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六封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信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封信
一言难尽的领域——值得敬重的作家——题材及“报告”的自觉性——“似曾相识”的剖析——选材亦见功力——智者的谦虚与聪慧。
……
这几年你一直在折腾报告文学创作，身在其中怎能不知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肯定要比我更清楚或更明白其中的底细。既然你要让我说一点看法，那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不想遮遮掩掩地隐瞒自己的观点。
翻翻杂志就知道了，这些年来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尤其是它的发表数量，几乎可以成为文学繁荣的一种特别的注脚了。这说明包括你在内的作家们一如既往地勤勉与刻苦，且一如既往地在为文学事业作着自己的奉献。然而，数量与质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说实话，对于当今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我并不持乐观的评估态度；至于这一领域的趋势，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当前景况的理解。
我无法否认当今报告文学领域的“繁荣气象”，但这种气象只显现为量的递增、而较少见到质的跃进，或者说，我们所见到的“繁荣”，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泡沫的意味。当然，这几年来也有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如（当代题材）张正隆的《血情》、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江永红的《好梦将圆时》、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咏慷的《跨越苍茫》、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徐剑的《大国长剑》，又如（历史题材）于劲的《上海：1949——大崩溃》、金辉的《恸问苍冥》、王芳红的《满江红》、李镜的《大迁徙》、茂林、升泉的《马背上的共和国》等等，但在相对庞大的数量面前，佼佼者的声势终究显得羸弱单薄了一些。倘以我的判断论，在这几年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既是兴旺繁荣的领域，又是模式化倾向比较严重的领域，同时也是作家见解及生活感受力被折损、有意无意地被消解的领域，而所谓的社会文化品位及审美意味，也往往被这一领域常见的“就事论事”方式所淹没所淡化。不言而喻，我的这种判断（或者说是苛求），是建立在最能体现报告文学特质的创作前提下的——我们只能以最高的要求来衡量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因为任何方式的廉价鼓励，既不利于整体水准的提高，也有损作家的自尊感或自信心。
谁都希望自己是最好的作家——我想你也不会例外。而最好的作家，总是那些最富创造性的作家，那些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显然，报告文学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一个持有崇高使命感的、以文学方式直接卷入现实的“思想者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于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尊重、乃至敬重，更甚于小说家、诗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在我看来，这些作家在直面现实及人生的征途上，几乎没有回避的侧门旁道可走——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胆识或良知，经由一行行真实的文字而履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但，这里的“尽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譬如说，报告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它是真实的文学性记录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它的描写内容的新鲜独到——作为生活阅历的补充，报告文学拥有一种其他文体无可替代的开阔视野、丰富见识与强化社会使命感的功能。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而报告文学的“故事”则是生活原生态的“复述”或“重现”——很自然，这已构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小说的强大诱惑，但同样很自然的是，此间的诱惑也隐含着一定的前提，至少是，被诱惑的读者不会乐意去倾听那些从传达内容到叙述方式都呈显重复感的“老而又老”的“故事”。所以我想说，报告文学的“可靠可信”与报告文学的“新鲜独到”，虽则层面不同但都是应该尽力实现的创作要求：前者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前提，后者则是体现创造性及作品魅力的重要质核。
说到这儿，我想你已猜到我要说些什么了，而且肯定不是“好话”。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几年报告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非但谈不上“新鲜独到”，而且还给人以一种“陈旧感”，一种时代色彩比较困乏的印象。若要究诘其中的原因，恐是很难理得清楚的——我在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题材选择。
从理论上讲，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并无决定性的意义，甚至与小说创作的题材选择很近似，即“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写”。这种说法流行了几十年，以致很少有人去怀疑它的可靠性。实际上，在所谓“写什么”与“怎样写”的理论结构中，隐藏着空洞的不着边际的“逻辑游戏”。我们以前曾激烈地批判过“题材决定论”，但这决不等于题材选择的“无意义”。应该说，无论“决定”还是“不决定”，凡走过了头或误入“极端”，都是很荒谬的。在我看来，题材的选择——当你决定“写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通过了“为什么要写”的过滤，或是对传达对象的意义已经拥有了相应的认识，甚至已经产生了“怎样写”的雏形——这一过程的意义是很容易感受到的。特别是在报告文学领域，因了叙述的非虚构性，题材选择的意义便显得更加突出；所谓“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分野也要鲜明一些。而这里所说的“重大题材”，也许还包括某些“前沿题材”、即那些特别具有报告文学的“报告价值”的题材，那些特别新鲜、或仍处于进行过程中的、极富有时代气息的题材——江永红的《好梦将圆时》、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就属于这类“前沿题材”的作品。我想你已读过这两部作品，而且也感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前沿气息”及富有强烈时代感的精神光芒。很明显，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新鲜独到”，敏锐的题材选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你不能不承认作者之于现实进程的感受力，尤其是那种倾听军队现代化足音与变革旋律的才能，那种意识到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向读者“报告”一些什么的自觉性……
相比之下，这几年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显得有点儿“陈旧”（对生活的感觉也很迟钝）。恕我直言，其中也包括你“创作”的个别作品。这些既不能说不好、也称不上优秀的作品，所“报告”的人与事——虽也不是“陈年旧帐”，但缺少时代感却是事实；或者说，所写之“人”照例是“好人”，所写之“事”也着实是“好事”，可这些“好人好事”却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你去年发表的那部记叙某部志愿兵先进事迹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些事例不能说不感人，而你的煽情才华也称得上是一流水准，但在我看来，这作品依然难入佳作之列。致命的遗憾在哪里呢？我想主要在于：你的记人记事很少与人物所置身的急剧变化着的环境联系起来，这样也就淡薄了作品应有的新鲜感与时代质泽——要么是你的疏忽，要么是你的浮光掠影，要么是你受了二流典型材料的影响……说实话，即便是政治部门的典型材料也不应该是“好人好事”的罗列堆砌。
