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德性教育意义探析
——基于亲社会行为与公共德性的现实
●宋洁
摘 要： 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的生活样态，对公共性的澄明和守护，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实质和归宿。随着亲社会行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生活领域呈现出不断分化和拓展的趋势，对公共德性的守护和累积将是亲社会程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开展公共德性教育，可以深化对人自身存在样态和发展本质的认知，增进对社会积极价值和亲社会行为的把握，巩固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维系的德性基础，强化对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培育的导向。
关键词： 公共德性；亲社会行为；教育意义
公共德性（Public virtue）是人们所具有的在社会共同生活中体现的，并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优良品质，体现了人们对共同生活的行为秩序、规范、准则等的认可，及在客观行动上遵守与执行的自律性[1]。“公共德性”的含义广泛而深刻，可以说，它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人类亲社会行为的所有公共生活领域，因而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恒常性的题旨。
一、亲社会行为：为什么人们助人
社会中时刻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亲社会行为——小到主动关心别人、分享所得、谦让有限资源，大到打击犯罪、慈善捐助、拯救他人生命等。与现在热议的道德滑坡等情况不同，亲社会行为表现着社会中的善举和积极行为，传递的是社会的“正能量”。
3.4 开始整体方案前检查影像学 头颅MRI平扫加增强+MRS，外周血样本作为基线。静脉输注PD-1抑制剂后第2天留取外周血样本，每3周1个循环，开始下一轮治疗前复查MRI评估肿瘤体积。若有头痛等颅压改变症状，急诊行头颅CT检查。
“亲社会行为”一词最早出自美国社会学学者威斯伯（Wisbe）发表于1972年的一文《社会行为的积极形式考察》。目前，被众多学者接受并广泛引用的亲社会行为定义有如下几种：（1）艾森伯格（Eisenberg）指出，亲社会行为指向一种倾向于使他人得以受益的自愿行为[2]，如帮助他人、与他人分享、安慰他人等。（2）缪森（Mussen）等认为，亲社会行为倾向于助人，或者使某一他人或群体受益，并且行为者本身并不希求获得某种外在的奖励，因此亲社会行为通常需要行为者付出某些代价、作出某些冒险甚至是自我牺牲[3]。（3）拉什顿（Rushton）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对他人有益的行为，是牺牲自身利益的行为，且并不以此渴求享有任何内部或者外部的奖励，因此也可称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4]。（4）罗森汉（Rosenhan）等人将亲社会行为归为两类：一类的行为表现是自发的，其行为动机是为了关心他人；另一类的行为表现是具有常规性的，其行为动机是为了获得好处，即希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也能够对自身有利，如可以避免惩罚等[5]。（5）在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亲社会行为意指这样的一些行为反应：行为者自身无明显利益获取，但是对接受者而言却是有益的[6]。这与缪森（Mussen）和拉什顿（Rushton）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较一致，界定都比较严格。（6）黄希庭认为，亲社会行为就是一种能够对他人、对社会有益，并带来积极影响的利他行为、助人行为或者其他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行为，如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分享、谦让、合作、帮助行为，以及为了他人利益而甚至作出的自我牺牲行为等[7]。（7）杨韶刚认为，亲社会行为泛指所有符合社会期望，并且能够对他人、对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8]。（8）寇彧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行为，甚至是为了他人利益而自我牺牲，并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和趋向，如谦让、合作、帮助、分享、捐赠等是典型的亲社会行为[9]。
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亲社会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实，亲社会行为主要具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行为的目的必然是要对他人、群体或者社会有益的；二是必须是自觉自愿非强迫的行为。通过上述归纳分析，可以看出，从广义上说，亲社会行为是发生于社会环境中的、符合社会期望的、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那种自觉自愿行为。亲社会行为不完全等同于利他行为，事实上，它比利他行为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对“利他”和人道主义行为的研究开始萌芽。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人们在危机关头表现出来的冷漠，激发研究者们弄明白为何在有的情况下人们会对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援手，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又表现得那么无动于衷[10]。从那时起，对亲社会行为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兴趣也是越来越高涨了[11]。
所以，深化对人存在样态和发展本质的认知，实现人在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化，蕴含着对公共德性的吁求。这就如同康德的“人是目的”那般。马克思（Marx）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谈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意味着人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原因与最高目的，它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就像英格尔斯（Ingalls）所认为的“求同思维”那般，全体民众在“心理”“思想”“态度”“行为”上都要经历一个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14]。布莱克（Black）认为，人的现代化，具体来说，一是在观念上，要实现由迷信、宗教、宿命论向知识化、科学化转变；二是在交往上，要实现由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人际关系向世界性的、开放性的人际关系转变；三是在行为上，要实现从压制人的创造力向解放人的创造性、发挥人的潜能转变[15]。公共德性中的独立、自由、公正、开放、秩序、包容、慎独等优良品质，其实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品质需求。人唯有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学会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充分认识到人不单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还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有着自我个性的人，有着自我尊严和自我追求的人，更是社会的人，是生活在公共生活空间的人，是有着参与公共事务需要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化，深化对人自身存在样态和发展本质的认知。
