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学科论文,地位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0）03-0001-06
本文讨论四个相关问题：一、关系社会学的时代意义；二、关系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三、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国际化；四、推动和发展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几点设想。
一、关系社会学的时代意义②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学会在北京正式恢复。当时，我们今天活跃在社会学界的许多中年学者都还是青年学生。1981年“南开班”一年学习期间，费老、雷老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奔波于京津之间，为培养我们年青一代，为中国社会学事业后继有人，呕心沥血。笔者的硕士导师吴泽霖教授，年近9旬，但他三下天津，亲自授课，亲手批改笔者的论文，并推荐笔者出国留学。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历任会长袁方教授、陆学艺教授、郑杭生教授，都在他们的任期内和任期前后，大力推动中国社会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去年，李培林教授当选学会会长。从此，社会学在中国内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30年前中国社会学重建伊始的初学者，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领潮者和舵手。
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批人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磨炼，有政治智慧，了解国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批人曾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了解基层生活，懂得中国文化及其实践意义。这批人曾研习中、外社会学知识，了解中国和国际社会学的异同，形成了相应的学术理念。这批人有抱负，目前处在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关键岗位上，有条件、也有能力将中国社会学再办得好一些，更理想一些。为此，这批人也就有责任去思考、推动和发展反映中国社会本土特征的社会学理念、学科方向、学术流派，并依此培养社会学人才，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社会学学科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贡献。
笔者的论文以“关系社会学”为题，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说明，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以及对这个现象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许是探索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社会学的中国学术流派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所谓关系主义，是相对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而言的。在笔者看来，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利益本位、个人导向。具体地说，个人主义承认，行动者个体及其利益是根本的、原初的，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出发点[2]。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及其公共空间，在个人主义理论家看来，是行动个体为其生存和发展而做出的利益让渡。如果这个公共空间满足了个体的权、责、利的诉求，则个体就持续驻足其间；不然，个体就收回或放弃让渡的利益，远走他乡，选择其他公共空间，谋求发展。改革开放日益纵深发展的市场经济，作为个人利益成为行为调节的主要机制之一，为其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也为社会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
与个人主义针锋相对，集体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价值本位、集体导向。这里说的价值，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信条，而对“集体利益”的认同，往往是先验的，是个体进入集体之前既有的、不容个体谈判的。在一个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中，个人利益是没有地位的，讲求和彰显个人利益是受批判的，因为某一个体利益的满足，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动摇、损伤、破坏，严重时甚至使集体以及集体中所有个体走向消亡。专制制度下的氏族部落、革命时期的地下党组织、古代和现代的军事集团、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和单位组织，是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集体主义制度的个案。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保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增量改革，再分配体制下的集体主义和市场经济中新生长的集体主义，其存在形式和影响力度，是需要社会学学者去研究的③。
关系主义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在研读梁漱溟[3]、费孝通[4]、金耀基[5、6]等先生的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我认为，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关系主义不是不承认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但它的理论出发点是，利益诉求的行动个体，并不像个人主义理论所假定的是相互独立的；利益诉求的集体，也不像集体主义理论所假定的是硬性地包揽个体的。在关系主义理论家看来，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及其边界是动态的，因为它们是植根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的关系之中的。一个行动个体，如果生活在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文化中，那么他／她的基本行为准则就是“划圈子”：最外围是熟与不熟的圈子，熟人之中是亲与不亲的圈子，核心圈是既熟又亲、再加上义、利高度一致而达到的信任。也就是说，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权、责、利相对应的，关系主义文化中的行为规则是熟、亲、信。
