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的诗歌本原论与中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原论文,诗歌论文,思想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3)03-0152-04
（一）
从本原论的一个方面言之，钟嵘写作《诗品》的动机是为了使当时诗歌创作界、评论界由“邪”趣“正”，从“无序”至“有序”，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谐和。
中国诗歌从先秦至梁代，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诗体论，先秦有四言，有骚体；而从汉代起，四言退位，五言崛起，到汉末建安年间，遂蔚为大国，文人之作，蓬勃发展，作者如羽，作品如林；其盛况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或陵夷衰微，或勃尔复兴。至齐梁之代，作者更夥，遂成风气。
《诗品序》述及当时士庶喜作五言诗的情况云：
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裴子野《雕虫论》亦云：
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摒落六艺，吟咏情性。
魏晋南朝，风格屡改。除建安体外，相继有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等。从而确立了五言古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但在“五言之制，独秀众品”[1]的时代，理论家们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仍然把四言诗视为正体、雅音，而对五言诗采取了一种轻视、鄙薄的态度。如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即云：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后之颜延之《庭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有类似说法。前者云：
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
后者云：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甚至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也曾说过推崇四言，轻视五言、七言的话。孟棨《本事诗·高逸》即云：
（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已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钟嵘对挚虞、颜延之、刘勰把五言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只可为俳谐倡乐用之的俗体、流调、淫声的“高论”，是断断不能同意的。他写《诗品》专“品古今五言”，就有为五言“争正统”、“正声名”
的初心。其动机有似孔子“正乐”，为的是“使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名正才能言顺（《子路》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语），只有先为五言脱掉“非音之正”的帽子，《诗品》亦才有写的必要。
而当时的创作界和批评界也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诗品序》云：
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又云：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所谓“庸音杂体”，即非雅音正体；“人各为容”之“容”作“法”字解。《老子》“孔德之容”，《释文》引钟会注云：“容，法也。”《梁书·钟嵘传》和《全梁文本》、《古逸书本》、《诗品会函本》、《广博物志本》、《古今图书集成本》并作“各为家法”，即是对“容”字的诠释。彭铎《诗品注补》云：“或姚氏（梁书作者姚思廉）以意改之。”苏彦《苏子》云：“哀王道，伤时政，没过乎诗；……载百士，纪治乱，没过于史、汉。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于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严可均《全晋文》）。“人书一法”亦即“人个为容”之意。由于创作上的无“正法”可依，作者们以“文质兼备”的曹植为嘲笑鄙视的对象，而“谓鲍照羲皇上人”，把“淫丽”的代表诗人鲍照捧上了天，并纷纷向他学习。和创作界的以“郑”为“雅”、视“中”为“偏”之风相应的是诗歌批评界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所谓“朱紫相夺”，是用的《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也’”语义。故实际是说“雅郑相夺”。而“淄渑并泛”，亦和孔子有关。《列子·说符》、《吕氏春秋·精谕》、《淮南子·道应》皆有云：“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此见《精谕》）。《诗品》用此以喻评论家的见识低下，不似易牙高明，能辨别诗的各种滋味。为此，钟嵘道出了他作《诗品》的本原：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
原来，钟嵘之作《诗品》是为遂刘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遗志。故《诗品》有树准的、溯源流、品高下、论利病等内容。其作法，亦与孔子托古改制、以复为创、以因为革相似。如钟嵘在为三十六位著名的五言诗人追溯历史源流时，把所有诗人都纳入《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属《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其用意就是使学诗者分清五言诗作中的“雅”、“郑”和“正”、“伪”，不要学近代的鲍照、谢朓，而要以古代的《诗》、《骚》为源头，从而革除诗坛弊端，把创作和评论引上正途。在这里，钟嵘表现出的“诗体无雅郑”而“诗作有雅郑”的观点，是十分正确、高明的。可惜的是，钟嵘并未能将此“雅郑”观贯彻到底。
（二）
从本原论的另一方面言之，钟嵘把诗歌的起源看作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论语》中言天处甚多，殆从自然和道德角度强调“天人合一”。《阳货》云：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里，孔子把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视作天。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的代谢，万事万物的盛衰生灭，都是天的产物。和此以“自然”为“天”的说法相反，孔子又觉得“天”是有意志的，它可以主宰人的生存命运。故他说：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又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认为人的“德”和“文”（亦即“言”）都是“神灵的天”和“义理的天”的“与”和“夺”。在孔子的“自然”与“人”的“合一”而产生“万物”观念的影响下，后代儒家提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新论——物感说。《礼记·乐记》即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心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心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以，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乐记》这里第一次指出了“乐”是客观“外物”和主观“人心”相结合的产物，亦即“天”、“人”“合一”的结果。
