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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索尔·埃斯特林(Sual Estrin)和尤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复兴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第二个目标是要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1] (P1)。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社会主义”内涵决定其性质和方向，市场社会主义表面看是市场如何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探讨如何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问题前，首先应该认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矛盾及其解决办法认识的产物，是对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和达到更美好的社会状态的各种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总是从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弊端出发来描绘未来社会的美好景象，并力图实践之。然而，把社会主义定义为现实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概念使用上的混乱。社会主义在西方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术语，人们往往把任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同的某种理想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瑞典社会党领导人帕尔梅有一句名言：“现在有七十一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如果我提出第七十二种，并不会因此而轻松些。‘公认的’定义是不存在的。”[2] (P11)因此，市场社会主义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它是一个包罗市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版本的社会主义的总括性术语。”[2] (P11)有多少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就有多少种市场社会主义。
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西方学者在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不再像兰格等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者那样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正统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其坚守的立场和目标。西方社会主义者开始启动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试图寻找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并使之既能与自由主义，又能与传统的集权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相区别。市场社会主义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的目的当成了手段；社会主义是一种目的状态理论，这种目的状态可以归结为平等、自由、高效；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市场社会主义要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诸方面较大平等，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人的潜能和个性充分实现创造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终极目标应该是一个“无剥削、高效率、平等且自由”的社会，“我们希望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1] (P1)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做出的一些修正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手段与目标的重新认识来与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并回击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不是“自由自发秩序”而无法与市场相结合的攻击；另一方面，用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来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区别。可见，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在“夹缝”中生存，是以抹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为代价的，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虚无化”和“抽象化”，在实践上就无法保证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最终不免像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倒向资本主义。
首先，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明确把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不主张彻底推翻现存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学习和保存资本主义的一些实质性要素，如多党制、议会制等。实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倡导者扬克在劝导资本主义大企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甚至说：“继续做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做的一切”[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改良倾向。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4] (P302)
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无法得以真正实现。市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界定完整、阐释精辟的目的，例如，其中有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然而，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的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于此变成了目的本身。”[1] (P2)然而，即使存在这些目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依靠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显然不可能，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4] (P286)在资产阶级私有制条件下，所谓“公平”、“民主”、“自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也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提出工人合作制，使工人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的工人合作社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合作制度被推广到整个经济中，“就会通过保持私人——尽管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减少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5] (P133)。所以，这样一种经济“乃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5] (P133)。因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撇开社会主义的实现手段而试图依靠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无疑是“与虎谋皮”。
第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真正超越社会民主主义。1.两者在对待私有制的态度上有相似之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设计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模式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企业，他们并不反对中小企业采取私有制形式；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主张私有制，但坚持对之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对于大企业则主张社会化。2.两者都刻意淡化所有制在社会制度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都提出了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平等、更民主和更自由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为追求社会平等，这是近代以来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民主和平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抽象谈论自由、民主和平等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会模糊问题的实质。3.两者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识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罗默认为，在当今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民主主义者，有些人之所以赞同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实现民主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和工具。无论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政治多元和多党竞争。4.两者在社会主义过渡方式上都主张和平过渡，而不是暴力革命。他们都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进行改革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力图通过不流血的和平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结果却倒向了资本主义。如果市场社会主义不能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超越社会民主主义，迟早逃脱不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二、对现实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和缺陷修正未必会导向社会主义
人们习惯于把对与现实资本主义不同的未来社会称之为“社会主义”，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都是其信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产生、发展到成熟、衰亡必然要经历很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孤立和静止的点，而是一条发展的曲线，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把凡是与资本主义现状不同的都称作“社会主义”。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描绘未必会趋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例子。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放弃暴力革命，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改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从量变到质变。近一百年的历史证明，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始终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而只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某些不合理的因素、消除部分社会矛盾和困难，并不能也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与其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如说是“社会资本主义”。
如果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实践中就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显然没有像对待市场问题那么谨慎和严肃。诚然，市场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是“可塑”的并试图通过重塑社会主义来与市场相适应，那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就无法保证其社会主义的性质。比如，在罗默提出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中，利用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机制，不仅保留了利润最大化原则，也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劳资雇佣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结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结构、劳资关系及其运营目标，这样的模式还是社会主义的吗？如果罗默称他的模式是市场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罗默指出：“我在这里企图提出一个尽可能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成功的基础上但在若干重要方面背离了资本主义的蓝图。”[6] 罗默告诉我们，他的模式不是资本主义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就不见得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其理论只是对现实资本主义做了某些修正，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这种模式即使能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也只是在某些方面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端，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罗默虽然强调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既然无法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这些目标的实现即使是可能的，但还是社会主义的吗？
面对传统社会主义者和西方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怀疑，市场社会主义者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罗默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是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普遍产生怀疑的情况下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行的中期方案。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还是带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是一种“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那应该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还残留着某些资本主义的残余，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上的修正。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其第一阶段即指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 限制和消除这些资本主义的“痕迹”，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前提的。我们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而成为统治阶级。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放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国家政权问题，忽视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轻视“由此达彼”的道路问题，这是其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措施，想让既得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利益，诸如资产所有者主动把财产收益交归社会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甚至把资产归还社会以实行公有等等，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缺乏政治制度环境，还缺乏实现过渡的社会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其革命主体力量。西方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为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而对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来说，到底谁是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主体呢？这恐怕是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有十几种，而绝大多数模式却都只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描绘，尽管其中汲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但在实现主体方面的探索却几乎是空白。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变革的主体力量，故不可能自然或自觉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改良性质，决定其在目前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无用武之地。当然，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提出，要使“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政府当选执政，并明确授命变革生产领域诸关系”[1] (P198)，但问题是这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政府如何和何时能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这种可能性不会出现，但被动地把希望寄托于某个选举上台的政党或政府身上来实施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这很有可能重演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待资本家来实施其方案那样的悲喜剧。由于无法解决如何过渡的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
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把市场社会主义看作是当代社会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和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戴维·施威卡特在论证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性时，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作为一个重要的事实论据，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范例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样板。他认为：“现今世界中最具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应”[8] (P4-6)。然而，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通过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纠正其弊端来增进社会主义因素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导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试图通过修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方式来实现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模式不适合我国，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利用市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市场机制问题而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我们在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切忌“削足适履”，不能采取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虚无化”和“抽象化”的做法，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依靠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罗默承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更不能采取像西方市场社会主义那样通过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取向来适应市场的需要。我们说市场能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是市场能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结合。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市场只是一种纯粹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既可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指出，资本主义脱离市场又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下，如何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相分离？这种带有浓重资本主义色彩的市场能不能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个矛盾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市场的某种“妥协”来解决，这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困境所在。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出现的。由于西方社会群众对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感到过于遥远，因而一些人在思考中期计划时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对不公正、不平等、无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替代形式。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未来蓝图的描绘，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但市场社会主义又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如果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那我们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9]。正如奥尔曼所说，“仅仅展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过去这样做还可以。如今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主义。”[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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