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逻辑、现实基础及历史意义
刘 灵，黄 杜1
(湖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摘 要]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必然产物，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它的提出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年物质文明充分发展与中国现代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的基础之上，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时代、新阶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以人民为中心； 实践逻辑； 现实基础； 历史意义
自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与理论方法，在不同场合中多次强调和阐述人民在党、国家和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与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文件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十九大，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式写入党的报告，被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由此，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旨、主线与基轴，也成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其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与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 实践逻辑：中国人民解放之路
鉴于中国的独特文明形态与文化结构，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人民便开始蹒跚地走向了一条特殊的救亡图存与自由解放之路，先后经历了从以群众革命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不同历史阶段，展现着中国人民自我解放的历史实践逻辑。
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真理与历史规律，首先被列宁付诸于实践，并经由列宁传播到了中国。但中国近代所处的历史境遇与特殊国情，有其独特的实践逻辑。中国近代人民的历史遭遇与马克思所处的西方社会情势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它处于封建帝国政治与现代资本经济的双重压迫之下。尽管封建政治势力与资本经济力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但两者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实现了“合作共赢”，“共谋”形成了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局面，这种局面造就了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性质。
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统治阶级，集合封建与资本的两重力量，展开了对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与奴役，这虽然是马克思理论的应有之义与逻辑预设，但却是他从未实际遇见的特殊历史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以下二个维度未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基础。
第一，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结构有别于欧洲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是以家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属于“一元论”世界观，只论此岸世界，不议彼岸世界。中国传统文明未曾“遭遇”过上帝，就很难理解基督教文明的历史意义。那么在未经过基督教“洗礼”的民族国度中如何展开对人自由的追寻或推进人类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未遇见的。马克思的理论，是沿着西方文脉，以人的自由为终极目标，是对西方文明历史成就的“续弦”。基督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存在，更是作为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存在，形塑了西方文明的精神结构。因而，基督教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是近代西方哲学不言而喻的理论底色和写作的潜智识。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在反叛与扬弃宗教神学，一切论证的前提就是如何安置上帝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其论证的思路在于如何把对上帝的信仰转化成对人的信仰。中国传统文明没有经过上帝的“洗礼”，没有崇敬上帝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不理解上帝的普遍性、无限性，更没有自由的形式化训练。因此，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顾及到的，或者也是中国革命不能直接照搬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根源。如果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这在我党党史中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中国近代是一种双重阶级压迫的历史局面，这种双重压迫高度集中，“有机”结合，是人类阶级压迫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马克思批判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也抨击过封建政治权力对农奴的压迫，但唯独对资本与政治双重压迫未有详论。尽管在其唯物史观的逻辑中有潜在的讨论，但在马克思所处的西欧时代，没有真切地遭遇过如此独特的历史现实。在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早已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扬弃与重塑。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在17世纪就成功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与嬗变，西欧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政治清算早已结束。在英国，虽然保留了皇室，遗存封建的残余，但英国整个社会结构与经济方式都已经资本化、工业化。在19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历史上升时期，已经开始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迈入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封建生产方式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融合、扬弃，封建政治势力对人的奴役已不复存在，或只是沦为作为资本的附庸而残存于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的革命性历史作用，他认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与此不同的是，近代中国人民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资本，更是封建政治官僚，以及两者的结合体即官僚资产阶级。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封建势力或残余早已被资本所消解，马克思所要面对的敌人，其实只有资本，没有纯粹的封建式社会压迫。中国的特殊境遇在于，既要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又要与新生的、不成熟的资本势力做斗争。在近代中国，资本力量幼稚但作为历史新生力量却十分生猛，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都包揽于中，利用一切机会壮大自身，包括封建官僚特权。
鉴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历史悲剧，邓小平同志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对群众概念的使用进行了祛魅，且逐渐使用了人民概念来替代群众概念。在《邓小平文选》及其政治话语中，他一般冠以“人民”概念而非“群众”概念。在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要改变时，提到“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3]83。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发表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也是使用了“人民”的概念，即“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
近代中国成熟的封建体制与幼嫩却生猛的资本双重压迫，造就了群众这一特殊的历史主体。我们既不能用封建生产关系去把他们命名为农奴，也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去把他们全部命名为工人。群众是封建地主、官僚与资产阶级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它们双重压迫的社会承载者，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的历史主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深刻洞悉、抓住了中国这一历史现实力量。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和政治活动中，群众无疑是其革命的主体，一切以群众为中心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质。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就非常关注普罗大众，而尽量避免用过于抽象的“国民”概念。建国后更是关注现实的人，使用的是具体的、现实的“群众”概念而非抽象的“公民”概念。早在1925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两次提到“群众”概念：第一次是他对小资产阶级中的左翼的称谓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另一次是他在分析半无产阶级时，提到“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2]6。1934年，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全国工农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要关心群众生活时，列出要“分土地给农民”与“保障工人的利益”[2]136。毛泽东在国内战争时期，以群众概念来统领被压迫阶级，主要指代工农群众，并包括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抗日战争爆发后，鉴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队伍“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2]156。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人民”概念置换了过去的“工农群众”概念，这使得中国革命主体的外延扩展到民族资产阶级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等名称与概念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但工农群众等被压迫阶级，一直被毛泽东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也是其理论的价值归属点。从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话语和理论基础来看，群众仍是其理论的核心，政治运动的主体是群众。从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到文革的“群众运动”，群众主体思想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活动。当然，这不是说人民与群众是矛盾的，而是表明，无论在理论主旨还是情感归属上，毛泽东思想都是指向“群众”，他把群众等同于人民，但他的革命主体仍然是群众。