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题材的选择确实是太重要了。与小说创作不同的是，报告文学对于“写什么”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作家功底的体现，或一种综合素养的最直接的反馈。《好梦将圆时》警示我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开始向我们走来了，我们的承受力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有没有勇气迎接现代化观念的挑战？面对全新的“军营风景”，不得不诉诸全新的理解：怎样的军人才是优秀的军人？怎样的士兵才是合格的士兵？这就是严峻的军旅前沿景况，而作品的新鲜感首先是从这里——题材的选择中派生的。那么，《没有掌声的征途》呢？这部作品与你的某些作品很近似：记叙人物，但在选择人物的独特性或时代感方面，着实比你高明一大截——我想你得承认这一事实。《没有掌声的征途》的主人公是一位坦克旅长，然而是一位处在转型期的旅长，一位具有跨世纪精神及知识结构的旅长，一位没有战争阅历、但时刻准备投入现代化战争的旅长……论职务或军衔，他正处在那种说低不低、说高不高的“带兵人”的位置上——是名副其实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因了人物所具有的“典型性”，记叙的意义便可能超越人物本身，即“他”不仅仅是“他”，而是“他们”——作为跨世纪的“带兵人”，也作为未来战争的指挥员，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他们拥有怎样的胆识、才华与品格？他们的“现在状态”如何？他们需要怎样的才华或本事方可交付合格的走向21世纪的答卷？尤其是在当今这种“史无前例”的特别情势下，他们将如何接受从军事到精神观念的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的报告文学时常把“无私奉献”作为永恒的主题，但作家们的题材选择不能不主动意识到：只有当军人把自己真正当作军人而“有所奉献”时，其中的奉献才可能无私而更富军人的特别意义或价值。我觉得，《没有掌声的征途》之所以给人留下新鲜独到的印象，当然与题材的选择、特别是与选择怎样的人物作为作品的“报告”对象密切相关——这能不能成为一种“创作经验”呢？
我的意思是，你作为一个颇具名气的报告文学作家，论对军队的钟情、热爱、熟悉，自然不在其他作家之下，但我还是觉得你对现实的变化不够敏锐，或许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真是因了一些诸如观念之类的自身原因，那你的现时状态便让人感到有点可惜。如果要说到重新开发自己，那也只有“自救自助”的出路：一是“沉下去”，即深入军营生活，真正了解与感受一下我们的军队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着重更新自己的体验；二是“浮上来”，即站在更高处审视这些变化的内在意义，以及某些可能的文学“报告”价值……前者是生动、活泼、实在、细微的生活把握，后者则是报告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的视野或视点了。这虽不是“良方妙策”，但很多成绩卓著的报告文学作家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先谈这些吧，余再谈。
…………
第二封信
报告文学的魂——发现与提供——没有掌声而听见掌声——思想家风范——新思路——情感介入——另一类更具思考特质的创作。
……
你在信中提到，个人见解之于报告文学创作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你是怀疑、还是故作懵懂状。你好像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即认为报告文学只要如实记录就可以了，发表太多的见解岂不成了散文或论文？我知道你最近挨了批评家的“批评”，说你的报告文学近作有那么一点儿“流水帐”的嫌疑……人家读了你的作品、且谈了看法，无论如何应该认为是好意；倘若不读你的大作，你就高兴啦？
说到作家判断或作家见解与报告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我的全部看法也就是一句话，即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我说过，在当今军旅文学的诸多门类中，模式化倾向最为严重的领域是报告文学（实际上，现阶段中国文学的创作格局所呈显的状态也是如此），而与此相关的根由，便在于作家判断力的贫弱；因为缺少见解，也就只能顺着“现成思路”匍匐前行了。这样的创作状态，怎能不入模式化的窠臼？
诗的创作、散文的创作、小说的创作，往往可以把个人的见解隐蔽起来，而且为了作品的更“艺术”，还得“越隐蔽越好”，甚至本无见解也时常以朦胧状蒙混过关……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实录”文体，既是文学的，又不乏新闻的品性，而且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往往还掺杂“论”的方式或色彩，因而作家见解之于报告文学创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自始至终地拥有与贯彻。当然，作品中的作家见解也可以隐蔽一些，尤其是因了某种特别的原因，或许还要作一些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但这并不等于不要见解。在我看来，敏锐的判断力及高人一着的见解，是撑持一部报告文学的思情骨架；所谓灵魂或精神的贯注，靠的就是作家的判断力及见解。我觉得，凡读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所得印象大抵如此。
我们已经探讨过题材选择——题材选择靠的不就是作家的判断力与见解么？如张正隆、江永红、金辉、江宛柳、李鸣生、徐剑等作家的近作，倘无那种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见解垫底，不要说写出其中的精湛或撼人心弦，恐怕连驾驭题材的勇气也将失却大半。所以我说，万万不可小视了题材的选择，其间确确实实隐含着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底与综合性素养：他的判断力及独特的见解。
无论是你还是我，对于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况，虽不能说是“了如指掌”，但阅读的数量还算是比较可观的，尤其是一些“作家”的作品与题材比较“重大”的作品，应该说大都读过。不知你的印象如何，就我的感受而言，觉得很多作品很“旧”、很“平”，无论记人或记事，仅仅是一种“实录”或“状写”，一些局部描写不能说不生动（甚至还能让人感动得潸然泪下），但总体上却显现出一种思考的贫困，或一种回味的淡薄，或一种启迪的单一……而如此这般的创作风景，离报告文学应该具备的敏锐、犀利、深刻、以及可能的现实启示录式的意蕴揭示或透视感，也就显得隔膜与遥远了一些。特别是那些“记录”或“状写”先进人物与先进集体的作品，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这样说也许有点儿苛刻或不近情理，因为这些几万字、乃至几十万字的作品，确系作者一点一滴地采访，最终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其中的劳苦艰辛人所皆知。但正因为是如此，方需要我们在艰辛不易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提醒与诘问自己：譬如，从那些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的业绩中究竟发现了一些什么？而这些“发现”拥有怎样的质地或怎样的独特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最终可能传达一些什么？或可能提供一些怎样的思情、怎样的精神？起码应该明白，读者读你的作品绝非为了倾听一般性的“介绍”，因为从某种意义说，阅读是一种自由选择状态下的交流，而“介绍”是难以满足读者的交流欲望及某种心理期待的。我之所以把某些作品称之为“记录”或“状写”，原因也在于这些作品的思情展现往往只停歇在诸如“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忠于职守”或“几十年如一日”的浅层面上，往往依照流行的归类程度，面面俱到，层层堆砌，最终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缺少与被模糊了的就是透过现象而截获的判断，就是作家主观能动性的介入，就是那种思考及见解的提挈撑持；就“记录”或“状写”的外观来看，作品似乎被填得很“充实”、很“丰满”，而在质地上却让人感到一种空泛，一种平淡，甚至是一种重复感。这样的作品对读者是很难产生震撼心弦的冲击力的。
