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与明代中期的云南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明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云南的古代文学，汉以前不可论。汉代，典籍中有点滴记载。汉以降至唐宋，虽也有高手略存其作，亦难窥其全貌。元朝时云南设行省，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也有相应的进步，但就文学创作领域来说，还未形成一定的作家群体。明初，内地数十万军民入滇，并随着改土设流和卫所屯田制度的施行，移民与当地人民相互交往与融合，不仅促进了云南社会和生产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受文化教育的人群由社会上层渐次延及平民。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命云南增设学校，县设书院，乡设乡塾。知识分子的逐渐增多，使云南作家群的生长形成有了最基本的条件，为云南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以至产生了里程碑性的变化。永乐九年（1411年），明王朝中央在云南开科取士，录28名，其中进士2人。此后取士名额有所增加，获进士功名的人增多。同时， 亦有一些文人墨客因游宦进入云南。随着内地与边疆人事交往的频繁，尤其是参与外地政务的云南仕人，使他们受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文化氛围的影响和薰陶，开阔了眼界，文化素质与文学修养都得到极大的提高，给云南文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从永乐到成化期间，已初步形成了可观的云南作家群体，分布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广大地域。滇西以保山为中心，出现了丁嵩、陶凝、汤琮、张升、张昞、万纶、张志淳、张志信及其稍后腾冲的张润、易经父子、汪城等十数人。陶凝、汤琮、张志学、程广、曹遇等人还结诗社，俱以诗名，这恐怕是云南民间最早的文学团体。丁嵩家贫，然勤学，著有《横峰樵唱》。他曾向宣宗（宣德帝）陈机务八策，并被采纳而强起入朝，惜卒于道中。张志淳性敏睿，一意于诗，肆而能纯，华而不缛，凌厉古今，出入风雅，著有《南园漫录》、《南园集》等。值得一提的是其间出现一位女诗人，即万纶妻王氏，著有《月梅轩诗集》。洱海周围出现的作家，著名的有大理杨黼、陈时雨及其稍后的张去鹏、张鼐、杨士云、李元阳、赵汝濂诸人，蒙化（巍山）有丁昶、朱玑父子，邓川有杨南金，稍后有云南（祥云）李素、周臣，宾川何邦宪，浪穹（洱源）张腾霄等。杨黼不但精通汉语文，还擅长用汉文记白语，创作白族民歌体诗，即所谓“竹枝词”、“山花体”。现存“山花碑”诗，就是“以方言著竹枝词”的代表。陈时雨十四岁时向征麓川的统帅王骥上《平彝书》，使王骥大奇。他的“千古独特冰雪操，一生不羡绮罗香”是为世人传诵的名句。丁昶出任石阡知府，著有《公余清咏》等。杨南金严正直行，为官亢直不屈，关心民瘼，其作品深刻揭露统治者苛政害民，官吏“狡伪善刀笔，大坏昔仁里”，枉道不法。以滇池为中心的各地作家，主要有昆明的施铨、郭文、赵璧、李宗儒及稍后的毛玉、胡山、胡廷禄、施昱等，安宁有张维、杨一清，晋宁有王宗父子，朱玑、朱克瀛、朱凤祖孙三代相继，以及唐以敬和稍后的肖景时、方端等。此外，还有呈贡的陈淳，杨林的兰茂，宜良的严容。郭文被称为“昆明诗人之祖，为诸诗家之权舆”，著有《舟屋集》。杨一清是明清两代滇人在朝中的最高官员，曾为朝臣首辅。他与“茶陵派”首领李东阳为阁臣同僚，而前七子之李梦阳、康海就出于杨一清门下，他在文学领域中亦与李东阳相类，也是一个文学家，著述甚富。王宗热心教育，在玉龙山下梅花谷建“梅谷书院”，造就地方人才，著有《一庵草》、《草庭吟》，其子王昱著有《悔过录》等。