经分析，大海子水库内部收益率11.25%，大于社会折现率8.0%，且效益费用比1.1，初步概算该工程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及其背后动机的复杂性，因而研究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也更为复杂。在公共生活领域，我们怎么来解释如下的现象：当人们对发生在自身周围有些似乎应该触人心境的事件表现出不予关注、冷漠、无同情心的同时，却对另外一些事物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道德关注和体恤行为，甚至做出了一些颇具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助人的意愿是否是一种源于基因的基本冲动？有没有纯粹的助人动机？还是仅仅当人们能从中获得某些利益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帮助？是否有类似马斯洛（Maslow）需求层次的助人动机层次呢？能够维持助人行为的持续性的深层动机是什么？
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不少亲社会行为是被这些因素所触发的：物质性回报、希望由此可以减轻内心中的不舒服感觉（如内心不安、负罪感等）、对社会认可的预期等。但是亲社会行为中还包括利他行为，包括公共的德性，包括更为纯粹的社会高级动机（如平等、公正、义务、包容、共情等），表现为在公共生活中，纯粹由于对他人的恻隐之心，或者是渴望坚守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而激发出来的亲社会行为。这种亲社会行为的确比渴望规避惩罚、得到认可或回报的亲社会行为更为可贵。
正在我感慨良多之时，老友李来电，说晚上请一帮朋友去土菜馆吃土菜。放下电话，内心却颇不平静。我不知道“土菜”这个名词是什么时候有的，但我知道，在我一出生，父母天天给我吃的都是土菜。那时的乡村人家，菜园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大棚，也不喷洒所谓的增长剂之类，更没有所谓的“反季节”之说，所有的菜都当季，嫩，且新鲜，吃着有“菜”味！比如土韭菜，春天任它发青，全靠自然生长，想吃时，用刀割上一茬，放点盐和辣椒随便炒上一盘，桌上一放，准保能闻到诱人的“韭菜香”。
二、公共德性：人的亲社会行为诉求
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我们希冀公平和效率、民主和法治、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培育公共德性，实际上是回归人们对社会积极价值的思考，激发社会层面的价值共识，为深化改革提供思想和理论活力，因为公共德性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一种德性动力。
(4)氮肥、焦化、甲醇等煤化工生产企业共同关注的节能(节水)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应用及产品、原料等的结构调整问题。
一方面，就一般理解来说，公共性是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实践的产物。也就是说，公共性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所体认和占有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不断凝练、培育才逐步被确立和得以彰显的。公共性的确立必须以个体的自觉和自由为前提。在现代社会之前，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常识、经验、习俗和惯例而自发地生存和生活着，这种境况还谈不上真正的公共生活，也就无公共性可言了。只有当个体超越了纯粹的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积极寻求科学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并在公共生活中获得认知和情感的满足，以及自我效能的超越时，真正的公共性才会被确立起来。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亲社会行为的观照历程。
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公共性的产生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要求长期积淀和凝练到一定时段和条件下才逐渐显现的。只是最初的这种公共性因素并不被称为“公共性”而已。至于这种一定时段和条件，是随着人的启蒙和人的解放，在出现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分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是在出现了以自主、平等为特征的个体后才出现的。更为主要的是，公共性（包括公共德性）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是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的。它本身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种过程的开端存在于人们早期社会生活的交往中。原始社会中的原始共产主义可以看作是类似公共德性的早期形态，当时人们都奉行它。但这种所谓的、当时存在的“公共德性”实际上通行（即发生作用）的范围十分狭窄，只是在人数不多的本氏族或本部落中实行，一旦越出这种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的族群范围，族群之间就可能为了争夺一块水源或草地而发生大规模地血族争斗，即无所谓“公共性”了。所以说当时也有“公共性”，但其内涵与今天所说的公共性之内涵已不可相提并论，但今天的“公共性”可能就蕴含着人类早期原始“公共性”当中的某些基因。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公共生活的领域越来越扩展和深化，于是公共德性的内涵和通行范围也越来越拓展，它们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可或赞同。如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形成了某种城市精神和公共德性，包括古希腊的四大美德，其价值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尽管“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内涵与今天人们谈论这些词语时所理解的内涵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至少这些概念的外部性是被今人所接纳的。所以，公共德性怎样从古代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不同历史时期又有怎样的特点和作用，实际上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由此可见，亲社会行为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公共性逐渐呈现的过程，它直接推动了人类公共生活的开展和丰富。经济的发展，在相对意义上使人们解脱了来自私人领域事务的束缚，人们开始有条件在从容追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基础上，谋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并推动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以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首先开启了人的自我澄明征程[13]。于是，以平等、自由、独立为鲜明特征的个体终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逐渐步入了由资产阶级革命所开辟和催生的公共生活领域。通过参与公共事务、交往合作、公益行动等，人们不断追求着生活品质的提升。
开展了十余年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虽已有了一个良好开局,但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在制度体系建设层面主要存在制度立法层级不高、适用范围有限、处罚手段和力度有限、部分制度环节不完善等问题，在严格水资源管理的新形势下，亟须通过完善其制度体系予以解决。