中国经济结构日趋合理，社会分工日趋完善，生产逐步自成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日趋合理化，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中国三产结构的比例分别为7.9%、40.5%和51.6%。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幅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5]。生产体系几乎覆盖整个行业领域，“生产一般”的能力已经形成。“生产一般”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已经脱离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不再是局部、偶然、有限、零散的生产。地域、时间等自然限制与分隔，已经被“一般”生产方式打破与消解。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7]4。具体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信息等，但“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的活动着”[7]4。现代生产体系形成的基本标志，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的形成，社会各行业生产被置于一个共同体之内。在马克思语境中，显然这个共同体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共同体，而是一个通过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生产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现实性、有机性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571个人生产必须置于共同体之中，才能真正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即属于人的自由生产。只有形成一种“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具备“生产一般”的能力，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才有可能。“生产一般”的理论内涵与要求就是要使物通天下，人与人之间建立普遍性、现实性的交往关系。
有些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网络品牌就是为产品申请个商标或贴个牌子，设计个LOGO和包装，再进行产品的网络推广和销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商标只是告诉消费者产品属于某个企业，仅仅只是一个认证符号而已。网络品牌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主要开展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企业要开展调研，了解市场、顾客、竞争对手的现状与特点；另一方面，企业结合自己的各方面资源条件，确定一个可行的细分市场，制定网络品牌战略。
二 现实基础：中国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任何思想的提出都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是对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理论自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与中国现代生产方式初步形成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来，物质文明充分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人民已经全面解决温饱问题，正大步走向全面小康社会。这些经济成就，使中国人民首次免于基本物质匮乏，不再受有限物质的束缚与奴役，这为人类自由和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高度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在人自由与解放中的历史地位，他认为：“(1)只有生产力发展才能解决生活必需品的需要问题，否则就只会陷入贫困之中，陈腐污浊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2)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带来普遍交往，这不仅有助于先进生产力的保留和发展，也有助于人与人的交往，这是共产主义形成的条件；(3)只有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受异己力量支配的个人才能被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538邓小平同志更是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3]116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语)社会主义建设70年，中国现代化能力与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为中国人民全面而自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总体经济规模上，“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2.2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5]。在人均GDP方面，“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59660元人民币(近8800美元)，已经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5]。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等物质需要问题。
总之，中国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的“生产一般”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融入世界之中，融合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崭露头角，逐步占据世界社会生产体系一席之地，积极参与世界一般化的生产之中。无论在生产层面还是消费领域，中国都已经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的思想基础，表明中国不仅仅要参与世界一般化生产，还要对世界生产一般的方式、路径与价值做出新的厘定，并由此积极争取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话语、政治话语与价值话语权。可见，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提出的，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不仅仅基于中国外在发达的物质文明，而更是植根于中国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现代工业体系和统一市场结构已经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生产结构的确定，不仅仅是物质繁荣一时的镜像，而是其现代社会生产方式达成的标志。当前中国不是一时拥有财富，而是具备“生产一般”(马克思语)的财富能力。正是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生产财富能力的增强，使得人们能免于物质匮乏的普遍性痛苦，而不是仅仅解除有限、一时的物质短缺。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类存在形态划分为3个不同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马克思的这3种历史社会形态可以简化为以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形态。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第二大形态中的“物”，不是我们常识思维中的有限物、自然物，而是指社会存在物，比如货币、资本等具体社会存在物。根据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对前一种社会形态的继承与扬弃，呈现着历史的连贯性与发展性。显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人高度依赖自然物，遭受物质匮乏的痛苦，在这种历史形态中，普遍性痛苦就是受制于自然物的奴役，而非社会存在物的奴役。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二种社会形态中，人们主要受制于一般物、普遍的物，即资本的奴役。但无论如何，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已经从自然物、有限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建国后，我们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使人民免于有限物的奴役，免除人们基本的物质匮乏，把人民从物质贫穷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理论观点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深刻的时代诠释。
Research on Rubbing-fault Diagnosis System in High-speed Rotor based on LabVIEW
(2)管理知识培训。组织对国家、地方及行业的建设法律法规文件进行宣贯，了解各类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基本程序、项目各阶段审批要求的前置性条件的主要内容。梳理上级主管部门和设计院内部印发的相关文件，组织相关管理者就项目管理、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进行专项培训，引导关注国家政策水平、宏观发展战略。
三 历史意义：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它标志着中国从单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向对全面的美好生活追求的历史阶段，也标志着中国从富到强的时代精神的嬗变，更标志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真正开始。
(2)After eliminating the observations affected by multipath by the EM-aided method.Through conversion,the ranging error was reduced to approximately 20%compared with that of dual-frequency ambiguity estimation.