写到这里，我想作一次必要的澄清：你不要误认为我不主张作家去写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真正写好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既要写出对象的独特性、写出“先进”的与众不同，又要写出作家的个性、并使作品拥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不要自觉不自觉地滑入模式化的陈轨旧道，不要沉浸于漫无边际的“事迹”铺排，不要淹没了独特的、最富时代感的启迪价值。在我看来，无论是讲政治、讲文化、讲精神，还是着眼于当前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不是写多了，而是写得很不够，特别是出类拔萃的精品力作还很少。你直接介入军营生活的机会要比我多，不知你的感觉如何？反正我一直觉得，不要说是在现阶段，就是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往昔军营生活中，可纳入作家视野而成为报告文学对象的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也可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关键就在你能否从中发现与提供一些怎样的思情意蕴。更何况，被报告文学刻画的“先进”，还往往是作家深入生活而感受或判断的结果；在这一类的“先进”之中，时常融入作家更为敏锐、更为深刻的见解。《没有掌声的征途》也以“先进”为描写对象，从题目可以看出，这“先进”还不是那种拥有热烈掌声的“英雄”、“模范”或“标兵”，但他（作为人物的意义）却被抒写得深厚而充溢思索感——作品所融贯的某些见解，当属主人公的精神品格的一部分（作为叙述对象），如：
当兵不能依赖“一仗撞大运”；
真正的军人和混饭吃的区别就在于：想的是不是“怎样打赢你的对手”；
“保平安不能以削弱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平安，就是渎职”；
战争需要什么，军事指挥员就要完善什么；
“领导干部是共产党人格化的象征”；
军人就是要“安贫乐道”，“做不到国宝，也得是国器、国用，绝不能沦落到国妖”；
等等。
作家的判断及对于主人公独特见解的认同（亦为作家的判断形态），也就浑然而合成为作品的新鲜而动人的旋律。若说得直接一些，那就是这部作品的抒写远不止于主人公的无私奉献或高尚的从军者人格，或者说，其主要意义在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凝聚着跨世纪精神的军人楷模，一种体现现代战争索质要求的新一代军事指挥员形象，或一种置身于特别岗位的特别敬业的品格……不难想象，假如一个作家削弱了对于当今军旅生活的敏锐判断力，甚至根本谈不上拥有新鲜独到的见解，那任何精品创作的谋图都将归于落空。
我想，这绝非危言耸听。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判断力或见解是极为重要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强化、必须独树一帜而高扬于文学的山巅！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应具备思想家的风范，或起码拥有必须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准备，否则便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历史的或当前生活的）进程中，寻找到自己的洞察角度或叙述视点，也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提供、有所精神领域的建树。我最近读到两册报告文学集，那是10年来曾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刊载过的作品精选，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些产生过影响的佳作，或许会进一步体悟到，作为作家素质的体现，那种贯穿于创作始终的判断力或见解，是何等重要，是怎样的不可缺少、不可薄弱！
以上主要涉及的是以先进人物或先进集体为对象的报告文学创作（其中也包括作家所认定的、且蕴含重大意义的“先进”），实际上，那些写事件、写现象（特别是宏观现象）的报告文学，更需要见解的撑持，也更需要作家判断力的介入——谁也不会给你提供一系列的结论，即使是已有某种结论，也仅仅是拘泥于某种角度或某个方面的结论。更何况，历史还有一种随岁月迁移而修改或大幅度修正结论的癖好。显然，写事件、写现象的报告文学，在理解、把握、甚至采访对象等方面，存有更大的难度。记得你也作过这方面的探讨，只不过你所表达的是创作中的苦恼与尴尬罢了。无论怎样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是相当一致的。不过鉴于当时的局限，我们的感受还是显得肤浅与单一了一些。倘能更深入地涉及到具体作品的剖析，那对于作家判断力与见解参与创作的巨大作用，自然比我们想象中的估计还要显得重要：重要到几乎可以改变一部作品的命运。
譬如李鸣生的那部《走出地球村》（读否？）——此作是在《飞向太空港》与《澳星风险发射》之后写成的，而所写内容却是这两部作品之前的事件、即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始末。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事件的描写是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的：首先，它是历史，且又因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所包含的浓厚政治色彩，理解与阐释“历史”便显得更为不易；其次是怎样传达这一事件？总不能沿袭《飞向太空港》与《澳星风险发射》的描写方式而如法炮制一遍；题材本来已是“旧事”，若作者再用轻车熟路的老套子驾驭，那就难有“出头之日”了。但作者确有一种善于“计较”的聪颖，而在对描写对象的判断上，也能揣摩到属于自己的思路——说简单也简单，但简单中却包孕着作者的独到。他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国从1957年开始酝酿人造卫星的研制，到195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再到1970年终于把卫星发射上天，此间整整12年——这是怎样的12年？如作者所言，是“共和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残酷、最动荡、最混乱的岁月”：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前后的“天灾人祸”，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卫生上天的1970年，又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的年头。其中的历史戏剧性，可谓饶有趣味而“独此一家”。作者在《走出地球村》的结尾写道：
“真正的意义或许恰恰就在这里：一个本来就很古老就很沧桑的民族，在那样一个极不成熟极不正常的年代里，居然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还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背负着比四个国家（引录者注：即前苏联、美国、法国、日本）总和还重的重负走出地球——将一颗重达一百七十三公斤的卫星托举上天，并让红遍了中国的《东方红》，在太空面向世界响彻了整整二十八个白天和夜晚，从而让中华民族首次挣脱地球的束缚，实现了千百年来飞天的梦想，开创了中国航天历史的新纪元！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当然也是一个值得今天的人们研究的课题。”
作者对于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作为历史事件的判断与感悟，以及渗透于抒写中的一系列见解，无疑为这部作品所可能的独特性与较为厚重的历史感，也为与抒写内容（“走出地球村”）相适应的气势及启迪力量，于理性的统辖与提挈上铺了路、垫了底，倘不是如此，那《走出地球村》也就可能无“彩”可出，大不了是作者已有作品的翻版。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作家持有的判断力与见解，确能决定作品的思情质量，甚至能改变它的命运。
当然，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作家的判断力与见解的融入贯注，往往因作家的传达习惯或题材对象的差别而呈显不同的形态：所谓“隐蔽”，便是一种。顺便说一句，这里的“隐蔽”或“不隐蔽”，并无高低优劣的区别，一切全凭判断力与见解本身的“质”，因为报告文学毕竟不是小说。我手头有一本《西藏墨脱的诱惑》，是金辉九十年代的“心血之作”，其中第五章的主体内容，若以“主题词”来概括，那便是“领土”、“军人”。在这一章的描写或记述中，所体现的判断力与见解是深刻而沉重的，但作者没有采取直接表达的方式，但读者可以感受到——其中写到了“麦克马洪线”，写到了六世达赖喇嘛的故乡，写到了英国殖民者对于西藏的垂涎及染指，写到了如此富饶美丽的领土的命运，写到了雪线上的哨所、那些饱尝苦涩而无言可怨的兵们，写到了军人的尊严精神与难以下咽的屈辱，也写到了罹难边地而死不瞑目的将军……读来让人感到情焚心灼，像是滚烫的巨石压抑着精神。这一章的最后写道：
“我久久站在微微晃动的解放大桥上。再过一个多小时，身下的河水就流到了印占区。
“我久久地望着正在流经实控国土最后一程的一去不复返的大江之水。
“我久久地凝视着从波涛中化出的那远古的叹息——
“逝者如斯夫……”
