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小说的危机与新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新生论文,危机论文,农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肃文学的悄然回升，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此番回升，已不是新时期前期文学的“复辟”，显然是九十年代文学的别一番景观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步入八十年代的文学世界，就像进入一个现代化的建设工地的话，那么，走进九十年代的文学天地，则如同闯入一个大都市的自由市场。请注意，这里的比喻，完全是中性的，决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我只是借此来形容两个年代的文学的不同形态。九十年代的文学，确实有点自由市场的味道，旗幡招展，广告满目，色彩缤纷，雍容华贵。这是一个自由的、神奇的、现代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了困惑和无奈的世界。
九十年代，是文学旗帜最多的年代。为了“拯救”八十年代末开始衰弱的文学，编辑家与评论家们联盟，在九十年代纷纷树起了这样那样的旗号。应该说，这些旗号的树立，有效地刺激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导致了九十年代文学的再度复兴，功不可没。但我们面对林林总总的文学旗帜，以及这些旗帜下的作家和作品，却突然发现，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以“独尊”位置占据文坛的“农村题材小说”的突然隐退，使林立的文学旗帜背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并转而成为众多作家、评论家们的一个艺术盲点，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考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题材小说的隐退、给九十年代文学造成的空白，并不是说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坛上突然消失、了无踪迹了，而是说作为一种重要题材的农村题材小说，它的数量、它的质量、它的位置以及影响，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减弱、在淡化，形成一种隐退趋势。事实上，农村题材小说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且时有佳作问世。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的几个省，如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作家群的主体依然是农村题材小说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并且有了一支更年轻的作家队伍。但纵观九十年代的文学，我们不能不承认，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一种故步自封的状态，在思想探索上陷入困顿，在艺术追求上鲜有创新，力作和精品日益少见。更严峻的事实是，整个文坛的注意力也已从农村题材小说转到城市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历史题材等更多样、更广阔的领域；即便农村题材小说涌现出一些“凤毛麟角”之作，也难得有人去关注、去评论了。而迅速崛起的城市题材小说，则以它鲜活的生活、斑斓的色彩、迷人的故事、纯熟的叙述，吸引了文坛以致广大读者；再辅之以旗帜壮威、理论阐释，使城市题材（包括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一时间似乎成了文坛的主流。于是，农村题材小说在重重挤压下无可选择地隐退了。
在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农村题材小说虽然沉沉浮浮，有衰有荣，但它始终占据着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它同中国的革命历史是同步发展的。如果把每个时期的代表作排列在一起，就大体上构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形象史。我们从鲁迅、茅盾的农村小说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农村景象，隐约听到反帝、反封建的“呐喊”；我们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斗争；我们从柳青、李凖、马烽、西戎等作家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代表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历程；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实际上是以反映农村改革为契机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每一步历程、每一个侧面，以及改革在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震荡和影响，都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这是一个作家辈出的时代，高晓声、贾平凹、何士光、王安忆、韩少功、张一弓、田中禾、成一、张石山……都是由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起步，而立足于文坛的。当然，今天我们反思新时期前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不难发现，它有许多不足和缺憾之处。譬如一些作品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譬如有些作品在艺术上显得粗糙、幼稚；譬如有些作家过多的理性化、理想化倾向等等，但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是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伟大变革，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艺术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因此，才形成了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又一个峰巅。
