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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带到了舆论和学术研究的前沿。尽管这次危机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这次重大危机已经动摇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关资本主义的乐观认识，重新激发了人们理解资本主义自身的兴趣。在此背景下，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特征和矛盾”，不仅有助于判断“资本主义向何处去”，①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② 理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向：马克思主义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者的成果上。邱海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③以及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解释的理论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科学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提出了宏观的理论构想。④刘凤义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这两种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分析框架的“方法论特点及其局限性”进行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应当成为“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方法论基础”的逻辑判断，⑤并针对不同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范式缺乏“适当的微观基础”这一共同缺陷，对把“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微观基础”进行了具体的理论探索。⑥一些学者从评介和借鉴的视角对国外的资本主义比较研究进行了分析。吕守军对法国调节学派、旧制度学派、比较制度分析学派、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资本主义类型划分和比较绩效研究进行了讨论，并考察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作为马克思的自由资本主义研究的“延续和补充”的理论意义。⑦吕守军认为以“中间层次”分析为典型特征的法国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国的多样性发展及其空间并存关系的研究”，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运用的有益补充”。⑧谢志刚对“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共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互补”是解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核心，并对不同流派如何在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对“制度动态演化”进行研究作了评价。⑨ 过去几十年间，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焦点几经变换，先是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几十年的对比，然后开始对结合了两种体制要素的“混合体制”进行研究。再后来，随着指令性经济的失败，资本主义多样性开始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过去二十多年间，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更是成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繁荣发展和理论综合的时期。在西方学者那里，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坚持特定的理论范畴并引发一定数量的争论和后继研究为标准，可进一步细分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纲领”，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多样性方法、国家商业体制方法和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⑩ 考虑到国内外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理论进展，如何比较和评价比较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并在借鉴前者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分析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考虑到存在认为“《资本论》提供的只是关于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现象”，(11)以及马克思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特征的”(12)等各种理论上的误读，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进行比较分析，能够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进行科学解释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种剥削性的关系导致的“矛盾冲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3)而且“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建立在阶段论基础上并作为对阶段论的回应而产生的”。(14)如何从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出发，为资本主义的类型学和阶段论构筑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前三部分分别对三种重要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范式进行概述和评介；第四部分对三种比较资本主义框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共识进行综合分析；第五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并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的可能途径。 一、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 如果说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是催生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奠基之作，那么霍尔和索思凯斯编辑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进入迅速发展和多家争鸣的阶段。霍尔和索思凯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是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修正和改进。 在20世纪90年代前，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现代化方法”，这种方法把分析的重心放在二战之后“国家”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发挥的功能上，尤其表现在如何引导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上。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时期，这时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通过“新社团主义”(Neo-corporatism)的三方(劳方、资方和政府)协调渡过难关。接下来是20世纪80到90年代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是“生产的社会体制”，这种研究强调企业的生产活动尚须许多社会条件的配套与支持。对于现代化方法，霍尔和索思凯斯认为，这种方法的支持者在很多时候过分强调政府能够实现的目标或国家能够发挥的功能。