朱玑隐居乐道，工于诗文，卒后知州李愕曾挽“醉里有诗超李杜，枕边无梦到公侯”的赞誉；其子朱克瀛著有《清庵集》，孙朱凤著有《东湖诗集》。陈淳笃志邱陇，傅良弼称其“未仕而富，既仕而贫”，以诗自娱，言论笃实。严容诵唐诗近万首，著有《葵庵录》。兰茂不仅在植物学、医药方面的成就突出，他亦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袁丕钧说他是“文肇三迤”，戴秉经赞他是“古滇正名士，玄壶老诗人。”滇南主要有宁州（华宁）张文礼、张西铭及稍后的张凤，通海有沈政，临安（建水）有罗庸、罗昊、濮宗达及稍后的张绎、刘洙、徐澜、叶瑞等。张文礼是临安府第一个进士，沈政时人或比之辋川。滇东主要有南宁（曲靖）的施继仙，宣威的李珉、缪良玉父子等。
从以上的叙述中看出，云南文学的发展正露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事实上，从弘治经正德到嘉靖间，云南作家队伍已成浩荡之势，分布地域更加广大，丽江、楚雄等地都渐次出现一些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人物。如丽江有纳西族作家木泰、木公及稍后的木增等，楚雄有俞纬、俞汝钦、丁西度、张金诸人。按初略统计，成化、弘治40年间有名可数的作家约有30人左右，正德17年间约有20人左右，而嘉靖44年间则不下70余人。从作家队伍和取得的成绩来说，在嘉靖时期云南文学创作走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这与内地同期文学的发展有着惊人的一致。但是，云南文学创作自有其特点。这一时期，云南文学中各类体裁大体俱备，并在积极吸收汉文学的基础上突出了地方民族特色。如作品中所描绘的雄奇山川，旖旎风光，所叙述的动听传说以及云南独有的风物习俗，无不带有一种清新和神秘之感。长期以来并未为人们所认识，以至众多的文学史家在著述中将其忽略而成为空白。其次，云南作家在其创作中绝少为“台阁体”所缚，亦未形成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在内容上更为贴近生活，反映现实，在艺术上体现出朴素自然之美。第三，云南作家群不仅有明显的地域中心特征，而且与家族的传承关系密切，这大概与文化教育普及程度有限、阅读书籍不易有关。而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不仅在云南，就是在全国也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云南文学在嘉靖间走向第一个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不可忽视的是杨慎入滇所起到的推动和催化作用。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年）24岁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史》本传谓“明世记通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种，并行于世。”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议大礼，受廷杖，下诏狱，谪戍云南永昌卫，“永远充军”。杨慎从嘉靖四年入滇，到嘉靖三十八年卒于永昌，几近四十年。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正德间曾为阁臣首辅。武宗殁后，总朝政三十七日，并迎立世宗（嘉靖帝），权倾朝野，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由于杨廷和的声望、杨慎才学和在议大礼中的影响，杨慎到云南后，“大吏咸善视之”，实在永昌时间不多。初寓居安宁近二十年，1547后迁昆明西山高峣。杨慎虽为“罪卒”，但因他的名声大，与滇中士人多有交往，相对还是有自由的，大理、建水、开远诸地均有他的足迹。所谓“名人效应”，在杨慎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