这叹息便是呼喊，便是默默的火焰、无声处的惊雷，便是面对现实而无法宁静的表达。于此可见，作者不是没有见解，也不是乏于判断力，而只是以情感介入的方式传达了彼时彼刻的凝视与体验。我想，每一个读者都感受到了……
这封信写得已如不得章法的评论了，应该立刻打住——但打住之余，也许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悬念”，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作家判断力与见解的作用，其实还没有很直接地碰触另一类更具思考特质的作品，那就是可能涉及到“问题”或丑恶现象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这一类作品所必须诉诸的否定与肯定（如“反腐倡廉”），势必要求作家拥有更可靠、更敏锐、更犀利的判断力，而见解的深刻性、准确性、乃至独树一帜，更是一种难以回避的考验。我们“讲政治”，这便是“政治”。“政治”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它是一种实在，一种生活；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它则是一种叙述，一种描写，一种体现作家判断力与见解的题旨寓意……这自然是一种不怎么“正规”的诠释，一种轮廓式的粗略说法——
你认为呢？
…………
第三封信
“报告”与报告文学——何谓“文学性”——全方位的真实——“片面真实”与“合理想象”——从瓦尔拉夫说到斯特莱切——安身立命的基点——心理活动及对话。
……
信收到了。你提到的问题很重要。现在确实连“什么是报告文学”也被搅得面目不清了。尤其是在一些报纸或综合性杂志上，时常可以见到某些被标以“社会大写真”之类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很难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尽管很“好看”），大不了只能算作是“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报告”或“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与“报告文学”相比，虽有某种共通性，但在叙述方式及作品的功能形态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说，报告文学因了它是“文学”（或文学家族分支）的缘故，其叙述——无论是人的面貌或事的过程，大都讲求描写的生动性或形象性，凡文学手段便是它常用的手段，如抒情、反讽、幽默、象征、含蓄、空灵以及个人情感的介入等等。报告文学特别强调叙述的思情张力（包括整体描写的现实意义）与审美功能的可能性。以此而论，当前流行的那些“分析报告”或“调查报告”，虽以所谓“大写真”的面目出现，但也难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报告文学。
顺便说一句，现今还有“纪实文学”或“纪实小说”的说法——“纪实小说”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荒唐称谓：既然是“小说”，那“纪实”便是很无聊的虚晃一枪。《天网》的教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假如《天网》只说具有“纪实风格”或“纪实笔触”，而不去咋咋唬唬地声称“纪实小说”，那还会牵扯成为官司么？至于“纪实文学”，我以为与报告文学没什么本质的差别，无非是把称谓作了一些人为的扩大，譬如它包含了“传记文学”。实际上，即便是“传记文学”，它也不能丢弃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最基本的特性的。
当代报告文学创作虽则千姿百态，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允许诉诸各式各样的探索，但有两个前提性的要求是绝不能丢之脑后的：那就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真实性。你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也有点儿历史了，你说离开了这两“性”，报告文学还能被称作报告文学么？
我今天不想与你多谈“文学性”。一是谈起来太难（难就难在这一概念太富弹性，或根本提供不了准确的衡量尺度），二是“文学性”大体上是一种被感受到的特性，即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经由阅读而品味到。更何况，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被体现于作品的感染力，而感染力不仅具有自身的复杂性，而且还往往因人而宜。如《好梦将圆时》，记得你曾有过“文学性较差”的评断，但我并不这样看。尽管这部作品被理性的分析笼罩着，但它的叙述却富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尤其是作品所体现的思情张力、那种由此及彼的审美功能，应该说是丰厚独到的，或者说，读者不仅在感情上受到了感染，而且还可能通过表象而获得某种思索的诱惑（因作品的思索而导致读者的更深层的思索）。我觉得，这样的报告文学便拥有了相当充分的“文学性”。不难想象，我们之所以在“文学性”的衡量与评估上会发生分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文学性”的理解还没有实现“磨合”。
比较而言，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容易把握一些。当然，这仅仅是指理论上的诠释与认同。因为就一般读者来说，是很难判断一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的；如今可能指出作品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大都限于以下三类读者：一是当事人，二是知情者，三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很少有普通读者为作品描写的是否真实而去做核实或鉴别工作的，反正我是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即便有时说起某报告文学的某部分描写不真实或不可靠，凭借的依据也大都超不出常识范围或较有把握的逻辑推断。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不同文体的真实性概念作一些区别。譬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小说的真实性，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不同？我的基本分析是：小说的真实性之于作者是一种中靠的生存体验，或一种来自社会现实的印象，之于读者则是一种主观判断，或一种与生活感受相对吻合的认同——小说的真实性理解具有一定的弹性或伸缩性，因人而异的色彩也比较浓厚；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则是与描写对象的原生状态相比较而言的，它要求全方位的真实，人物、事件、细节、场面、对话、乃至背景，都不允许虚构及“合理想象”（而小说的真实性并不排斥虚构、且提倡作家想象力的驰骋）。当然，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并不等于事无巨细的生活现象的堆砌：适度的不损害原生模样的素材的选择或取舍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想，分寸感就在这里：怎样才是适度的或不损害原生模样的？
这就得依仗作家的能耐及把握的可能性了！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作家对于描写对象的理解程度，直至采访或调查的是否深入。
纵观这些年来的报告文学（或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绝大部分作品是歌颂性的，而“歌颂”本身（作为创作的自由选择）并不构成或引发任何问题，但应该看到，在这“歌颂”的“幕后操作”（即创作过程）中，隐藏着种种“失真”的因素——