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对灵活调整的要求，“过分强调”国家的理论框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他们“试图把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的基础深深扎根于私人部门的组织中”。(15)同时，在霍尔和索思凯斯看来，新社团主义分析也有其不足之处：这种分析过于重视工会运动，对“公司和雇主组织在经济协调中发挥的作用表述得不够充分”。(16)与生产的社会体制研究相比较，霍尔和索思凯斯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在不否定地区或部门的制度对公司行为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聚焦于国家政治经济之间的差异。总体而言，霍尔和索思凯斯认为，先前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方法，或过分强调了“国家”与“劳动”的重要性，或忽视了对国家差异的分析。 基于上述思考，霍尔和索思凯斯构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以下简称VoC)理论，在他们看来，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角色，面对技术变迁和国际竞争时，企业是调整的关键主体，企业的活动加总在一起决定了经济绩效的总体水平”。(17)VoC用一种“关系的视角”理解企业，认为企业的目标是在其所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种以可盈利的方式研发、生产和分配商品与服务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证明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经济的“比较制度优势”之间的联系。在VoC分析框架中，参与战略互动的企业致力于减少并解决它们参与经济活动时面临的各种协调问题。对企业而言，这些协调问题主要存在于劳资关系、职业培训和教育、公司治理、企业内部关系以及企业同雇员的关系五个重要领域中。通过考察“企业解决它们在这五个领域中面临的协调问题的方式，对不同国家政治经济进行比较分析”。(18) 在VoC分析框架中，构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是这种方法的核心。霍尔和索思凯斯辨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式或者说两种资本主义类型：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公司主要通过层级制和竞争性市场安排协调它们的活动。市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通过竞争和正式合同交易商品和服务。作为对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的反应，行为主体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边际计算为基础来调整它们供求商品或服务的意愿的。在许多方面，市场制度为协调经济主体的活动提供了高效的手段。在协调市场经济中，公司主要通过非市场关系协调自身的活动和自身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些非市场协调模式通常涉及更广泛的关系或不完全合同，或涉及建立在网络中私人信息交换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督等，这种协调更多地依赖协作而非竞争关系去建立公司的竞争力。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在这种模式中，公司行为的均衡结果，通常是由竞争性市场上的供求条件决定的)，协调市场经济中的均衡通常是公司和其他行为主体之间战略互动的结果。 VoC理论沿着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的两极轴线，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进行描述和分析。这种理论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是优于另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吗？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霍尔和索思凯斯使用了制度互补的概念。“如果一种制度的存在(或效率)提高了从另一种制度中可获得的收益(或效率)，那么可以认为这两种制度是互补的”。(19)比如，当公司治理体系鼓励企业在网络监督、工资设定、研发中的企业间关系等领域中进行协调和协作时，高水平的产品市场监管和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互补性的，因为这种监管避免了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不会伤害到在上述领域中进行的协调和协作。依靠制度互补概念，霍尔和索思凯斯指出，“尽管每种资本主义类型都有其支持者，但我们不认为一种比另一种更优越”，因为“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协调市场经济，都能提供令人满意的长期经济绩效”。(20) 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的差异，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功的程度各不相同，这把VoC理论引向了对比较制度优势的分析。VoC分析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协调市场经济在提供渐进式创新(即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进行持续的但小规模的改善)上更容易获得成功，而自由市场经济在进行根本性创新(即生产线的重大变化、全新产品的研发或生产流程的重大变化)上更易于成功。第二，协调市场经济在提供高水平质量控制方面可能更容易成功，这使得企业在生产需求对质量更为敏感的产品上具有优势，而自由市场经济在生产需求对价格更为敏感的产品上具有优势。第三，就技术扩散的速度而言，自由市场经济要比协调市场经济更快一些。第四，与自由市场经济相比，协调市场经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可能更低，而且在提供高技能、高工资和高生产率就业上可能更有优势。(21) 基于上述判断，VoC理论反对全球化时代的趋同理论。正统的趋同观点主要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想型”的“最优实践”，代表着组织经济活动唯一的、自然的、理性的结果。霍尔和索思凯斯反对“最优实践”的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趋同观点。在他们的分析中，制度结构中的具体制度形式彼此咬合、相互依赖的本质，使不同经济体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时抵制了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趋同。 VoC的理论目标是用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回答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具体的模式，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何构筑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第二，苏东剧变后，围绕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趋同的理论争论，如何对趋同论进行评价，并对彼此竞争的资本主义及其运行方式进行分析？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绩效和竞争力存在差异，如何在理论上系统地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其经济绩效和竞争力的不同途径？ VoC理论的确为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和重要范畴。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VoC“可以被列入在过去十年间最具影响和研究议题设定意义的社会科学概念之一”。(22)尽管能够找到VoC的理论先驱和它的一些理论拼图，但是最终形成的VoC分析框架的确是“独特的、原创性的和极具理论野心的”。(23)但是，在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这种方法存在的典型不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批评意见认为，VoC的二元分类难以概括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复杂现实。第二种批评意见认为，这种框架因过于强调制度互补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属性而成为一种静态化的理论框架。“它是静态的，无法把冲突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它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它因聚焦于两种‘理想型’经济而成为还原论”。