农村题材小说的衰弱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从文学的外部——社会角度看，当时农村改革经过最初的顺利发展之后，进入一个十分艰难、十分复杂的阶段，作家面对阴晦不明的农村现实，一时失去了判断和把握的能力。从文学的内部环境看，此时，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寻根小说”异军突起，对文化的热衷干扰了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同时，“先锋派小说”从斜刺里杀出，把艺术实验一时推向极端，在文坛上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涡流”，使偏重于现实主义传统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家，一时手足无措，患了“失语症”。之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文化关怀小说”等一家家小说派别，紧锣密鼓，粉墨登场，使农村题材小说不由自主地从前台退到后台，从中心滑向边缘，再难以找到一个“发言”的空档和“复出”的时机。农村题材小说在文坛上的一时隐退，还有着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强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城市作为市场经济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必然在历史的转型期间，得到迅速的、膨胀式的发展。广大农村的人、财、物，将大量地流向城市，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现象。文学总是生长在“骚动不安”的土壤上，城市的浮躁凌厉与乡村的缓慢变动，正是直接导致城市小说兴起、农村小说衰弱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从文化层面，也可以找到农村小说隐退的根由。中国的农业文明以及农业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曾经有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但是今天，却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即我们正在经历着的现代工业和科技在全世界的扩张。对于农业文明来说，现代文明是“挡不住的诱惑”，同时也是“不可抗拒的侵略”，现代文明最终将取代农业文明。现实生活是文学的土壤，而文化则是文学的精神。无可讳言，在我们过去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甚至在一些经典性的作品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农业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着，既显示着悠久文化的魅力，也暴露出古老文化的陈腐。现在，农业文化正处于衰弱和嬗变的历史进程中，它所滋养的农村题材小说，就必然会出现一时的“缺奶”和“断奶”现象。
历史也许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假象，令我们的双眼紧紧盯着五彩缤纷的城市和高雅时髦的现代文明旋转，以为这就是生活的主流和全部。其实更广大的农村发生的一切、更众多的农民所从事的活动，才是中国最基本的“国事”和“国是”，才是中国历史链条中最真实的一环。请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走出城市，到最底层的农村去观察、体验一下吧，在那里，历史是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的。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上依然千里冰封，但在大河的深层，坚冰正在悄悄消融，河水正在变得湍急……有大步跨入现代化的亿元乡镇，也有依然难获温饱的山庄窝铺；有大片荒山流域披上绿装、变成粮仓，也有肥沃的土地杂草丛生、弃置一旁；有大批的农民离土进城，改变着城市也改变着自己，也有更多的农民固守着土地、执拗地延续着祖祖辈辈的生活……还有一些农村政权的解体，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宗教信仰的兴盛与蔓延，农民同乡镇干部的矛盾，大量适龄儿童的失学，伦理道德的丧失……这一切，是如此真实、如此严峻，令人触目惊心！农村改革进入一个极为艰难复杂的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广大农村和数亿农民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的。比之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更加曲折漫长，也更加深刻壮阔。农业文明必然要衰亡，但这个衰亡过程也许会拖曳数十年、数百年，在它演变为现代文明的痛苦蜕变中，也正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再生。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农村题材小说作家，怎样能把农村这样一场历史巨变，变成艺术视野中的盲点呢？
农村题材小说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陈旧的话题，农村题材小说已变为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一种文学题材要获得新生，必须革除痼疾，探索新路。包括“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也需要重新清理和界定。过去，山西老一代作家对农村题材小说的理解是“写农民，农民看”，这样的理解，在今天显然是不适应了。我以为，农村题材小说的概念应当更宽泛一些，凡是表现农村生活（现实的、历史的）和描写农民形象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农民），都可以称为农村题材小说。譬如写城市里的民工生活，写农村里的下乡知识分子，都可以归入农村题材小说。概念虽显狭窄，但约定俗成，也无碍大局。从创作思想上看，过去农村题材小说有两种明显的局限。一种是作家混同于普通农民，用农民文化去打量世界，对农民的命运深表同情；另一种是作家高高在上，用所谓的现代意识（或者说城里人的眼光）去审视农村和农民，着力去揭示、批判农民的劣根性。我以为，不管是“同情”式，还是“批判”式，都失之偏颇，是不足取的。九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在观照农村和农民时，应当有一种更宏大的历史眼光，表现出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中的尖锐矛盾和艰难曲折，表现出普通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生存和命运，而这样的农村题材小说，就决不是依赖传统的农业文化和残缺的“现代意识”所能“照亮”的。在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形式上，我们不必强求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给农民读者看，但把农村题材小说变成只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圈子文学”，也决非农村题材小说的正路。如何借鉴前几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创造更多读者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摆在作家、评论家面前的又一崭新的课题。
农村题材小说，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