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去，关系社会学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这是关系社会学的第一层涵义。在这一层涵义上，我们关心的是这套理论知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怎样。关系社会学还有第二层涵义，是方法论层次上的涵义。从这层涵义看去，关系社会学是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思维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即从关系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所有其他社会。这就涉及了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国际化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者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即中国对世界越来越有影响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这批人探索和整理关系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国际化。这就是创立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时代意义。
二、关系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
怎样看待关系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关系社会学是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变动的重要学术工具。笔者认为，不但是传统中国社会，而且是我们生活其间的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都是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键机制。为此，关系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社会变迁，是处于中心学术地位的。如果我们肯定这一点，那么第二就可以断言，关系社会学将是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这并不是说，没有关系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而是说，有了关系社会学，我们就多了一个直接反映我们中国社会、中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就有了一个新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从而更好地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目标。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三，关系社会学将是我们开展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新的阶梯和渠道。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关系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认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去，虽然还没有“关系社会学”的明确提法，但是关系社会学所涉及的问题、观点、命题和研究，已经散布在社会学的发表物中了。梳理这些相关的学术材料，是建立关系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推动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可以是学者的专著题目，也可以是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如何梳理这些材料呢？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初步思路。
设定我们掌握了全部相关的学术材料，梳理这些材料的根本目的，是区别关于关系主义现象本质特征的不同的观点，从而确定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比较简洁的办法是，分清有代表性、有影响的研究者对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是如何界定的，在他们的研究中又是如何阐发关系主义现象的本质特征的。
笔者在《关系资本与社交餐饮》一文中总结了三种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型，也许可以作为梳理相关文献的引子[7、8]。第一种理论模型是将中国的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按照观点见诸文字的时间，代表人物是梁漱溟、费孝通、美国人类学者Morton Fried[9]、杨庆堃（C.K.Yang）[10]、金耀基。如果这一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仍然是成立的、普遍有效的，那么两个理论命题应该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命题一，血缘和姻缘关系是自我中心网络的核心；命题二，泛亲情化是人际关系成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源的必要机制。
第二种理论模型是将中国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定义为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这是由美国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11]提出来的，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杨美惠（Mayfair Yang）[12]、阎云翔（Yunxiang Yan）[13]等。这一模型不是对关系的泛亲情化的理论判断的否定，恰恰相反，“特殊主义”一词的使用承认了关系的亲情化倾向。但是第二种理论模型强调的是，中国人之间能达到关系认同的根本点是工具性的实惠交换；实惠交换是关系成立和存在的原因，亲情化只是其形式、是关系交往的手段。仔细想来，这一模型下的关系主义现象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按照帕森斯等人（Parsons & Shils）[14]模式变量的理论设想，特殊主义之所以是特殊主义，是因为熟人之间讲亲情不计较实惠的平等交换；而工具主义之所以是工具主义，是由于陌生人之间不讲亲情只计较实惠的平等交换。按照“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这一观点，我们中国人是使用了熟人交往和陌生人交往的两套法则，并且是交替融合使用的。这就增加了两种困境：一是行为当事人对两种法则如何交替融合使用的困境；二是研究者对行为层面可观察的人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作出理论判断的困境。解决这些困境，我提出两个相关的研究课题：第一，从微观看去，如果任何现实的关系都包涵特殊主义和工具主义两种趋向，那么我们必须了解这两种趋向的因果条件性，由此区分关系的类型。第二，从宏观看去，在一个锁定的社会结构中，不管这些不同的关系类型的分布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研究者必须对每种分布的社会涵义作出理论解释，进行实证分析。