(24)第三种批评意见认为，这种方法无法识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多样性。(25)第四种批评意见认为，在VoC对制度互补的机械理解中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倾向，忽视了权力结构的基础性作用，忽视了社会阶级。此外，VoC对企业持有一种过分简化的理解，只是把企业作为“制度接受者”，而不是把它理解为具有自主性、创造性或破坏性的行为主体。不仅如此，VoC还忽视了处于不同国家模式中的企业之间的差异。(26) 二、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类型学 调节理论或方法(Regulation Approach，以下简称RA)的一般目标在于“探索制度形式和资本主义动态规律之间的联系”。(27)从方法论上看，调节学派的研究源自这样一个理念：许多既存的经济理论“过度抽象且无效”。(28)因此，调节理论是在对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开始构建的。 布瓦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有关代表性行为主体在制度真空中的活动的虚构”，(29)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运动变化。区别于正统经济学，调节学派不打算为经济和经济行为提供一般性的、超历史的解释，也不赞同通过把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视为理性经济行为的合理表达而自然化资本主义。阿格利耶塔认为，新古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对“匀质性”的追求。在新古典理论中，“匀质性”充分体现在理性公理赋予不同经济主体相同的身份，也体现在均衡分析中。而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把经济视为是匀质的”，“因为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依照导致其灭亡的一般规律运动的”。(30)基于上述判断，调节理论家认为，对马克思进行的结构主义再解释，只关注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分析，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转变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正是这些转变，使资本主义具有了令人惊讶的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能力。 调节理论的上述思想决定了调节学派的理论特征和研究重点。在理论构建上，RA倾向于构筑一种中等层次的理论，因为在调节理论看来，大多数既有理论“没有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之间、在纯粹的演绎和归纳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因此，RA意图通过“建立一系列中间模型”，(31)在历史和理论之间构筑更紧密的联系，使理论在历史的意义上变得更加具体，并可在经验上得以验证，从而在历史解释中变得更为有用。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充满矛盾和冲突，而且总是不平衡的。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总是经历不时爆发的危机，但是，从对危机的社会和政治反应中诞生的，通常是竞争形式和雇佣劳动关系的重组以及资本主义增长活力的暂时恢复。这样一个理论和事实上的冲突，促使RA“聚焦于历史上偶然形成的互补的经济和超经济机制与实践的组合，这些机制和实践的组合使得稳定的积累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得以延续和发展，尽管资本主义造就的是基本矛盾、危机趋势和冲突”。(32) 调节学派的理论批判，以及本质上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与繁荣交替出现的事实，促使调节学派反对用“一套不变的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无论这种规律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还是正统经济学“个体、理性、自由”意义上的规律。因为尽管马克思主义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进程的本质，但最高抽象层次的规律式解释，需要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现实，在“中间模型”中得以体现，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干脆地美化、永恒了资本主义。所以，RA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视为是一系列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以特定的、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制度性地界定了的结构形式为特征，这些结构形式(只要还在延续)造就了资本主义独特的经济趋势和经济模式”。(33) 调节学派把研究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稳定存在的条件，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变作为研究的核心，加之RA对“使生产和消费暂时性地整合到资本积累良性循环中的条件的变化”的关注，(34)使得RA非常易于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特定阶段的典型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也说明了为什么RA能够迅速在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领域占领一席之地。 调节学派认为，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VoC的二元分类无法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完整分布。第一个理由是实证性的。因为有些国家既非明显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协调原则之上，也不存在以非市场协调为基础的强大的利益集团。第二个理由是理论性的。调节学派认为，从本质上看，VoC分析仍是一种单维度分析，这个维度就是“市场协调的程度”。(35) 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认为，构成调节模式的具体制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首先要解决从哪些制度领域去辨别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因此，调节学派强调制度层级，以期找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制度领域。 在识别出关键制度领域后，需要对制度的特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通过对不同制度是按照哪种协调机制运行的，或者说是如何把不同的协调机制整合在一起的，来辨别制度形式或制度结构的特征。调节学派描述了治理经济活动的多种协调机制。除了传统的市场和层级制的划分，调节学派还考察了社区、国家、网络和协会等协调机制。不同协调机制在两个基本维度上存在差异：一个维度是关于行为动机是源自追求自利还是履行义务的，另一个维度是关于权力是水平实施还是垂直实施的。根据这两个标准，在六种协调机制中，市场、企业、社会、国家是比较纯粹的协调机制，而协会和网络处于这四种类型的交叉地带。RA认为，“因社会组织的不同，所有的制度形式以存在很大差异的比例借鉴了这四种(市场、企业、社区、国家)秩序”。(36) 在识别出制度形式的特征后，如何缩减基于不同协调机制的制度形式构成的组合的数目成了调节学派的一个理论任务。这是因为，根据调节学派的观点，每一种调节模式都建立在五种制度形式的结合的基础上，那么，即使采用最简单的假定，即每一种制度形式只存在两种极端的特征或结构(比如，以国家和经济的关系为例，分为干预和不干预两种结构)，那么也会得到2[5]种资本主义类型。因此，调节学派引入制度互补的概念，大大减少了那些因不能有效互补而不稳定的制度结构，并进而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 调节学派围绕着不同的协调机制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在调节学派论述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一部早期著作中，霍林斯沃思和施特雷克把产业部门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对八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的治理机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他们推论说：“正如技术和市场条件的部门差异造成了国家内部产业秩序的差异一样，国家的差异在不同部门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机制”。