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主义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1996年恰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40周年，联系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高潮。本文仅就这一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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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1）理论界普遍关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与实践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如有学者指出，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机制这两个基本点上，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无二致。认为1949～1952年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全面认真贯彻实施的唯一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说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雏形”。大家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与实践有许多具体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人们有了一个共识：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新社会必须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超越商品经济阶段，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与成熟。由于我国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今天回顾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这段历史，其意义就更加突出。譬如：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平稳过渡问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状态下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及其被运用的方式；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挥作用；投资的特点与经济效益；政府如何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市场与物价的管理；如何形成“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理想状态等问题，都既是当年的人们，也是当今的人们共同关心的热点，回眸历史必将会有所启迪。（2）研究者更着重在充分占有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199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一书，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大家评价该书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的学者在评价该书时指出，要使分析符合历史实际，首先必须保证当时实践资料的真实性，当然也要有历史学的眼光和经济学的论证。由于建国初期当时的媒体报道和公报文献大多是简化了的和有选择性的，给历史分析造成困难。而该书则是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撰写的，这就使其所做的历史分析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对一些重要问题，从历史上追索，找出来龙去脉，以至对其思想根源进行剖析；对一些重要事件，从经济学上分析其性质、产生原因，再考察实践对策和结果；对有些经济行为，不仅分析其效果、效应和负效应，还对其长远影响作出评估；对于政策措施，从较广泛的实践面分析其利弊得失，指出执行中的偏差，也不避讳决策中的失误。历史资料的真实性才能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3）建国初期党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以往研究中人们往往忽略我国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曾经历过一个计划与市场调节并存，同时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的阶段。这个阶段虽然短暂，但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的学者通过具体的历史考察指出，当时党从实际出发，要求只在可能与必要的范围内实行计划，而在此范围以外，即庞大的非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领域，其经济活动实际上主要受市场调节。国家主要从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对各种经济成分进行适当调剂，包括对经济生活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带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的调节，有行政的、法律的，但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来进行。总的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依靠间接机制来发挥国家政策的调节作用；并认为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4）注重探讨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问题。如在观察和思考当前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时，有的学者联系此前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新公布的历史资料，提出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就已透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在公开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专门回答了“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而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这篇在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内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点明：“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有益无害的”，“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研究者还注意到《论联合政府》当时发表的版本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引进外国资本的问题，提出“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而在七大以前，在同斯坦因和谢伟思的谈话中，毛泽东也阐释过：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机会大规模发展，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有自由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助力。研究者据此指出，七大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是经过长期酝酿的，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两个“广大”，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广大，一个外国投资容量的广大，是很开放、很高明的战略思想。七大时承认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思想，在此后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继续得到原则的肯定。研究者认为，研究七大提出的这一思想，对于深入历史和启迪现实，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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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不仅是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以前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建国纲领。长期以来，理论界在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贡献的同时，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即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由于党和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发生过变化，更由于实践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因而有一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从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或者是一种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只能是过渡性质的社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96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它具有自身性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同时更突出地强调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长期性。研究者指出，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研究者根据公布和发掘的文献和史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着重点是如何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社会主义是作为将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立即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有的研究者还特别提到，1950年毛泽东还在多次讲话中批评一些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薄一波在回忆中也说道：“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可是毛泽东在1953年修改《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却又认为新民主主义不是一个在政权更迭之后而出现的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仅仅是一个政权更迭的过程。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权的获得，就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始。有学者对此质疑，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就值得怀疑了；并指出，这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相比，明显发生了一个大的跳跃，出现明显的断层。不少研究者指出，恢复党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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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地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发展关系。以往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独创，近年来则开始注意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关系。’96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有所深入，在加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后，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起的启示作用阐述得更加深入具体。如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即利用市场与商品的关系，利用当时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提高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来解决的问题。二者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利用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保护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因而都是一条比较稳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预先构想的，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是事先提出的理论构想，而是先有实践中的急于过渡，发现行不通又退回来的稳步过渡。有学者指出，以前人们急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把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仅视为是为恢复国民经济而采取的策略和暂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事实上，这是列宁对本国革命进程的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调整。理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也就找到了中国当今所进行的这场改革的理论源头，因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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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的领导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再探讨。随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面临这样一个困惑：既然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设国家并准备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为什么会在实践中被迅速否定？以往研究中人们在分析了与其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之后，突出强调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的转变是“源起”，或是说，立即开始并猛烈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随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的提出而实行的。’96的研究又有新进展，即认为我党所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把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这件事看得过于容易和紧迫，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应引起重视：（1）从理论上说，党对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有多大的空间，还有多长的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何时提出，用何种步骤，在何时完成，以怎样的模式和格局来完成，这样一些应该在理论上谨慎探索和研究的事情，未能做到足够的谨慎。（2）从实践角度认识看，对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还来自党内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先前在农村中没有遇到的新问题的困惑和担忧。由于缺乏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及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管理社会经济，解决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复杂的消极现象，致使在“三反”、“五反”、粮食统购统销等斗争中，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后，在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之后，就猛烈地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急促地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任务。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并加以验证就结束了；并指出，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使我国可以超越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但特殊的国情又决定我们必须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里，补上生产力不发达这一课，时间短了不行。有的研究者则强调指出，尽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能做到足够的谨慎，但无论如何，在50年代中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对于这个成就的意义和工作中的缺点，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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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理论界对这一问题表现出很高热情，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研究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相关，实践推动着理论认识的深化。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延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关系。而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之后，中国当前的经济面貌又恰似毛泽东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1994年有学者又进而提出了“复归说”，该观点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历史相承关系，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上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还没有能力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在社会基本属性上明显地表现为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复归”。这一观点引起理论界的注意，’96又有学者撰文对“复归说”加以探讨：（1）指出“复归说”的提出，旨在为中国当前的改革寻找一个科学的“参照系”。认为毛泽东曾经构想了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经济模式——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即在共产党领导、组织和控制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很快就自我否定原来的主张，立即向“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建立了与斯大林模式相似的计划经济体制，效果不理想，因而必须进行改革。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真理性，邓小平同志在批判和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2）指出“复归说”理清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脉络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历史轨迹，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中国改革的理论源头，无疑具有新意。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指导中国改革的，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由毛泽东进一步发展，最后由邓小平完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对此，也有学者指出，尚有一些难点、疑点值得深入研究，如：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和理论问题，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怎么看，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对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如何看，对土改后的农民应如何引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是完全划等号，还是更高意义上的“复归”；21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参照物是否科学？
研究者一致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研究不充分，今天确有必要重新深入研究，它对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我国是在远未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特定的初级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说初级阶段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来的，这个国情就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未完成这一客观实际，初级阶段的工作方针、政策不能脱离这个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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