如“片面真实”。我也吃不准这一概括是否可靠，但这样的创作情状还是很普遍地存在着的，即为了“歌颂”专挑“光明”的一面描写，而所描写的人或事又确是一种“实在”，既非杜撰，也非编造，但从整体上审视，作品的描写便呈显出某种片面性，而其中最值得担忧的是，这种片面性有意无意地弱化了作品描写的深度或力度。在这里，我们可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试图歌颂一个你所钦佩的人（或英雄或模范）时，你写不写他的弱点？写不写他的人生过程？你是立体地刻画还是平面地记述？我以为立体地刻画是一种上乘的选择，即便涉及了他的弱点，也无损于你所钦佩的人物的本色，而且还可能因了某种生动的映衬而使人的灵魂显得更为崇高，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难忘。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创作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传达方式，但我们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似乎还没有领会这类“技巧”的妙用，而且误认为一味说好便可走向灿烂辉煌。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为了给人物添增光环，不仅回避了人物的苦涩与烦恼，以及那种高尚者对现实的必然不满或反抗（只有平庸者方可能安于现状），而且为了描写目标的“纯而又纯”，不惜诉诸某些任意拔高的“合理想象”。对于这种做法，我虽未作过调查，但通过阅读及与作家的交谈，凭直感也是可以体察到的——我甚至觉得你的作品中也留下了这方面的渍痕。当然，这种做法大都源自良好的愿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违背报告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的，且在效果上也往往事与愿违，即很难说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歌颂”，因为“歌颂”的可能性总离不开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也离不开富有生活气息的刻画过程（或人物成长过程）。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幸亏当今的报告文学主流是“歌颂”，否则文坛上的“好戏”将会一幕又一幕地开场——你想吧，倘若以这种充满随意性的“合理想象”来创作或多或少具有“暴露”色彩的报告文学，或把“社会问题”、“现实弊端”当作自己的描写对象，那这种不甚严肃的方式便可能惹出各式各样的麻烦。特别是涉及到了具体的人或事，“好话”说过了头大体上还可相安无事，但“批判内容”的“失真”、乃至稍有“合理想象”（或“想当然”）的痕迹，那当事人及知情者就可能站出来“慷慨陈词”，弄不好还会把官司打到“法庭内外”。写到这儿，使我想起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他被称为欧洲“第一纪实作家”）——这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题材基本上都是“社会问题”或“现实弊端”，诸如高福利国家的种族歧视、民主幌子下的新闻媒介的弄虚作假，等等。我想，当他提笔写作时，大约已经作好了打官司的准备，所以他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考虑到叙述及描写的确凿无疑、必须做到每个细节的真实可靠。他尽管被人起诉，但他有把握打赢官司——他的官司曾轰动过欧洲，而结局却以他的胜诉告终。他仅仅是一个作家，势单力薄；他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事实，就是叙述及描写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的；不然，尽可以去写小说或散文。记得去年你给我寄过一篇已经在杂志上发表的报告文学，附信中有一句话引起过我的“警惕”，那就是你说这部作品要“更文学”一些。我也觉得比以前的作品“更文学”了，起码是描写要生动一些、热情一些，而且还有大段的心理活动及人物对话……简直有点儿像小说。我当然不能无端地给你泼凉水，因为“更文学”一些的想法，是值得肯定与提倡的，但万不可为了“更文学”一些而放弃真实性的原则——我在前面说到了，这里所说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真实性”，即不允许任何方式的“合理想象”，更不能犯“编造”（虚构）的大忌。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很公正的：不管你是普通作者还是所谓的“名家”——不知你是否读过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这两部作品在欧洲传记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即便如此，斯特莱切（1880——1923）依然受到后人的指责。斯特莱切是开了世纪之风的传记作家，他的“创新”动机便包含了“传记是艺术品”的因素。他不屑于简单的“记述”，而是充分利用小说的形象化手段，甚至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他的贡献在这里，而他的“失误”也在这里：即存在“不按原状写”的毛病，就如文学史家埃文斯在《英国文学简史》中所言，他“不怎样去追求事实真相”。当然，就此而指责他的，还不止埃文斯，还有著名理论批评家福斯特等。实际上，斯特莱切的“失误”就是因追求“文学性”而丢弃了一部分“真实性”。
我想，斯特莱切的传记文学创作是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些启示的。现今，在很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大段的“心理活动”、“内心独白”以及人物对话（都是带引号的），诸如此类的描写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作者是怎么知道的？特别是不少被写的人物早已离开人世……我曾当面问过写下这一类文字的某作家，他被逼得很难堪，最后承认是“推测”——而“推测”离“编造”及虚构也就不远了。你是知道我的看法的，那就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要慎用或少用“心理活动”描写，也不主张如写小说那样为情节而有意编排“对话”。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技术性处理的问题，如对话带不带引号便大有讲究。实际上，不少报告文学作家已经意识到了人物心理活动及对话的真实性问题。我曾读到过一部涉及到领袖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写到了领袖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描写文字几乎都是领袖人物的讲话资料——这种处理方式合适不合适，可作别论，而作家意识到了“心理活动”必须具备依据，起码是当读者提出“你是如何知晓”的质疑时，也好有一个尽可能说得过去的回答。
“真实性”之于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我所说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尚可探讨的课题还很多，但今天只能说到这儿了。
…………
第四封信
双向边缘文体——与新闻的天然联系——新闻性与作品魅力——终究是文学——“新”与“奇”的归宿。
……
关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曾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文体——在我看来，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双向边缘文体”：有时更倾向于“新闻”，有时更倾向于“文学”，究竟如何摇摆，这就要看题材状况及作家的审美趣味了。
无论怎样说，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的特点是不必怀疑的：“报告”与“新闻”便具有天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报告”就是“新闻性”的另一种说法。我在谈及题材选择的那封信中，实际上已经涉足了新闻性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有特别突出“新闻性”这一概念，而只是强调了题材选择的新鲜独到与某种“前沿性”。应该说，作为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步，题材选择本身就隐含了这一文体的新闻性特点。
说到新闻性，便会产生“何谓新闻”的问题。我对新闻学也是外行，只是当过几年新闻记者。按我的理解，“新闻”便是刚刚发生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或政治的、或日常生活的、或人、或事），它具有迅速、及时、叙述真实、观点明确的特性。这大约是狭义的理解。然而在广义上，也可作如下的诠释：凡首次披露或对于读者属首次知晓的人事现象或社会政治事件，都可以认识是“新闻”或拥有某种“新闻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现今读到的报告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富有新闻性特质的。我最近读到的《净界》——作品主人公是一位战场上的突出队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功臣，当然也是一位幸存者，因为在他带队出征的那次战斗中，不少战友牺牲了，但让人怦然心动、也让人感到中国军人伟大、感到人道精神耀眼的是：他没有忘记那些牺牲了的年轻战友。这些年来，他一直倾心尽力地照顾与关怀着烈士的亲属，无论是父老还是遗孀遗孤——特别是在精神上。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如今由一个普通军人默默地承担着，其中的千辛万苦也只有知情者才可知晓。作品所写的事既不惊天动地，也非刚刚发生，但对于读者来说，那是地地道道的“新闻”，而且是感人肺腑的“新闻”。还有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写的是中国火箭兵的发展史，是这支神秘部队三十年来的风雨坎坷，是从将军到士兵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但因了这部作品是第一次展现“中国长剑”的成长旅程及雄姿，它的“新闻性”便显得更加突出，而作品的魅力构成也有着“新闻性”的巨大功绩。倘若这部作品所写的人或事都是读者知晓的，那还会像今天这样“好看”（引人入胜或满足读者的正常好奇心）吗？