(37) 调节学派认为，支持不同治理机制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具有国家特异性，它们的差异体现在国家干预的程度、建立协会的倾向、对网络中关系型交易的使用上。这些发现表明，国家制度和部门治理之间的联系在特定部门或部门内的细分市场上产生了比较制度优势。 在后来的研究中，调节学派使用创新和生产的社会体制(Soci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以下简称SSIP)区分了几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这种研究分析了为什么制度在区分不同经济体时是重要的，为什么制度能够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产业专业化产生重大的影响等问题。“SSIP被定义为六个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或模式，这六个子系统分别是科学、技术、产业、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以及金融体系。每个子系统都是以具体制度和组织形式的特殊结合为特征的。每个子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兼容’定义了事后意义上的整体的SSIP的特征”。(38)调节学派的学者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SSIP。第一，以市场为基础的SSIP。在这种模式中，经济主体的活动和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协调的。第二，中等合作主义的SSIP。在这种模式中，企业活动主要是在企业群组中进行协调的。第三，欧洲一体化或公共SSIP。在这种模式中，公共机构在推动建立创新的标准和方向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公共机构处于经济调整过程的中心。第四，社会民主主义SSIP。在这种模式中，工会和专业化的协会很好地代表了不同社会伙伴的利益，它们能够就对彼此有益的社会妥协进行充分的谈判。 从协调机制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比较研究，也被扩展至对资本主义国家多样性的整体比较上。利用对协调机制的分类，调节学派的学者把更大程度上被市场和层级制支配的国家归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类型，把采用更加多样的协调机制的国家归入制度资本主义类型。(39)随后，调节学派通过对更大数目的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分为更多的类型。比较典型的包括布瓦耶的分类。第一种类型是以商业逻辑作为主要组织原则的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中等程度的合作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驱动原则是在由经济单位构成的企业集团中用团结性交换能动性。第三种是较强的国家驱动的资本主义。在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大部分构成要素(创新、生产、需求、工业关系、信用等)是由大量存在于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公共干预塑造的。第四种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建立在社会伙伴和公共当局就支配大部分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规则进行不断协商的基础之上。阿玛布尔认为“制度互补和制度层级解释了资本主义模式可能存在的多样性”。(40)阿玛布尔选择了五个基本制度领域：产品市场竞争、雇佣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制度、金融中介部门和公司治理、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教育部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五种资本主义类型：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和亚洲模式。在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每一种都以具体的制度形式和特定的制度互补为特征”。(41) 三、国家商业体制学派的多样化资本主义研究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经济绩效的历史变化，是比较商业体制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大约每隔十年就会出现新的理想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大萧条时期新政中的中央计划，20世纪60年代法国风格的指导性计划，20世纪70年代德国风格的共决制，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看板”模式，以及最终20世纪90年代美国风格的新经济。(42)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复兴不是通过在传统产业重获竞争优势实现的，而是通过在其他部门取得成功实现的。在美国，这些部门主要是灵活且日益扩大的资本市场支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英国，这些部门主要是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服务部门(比如会计、广告、工程咨询和金融)。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历史变化和现实凸显了“世界经济中经济理性和绩效标准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国家或社会在一些产业或部门具有更高的专业化程度是它们特殊的制度结构造成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或比较)商业体制(National Business Systems，以下简称NBS)研究开始迅速兴起。 比较商业体制研究，是要“建立一个对经济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的框架，这个框架能够找出这些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区别，并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的角度，对这些特征和区别加以阐释”，(43)并“探讨这些模式为什么能够存在，又是如何变化的”。(44) 商业体制被定义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模式”，(45)“这些模式对经济活动进行权威协调的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并且在不同模式中，所有者、管理者、专家和其他雇员的组织和相互关系也各不相同”。(46) 大量的比较研究表明，市场经济之间差异的持续存在，主要和经济活动与经济资源是如何被组织和管理的，以及是被哪种类型的代理公司或企业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企业在治理结构、发展方向和竞争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任何分析市场经济的比较框架，必须把法律意义上的公司的性质及其战略意义视为经验变量和理论上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两个基本思想在比较商业体制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与许多对市场经济进行解释的理论假定相比，比较商业体制学派认为，在更大程度上，市场是围绕形式上独立的公司之间建立的中长期关系组织起来的。其次，依法成立的企业的活动通过集中指导和控制进行的层级制整合的程度，与许多论述管理控制的教科书中的理论假设相比并不是那么强。由此，比较商业体制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如果假定市场经济的最低要求包括制度化的私有产权、便于控制资源和行动的自治主体以及法律定义的进行现货市场交易的治理体系，那么“市场经济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经济活动是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通过非现货市场交易进行协调和管理的——比如公司间网络和协会中的长期协作以及正式的从属和控制的权力关系”。(47) 根据上述认识，比较商业体制研究认为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经济活动进行权威协调和管理(或权威整合)的程度；第二，实现这种协调和整合的方式。 比较商业体制学派分析了两种基本的权威整合方式。考虑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第一种权威整合的重要方式明显是统一的所有权(所有权整合)。