关系主义的第三种理论模型将关系主义本质特征定义为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这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林南（Nan Lin）[15]老师提出的。他的基本理论立场包括下列几点：第一，与经济交换的即时性和对称性相反，社会交换强调交换周期的长期性和每一次具体交换的非对称性；第二，虽然社会交换包涵了情感性交换和工具性交换，但是交换的长期性和非对称性，使交换双方都把相互的承诺、信任、情感放在重要地位，否定和排斥赤裸裸的工具性的对等交换；第三，每一次具体交换中，人情交换双方是共赢的：人情获取方得到了工具性的满足，人情提供方得到了地位认同，提高了关系网络的中心性。林老师的结论是：关系主义作为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其工具性交换只是手段，而维持、加强和扩大交换关系本身，才是目的。这一结论表明，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模型虽然都承认中国人关系的双重性，但在情感性和工具性的相互关系上，它们的理论判断是截然相反的，由此也就增加了我们用实证数据分析两种模型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度的研究兴趣。
这三种模型是笔者在2000年左右总结的。近10年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对关系主义现象做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根据张文宏[16－18]连续三次较为详尽的评述，这些研究，包括笔者和笔者合作者的研究在内，主要倾向是使用已有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和测量，如关系强度、社会资本等，研究关系主义现象的问题。这些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分析的许多概念、测量和题器，对中国有一定的适用性，说明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并不一定是文化特有的。但是必须承认，现成的分析工具偏重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而没有充分反映或者完全没有反映中国文化的深层涵义。去年11月底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项飚曾提出关于社会网络作用空间的法律和道德的边界问题。④ 从根本上说，项飚是批评社会网络分析的非文化性和去文化性。这种批评是尖锐的，也是中肯的。怎样反映中国关系主义理论的文化涵义，并从理论概念和有效测量上把握这些涵义，是关系社会学研究的重大挑战。
接受这一挑战，有兴趣的研究者应着力思考和解决理论概念的普世性和文化涵义的本土性的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探索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国际化问题。
三、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国际化
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中国关系主义现象的文化本土性，失掉了这一点就不能妄谈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中国的关系社会学。但是，我们的目标不限于对中国人说清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有更高的理论目标，更高的学科目标。
这里说的理论目标是：我们提出的关系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不是描述性的，而是理论的，也就是用抽象的概念来叙述和分析关系主义现象的。梁漱溟先生提出过“伦理本位、关系无界、阶级无涉”的理论判断[3]；费孝通先生提出过广为接受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及相关推论[4]；金耀基先生将“面子”的行为逻辑置于关系建构及其理论的中心地位[5－6]；Jacobs[19]、黄光国（Hwang）[20]、杨美惠[12]、阎云翔[13]和Tom Gold[21]等强调关系双方的互惠原则以及回报机制的重要性；我本人试图用“熟亲信”三维关系来勾画中国人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并试图用“拜年网”、“餐饮网”、“企业脱生网”等手段测量[22－32]。这些理论概念和相应的测量是否反映了中国的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呢？在急速变化的当今中国社会，哪些其他的理论概念更能帮助我们发掘这些本质特征，从而建立起一套关于中国的关系主义的理论知识体系呢？可以肯定地说，谁能提出一个或一组新的、具有分析中心性的理论概念，将现有的关系主义的概念和观点整合在一起，并且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谁就为中国的关系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资求证的理论假设。
除了理论目标，我们还应为中国的关系社会学提出学科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和话语，不能只为关系社会学研究者们所接受，还应得到不研究关系社会学的研究者的承认，同时也要得到对中国没有任何研究的国际社会学者的承认。换言之，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容纳、修正地使用、按学科规范去改造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使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知识在国际社会学界不被当作另类，最好进入主流。
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时，“关系”一词也进入了国际商界、政界、学界的话语体系。西方文化中没有一个对应的词可以直译汉语里的“关系”。但是，关系主义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日本有、韩国有、俄罗斯有、法国有、德国有、荷兰有，加拿大和美国也有。这些判断，是各国学者和友人在听过有关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研究和分析之后，对他们本国的关系主义的存在作出的肯定判断。为此，关系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不应是中国独属的，或者说，中国的关系社会学应该国际化，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
一位加拿大的社会网学者提出了这个蓝本的设想。这个人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Barry Wellman）。他和他的两位中国学生，于2002年在Tom Gold等人编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的最新研究的论文集的结论一章中，提出了这一设想。Wellman等人认为，中国关系主义的一些文化本土性概念，如关系、人情、感情、面子、哥们儿等，以及相关的行为互动过程，如请客、回请、送礼、还礼等，都可以用现成的社会网络概念进行改造，从而使研究的问题具有更高的可测性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进入更广泛的学科话语体系[34]。