尽管我比较强调题材选择的重要性，但也时常被一些作品弄得糊涂起来——比如，有些描写当前生活的作品，照例说是最应该拥有“新闻性”的，因为对象都是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中的人与事，可读后却让人感到失望，连新鲜感都很稀薄，更谈不上“新闻性”了。而有些作品描写的，虽是地道的历史生活，如上面提到的《大国长剑》，但“新闻性”却很强烈。于是我想到，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题材既相关又无关，关键在于作家怎样写，如怎样确立视点，怎样取舍素材，等等，甚至作品中的观点，也能因新颖而为作品的新闻性添光加彩——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新闻性还不仅仅被体现于描写的人或事，也在于作家的理解及体验。我有时还感到，报告文学中的新闻性就如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影子，它跟着你是很自然的事，而刻意追求反而会弄巧成拙，因为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新闻。徐剑写《大国长剑》时，大约没有或很少想到“新闻性”的问题，他的愿望只在于要把火箭兵鲜为人知的业绩“报告”给世人……就这样，“新闻性”产生了。可当今的不少“大写真”，可谓搜尽天下奇闻，而其中的“新”也具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效果，但到底拥有多少“新闻性”呢？症结在哪里？就在于其间的人或事缺乏应有的意义，而作家也没有感受到对象所可能的意义——就事论事，再“新”再“奇”，也是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性”的。
…………
第五封信
“文学大活”——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心史的形象资料——必读书及“升值”前提——严肃文体观念——《最长的一日》的采访——“甄别”：作为重要环节——徐焰的“清算”及作家自爱。
……
反正我不主张你去写长篇小说。这倒不是低估了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一定写不好长篇小说。但你得承认，小说与报告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而不同的作家操持不同的文体，也是极为正常的事。你是不是觉得只有写小说才叫“作家”，而创作报告文学有点儿“掉价”？你如果这样想，便与作家的宗旨相去太远了。但话说回来，中国的文坛上确实暗暗流行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即过于看重小说及小说作家，而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媚俗倾向；无非是小说更富有消费性与娱乐性罢了。若论创作难度，小说之外的文体也是很难的。特别是报告文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大活”，一种大视野、大手笔才可能真正进入的创造活动。可以预言，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还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它的普及面、以及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将大大超过小说。说实话，就当今中国文学刊物的数量而言，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文学刊物是发表小说的主要阵地——那么将来呢？就如今天的美国、法国或日本。但可以放心，小说发表（尤其是短、中篇小说的发表）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是威胁不到报告文学的生存命运的。而且，随着综合性杂志的增加（有些原本是文学刊物），报告文学的阵地肯定会趋于更加繁荣兴旺。另外，作家与文体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承认或相互适应的关系，而冥冥之中的选择亦不可能随心所欲。我觉得，你选择报告文学创作，无疑是顺应了你的个性优势（包括你的精神素质、思想修养，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敏锐与判断力）。所以，我不主张你在文体选择上出现“见异思迁”。
其实，今天我想与你讨论的还不是上述问题——我想说的是报告文学作品所可能的价值。倘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收获，那你也就不可能对自己的创作产生怀疑或动摇了。我可以肯定地说。
当然，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一些卓越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倒是很一致的。只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显得比较薄弱。然而，这种几乎是必然的创作状态，并不影响报告文学本身的价值可能性。何况，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状态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全面改善。
既然报告文学的价值具有多元走向，那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里，我只能谈论（作为探讨）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至今没有引起创作界与评论界重视的“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不言而喻，这种价值首先来源于描写与记述的全方位真实性。而所谓“文献”，主要是相对历史而言；“文献”的价值也就是对历史的贡献，或是为后人重温（研究）历史时有所提供的那种贡献。历史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政治的更迭或变迁，真正的历史或历史的精髓（质核），应该是整体的或特定领域的精神发展史（亦可称为“心史”）。而作为以形象记述见长的报告文学，无疑可以成为后人重温这种精神发展史的极为真实可靠的“资料”——即“文献”。
你相信我的这种判断么？
我们都读过《走出地球村》、《大国长剑》、《好梦将圆时》，也许还读过彭继超的《东方巨响》（这是一部描写与记述中国核试验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当后来者（文史工作者、作家或一般读者），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史、党史、军史及科技史发生兴趣，甚至试图进行专门研究时，这些作品无疑将成为“必读书”（必须参阅的书）——其价值的大小将取决于作品的真实性及深入程度。就是像斯特莱切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家，尽管时有研究者指责他不按“原状”描写，但他在那本《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的卷后，还是开列了大批参考书，而其中的一些便是富有文献价值的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你一定读过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你能想象索尔兹伯里离开了那些“必读书”会是怎样的情景？或者说，他仅仅靠个人采访便能完成这部作品的写作么？他甚至只能先从参阅一些重要作品开始自己的“长征”——这些作品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伍修权的《我的历程》、李锐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等等。不难理解，报告文学、特别是题材重大的作品，其价值往往是难以估量的：无论是对将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还是对后来者的文学创作，或者是让今天或明天的读者更丰富更形象地了解已经逝去的岁月。当然，这种价值的生成及是否可能随时光推移而“升值”，还得依赖一些前提，如题材发现是否及时，采访调查是否深入，记述描写是否翔实，视点是否可靠，判断是否敏锐，等等。而这些，正是当今报告文学创作亟待改善的操作领域。可以说，目前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还缺乏文献价值，或者是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与题材不相称），大约都与上述课题相关。
