虽然不是全盘否定，但依然有戒心，所以受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讨论的主题主要还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转型，即便是用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框架来分析问题，依然思考的是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同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是讨论中国旧体制存在的问题(张亚光、毕悦，2018)。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经济学者面前的一系列问题是如何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认识和评估此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便是“改革”。如图3所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异常活跃。而同一时期海内外学界也表现出了对中国体制转型问题的极高关注度(张亚光、毕悦，2018)。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一系列改革也随之展开，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图4所示，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重点讨论经济增长的问题，从讨论经济增长速度到讨论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增长的质量等。从研究方法上来说，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的论文迅速增加，国内学者更多地使用现代计量方法来研究和发现中国的具体经济问题。如果再详细划分的话，将可以发现，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从仅仅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到强调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以民生为主的发展问题，如医疗、教育、就业、环境、住房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如何运用“财政”和“货币”两个工具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便是当务之急。另外，金融市场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如图5所示，“财政”和“金融”一直是重点讨论的问题。
五、西方经济学学科展望
西方经济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为了更好地促进西方经济学学科发展，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思。
二是做学问要“持世而救偏”。章学诚说：“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4]章学诚在致钱大昕的书札中说：“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5]他看到了当时的考据学，已脱离了社会现实，所以要“逆于时趋”，而救挽学术。章学诚倡导学术研究不能趋于时俗，而应“持世救偏”,让学术风气回归中正，让学问真正为世所用。
(一)关于西方经济学学科分类的反思
严格意义上来说，国际上关于经济学学科的分类并没有“西方经济学”这一说法，“西方经济学”这一名词似乎只在中国存在，这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分不开的。确切来说，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以宏微观为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主流经济理论。所以，有不少学者曾经建议将“西方经济学”更名为“现代经济学”。但即便如此，它的定义仍然是模糊的。因为其他学科如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都是根据具体的研究领域来划分，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可以涉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很多方面，如金融、财政、产业、区域、劳动、发展等。那么，西方经济学究竟是研究理论本身还是用理论去研究经济问题呢？因此，关于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定位是值得深思的。
(二)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西方经济学是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理论，而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国内外其他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所以直接的拿来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从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就开始了与国内具体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这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但现实是，当前国内的研究仍然以拿来主义为主，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少之又少。这既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创新，更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另外，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当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则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难以完全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特殊情况。所以，不仅将西方经济理论应用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有意义，对经济理论创新和世界经济发展更有意义的是将中国的经济问题提炼到理论层面。
(三)关于中国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
经济学是一门紧密联系于社会实践的学科，不能脱离于实践。而长期以来，国内外高校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中，为了方便教学，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主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并且越来越数学化、模型化，越来越脱离实践；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损害了学生对现实的全面理解、对理论的创新能力和批判能力。国内高校更是如此。除此之外，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上结合中国的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和问题，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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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背景下《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9ZZUJGLX242)。
中图分类号： F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8-0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