这种整合有程度与范围两个维度。所有权整合的程度指的是主要企业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系统地通过组织惯例和集中指导整合次级单位和活动的程度。所有权整合的范围指的是被主要公司典型地控制的资产和活动的范围。第二种实现权威协调和管理的重要方式是联盟整合。它是通过经济主体(无论它们是个体、家族或各种各样结构化且界限清晰的企业)的联盟和网络进行的。这种经济协调方式的关键在于权力共享。联盟整合也在程度和范围两个维度上表现出差异。就程度而言，高度的联盟整合意味着许多行为主体把实质性的权力委托给第三方。低水平的联盟整合意味着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很少同商业伙伴、商业协会或其他第三方机构分享权力，绝大多数企业间关系建立在疏离的、特殊的和较少彼此承诺的基础上。联盟整合的范围指的是在形成和维持联盟关系时涉及的不同类型的活动和资产的范围。 原则上看，上述四个经济活动权威整合的子维度，可以彼此独立变化并结合为不同类型，然而其中的某些组合可能不够稳定。这是因为，“商业体制的独特性和连贯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的统一程度，也反映了这些制度相互支持和彼此加强的程度”。(48)也就是说，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结构关系与特定的商业体制特征之间的相互依赖，共同造就并再生出不同的经济组织模式。在社会制度和商业体制的联系上，NBS理论强调了四个制度维度，并对如何比较不同制度维度进行了说明。第一，国家是依据干预经济的强弱、支持中介组织的程度和市场监管的力度被比较的。第二，金融制度是依据以资本市场还是以银行为基础被比较的。第三，技能发展和管理制度是通过公共培训力度、工会强弱、工会的组织原则(技能、部门或雇主)以及谈判集中程度被比较的。第四，信用和权威是通过规范信用关系的正式制度的可靠性、家长制权威关系占优势的程度，以及集体规范调节权威关系的重要程度被比较的。(49) 商业体制的具体特征和内部互补关系以及它们同重要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表明，实际存在、独特且稳定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在数目上是有限的。在这个假定之上，惠特利提出了一个最初包含六种，后来扩展到八种的以不同的商业体制作为分类标准的资本主义类型。其中，每一种商业体制类型都和特殊的制度结构、特殊的占支配地位的企业类型相联系。第一种是分散的商业体制，以高水平的直接控制、低水平的所有权整合和联盟整合为特征。在这种商业体制中，企业间的合作是有限的，市场是高度竞争性的。这种类型的商业体制通常存在于信任程度较低、金融资源不易获得的环境中。在这种商业体制中，企业一般是小规模的，在寻求新的市场机会时通常有机会主义倾向。第二种是项目网络商业体制。在这种商业体制中，所有权整合程度低，但企业是专业化的，企业为了共同的利益分享某些资源并参与到合作中。第三种是协调产业区商业体制。在这种商业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更小的企业，但它们之间的联盟整合程度很高。这种商业体制中的企业一般是工艺性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之间更容易彼此交换资源和机会。此外，地方政府机构通常帮助提高进入和退出门槛，并提供高质量的培训体系。这种商业体制在意大利的许多产业区中表现得很明显。第四种是金融集团商业体制。在这种商业体制中，所有权整合的范围很广，但是联盟整合水平低，因为建立在部分持股基础之上的松散的控股公司或交叉持股网络比较流行。第五种是综合企业集团型商业体制。在这种商业体制中，联盟整合程度仍然比较低，但是所有权整合的范围和程度很高。第六种是块状分割的商业体制，以高水平的所有权协调和低水平的非所有权协调为特征。这种商业体制中的企业通常有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当正式制度推动广泛的市场缔约，国家干预程度有限，且不鼓励经济主体之间的长期承诺时，这种商业体制就容易得到发展，正如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商业体制鼓励了趋于更大的且组织内整合程度更高的企业之间的竞争。第七种是国家组织型商业体制。在这种商业体制中，高水平所有权协调和直接的所有者控制相结合。这种商业体制曾经在法国和韩国的经济中可以看到。在这种商业体制中，国家在组织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统制”作用，且不是十分倾向于接受中间协会。这种商业体制鼓励直接所有权和政治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紧密联系，限制非所有权协调。第八种是协作型和高度协调型商业体制，以经济主体之间很强的相互关联和风险分担为特征。这种商业体制中的企业同客户、供应商和技术提供者发展出更长期的关系。同样的，对信贷更高程度的依赖鼓励企业同资本提供者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商业体制中，国家鼓励建立中间协会，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具合作性，就像德国的共决制那样。然而，在协作型商业体制中，经济活动的整合和协调主要发生在部门中；而在高度协调型商业体制中，协作跨越了行业并且经常采用紧密的商业网络或联盟的形式，这种情况在日本比较常见。此外，在协作型商业体制中，国家鼓励和推动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甚至把很大一部分社会和经济决策制定权委托给企业或中介协会；在高度协调型商业体制中，国家发挥更为积极的指导作用，尽管不像在国家组织型商业体制中那样大。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比较商业体制的资本主义多样化研究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不同形式的非市场协调形式进行了精细的区分，而且还在于它专注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组织之间存在的微观—宏观联系”。(50)比较商业体制研究为深刻理解不同经济协调和管理模式的独特逻辑提供了便利，为理解制度和经济活动之间的一般关系提供了洞察力，为研究和比较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尺度。 四、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范式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共识 通过对上述三种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理论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不同理论派别，在资本主义类型的具体划分、构建资本主义类型时关注的重要制度领域、比较具体的制度领域时采取的分析维度以及假设不同制度领域之间存在的功能性联系上相对缺乏共识。但是，这并不排斥不同的理论框架的很多共通之处。整理这些不同理论框架的共通之处，既有助于充分理解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价值，也会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对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进行批判性评价和构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奠定初步的基础。上述三种重要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框架的共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键制度领域划分或制度层级 在VoC框架中，根据从关系视角对公司的理解，霍尔和索思凯斯在区分了五个重要的关系领域后，对资本主义作出了二元划分。而在NBS中，国家承担的角色、金融体系的特征、技能发展体系、体现在工作关系中的规范和价值观，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类型的关键制度，而这些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支持特殊类型的所有权和联盟协调，以及特殊类型的经济主体”。(51)此外，这些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构造和控制了诸如技能、资本和合法性等关键资源”。(52)在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中，阿玛布尔从五种基本的制度领域——产品市场竞争、雇佣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制度、金融中介部门和公司治理、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教育部门——出发，利用理论研究的结论，结合先前的文献中对资本主义特征的研究，提出了五种资本主义类型：“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和亚洲模式”。(53) 2.制度结构与制度互补 就三种重要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框架而言，尽管每一种分析框架都提出了划分资本主义类型的重要制度领域，但是即使假设每一种制度形式只有两种特征，那么制度组合的数目也是巨大的。