杨慎在云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文学领域而论，我以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与云南作家接触、交流、切磋中，活跃了云南的文学创作，提高了其创作的水平。杨慎充军云南，是很幸运的。不仅地域对他来说并不算那样陌生，而且有不少世交和朋友。如昆明毛玉是他的同僚，为同一原因同受廷杖而毙命。他在《吊毛用成》一诗中写道：“阙下苍茫别，泉台汗漫游。丹心君事毕，白发我生浮。四海英雄泪，三年魑魅愁。临风谁与向，天道信悠悠。”永昌张含既是世交，又是同窗；阿迷（开远）王廷表还是总角交，彼此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其他如大理李元阳、杨士云，昆明唐锜等，都钦佩他的才华和同情他的遭遇，心虚而乐从。杨慎天赋不群，超悟卓绝。他每到一地，多有题咏。其诗文或情与景会，或意象融适，使事用典，自是高人一筹。嘉靖十三年阿迷王廷表奉父命迎杨慎于家，两人日质论酬唱，留数月。据说一夕尝赌成梅花诗各百首，艳称于世，至今传为佳话。总之，在与滇中文士交往酬唱中，互相学习，切磋提高。有所著述，互为品题序跋，在滇中的文学界造成空前盛况。犹如邓川杨南金在《升庵长短句序》中所说的那样，“太史公谪居滇南，托兴于酒边，陶情于词曲，传咏于滇云，而溢流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用张含的话是：“杨子用修居滇，敷文析理，祺昭发晦，时罔埒”（《檀弓丛训序》）。可见杨慎在云南士人中影响至巨。
第二，杨慎以其广博的知识，哺育培养了一代新人。云南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学术信息的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上书籍出版的困难，得到更不易，文化知识的流布更趋狭小。杨慎入滇后，以他的多才博学，向他学习的人很多。即使是同辈人也向他请教，从内心折服。杨慎或题咏，或酬唱，或讲学，或著述，既扩大了文化知识的传播，给云南的学术带来新的氛围，也为文学创作起到提高和推动的积极作用。他的众多著述，有的被作为授学的范本。李元阳在《刻檀弓丛训序》中说：“《檀弓》在六经中，古今拟其文辞，疏其意义者，无虑数十家。……嘉靖间，成都升庵杨公慎流寓滇南，始聚其说，抚摭利病，摘为一篇，题曰《丛训》。……欲观者不假丹铅，手才披而知作者之妙。岁丙午，秀水默泉吴公鹏提滇学且三年，一日手是编，进诸生而诲之曰：汝知为文乎？文由外滋，学问习熟，则能推类为文也。”晋宁唐尧官在《选诗补遗小引》中说：“《诗》三百篇后，惟梁昭明太子《文选》所辑者，足继其响，世共珍之矣。升庵杨太史氏复辑《选》诗所遗者，为《外编》、为《拾遗》，与《选》诗并传云。余每出必携三集偕行。”杨慎在滇交往最亲密的友人，是李元阳、张含、唐锜。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被强行由蜀押解返滇，至永昌后卧病，满怀深情写下绝笔诗《永诀李（元阳）、张（含）、唐（锜）三公》云：“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诽不学（离骚）侣，正葩仍为《风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君谁与传！”在同辈人中，向杨慎学习体会最深、得益颇多者，阿迷王廷表、昆明唐锜是其中的典型。王廷表赞叹“杨子于书，无所不读。至其于诗，则自汉魏六朝以及盛唐诸家，长篇短章，无不口诵，更不检本，不可及者，其在是乎！其为诗，或马上口占，酒边率尔，多不存稿，其手书自存者，必可传可知矣。表也自少从太史后，不敢与韦迢郭受并，而忝若朱老阮生比矣，幸附姓名，敢忘序说。”（《南中续集序》）王廷表不失谦恭尊重之意，实际上两人常讨论问题，有时意见常常相合：“表访升庵子于连然，获《丹铅余录》读之未竟也。寻升庵子持以过表，订《卷耳》、《东山》诗……意与升庵子合，结缡果在烛出之后……。