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建立、称谓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称谓论文,作用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经历了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小组）、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中共留德法组到中共旅欧支部的发展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之一，在党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一、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小组）
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有志青年为了探寻改造旧中国的道路，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热潮。1919年至1920年，先后赴法的青年达1600余名。
1920年2月， 以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1921年2月，又成立了劳动学会。这两个组织，是勤工俭学生的中坚，也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领导核心。在1920年上半年，蔡和森曾提出“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先要组织——共产党”，〔1〕但并没有实施。在这些进步团体有了初步的建党想法的时候，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已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共产党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等先后到达法国，着手努力发展新党员，促使旅法勤工俭学生成立了最早的党组织——巴黎中国共产党小组（即以后统称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周恩来是第十五届浙江勤工俭学生，1920年底到达法国，1921年春由张申府、刘清扬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赵世炎、陈公培通过陈独秀先后与张申府接上关系。“于是，我（张申府）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2 〕这就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张申府。该小组一成立就明确自己是共产党的组织，它没有别的称呼，也没有外围组织。其组织状况及成员情况对外实行保密，成员们都以个人身份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小组成员互相联系较密切，并有不定期的聚会。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继续在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积极参加勤工俭学生的各种活动。6月， 北京政府派专使到巴黎，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向法国借款。赵世炎、周恩来等获悉后，联合巴黎各界华人团体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拒绝借款斗争，并取得胜利。中法反动当局对这次斗争实行报复，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取消送勤工俭学生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许诺。9月20日， 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发动进驻中法大学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培及大批优秀分子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陈毅等104人被拘禁，后被遣送回国。此后又有一些人申请回国， 一些人转到德国、比利时，在法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群众组织也处于停滞状态，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则乘机拉拢青年。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首先筹建旅欧青年团。经过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等人半年多的积极筹备，1922年6月，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国内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经常寄往巴黎，加强了与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
二、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中共留德法组
1922年2、3月间，周恩来、张申府和刘清扬相继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和德共产党熊雄、中共党员张伯简等会合，成立了中共留德组。由国内新来德国的党员李季等人也参加了中共留德组的活动。到1922 年6月，旅欧中共党员发展到10人。对此，1922年6月30日，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共党员“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按照当时组织规定，在党员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设“通讯员”与中央机关保持联系。旅欧党组织由张申府任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赵世炎任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和中共留法组组长。这时旅欧党组织的内部活动比以前有了明显增加，一般每两周开一次组织生活会。
继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之后，1923年春，在旅居比利时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中，也发展了中共党员，有刘伯坚、聂荣臻、汪泽楷、熊味根等。这时中共留德组的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郑大朴、高语罕、孙炳文、廖焕星、熊雄、熊锐、王圭、朱德等。中共留法组的成员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三等。