首先，它标志着中国从单向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向对全面的美好生活追求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境中，我们都是借助于矛盾论的话语来阐述不同阶段的历史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矛盾，尔后是解决阶级矛盾。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中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深刻地意识到，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并籍此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全力以赴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自此，全党全国紧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战略，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就了中国今日之物质文明。如前文已述，今日之中国物质文明已经让人们免于一般性物质匮乏的苦难，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个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但人不仅仅是只求物质的满足，对人而言，比物质的满足更根本的需要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物质需要仅仅是人全面自由发展中的一部分，是人们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前提。马克思高度肯定物质需要的重要性与前提性，称之为“第一个历史活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思想时，写道：“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著名的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也从个人的视角宣称人有不同的需要层次，并依次展开，其首要的层次便是生理需要等基本物质需要。无疑，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成就满足了这种“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物质需要不是人的根本的、社会的需要，它只是前提，人的本质需要在于包含了物质需要在内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批判”与重构，深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归属。这既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肯定，也是对其积极的扬弃。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铸就的物质文明繁荣一方面为人实现自由或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方面它在新时代有发生异化的倾向与危险，出现了一些非“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偏差。仅仅执着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超过它的必要限度或历史阶段，就会形成对人其他方面的需要的挤占与压抑，造成“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中国当前虽然经济充分发展，但潜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阻碍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制作：锅内放入清水500 g，下入除吉士粉和君度酒之外的用料小火煮至白砂糖全部溶化，放入吉士粉搅拌均匀，最后淋入君度酒即可。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从单纯经济追求到人的复归，明确昭示着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启，这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坚持，又是对它的发展与创新。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使命扬弃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之中，新时代仍然要坚持经济建设，大力丰富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但是这种经济建设的目的、方式必然着眼于人民本身。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人、回归人，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利社会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9]9以人民为中心则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一方面要求经济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物质生产多元化、精致化；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发展应更关注人的非物质文化需要，努力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重点关注生态环境、法治公平等真正的“社会”需要。以“美好生活需要”统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于一体，全面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其次，标志着中国从富到强的时代主题的嬗变。“富起来”已成事实，如何“强起来”才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核心议题，也在呼唤新的时代精神。“富强”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被连在一起使用，但“富”与“强”在涵义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要辩证地把握富与强之间的关系，深刻把握时代主题、精神的嬗变。“富”是“强”的前提，没有“富”有，“强”没有基础。但“富”不代表“强”，“强”也不是“富”的量增，“强”是对“富”的质变。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起来”的时代主题相比，以人民为中心则是表征了“强起来”的时代主题。两者在精神动力、思想内涵与实现路径等各个方面皆有较大的差异。从精神动力来看，“富起来”的动力在于人们对于物质需要的“本能性”追求。任何民族或国家在现代社会中，追求物质欲望都是它们奋斗的根本动力，而“强起来”的精神动力则注重人的社会需要，根源于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渴望；从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来看，“富起来”的内涵只求满足一般性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强起来”的思想内涵则是要致力于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时代精神的实现路径来看，“富起来”只求满足或深化物质需要，致力于“消费型”社会建设即可，而“强起来”则需要深挖人们的文化信念，籍凭于人的强大精神力量与信仰支撑。单纯依靠物质欲望，仅仅着眼于追求物质为目标，显然不能支撑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尽管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过于形式、抽象，但在对于人自我发展或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认识上却极其深刻。在马斯洛看来，“一方面，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能发挥作用，低级需要没有满足的时候，高级需要不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低级需要一旦满足，就不能再产生激励作用，只有更高一级的需要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10]马克思也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追求全面的、普遍的自由，而不仅仅如动物般只追求“直接的肉体需要”，因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11]58。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的社会生产动力并非依靠“直接的肉体需要”，“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1]58。人对超越物质需要的追求更能激励人进行“社会生产”，更能激发人对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强起来”的时代主题呼唤文化力量，需要更坚定的信念支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9]24，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9]25。创新精神的动力是来自人某种超越物质需要的信念、信仰，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在中国，这种信念力量源泉只能在人民之中，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是“强起来”的时代主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主题嬗变的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强起来”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旨向无疑是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其一切改革开放政策旨向与价值归属基础都是朝向人民。但在邓小平时代，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中国物质文明落后的历史境况。因而，邓小平理论的主旨就是秉承“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致力于解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物质贫困有着深刻的、切身的感受，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握非常准确。