升庵子嗜学不倦，多所著作，若《四诗表传》、《风雅逸篇》……《滇程记》，表皆先得之。富蕴健笔，继往觉来，方暀暀乎未艾也。表幼与升庵子共学，今幸与游，教益滋至，欲往从之，非其脚也，备而论之，实未易也，然亦可观之。”（《刻丹铅余录序》）。张含、唐锜认为杨慎学问、著述均在当世诸家之上。“升庵太史之寓南中也，池南子尝过了。既觌其辉而览其芳矣。……太史之诗，殆所谓昌其气，达其材，融乎其兴奋乎！所谓本乎性，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出于自然者乎！古不暇论，即今所称李空同、何大复、郑少谷、徐迪功、薛西原、孙太初七子，颉颃未知优劣，然太史固当世之雄也。（唐锜《升庵升短句序》）。杨慎在滇的门人，为人所熟知的如大理董难（西羽），随杨慎集转注古音，深得杨慎的赞誉，人称杨慎之有董难，犹扬雄之得侯芭。剑川李东儒，殁后杨慎志其墓。此外，大理还有吴懋、梁佐，蒙化有张璧，安宁有李世芳、丘文举、杨富春等，他们受学于杨慎，都有不同成就。董难著有《饷余枕蓑吟稿》、《雪堂词彩》、《芷碧乐府》、《凤唱集》等十多种。李东儒资性朴茂，好学，淹贯史书，游杨慎门下，得博约之教，著有《揽翠山房集》。吴懋能诗文，著《南霞集》、《秉槎集》等。梁佐诗朴实，工整中见明快。张璧喜文翰，能诗歌，尤长于古风。
第三，杨慎以其创作实践，描绘和歌颂云南的山川风物，不啻为示范，影响深远。杨慎入滇以前的诗文，就其风华绮丽，也有称道的地方；而其社会内容和意义，则与入滇后的著作远不可同日而语。毫不夸大地说，如果不是因政治原因而带来命运的突变，杨慎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或离明七子不会太远。很难说：“独立门户”（《四库提要》），“另辟一境”（《香祖笔记》）。杨慎长期废居边疆，奔走旅途，使他更多地接触到穷乡僻壤的劳苦平民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获得新的强劲的生命力。他的不朽之作，并不是那些穷极词章绮靡的篇什，而是充满社会内容、贴近社会现实、自然流丽的华章。正如他的好友张含所感受到的那样：“余点升庵诗，不喜其深邃，而喜其朗爽也。”杨慎之前，未有象他那样居滇之久，在滇足迹之广、交往之众者，因而前人作品中所鲜见者，杨慎的诗文中多有表现。“盖其穷方舆山川之奇秀以为境，取古今载籍之菁华以为材，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匪惟不可及，亦不能知也。”（王廷表《南中续集序》）。他的不少篇什，可以说是补了诗史中云南的缺页。如《宝井篇》、《海口行》诸作，不仅饱含着丰富的现实社会内容，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开阖变化，足与前代大家相媲美。《宝井篇》即使在今天，对不了解云南山川情况及民俗特点的人来说，读来也语多离奇。这样的诗作，为非亲历荒裔者所难于道，在明诗中也是仅见之作。《宝井篇》揭露朝廷开采宝石之祸，敷写边疆各族人民应役之苦；《海口行》、《后海口行》揭露官吏借大疏海口之名，围海占田，谋私自肥。其他如《滇海曲》、《海口曲》等，描绘滇中秀丽景色，叙述滇中史迹风物，表现滇中淳朴土俗，使人一新耳目。杨慎之前，尚无如此大量反映滇南风土民情之作，为史诗中所鲜见。他的传世名作《垂柳篇》，寓情于景，感慨深沉，在内容和艺术上在当时和后来都有较大影响。乾隆间赵州龚锡瑞诗《苴力铺》，为杨慎怀才不遇，惨遭贬谪鸣不平；其妻苏竹窗，亦有《和苴力铺秋柳吊升庵先生》诗，末有“眉黛任衰腰任减，月冷霜清有雁来”之句，给人以坚韧不屈、挺拔奋进的精神力量。张含说：“滇，杨子所寓而昭也；辞，杨子所变而雅也”（《南中集序》）。门人李世芳谓“公之精神气魄，俊绝雄伟，斗藻烟葩，争巧春茧，有非少壮所能仿佛者，洵孔徒而伏友也。可以振今，可以传后，将不在此乎！”（《升庵七十行戍稿后序》）。