此外，单纯分析不同制度领域的组合，可能意味着每一种组合类型都是同样可行的，这会陷入类型过多的困境。因此，三种研究框架都使用了制度互补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大大减少了那些因不能有效互补而导致不稳定的制度结构的数目，并进而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划分。 也就是说，三种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框架都强调制度结构中的具体制度是彼此依赖的。特定的制度组合比其他类型的制度组合运行得更好。比如，霍尔和索思凯斯指出，“制度互补是强化自由和协调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的一种重要机制。(54)阿玛布尔认为，经济模式不能只是被视为“或多或少随机的制度形式的集合，而应当被视为这些制度之间的一组互补关系，这些关系构成每一种模式中具体的制度形式之间连贯一致的基础”。(55)而NBS研究则强调，“对于各个商业体制之间差异的解释，以及对于商业体制特征变化的解释，显然有赖于对所有重要制度的分析，同时还要分析这些制度是如何相互依赖，共同建构已建立的特定的经济的组织模式的”。(56) 3.比较制度优势 三种范式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都认为，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赋予了不同国家经济独特的行动逻辑，并支持这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之间特定的关系模式和公司的生产战略。也就是说，比较制度优势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中，它可以解释不同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比如经济增长、不平等程度等，也可以解释不同国家的独特的经济结果，比如技术创新的模式等。 每一套彼此咬合的制度集在做不同的事情时有着各自的优势。比如在VoC框架中，协调市场经济在生成高技能、高工资、高生产率就业上表现得特别成功，这是因为这种经济类型把耐心资本、熟练劳动和企业内公民权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它们有可能为高品质生产活动提供更好的土壤。而自由市场经济，因为缺乏困难重重的协商式协调制度，从而能够在资本和劳动市场上做出更快的调整。NBS学派认为，体制“因不同的制度(尤其是那些调节资本和劳动市场的)背景而彼此区别，并且产生了差异很大的经济后果，尤其是在技术发展上”。(57) 4.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属性 制度互补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制度之间可能有一种彼此加强的倾向，从而构成一个彼此咬合，横跨劳资关系、福利国家和金融等领域的制度集合，这种集合会对变化产生抵制作用。比如，劳资关系领域发生的变化，可能会因它对公司治理和培训制度产生的影响而受到抵制。第二，制度互补产生了一种预测，即政治经济活动的集聚以相互依赖的制度集为基础。因此，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体应当能够通过它们的制度结构加以识别。 三种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为预测和解释国家如何对经济冲击和外部力量(如全球化或欧洲一体化等)做出反应提供了分析框架，即可以通过路径依赖分析制度之间的互补性是如何约束制度变迁的。比如，在解释为什么制度变迁是困难的时，调节学派的阿玛布尔指出“大多数社会总是存在一定的制度惰性……制度惰性有时候被人们用‘路径依赖’的术语加以解释”。(58)而比较商业体制研究认为，理想型国家商业体制会因制度路径依赖的存在而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再生自己，“也就是说，基本的国家商业体制模式会因沉没成本阻碍变迁而再生出来”。(59) 5.正统经济学批判 三种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框架都从不同角度对正统经济学提出了批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不再把经济领域视为一个独立的、纯粹的、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在其中完全依据价格信号调整自身行为的领域，而把经济视为是嵌入在其他社会制度中的。比如，霍尔和索思凯斯对正统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作出了修正，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策略理性”，也就是说“被置于分析中心的理性行为者——个体、政府、生产群体和商业协会，尤其是企业，它们的策略计算行为既被制度环境所塑造，同时也塑造了制度环境”。(60)而NBS对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一种同质行为主体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集体性经济行为人的企业的性质，在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同的，不能忽视政治和社会背景把它们假定为基本上是相同的。“经济活动的管理权，绝不仅仅限于统一的所有权基础上的财务控制单位，这种管理权通常为各种企业协会所牢牢掌握，这些协会能够限定生产和价格水平，并能够协调各个独立法人单位的投资决策。”(61)在正统经济学批判中，调节主义者把焦点集中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分强调市场协调机制上，认为经济协调机制不只有一种，或者说，市场不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国家、市场、企业、社区、网络都是治理的有效形式。 6.趋同论批判 三种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都对新自由主义面临的威胁进行了分析。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变化进行分析时，霍尔和索思凯斯担心，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能会破坏协调模式资本主义曾经稳固的制度均衡，他们说“一个古老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就是“自由主义正统的幽灵”。(62)但是，三种研究框架都强调，资本主义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不是在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国家的繁荣，不是因为它同其他国家更为相似，而是建立在它们的制度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很多调整过程的取向是比较优势的制度重建”。(63)也就是说，全球化带来的“更可能是制度套利得以巩固而不是得到破坏”。(64) 在过去十多年间，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在挑战流行的自由市场话语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世界经济中不同经济体的特征，为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层面具体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五、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 尽管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迅速增加，并且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对它的基本观点的不满也越来越多”。(65)在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内部，对既有的分析框架的批评已大量出现。比如认为制度互补的定义可能是含糊不清的，(66)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带来的挑战可能未被充分理解；又如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采用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能够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提供更为敏锐、更加重点突出的建设性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不同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框架在理论上都存在典型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1.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结构、动力、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67)对这种变动不居、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形态进行分析的理论，应当是一种能够对它的当前结构、变迁动力和演化方向作出分析的整体理论。