另外有三位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且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一个是大家熟悉的魏昂德（Walder）[11]，他用“特殊主义的工具关系”来概括中国的关系主义本质特征，从而将中国的关系与特殊主义关系、工具主义关系两种理论理想型做了文化和制度差异性的比较。另一个也是大家熟悉的林南老师，他的“非对称的社会交换”[15]的概括，事实上将关系主义现象普世化了。不过林老师强调，中国的“非对称的社会交换”的分布密度，大大高于其他社会，特别是高于西方社会。还有一个没有来过中国，但是社会网络分析者都比较熟悉的学者，Ronald Burt。他在2008年的一次社会资本的国际研讨会上对我说，他理解的中国的关系，就是情感开路、工具性交换跟随而上，也就是情感先导的工具性关系。这个观点与魏昂德的概括，有异曲同工之效。
笔者在这里介绍上述四位关心和研究过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并没有推荐的意思。笔者的用意是：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已经引起国际学者的注意了，他们希望用一套社会学的概念，而不是中国本土概念，去表述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说得更明白一些，关系社会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学科建设任务。中国学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学科建设的任务，让中国的关系社会学走向国际。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有意识地运用国际社会学领域的常用概念和测量工具，来研究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和问题。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罗家德[35]、张文宏、赵延东[36－38]等，他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在中国内地很有市场了。
四、推动和发展关系社会学的几点设想
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一个专业学科的建立，不是某人的鼓动和某个领导的组织策划就能一蹴而就的。学术流派和专业学科靠的是热心参与研讨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一批学者，真心实意地干出来的。有这批人的存在是个重要条件，因为那就满足了所谓的“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的条件了。
关系社会学的“关键多数”应该有根据地。目前，北京聚集了很多关心和研究关系主义现象的学者和学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事实上起了根据地的作用。上海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学生关心和研究社会网络、社会资本问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是众望所归的根据地。广州也有不少研究关系主义现象、社会资本问题的学者，主要聚集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这是北、东、南三个根据地。我出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计划在西安交大再聚集一批学者、学生，合力探索中国的关系主义问题，探索关系社会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并且在西部开展相应的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这是中西部的一个新的关系社会学的根据地。
为了这个目标，西安交大校方已经在“985”三期拨出专款，建立“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指导委员会将由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推动若干研究项目和人才培养计划。第一项，建立了一个40个终端的电话访问中心，兼用为电子教学中心。第二项，启动西部年度调查计划，对社会科学关心的学术问题，特别是关系主义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资料收集工作，并建立数据库，开放使用。第三项，开办实证社会科学方法的夏季训练班，包括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内，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担任教员，学生席位向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开放。第四项是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计划。我们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了三种职位：本校研究员、驻校研究员、通讯研究员。本校研究员从人文学院和校内其他兄弟学院聘请，将他们的实证研究计划，在关系社会学的总题目下，加入到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总计划里完成。驻校研究员的职位，每年聘请3－4位国际、国内对关系主义现象有研究的学者，进行2－12个月的驻校研究，研究所为他们提供研究条件，包括项目补充经费、配备研究助理等。我们十分欢迎各地的学者、刚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成为“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驻校研究员。对于那些尚不方便拿出时间进驻西安交大的学者，我们将聘请他们为我们的通讯研究员。
上述这些安排，在研究办公空间进一步增加时，我们每年邀请的驻校研究员的数量就会增加到10名，博士后10名，硕、博研究生助理30名。希望那时，我们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将成为“海归”和“西飞”学者与学生的学术家园。我们希望，从这个所，将不断产生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涌现出关系社会学的专业人才，为中国的社会学建设，为中国的发展，作出学术贡献。
本文以“关系社会学”为题讨论了相关的四个问题，笔者借此机会勾画了有关这个研究和教学方向的未来，并认为，关系社会学是我们中国社会学的未来亮点，也诚挚地呼吁所有关心这个问题、愿意为这个未来亮点增光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收稿日期］2010－03－25
注释：
① 初稿曾在中国社会学协会2009年年会上宣读，发表时作者做了修改。沈原、张文宏、梁玉成、王宏波、卢黎歌等先后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在此致谢。
② 关系社会学的英语是Relational Sociology,Emirbayer[1](1997)“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是重要论文。
③ 转型时期的新集体主义已有大的变化。朋友说，一个典型的新集体主义制度中，个人服从集体、保护个人的正当权益、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发展是三条重要的原则和规范。
④ 这是项飙在作者以“中国转型经济中关系的上升”为题所作演讲后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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