钟嵘《诗品序》在论述诗歌的本原时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故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又云：
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疑当作雪）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所谓“物之感人”云云，即《乐记》“感于物而后动”之意。注《诗品》者，多引《乐记》之文以笺之。如古直《诗品笺》云：“《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在引古《笺》后而云：“《乐记》云云，又见《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篇》。”又云：“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感物伤我怀。’阮籍《咏怀》：‘感物怀殷忧。’潘岳《悼亡诗》：‘悲怀感物来。’张协《杂诗》：‘感物多思情。’……正所谓物感也。”因此，《诗品》是《乐记》以来的“物感说”的继承者。《乐记》所言“感于物而后动”之“物”，一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一谓社会生活、人际关系。《诗品序》所言“物之感人”之“物”，也是如此。“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雪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即谓前者。钟嵘在评论中甚重这类因“四候所感”而产生的描写自然风物的诗篇。如他先在《诗品序》之末举证“五言之警策”时，就列了“王微风月”。于此“风月”，古今中外注释《诗品》者，多不能解，惟王发国师云：“风月”，这里指描写清风朗月、四时美景的五言诗。而王微今存的五首五言诗中恰有一首《四气诗》是写四季景色的。诗云：“蘅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此诗写了春华、夏云、秋风、冬雪等四季（四气）中各季最有代表性的景物，所谓“王微风月”当指此[2]。后又在《诗品中》评顾恺之诗时，对顾恺之的一首描写四时美景的诗作，加以称道云：“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无独有偶，古今中注释《诗品》者，对此句所指，亦多不能确诂。又是王师云：《诗品》原文中有误字：“四首”当作“四峕”。“峕”乃“时”之古文，与“首”形近易混。其句意当为：顾恺之能用有两个韵脚的四句诗描写四时美景。《艺文类聚》卷3所载的顾恺之的那首《神情诗》而后被《升庵诗话》卷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4叫做《四时咏》或《四时诗》之诗作，就完全和钟嵘此评相合。其诗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这正是一首以为两个韵脚（峰、松）、四个句子写四时（春、夏、秋、冬）美景的好诗。故品文之长康“以二韵答四时之美”者，必指此首《四时诗》无疑（同上章一八《晋常侍顾恺之〈四时诗〉》）。《诗品上》评谢灵运的“山水诗”云：“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物”亦指感荡心灵的自然景物，而“思”则是谓被自然景物所触动而产生的情思。钟嵘认为：把这种被自然景物所触动而产生的情思用吟咏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诗歌。从这一认识看，诗歌当是自然之物和人之情思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即“天人合一”结晶。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云云，则是论述“物”的另一所指——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如何“感荡心灵”而产生诗歌。钟嵘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此说有似后来韩愈《答李翊书》所说的“不平则鸣”。人的心情原本是平静的，但如果遇到幸事（如嘉会）和不幸（如离群）的影响，即“心灵”受到外界事物的“感荡”，人的心态就会失去平衡：或欢乐，或悲伤。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为了维持心理心态平衡的需要，人就需要运用种种社会性的手段来调节，其手段之一，就是诗歌。通过诗歌，人们将自己的波动情绪发泄出来，此即“陈诗展义”、“长歌骋情”。这样，心理上就可以获得一种满足，一种安慰，倾斜了的心态又恢复了新的平衡，“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马蒂思说：“一种艺术，对每个精神劳动者，象对艺术家，是—种平息手段，一种精神慰藉的手段。熨平他的心灵，对于他，意味着从日常辛劳和他的工作中获得安息”[3](P.261)。可与钟嵘“诗可以群，可以怨”之说合参。而“诗可以群，可以怨”云云，正见于《论语·阳货》。由此看来，钟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确实为了实现心态中正和平不悲不喜（“怨”）的需要，也是为了谐和人与社会（“群”）的需要。
钟嵘还进一步把《礼记·乐记》的“气动说”第一次用之于诗歌发生论。《乐记》云：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而《史记·乐书》也有相同的记载。当然，《乐记》此论仿自《周易·系词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王充《论衡·变动篇》云：“夫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致风。是故夏末，蜻列鸣，汉将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蛰发而蛇出，起阳气也。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钟嵘“气之动物”之“动物”之“气”即同于王充的“天气”、《乐记》的“阴阳”之气，亦即“自然之节气”、“天地之元气”。钟嵘认为：“物感说”并未能探得诗歌发生的终极本原，故在“物之感人”前又加上一句“气之动物”，把“气”这一根本性的范畴，作为全书开宗明义第一句的第一字劈头道出。因此，钟嵘的“气动说”，实际是“气本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4]，在钟嵘这里也就变成“文以气为本”了。
钟嵘关于诗歌本原的“气本说”、“物感说”，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
（本文是在恩师王发国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谨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2-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