历史理论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历史理论要能对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进行结构性的解释，换言之，历史理论必须是一种结构理论。第二，历史理论要能对历史变迁的机制提供理论解释，以对历史发展做出质的或阶段性的区分，换言之，历史理论必须是一种变迁理论。第三，历史理论必须指出历史变迁的方向。(68)以这种标准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理论的典范。 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参照系，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在基于经济运行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当代结构分析上表现良好，而在对资本主义的变迁动力与演变方向的分析上表现欠佳。 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专注于资本主义秩序的“一致逻辑”，阻碍了对“不一致、不连贯和体制内多样性”的理解。(69)它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形式的时空差异根植于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中，而并不是扎根在“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平等和冲突中”。(70)从而，“使用平稳运行的、自我调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使得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很难去描述，更不要说去解释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同时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的“危机和冲突”。(71)这就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变迁动力进行深入分析的机会。 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研究更为强调“历史—政治”的方法相比，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使用“均衡—功能主义”方法观察当代资本主义，加之对制度互补和路径依赖的过分关注，看到的更多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现有协调形式的多样性，是基本矛盾得以缓和的资本主义制度暂时的生命力，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方向和终极历史趋势。 2.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嵌入、剥夺、从属 有且只有一种资本主义，它只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制度背景采取了不同的实现形式。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既要分析它的基本制度属性和现实存在方式，还要分析它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认为，资本主义不单单是一种经济体制，它更是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是以它在不同时空中、把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资本逻辑这一过程为基础而实现的。在最终的意义上，等到资本主义秩序彻底主宰人类日常生活时，它就开始迈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门。 借助“资本主义本体论装置”的概念，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资本主义分析。“本体论装置，指的是一套与特定的经济空间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相联系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关系，它使得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得以形成并不断扩展”。(72)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可以沿着三个“本体论装置”展开。“嵌入”装置，它最初是从波兰尼有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把“经济”同“社会”相分离的脱嵌力量的论题中得到灵感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大量成果实质上体现的就是对资本主义“嵌入性”的分析。“剥夺”装置这个术语主要和哈维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新自由主义取向进行的理论分析相关。剥夺的概念激发了对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暴力一面的分析，唤起了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统治的关注——这种统治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大地理范围的现有政治经济秩序中成为一种统治性的和殖民性的力量。这种对资本主义“剥夺”属性的分析，完全被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忽视了。“从属”装置是一个最早被马克思使用的术语，他对劳动对资本在形式上的从属与实质上的从属作出了著名的区分。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复兴了“从属”的概念。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是“生活自身”对现有生产方式的实质性从属驱动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尽管也把劳资关系或雇佣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领域加以讨论，但是这种讨论仅仅是在劳资双方“合作”“协调”等维度上展开的，不仅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也难以理解社会生活方式对资本逻辑的顺从。 总的来看，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对‘多样性’说了很多，但对‘资本主义’言之甚少”。(73)这种研究，突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存在方式的关切，但是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它同外部环境的联系几乎视而不见。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看，从一般规律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最终命运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从具体特征和存在形式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已成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种理论框架至少要满足以下特征。第一，它应当是一种能够统一资本主义的阶段分析和类型研究的理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多样性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展开，是这种规律的例证。第二，它应当是一种中等抽象层次的理论，或者说它应当兼顾一般性和特殊性，换言之，它应当融合基于一般规律的资本主义趋势分析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分析。第三，它应当足够的一般化，从而使得它能够分析更为广泛的制度结构，它应该避免描述性的“理论化”和对实际发生的制度变化进行单纯归纳性的分类。原因在于，我们抽取任何一个制度维度，都能对资本主义多样性作出描述或分类，但是仅仅拥有很多类似的判断，无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变化趋势。