他秉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一个社会首先要“摆脱贫穷”，解决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有些僵化，公有制经济占绝大多数，不能适应一些微观经济需要，加上一些极“左”思想，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遭遇了一些挫折。为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教训后，转移工作重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力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当时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表达。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任总书记，继续推进和巩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4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使命已经初步完成，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处于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直接对邓小平理论的超越与全面升华。以人民为中心不是要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置于一个更根本的价值基础之上，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的、方法与价值皈依，发展与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更标志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真正开始。文明形态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生产方式，并基于这种生产方式而形成的一套政治结构、社会体制与伦理秩序。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文明呈现出不同历史形态。按照马克思上述的三大社会形态思想来划分，中国传统社会处于“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它主要表现为以家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人社会存在的方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维持和组织生产的基本单元。“家”因为“两性的自然规定性通过它们的理性而获得了理智的和伦理的意义”[12]308，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是初级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形态。
以家为中心文明形态的形成，相对于野蛮、蒙昧的前文明社会而言，是人类非凡的历史进步。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家庭排列在属于蒙昧和野蛮时代的史前各文化阶段之后，这一方面表明其历史的进步，一方面也展现其历史的局限。家的文明形态，显然是“人的依赖关系”的典型社会形态，其历史局限主要表现为：其一，人还未完全获得个人独立，只能以家共同体作为存在方式显露于世；其二，人在这个阶段还未获得从自然物中的真正超越与独立，存在、生活上受制于自然。在家文明形态中，人们不再逐水草而居，沦为游牧民族，但受制于土地经济，处于“乡土”的历史发展阶段。黑格尔批判家庭没有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家庭以自然的方式并本质上是通过人格性原则而分成许多并列的家庭，这些家庭一般都以独立的、具体的人格自居，因而相互见外地对待着”[12]328。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工厂”代替家成为现代社会新生产方式，是社会组织生产的基本单元，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属于马克思所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文明形态”。随着大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一方面把人从自然物、有限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获得个人在“物”面前的自由与独立；另一方面，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获得人的独立，从而让人就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家“集体”而存在，“由于家庭的解体，自由就为个人的任性而存在”[12]323。“人”不再压迫“人”，个体意识与个人自由在物(资本)中获得存在的基础。黑格尔哲学对这种“社会形态”进行完美的诠释，最终为以公民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社会形态属于文明进步中的一个历史环节，但这个环节被却黑格尔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固化、永恒化，视为世界历史的终结形态。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明白，以物的依赖性获取人的独立性，仍旧不彻底，充满着“虚伪性”。它的虚伪性主要表现在它获得的个人自由是形式的、抽象的、机械的，人与人之间仍“外在的依赖着、联系着”。尽管这种社会形态把人从自然物、有限物中解放出来，但又身陷另一种“物”的窠臼之中，而这种物就是人化物，即无限化的物——资本。与一般自然物相比，这种物尽管能“自动”增殖，但仍旧是一种物，那么人的自由还在“物”之中。只要人在“物”中，人就不会获得真正自由，而且这种物表现得比传统的自然物、有限物更能奴役人。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来一直没有把建立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视为发展的目标，或视这种社会形态为历史的终结形态。中国自开始就着眼于建设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形态的现代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消弭了阶级压迫、对立与剥削，注重人与人之间内在的、本质的、现实的联系，而非公民式外在的、抽象的联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阐明其革命宗旨，要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扬弃家文明的封建主义、以公民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开创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彻底的文明形态，从现实上确立一个真正人民主权的文明形态。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则标志着一个现实的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Pacific subsurface ocean temperature and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其理论底蕴深厚，逻辑严密，基础扎实，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也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确保人民共享经济改革成果；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确保人民的福祉不被经济增长所异化；要求我们转变发展观念，由经济单向度发展转为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就是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时代表达，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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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actical Logic ,Realistic Basi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ople -centered Thought
LIU Ling，HUANG Du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China )
Abstract : 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is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la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development.Its proposal is based on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y year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 mode of production.It has a solid practical foundation.Its proposal marks that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a new stage, which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 people-centered; practical logic; realistic basi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 2019) 05-0019-07
[收稿日期] 2019-07-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习近平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资助(编号：19B12)
[作者简介] 刘灵(1981-)，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1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标签：以人民为中心论文; 实践逻辑论文; 现实基础论文; 历史意义论文; 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