近代中国的探索之路异常艰难曲折，这与公共德性的缺乏不无关系。在中国传统中，从“天下为公”以及家族整体利益出发的德性价值取向，被投放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时代，就显得空泛与狭隘了。公共德性是在现代社会公共性彰显的情况下，人们德性的公共运用现实，代表着时代先进文化中被人们认同和恪守的亲社会行为价值诉求，因而不是我们可以回避的。
可以看出，“对高校部门决算报表分析文字说明属于无用分析以及不能正确运用决算分析的各种方法”这两方面因素是区内外高校认知最大的区别，这其中原因也是相关联的，因为不能正确使用决策分析方法，所以数据分析准确性及相关性不高，运用于实际工作就比较少。同时也能看出来区外财务人员对能正确运用决算分析的各种方法认同度更高。
建筑竣工交付后，随着年限的增加，常常存在图纸缺失和图纸不准确的问题，因此，隐蔽工程的信息（如管线和结构构件的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等）难以二次获取，给日后安全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推动着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丰富。新出现的公共生活空间急需亲社会行为的支撑和化育，急需共同价值的规导和人们德性的自觉自律，这也在客观上提出了人的亲社会行为形成与发育的诉求——公共德性培育的时代要求。
三、公共德性教育意义
国家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所产生的政治组织。在恩格斯（Engels）看来，国家即为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6]。国家意识形态是足以使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并使其成员产生对国家认同观念的基本价值共识。其实，无论国家机器，还是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为巩固与完善它倚恃生存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所起的社会作用是一致的。
（一）深化对人自身存在样态和发展本质的认知
从个人层面来说，在应然维度，人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其中公共生活领域是人澄明自我、走向自我本真的活动领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人总是在不断追求自我生命的完善，以及个性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类存在”理论，表征了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群体性的人的本质。公共德性作为人类文明特征的品质表征之一，将是避免人的“类存在异化”倾向的重要品质，也必将成为每一个民族与国家必须完成的国民性改造任务。
而从实然维度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对个体合理的内在主体诉求，使得公共德性培育被唤醒和倡导。但是市场经济中对个体自由的过渡张扬，继而导致对公共生活的遮蔽以及对公共性的消解，使得人们迷失了对类群生活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因为，一方面由于个体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机制，使得人与人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更为普遍化，传统维系人的类群生活的共同价值及权威便失去了原本的效力。其实，从人的自由本性发展来看，这一过程是值得颂扬的。但是，人类在解放自我主体、澄明自我本质的探索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自我”设定为某种“绝对”的实体，并以此为出发点，无限张扬人之主体性，从而造成了当代人的多重困境，如“意义世界的迷失”“共同精神家园的损毁”“公共类群生活的虚无”等，个人逐渐变成了孤立的、彼此对立的个人。唤醒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重建人们对类群生活的信心，业已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说到对自己善心的了解，人们还是不免觉得自己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的知识是如此的有限。当然，原因之一是由于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所进行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致力于了解反社会行为形成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因素。通过研究人们的不道德观念与行为，心理学家们试图探明侵犯、冲突、犯罪和偏见等行为的认知与社会基础。与心理学家们对人们负面行为的长期研究相比，他们对分享、合作、利他行为等正面行为研究的历史就要短得多。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源于人们的“猎奇心理”，似乎人们对负面行为的关注总是比对正面行为的关注更多些。尽管几个世纪以前，休谟（Hume）等哲学家就对同情心和亲社会行为产生了兴趣[12]，但是直到1970年以前，大多数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主要是攻击性行为、不良行为等负面行为，而不是亲社会行为。正因为抢劫、偷盗、暴力、不诚实等行为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产生偏见、盲目服从权威、恐怖行动、麻木不仁以致屠杀无辜人群等行为具有显著的恶性影响，所以研究者们致力于了解并减少这些负面行为，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这些行为确实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理应成为关注的重点。然而，根据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大量活动及行为发生和发展的经验看，它们与相关的激励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正面激励（即习惯意义上所称谓的表扬）能使有机体持续相应的正确行为并明确继续努力的方向，而负向评价（即习惯意义上所称谓的批评）只能使有机体明白什么事情不能干，什么行为不能继续而必须终止，因而它对提示人们行为前行目标和方向的作用几乎为零。
随着亲社会行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生活领域呈现出不断分化和拓展的趋势，对公共德性（如社会秩序、公共美德等）的守护和累积将是亲社会程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为，社会整体中的任何变革，都有可能牵涉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适度调控，对不同利益诉求的妥善平衡，就需要凝聚人们的思想资源，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培育人们的公共德性。
（二）增进对社会积极价值和亲社会行为的把握
从社会层面来说，由特定文化孕育出来的公共德性，能够影响并维持着一定社会特有的结构组成，体现着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德性价值选择，反映着公众对社会积极价值的关注程度以及对亲社会行为的践行程度。
一方面，我国自古就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训诫，造就了大多数中国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手法，这与泛道德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公德意识的疏漏不无关系。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剧变，使得公共领域不断被开显出来，大量公共事务纷至沓来，人们的公共生活日趋活跃与丰富。培育公共德性，实际上是启蒙人们的社会共同价值和德性思想，使其自觉参与并融入公共生活，认同并践行亲社会行为，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善美和平稳。