倘若真想提高报告文学的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些“史志性作品”的价值（“史志性”这一概念为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所提出），我觉得要在以下几个具体操作方面作出新的认识与新的努力。
一是要从根本上严肃报告文学的文体观念，要真正认识到报告文学是一种绝对不允许虚构或编造的文体——“合理想象”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所谓的“文学性”，但在整体上却必然大幅度地折损或抵消作品的价值。
二是要无条件地把创作置放于深入扎实的采访调查之上。据我所知，当前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态度很浮躁、很马虎，所谓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着实是一种极不贴切的形容。然而，就是这种状态的采访调查，竟也能在一些写家的炮制下铺排成几十万字的“大作”……但究竟能提供多少可以被称为“文献价值”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最长的一日》是一部描写与记述二战诺曼底登陆的作品（同名电影便是据此改编的），作者为这部作品耗费了十多年的时光，而寻觅与采访幸存者，更是令作者历尽千辛万苦（当然还包括寻阅档案资料之类所付出的大量劳动），仅面对面采访的幸存者（即诺曼底空降登陆人员，大都是志愿军人），就达二百人以上，以通信方式采访的人大约在千人以上……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长的一日》早已成为研究与了解二战及诺曼底登陆的极为形象生动的权威作品。假如我们的一些作家用写三本或五本报告文学的时间来创作一部作品，并能在采访调查方面倾注更多的精力，那我们的作品在价值档次上也就可能令人刮目相看了。特别说一句，当今不少作品之所以大量搀杂“合理想象”、甚至虚构编造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黔驴技穷”的无奈：由于采访调查的肤浅不力，掌握的素材又贫乏粗糙，所以也就不得不走上那条亵渎报告文学灵魂的旁门邪道。
第三点，就是要全面提高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与修养。尽管作家不是“全能运动员”，但健全自身的知识结构仍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当你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不耻下问”可以帮助你摆脱陌生、甚至无知的窘迫或尴尬。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而言，常识性的错误虽不能说是俯拾皆是，但屡见不鲜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与上述状态相关的，还有一个材料的甄别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所谓“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难想象，前人的著述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或片面性，或意识形态的导向分歧，或记忆的错误，或以讹传讹，或本身就是某种政治背景下的捏造……其中的真伪及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就得依仗作家的甄别——倘若连查资料、辨真伪的功夫都不愿意下，那如何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呢？这里用得着一句谚语；没有金刚钻，少揽瓷器活。你要写出那种值得后人信赖、并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自己地位的书，不下点儿功夫是绝不可能的。
最近，我读到徐焰的一篇文章（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该文章对现代史纪实作品中的虚构造假现象实施了一次小小的“清算”。看样子，徐焰先生是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之后“指谬”的。这方面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此间自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制约，但更多的是历史的客观性及作品描写所必须拥有的真实性。其实，徐焰先后所谈到的，大都涉及到报告文学的“文献价值”问题。你的创作肯定还将继续下去，我建议你读一读徐焰的这篇文章。我们的不少作家常常怀有侥幸心理——的确，一般读者受了愚弄也可能感觉不到，但跟你“认真”的还是有的：今天有，明天有，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弄不好还会有更难听的指责。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作家自重自爱的问题。
你以为如何？
…………
第六封信
自身的现实感——张震将军的《总序》——作为思考——《恸问苍冥》——《上海：1949——大崩溃》——来自阅读；联想及对照——隐蔽含蓄——犀利直捷。
……
有如我们这样通信的么？给你写信很累。你提出来讨论的，尽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只是在感受中存在的问题——“现实感”，这三个字如此现实地矗立在我的面前。我心中默默地反复叨念着：现实感，报告文学的现实感。我相信我的表情呆若木鸡。
这个问题的阐释实在是太难。
而且我想，我也说不出更新鲜的货色了。我只是觉得，报告文学必须拥有现实感，必须对处在现实状态中的读者有所揭示、有所启迪；否则，无论怎样“真实”的描写，也有失报告文学创作的初衷，也不过是苍白的、缺乏思想血色的平庸记录。再就是，现实感不是随心所欲标贴上去的东西，而是渗融于作品肌体、隐含于整体描写过程之中的一种精神，一种理解，一种与现实息息相通的感情（淡泊的或激烈的）——自然而然的蒸腾、不知不觉的流露，便是它最基本的“报告”方式或最质朴的“文学”形态。
究竟怎样才能使作品富有现实感？关键还在于作者自身的现实感，还在于作者的感受、理解、判断是否拥有一种由此及彼的交融能力，一种从对象中发现“现在”的敏锐性与自觉性。你可以不说出来，但要让读者感受到。在作家那里，现实感就是审视描写对象的眼光，就是最具体最生动的感觉过程。你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作家，那你的所感所写：你的作品，便必须拥有最起码的现实感——这绝不是空洞的逻辑游戏，而是创作的“现实”。
实际上，这种现实感在创作的起始（动机）阶段，就已强烈地萌发了。譬如那套有23册之多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难道仅仅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么？这当然也是一种“现实”，但我所说的“现实感”倘若仅限于此，那便有点儿不得要领了。战争与战争的残酷早已逝去，我们的民族所经历的苦难、所蒙受的屈辱、所奉献的牺牲，也已成为一种记忆，我们之所以要借抗战胜利50周年的契机而追溯沉重而辉煌的历史，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为了今天——为了现实。对此，张震将军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作了中肯的阐释：“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国家怎么发展，历史永远是教科书，历史的经验总是为后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告诫。”的确，不管社会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而爱国主义精神，更是一个民族“自存自立、奋发进取、兴盛发达的永恒的历史主旋律”。我想，这便是这套丛书最终所要实现的现实感（或现实意义）了。
说到底，现实感就是一种思索，一种精神探求，而作为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现实感则是一种回溯的观照眼光，一种基于当代生存景况的省悟，就如张震将军所言，那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启示和告诫”。这套《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不知你读了哪几部（是不是全读了）？实事求是地说，这套丛书的质量不怎么整齐（如果说都很好，那不是虚伪，也是文过饰非）——题材可以规范，而质量便是作者既能自主又很难自主的个人能耐范围内的事了。在这23本书中，我很推崇金辉的《恸问苍冥》，浩浩37万字的长篇记叙，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问”字，“问”得何等悲痛（恸）！“问”者，便是思考的结果：既思考历史，又思考现实——从历史而现实、从现实而历史，此中的往复与交融，也就构成了“恸问”的现实感。《恸问苍冥》之所以好，好就好在作品不仅“恸问”了“他们为什么要杀人”，而且也“恸问”了“我们为什么被屠杀”，尤其是在《余篇·度尽劫波》中，作品经由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一系列纵横交错的比较，从而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不是我们喜欢回忆，也不是我们喜欢“恸问”，而是现实——中国与日本的现实都在敦促我们作备忘录式的“恸问”：真的是“恸问苍冥”么？不，最终还得“恸问”我们自己——“苍冥”就是我们自己！这的确是最为现实的思考，不仅涉及到今天，而且也是将来的序幕。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恸问苍冥》仅仅是“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或者是只“录”不“问”，那作品还会产生饱含着民族性剖析的动人力量么？还会给读者以惊心动魄的现实感么？