第四，杨慎表彰云南作家，从而使云南作家走向全国。如前所述，永乐以后，滇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比内地文人逊色。因地域限制，无人宣传，知道的人太少。杨慎入滇后，对作出成绩的人，往往题咏褒奖，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对云南的宣传。杨慎过宣威，对扶持后学做出成绩的缪良玉，榜其宅为“瑞室”。杨林的兰茂和贾惟孝被称为“两隐君”。贾惟孝与杨慎有初会、再会、三会之咏。杨慎居安宁，曾为杨一清立“杨文襄公故里碑”，并题“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入将相，文德武功”。这些文墨，都起到使人注目强调的作用。生活的变化，也使杨慎的思想发生变化，对文学的审美也发生变化。如昆明的黄凤翔，字冲霄，号竹泉，嘉靖丙戍（1526年）进士。为官执法不阿，善诗文，有名于时。杨慎友人简绍芳看不起他，常对杨慎说：“黄竹泉平平耳。”杨慎却说：“公无言，如竹泉者，宇内未易得也。”简绍芳看重的是艺术形式，而杨慎所重的是内容与人格。
杨慎为当时云南作家的著作或作序跋，或选集品评，卓识而公允，为世人所重而扩大影响。杨慎称张含“颇有万言不竭之才”，他在《张禺山戊已吟卷题辞》中写道：“禺山张兄，海内诗翁，既称大家，实师正宗。”杨慎与张含是彼此最为了解的人。“慎与张子，自少为诗文，观规矩而染丹青者，五十年余矣。张子诗日益工，文日益奇，余瞠乎其后者。”（《张愈光诗文选序》）。万历辛丑（1601年）间狎主闽中诗坛的徐惟起在《文心雕龙跋》中云：“前跋云禺山者，初未知何许人，兹案《升庵文集》，禺山张姓，字愈光，云南永昌人，年八十，工诗善书。集中有《跋愈光结交行》，又有《龙编行答禺山》，又有《五老图禺山八十》，又有《重寄张愈光》二律，又有《存没绝句》怀及愈光，又有《寄愈光六言》四首，观用修诗文推毂之言，可以识禺山之大概矣。”可见因杨慎之作而张含之名及成就得扬而光大。杨慎对这一时期杰出的纳西族诗人木公也倍加赞赏和倾慕。“夫雪山世守边圉，独稽古嗜学于轻裘缓带之余，刻烛击钵于燕寝清香之暇。非其特出之姿，尚友之贤，何以继缘情绮靡于古昔，而获美誉鞶悦于士林哉！”“予感雪山之神交于千里，跫音于空谷，乃因南园诸公之批评，选十一于千百。”（《雪山诗选序》）。最突出的例子，是郭文因杨慎表而扬之为世人所重，使其走向全国。郭文，字仲炳，自号舟屋，昆明人，明景泰间布衣。无家室，买舟青草湖，寝处其中，啸泳自得，因号“舟屋”。他常往来滇洱间，以诗文著于一时。杨慎对郭文的诗作，尤其是对他的“竹枝词”甚为称赞。据说郭文曾写有《登太华兰若》诗：“晚情独倚旃檀阁，烟景苍苍一望开。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游仙应有飞空鸟，僧去宁无渡水怀。不为平生仙骨在，安能上得妙高台。”杨慎谓郭文“其诗有唐风”，远胜当时滇中诗人。《升庵诗话》中所举“如《竹枝词》云：‘金马何曾半步行，碧鸡哪解五更鸡；农家夫婿久别离，恰似两山空得名’。又登碧鸡山太华寺一联云云，一时搁笔，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称耳。”因其“全篇未称”，故杨慎另作一首，名为《太华寺席上，文似山咏郭舟屋“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之句，爱其善状景物，而惜其全篇未称也，属余易其首尾》：“仙人掌上梵王台，雨霁秋清望眼开。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摩天鹳鹤窥明镜，呷浪鱼龙引渡怀。金碧西南无此景，为君扶病一徘徊。”杨慎的诗气度自别，至于是否就胜原诗，又当别论。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杨慎不仅使郭文之名走向全国，而且也是对云南的最好宣传。因杨慎的表彰，《艺苑卮言》五、《围炉诗话》六、《续诗人玉屑》五举明人警句，皆引其第二联“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虽仅一联，其意义可谓大矣。不言而喻，其在云南文学创作取得的硕果，在全国文学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