人类社会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公共性的生活样态，对公共性的澄明和守护，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实质和归宿。对公共性的选择性生成、契合性认定、科学性矫正，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完善和践履。
（三）巩固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维系的德性基础
“公共德性”对于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研究道德的学者来说，具有显著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这种利他行为或者说是共情行为、源于公共德性的行为，它们所产生的原因，与促使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其他原因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了解人们帮助他人的动机，对于我们了解“公共德性”、促进“公共德性”的发育发展和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所以说，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人们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动机，并弄清楚这些动机是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在各种情形下是如何被激发起来的，我们才能够切中重点、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人们的善良与爱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都担负着同样的任务：一是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给予理论解释；二是把这种合法性解释转变为凝聚力，转变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政治观点、社会理想、共同价值和道德体系等。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具有这种凝聚力，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能够将社会大众意识吸引到其周围，使得社会能够在统一的理想目标和方向中前行迈进。
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维系，一般是在国家政权积极、主动地支持下完成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支持，思想理论充其量仅为一种民间流行的思潮，无法具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维系，必须得到民间的广泛认同，不然就会虚浮为单纯的御用工具，无法起到凝聚社会人心的作用，也无法为政权及其作为博得认同与服从。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维系，必须要以广大民众之公共德性为其德性前提和基础。这种公共德性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鲜明的特征，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也不会轻易受到他人影响，相反它总是要求人的观念、行为必须要顺应它。所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和维系之德性基础的公共德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方向性和适宜性。
这种德性基础的建立，一是体现在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要契合人心，切合公民之公共德性，符合时代之公共精神，这样才能够被社会所普遍认同。二是体现在要充分培养和调动广大民众的公共德性，使其主动参与到公共活动中来，运用公共德性以维持社会秩序、调解与缓和社会冲突与矛盾。因此，对公共德性的研究，便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
（四）强化对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培育的导向
无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来说，都需要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而加强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和合共存”等思想的发掘和弘扬，也是培育公共德性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是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公共德性进行深入研究，既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理解视角，也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一种德性动力。
广义的文化意即人化，是人类在从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方式、范围和结果，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行为文化等一切人化的事物。狭义的文化指向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观念体系，指向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文化领域必定是先进与落后并存，腐朽与神奇同在，而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一方面，从人类的本性和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看，先进文化乃人类德性取向之所在，是人类公共德性的重要体现。因为先进文化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蕴含的是最大限度公共性的文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公共德性进行系统研究，是当代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重要路径创新。因此，先进文化的培育必须要有公共德性指引，必须要体现公共德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公共德性也是对抗消极落后思想的一种德性武器。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对腐朽、落后、颓废文化的批判，是人类秉承公共德性，对人类良心的永恒追求，对正义的永恒追求。一个社会倘若失去了批判的武器，将会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非常可悲的。公共德性具有跨越传统社会中某些源于狭隘地缘、亲缘、血缘等关系局限性的特质，能够使公民具有平等底线原则与人性承诺上的秩序精神和包容品质，这种品质使人类矢志于对类本质与类存在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追求。
所以，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塑造体现公共性和大众性的先进文化，必须要以强烈的公共德性作为德性支持。
罗瑞坐直了身子，一本正经地说：“杨大哥，好歹咱们也是有缘分，不瞒您说，我跟公安局的朋友也打听了，您还真是个人物，咱们好好合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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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洁/上海电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系列课题“新时期公共德性的内涵实质与实践要求”（项目编号：2018WLL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冯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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