旅欧党组织作为中共中央一个地方组织，组织机构的设置、名称严格按党的章程规定而设立。1922年6 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基层组织——“组”；1923年7 月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小组”。至1925年初党的“四大”时旅欧党组织名称仍为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这期间没有成立中共旅欧支部，这从当时旅欧党团组织的文件也可证明。
1924年7月22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59 号指出：“中国共产党留法组于七月十六日来信要求本团，以后本团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性质教育性质的临时会，及他们留法组的组会等，俱于事前互相通知，互派代表二人参加，以便双方消息灵通日臻于完善友助地步。”“在本团与中共留法组虽非同级组织，而其为相关团体。”
1924年8月20日，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秘书周唯真关于旅欧团第五次代表大会情况向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大会上有“中共留法组代表演说”。
1924年9月2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64 号指出：“团员熊锐以（a）超过团员年龄；（b）现任中共留德组训练主任，没有余力顾及团务；（c）不久要回国，请求退团。 执行委员会审查其结果确系事实。同时留德组亦来信允他退出本团，以便集全力于该组的训练工作，特允其退团。”
1925年1月20日，旅欧团执行委员会秘书林蔚关于1924年12 月召开的团代表大会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第三天——十二月廿七日上午、下午举行竞争演说，继之为中共留法组代表演说。”“五同志赴俄事——李富春、郭隆真、蔡畅、马致远、周世昌，全由留法组决定派送的。”
1925年2月9日，任卓宣关于教材问题给中共旅莫支部罗觉（罗亦农）信的署名仍为“中国共产党留法组书记”。
这期间，1924年10月，中共留法组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留德组、留法组合并的指示，由于种种困难，直到1925年3月1日留德组、留法组才实现了合并，合并后改称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中共留法组干事会改为中共留德法组干事会。
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和合并后的中共留德法组开展了各项工作，把旅欧华人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加强了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旅欧党团组织于1922年8 月创办了《少年》月刊，1924年2月，《少年》改为《赤光》半月刊。 《少年》着重于理论宣传，具有鲜明的党刊特点；《赤光》着重于实际政策，它与国家主义及各种非共产主义派开展了斗争。邓小平、李富春等都做过《赤光》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学习活动，还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研究分会”等专门负责组织、安排有关学习事宜的机构。出版了《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自编了《共产主义教程》等学习材料。
第二，加强了对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旅欧团组织建立以后，旅欧的党员除个别年龄较大者外，一般具有团员身份，参加团的日常活动；并由党组织选派青年党员2人为团组织的领导成员， “为欲使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明白地表现其从属和密切的关系起见，必须采用此法。”〔3〕采取这种体制，形成了党对团在政治、 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从而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切实地贯彻到团的组织和广大团员的行动中去。由于1925年3月之前， 旅欧党组织是不公开的“组”和“小组”，且党员人数少，党的很多活动是以团的名义进行的。在旅欧党组织的领导下，旅欧团组织发展很快，至1923年2月团员已达80余人。
第三，加强了对旅欧华工的工作。旅欧党组织派赵世炎等组成华工组合书记部，以加强对华工的领导。他们深入华工群众，办工人夜校和各种工余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帮助组织工会，出版《工人旬报》等。在华工组合书记部帮助下，1923年1月在巴黎成立了旅法华工总会， 该会成为党领导下团结教育华工的组织。同年夏天，在旅法华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保主权的斗争中，华工自始至终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爱国热忱和斗争精神。
第四，协助中国国民党筹组国民党旅法组织。旅欧党、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协助国民党筹建国民党旅法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项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主要以旅欧共青团的名义进行。1923年3、4月双方进行协商，6月，周恩来率共青团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 决定全体旅欧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旅欧组织。11月，中国国民党旅法支部成立（1924年6月改为总支部）， 周恩来任总务主任（即秘书长）。至此，在法国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样，在国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由于旅欧党团组织的积极推动和努力，在欧洲已先实现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
第五，选派旅欧党团员分期分批去苏联学习。为了培养革命干部，1923年初，根据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决定，旅欧党、团组织从旅法、德的党团员中选出赵世炎、王若飞等青年骨干12人，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11月，又选送刘伯坚等青年骨干9人， 去苏联学习。1924年9月2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62号， 又通报了赴俄学习的“选择标准”：（1）有活动能力；（2）诚实而有革命精神；（3）对主义有相当认识；（4）能受团体训练；（5）身体强健。傅烈、 穆清、王自言等27人被选中赴俄学习。1924年秋冬还有李富春、蔡畅等赴俄。旅欧党、团员中先后派往莫斯科学习者，约达百余人。