历史绝不会中断，因而以“长河”来形容历史是极为确切精当的。而现实呢？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与继续；现实中有着历史的影子，也不乏往昔的污垢渍痕——我觉得，《恸问苍冥》的魅力也正是在这里。
对于读者来说，现实感（或现实意义）往往是一种阅读感受，甚至是一种联想或联想中的对照。去年，我读过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一部是于劲的《上海：1949——大崩溃》，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另一部是曹岩、邢军纪的《锦州之恋》，属于“现实生活题材”。如果你乐意“恭听”，我可以谈一谈我当时的阅读感受（当时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然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现实感”的问题。
我读完《上海：1949——大崩溃》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复杂到难以描述）。毫无疑问，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崩溃，首先是由大局定夺的，但也取决于很多具体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大崩溃，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中国全面失败的一个缩影——就四十年代的最后几年而言，再没有比上海的大崩溃更富有典型性了。“汤司令”及其部下的顽强抵抗，算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可怎能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怎能逃脱灭顶之灾的命运？但处于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又如何败了？在我看来，败就败在国民党不得民心：腐败、专横、营私舞弊、勾心斗角、排斥异己、迫害民主……纵然有蒋经国的力挽颓势，但也敌不过“豪门当道”的猖獗。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民党是自己击败了自己，是自己把自己从执政党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所以当我读完这部（上下卷）80万字的大书、特别是读到《尾声》时，无尽的感慨便涌上了心头。这部作品的有些章节可以“粗读”，但《尾声》却是应该“细读”：它是值得“品读”的卓越文字；它是《上海：1949——大崩溃》之所以让人感受到存在“现实意义”的“眼”。这千余字的“尾声”，从毛泽东来到紫禁城、登上天安门写到与黄炎培先生的交往，再写到72岁高龄的黄炎培（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因爱子遭害而诉说的心声：“今天的成就是经过昨天、前天的努力积累而来的……更不应该忘掉过去人类中间的一部分人为创造多数人的幸福而甘心损害自己的健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紧接着的是一段回忆（“尾声”的“尾声”），那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1945年的延安所进行的关于“民主”的谈话（被作者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谈话）。彼时彼刻的黄炎培先生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而自信的毛泽东则以伟大气魄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对话真是精湛、精辟、精彩！虽是50多年前的话了，但听起来依然新鲜而富有现实意味，就像是对现在的人们说的，倘若再回忆起《上海：1949——大崩溃》中的一幕幕“好戏”，你会想起一些什么呢？你会以为于劲的这部大书仅仅是为了记述1949年上海的那段历史么？
人，都有想象力，都有对照的才能。这种阅读或阅世的本领，似乎与生俱来，人皆有之。就“现实感”而言，我觉得它在阅读过程中的出现，往往很突兀、很奇妙，当然，必然性也肯定隐于其中。《锦州之恋》所写的人物，便是那位中国人都知晓的“好书记张鸣歧”。作品中的不少章节写得很动人，感情饱满而让人潸然泪下。我敢肯定，两位作者在描写与记叙这位优秀共产党员时，所想到的绝不仅仅止于张鸣歧，而是有一幅很现实的背景画面时时活跃着，其中自然包括了那些很不像党员的假冒公仆者的丑恶嘴脸。于是我读《锦州之恋》时，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回眸自己的周围生活，并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与现实的各种各样的对照；我分析过我的“热泪盈眶”，那是一种同情与愤怒混合的感情：张鸣歧确实是一个“好人”，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好人”，实在是太少了；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道：偏偏让“好人”离去，或仅仅让精神的崇高留给我们！而愤怒的是，那些厚颜无耻的蝇营狗苟之徒，却依然在那里进行着鱼肉百姓的勾当。作为阅读的权利，这种感怀于现实的联想与对照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作家来说，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应该寻觅的效果。
由此看来，这“现实感”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犹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关键还在于作家自身的现实感——或现实意识、或当代眼光等。多读一些作品就可以发现，现实感之于不同的作家或作品，其融入方式及传达形态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一些作品来说，现实感往往作为意识或审视眼光而蓄含在生动形象的描写中，如《上海：1949——大崩溃》、《锦州之恋》等。而如《恸问苍冥》，则以“恸问”的方式，于历史与现实的循环凝视中，把现实感既直捷犀利、又有理有节地奉献给读者。然而，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最贴近现实的现实，而它的现实感也是以直接托出的方式向你奔来，并逼着你环顾生活而投入严峻的思考。我们曾谈到的《好梦将圆时》，就是这一类作品。《好梦将圆时》写的虽是军队生活（海陆空），但提及的问题却远不止于军队生活。它也是一种现实的缩影，一种富有思情张力的典型描写：细细想来，整个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海陆空“好梦将圆时”所遭遇的窘困，在质地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作者要接受的考验是：是否拥有整体意识，是否能做到鞭辟入里、头头是道，是否真实而富有文学意味？
不过，有一类报告文学最令人沮丧，那就是描写现实而乏于现实感——我想，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对象：虽面对现实而没有发现现实，或缺乏那种把局部现实置于整体现实中审视的能力，而且即便意识到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也往往亏在眼光的陈旧上。这已经涉及到了作家的素质与修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
不知你是否感受到，“现实感”问题虽则难以阐释，但它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是那种连接着作品生命的重要！倘若报告文学失却了现实感，那还能叫作报告文学么？这一结语，大约对大部分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的主流是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