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主张建立一种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分析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这主要是因为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从“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出发的经济学体系，建立的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从“合理的抽象”出发，(74)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与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非历史范畴，如“效用”“选择”“稀缺”不能抓住一个特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绝大多数生产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进行、大多数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75) 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必要的基础，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剥削对象。“每一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演变过程中，都会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攻击和过度压榨”。(76)“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整体过程的基本分析单元”。(77)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上看，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不过是“资本主义对抗性经济关系下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动态发展图景”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展现，(78)不过是“资本主义技术和劳动过程在特殊部门或空间上的扩展”，因此，构建一种基于劳动过程研究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我们“可以利用马克思的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概念”，分析“当代信息技术条件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形式”。(79)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研究，极为(也更为恰当)关注劳动剥削和资本主义为了稳定这种剥削而达成的阶级妥协的脆弱性。基于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有助于工人理解暂时性的阶级妥协的政治学，有助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80)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般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动力，蕴藏在其一般关系和结构中存在的矛盾上，而不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制度的特殊性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生性的因素——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分离”，(81)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结构的中心和基础”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会“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82)因此，基于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既是从内生因素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进行的分析，也会因劳动过程与其他社会现象和过程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具有最大程度的理论外延。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是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而言，我们更需要实现从“制度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转向资本主义的制度理论”。(83)如果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真正试图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一种整体和一种生活方式”来加以研究，(84)那么它就需要“把权力、政治和冲突带回分析的中心”。(85)只有这样，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才会“把资本主义带回来”，(86)才会“用复活的对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理解武装自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制度多样性和矛盾的理论框架”。(87)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既是它进行自我评价的参照系，也是它取得进一步理论发展的希望之地。 ①张宇、蔡万焕：《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②张宇：《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2013》，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121页。 ③邱海平：《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兼谈马克思的“丧钟论”与“扬弃论”的关系》，《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7期。 ④邱海平、吴俊：《资本主义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⑤刘凤义：《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1期。 ⑥刘凤义：《劳动力商品理论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论纲》，《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1期。 ⑦吕守军、郭俊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经济纵横》2010年第10期。 ⑧吕守军：《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⑨谢志刚：《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制度动态演化：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9期。 ⑩Glenn Morgan,"Comparative Capitalisms: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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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邱海平、吴俊：《资本主义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12)刘凤义：《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1期。 (13)谢富胜：《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 (14)埃玉普·欧兹维伦等：《从资本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多样性：教训、局限和前景》，《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1期。 (15)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 (16)David Soskice,"Wage Determination:The Changing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6,no.4(1990),pp.36-61. (17)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6. (18)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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