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5年1月， 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2月7日，中共中央致旅欧党组织指示信，指令将中共留德法组改成支部。3月上旬， 中共旅欧党组织接到中共中央来信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遂于3月11日召开会议，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将留德法组干事会改为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4 〕任卓宣任支部书记，支部机关驻法国巴黎。
中共旅欧支部建立初期，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名称一般不向外公布，至1925年4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28期上发表了由旅欧党、团组织联合签署的《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其中党组织才第一次公开使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名称，但支部领导人未公开。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旅欧国民党内左、中、右派的分野日益明显。国民党右派竭力攻击旅欧中国共产党人，采取行凶打人，捣乱会场，甚至企图枪杀共产党人等等卑劣伎俩，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破坏中共旅欧党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不久，旅欧国民党右派分子向法兰西帝国主义告密，法国警所便查询支部书记任卓宣的住址。中共旅欧支部认为“此等监视或驱逐之事是否实现，不得而知，然最好是在早为之备”；〔5〕又因， 任卓宣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训练部副主任、负责编辑教程，工作繁忙，任提出辞职。1925年4月22日， 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决定支部书记一职由萧朴生担任。到5月， 中共旅欧支部共发展党员70人，其中正式党员25人。党员的分布状况是：德国13人，奥国1人，比利时3人，法国53人。〔6〕
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增强了革命核心力量的团结，协调和统一了各方面的关系，大大推进了旅欧华人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
第一，组织领导了旅欧华人声援五卅运动。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巴黎，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旅欧各界同胞，掀起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开展了集会、演说、示威游行等一系列活动。6月3、4日， 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委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出通告，于6月7日在巴黎中心地区的布朗基96号举行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会上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萧朴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大会决议，坚决支持五卅反帝运动，要求法国立即撤退其驻华军队和兵舰。赤光社于同一天提前出版《赤光》第33期——《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特刊》。《特刊》第1 页以醒目的标题登载着《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宣言》。6月中旬， 在中共旅欧支部和团旅欧区委的倡导下，由赤光社、旅法华工总会、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等28个反帝爱国团体，组成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在柏林也组成了旅德中华民族独立运动委员会。在旅欧华人中很快兴起一个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这一斗争还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面对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法国政府惶恐不安，他们派出大批警察进行武力镇压。6月24日晚，中共旅欧支部委员任卓宣被捕。25日， 团旅欧区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林蔚、卢政纲、李畅英、宗锡钧、雷定琨等5人全部被捕。先后遭拘捕并被驱逐出境的旅欧党团员有几十人。 旅欧党团组织负责人只有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萧朴生一人幸免。这样，萧朴生担负起指挥旅欧党团事务的全部权力。萧当即指定巴黎党团工作由巴黎附近四支部（即巴黎支部、比映古支部、穆里诺支部、科罗波支部）干事会主持。外省党团工作派全权代表负责：傅钟负责蒙塔古——奥布河畔巴尔一带，邓希贤负责里昂——克鲁梭一带，顾文彬负责比利时国方面，熊锐负责德国方面。允许这些特派代表以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行使职权。上述情况中共旅欧支部及时向党中央、中共旅莫支部作了报告。
第二，领导组建了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1925年6月25日， 团旅欧区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全部被捕后，为了尽早恢复旅欧团的工作，6月30日夜间， 由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萧朴生主持在比映古召开了巴黎附近四支部干事联席会议。萧朴生在会上提出组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及名单。会议讨论通过了团旅欧区临委的组成人选，临委由傅钟、邓希贤、毛遇顺、方至刚、费子衡5人组成， 傅钟任临委秘书。由于傅钟当时在蒙塔古，会议决定在傅钟未到巴黎之前，秘书一职暂由萧朴生代理。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发出《紧急通信》，通报了被法国政府监禁和驱逐人员的名单，通报了日前形势与支部的工作，及团临委成立的简要经过与组成人选。《通信》指出：实践证明“第一，我们的团体的确是能革命的，在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作仍未失信心；第二，我们的同志的确是能革命的，在这个非常时代中，同志都能守纪律，听从上级机关的指挥，并且毫不灰心”。〔7〕
第三，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因参加1925年6月14、21 日巴黎反帝爱国示威运动遭拘捕的同志，在狱中受到各种苛刻待遇，遭到法国警察的恣意欺侮、谩骂和殴打，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旅欧支部想尽一切办法，积极营救被捕人员，大多数被捕者不久被无罪释放。对尚在狱中的几位同志，旅欧党组织指定专人负责营救工作。如以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去使馆交涉，分别给被捕者请律师，筹措法庭方面的开支等。经过不懈努力，被捕者于9、10月间全部无罪释放。
第四，领导组织归国团工作。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内急需大批干部，1925年5月20日， 中共旅欧支部接到中共旅莫支部转来国内中共中央命令，要西欧方面速派50名党、团员归国工作。中共旅欧支部马上召开支部干事会进行传达动员，并按照条件进行精心挑选。5月29日， 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萧朴生将具备条件者70人（其中20人为候补者）名单，用快信报告中共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6月初，旅欧党、 团组织两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指定归国同志分三批走，每批组成一个归国团。6月18日确定了第一批归国工作人员名单，由周唯真、杜基祥、 谢陈常、王佩璜等21人组成。6月21日，巴黎反帝爱国示威发生后， 旅欧党团员部分被驱逐，旅欧党团组织即安排其中一些人随第一批归国团同行。这些同志，有的回国工作，多数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样，第一批归国团增加到约30人。这批同志于6 月24日、25日先后离开巴黎，7月8日到达莫斯科。第二批归国团共有郭成昌、王臣荣、袁澈、邱少元等18人组成。这批人员分两个小组，于7 月4日晚由巴黎动身，14日抵达列宁格勒。第三批归国同志有欧阳钦、 潘锡光、傅纶等9人组成。他们于7月10日、23日分别离开巴黎，于8月3日、8月中旬先后由德赴俄。此外，还有个别同志单独离法赴俄。 上述归国人员转道苏联先后回国服务。
第五，组织西欧团体的收束工作。1925年6月， 中共旅莫地委书记陈乔年在致中共旅欧支部信中指出，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归国服务，要在一年内抓紧西欧团体的收束工作。具体意见为：（1 ）“抛弃一切对外工作”；（2）“集中内部训练，准备回国”要落到实处；（3）“淘汰不良分子，严格规定加入团体条件，肃清和集中西欧团体内部的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按旅莫党组织要求，加紧内部训练、积极组织归国团等一系列工作，为收束西欧团体而努力。1925年下半年，旅欧党、团员分期分批归国工作或到苏联学习后，至1926年2月， 中共旅欧支部只下辖巴黎、柏林两个党小组，里昂党组织直属巴黎小组，比利时党组织直属柏林小组。支部共有党员19人，党员的分布状况是，巴黎党小组14人：巴黎——刘明俨、胡大才、杨国樟、陶亦农、桂万年、徐树屏、海荆洲、廖廷钰、熊禹九、杨洁、方至刚、李海五；里昂——冯起虞、萧振汉。柏林党小组5人：德国——廖焕星、章伯钧、郑太朴、许鸿藻； 比利时——宗锡钧。〔8〕
1926年2月，中共旅欧支部召开大会，通过了有关训练、宣传、 青年团等项工作决议案；改选了支部。新一届支部委员会由宗锡钧、胡大才、刘明俨3名委员组成，宗锡钧任支部书记， 胡大才为训练工作委员，刘明俨为宣传工作委员。〔9〕会议分析了当时旅欧党、 团组织及旅欧华人现状，认为从西欧现实情况看“西欧团体不甚发展”，“尽速收束为是”。〔10〕因为一方面团体召开公开纪念会（如列宁纪念会、二七罢工纪念会）比开内部会议到会人数少，一般人怕遭驱逐。另一方面“因为除了青年党三民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外，都是些混沌派，没有拉上革命战线之可能，所有革命分子可以全数东归和已入我们的组织了”。“如今看来只有催促同志归国，收束一切的对外活动了”。〔11〕因此，会上确定青年团工作的方针是“在最近极力注重训练，促成同志完全回国”。〔12〕
1926年夏，在中共旅欧支部组织筹措下，又有一批旅欧党、团员离开西欧归国或到苏联训练学习。这时留在西欧的极少数党、团员，仍在所在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为支援国内的大革命运动，为争取中国革命的国际援助而努力工作，他们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中国语言组”。此后，原来那种独立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活动，已不复存在，中共旅欧支部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注释：
〔1〕蔡林彬给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2〕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二）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3〕《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大会的三个建议案》， 《先驱》第24号，1923年8月1日出版。
〔4〕1925年3月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九十号。
〔5〕1925年4月22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通告十一号。
〔6〕党员的统计数及分布，见1925年5月22日，《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萧朴生关于归国去俄学习等问题给中共旅莫支部信》。
〔7〕192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紧急通信。
〔8〕〔9〕〔10〕〔12〕1926年2月17日， 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宗锡钧致中共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信。
〔11〕1926年2月17日， 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宗锡钧致中共旅莫书记袁庆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