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抗日战争前伊斯兰教报刊蓬勃发展的社会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抗日战争论文,动因论文,蓬勃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报刊业的发展阶段，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伊斯兰报刊最繁荣兴旺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创办的伊斯兰报刊达80余种[1]。这些报刊的踊跃问世，有着多方面社会因素。
一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宗教事务的发展，对扩大伊斯兰报道的内容，扩大作者与读者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宗教事务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刊载《古兰经》的汉译及对《圣训》和穆罕默德事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众多伊斯兰报刊民族特色的标志。长期以来，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古兰经》意义深奥，译成非阿拉伯文不能表达原意，也不能显示其修辞和宣读效果；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伊斯兰教的使命是针对全世界的，就应译成各族穆斯林都能理解的文字，以便让更多的人诵读。民国初年，随着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活跃，以及当时社会对人类传统文化的探索比较时尚，翻译汉文全译本《古兰经》遂成为社会的需求。1924年牛街清真书报社印行了李廷相注释疏引的《天经译解》，仅包括《古兰经》的第一章及第二章的前五节。为了满足中国穆斯林直接阅读了解伊斯兰教经典的长期愿望，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回族和汉族学者先后推出了多部《古兰经》汉泽全书。1927年，铁铮根据坂本健一的日译本译出《古兰经》（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1931年姬觉弥等根据英、日译本转译成文言体的《汉译古兰经》（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出版）。由我国穆斯林翻译的第一部汉文通译本，是王静斋从阿拉伯文直译的文言体《古兰经译解》（1932年北平回教俱进会出版）。后来，他又于1942年在宁夏用伊斯兰经堂语石印了60部《古兰经译解》。1910年，玉素甫大毛拉在塔城肉孜阿洪的倡议和支持下，用维吾尔语进行选择和注释的《古兰经》，名曰《古兰经译注》，民国年间在新疆印行传播。
《圣训》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阐释《古兰经》文和实践伊斯兰教理的言行录，民国以前《圣训》的片段虽陆续散见于一些伊斯兰汉文著译中，但没有单行本问世。同时，对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研究，除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外，也再未见有其他著作。民国时期上述情况有了明显改变。1923年，李廷相将关于穆罕默德40段训诫的注解本汉译成40篇，分上、下两卷，以《圣谕详解》为书名印行。1926年8月，在上海初版印行的《穆罕默德言行录》，正文由29个短篇组成，以专题介绍的方式赞扬了穆罕默德的品格。该书还以《至圣先知言行录》的题名在东南沿海印行流传。1932年，北平清真书报社印行了收有23段有关穆罕默德圣迹故事的《穆圣的感应》。1936年6月，中华书局初版发行了由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编印的《至圣穆罕默德的默示》。上述《古兰经》汉文、维吾尔文译本的出版传播，以及对《圣训》和穆罕默德事迹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既满足了民国时期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求，也为一度兴起的穆斯林历史与文化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抗战前伊斯兰报刊的繁荣输送了丰富的稿源。
2.引人注目的集体朝觐活动，为伊斯兰报刊增添特色。民国时期，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明显增多。除了大部分新疆穆斯林仍按传统从巴基斯坦、中亚等地转道阿拉伯或地中海坐船赴麦加外，中国内地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穆斯林都取道上海前往麦加履行朝觐功课。据1933年《月华》5卷17期统计，1923-1933年间，中国内地穆斯林共有733人通过上海前去朝觐。其中1923年为49人，1924年为88人，1929年为93人，1930年为92人，1931年为160人。上述人数不包括每年多达千名、通过中亚各国前往朝觐的新疆各族穆斯林。这就使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穆斯林朝觐人数的最高峰，且朝觐方式也由从前的个人行为变为集中组织。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在抗战爆发前为组织回族穆斯林集体朝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使内陆地区的穆斯林实现由海路朝觐的愿望，小桃园清真寺不仅在寺内设有可容100多名哈吉的30间房屋，且派有专人代为办理出国护照签证、购买船票、兑换外币等手续。小桃园清真寺的创建者金子云又与英商蓝烟囱轮船公司谈妥，每年为中国哈吉特放专轮，从上海直达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朝觐人数的增多，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虽然仍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但因其独特的礼仪和明显的涉外性质，每年一度的朝觐消息不仅成为穆斯林关注的大事，也成为各族民众之间沟通往来、增加了解的社会新闻，开始经常出现于各种报刊之上。当时的伊斯兰报刊是报道中国穆斯林朝觐情况的主要新闻媒体，它们介绍的朝觐内容，包括消息、评论、照片、专访、诗作、日记，还有统计资料和见闻连载。
3.对各地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的调查和伊斯兰文物碑记的研究更凸显伊斯兰报刊之特色。由于当局在宗教政策上持相对宽松的政策，随着穆斯林总人口的增长，清真寺的数目在不少省市有所增加。如北平在清代建有清真寺32座，后据报道（《正道》杂志创刊号），到1931年，已增加到34座，并大都在清真寺内附设清真小学。上海在清代有3座清真寺，1917年始建回教堂，1925年改建为具有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小桃园清真寺。此外，上海还在1922年、1935年、1947年先后建起了沪西、浦东和沪东景致、星路清真寺。在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宁夏，抗战前也增添了一批新清真寺，并对若干旧寺进行了修缮。其中仅在银川地区较有影响的就有：1915年南关寺迁城内原址重修；1918年建北塔清真寺；1925年建通贵道堂清真寺；1931年在宗睦巷修建中大寺。占地3亩的宁夏吴忠清真寺也于1925年建成。新疆乌鲁木齐二道桥南大寺于1919年建成。自30年代起，一些伊斯兰刊物就开始对国内清真寺进行系统调查，并对部分历史悠久的清真寺文物如碑记等进行介绍和研究。如1932-1933年间，《月华》陆续刊载由唐振之等汇辑的《全国清真寺调查表》，统计出安徽省的35个县共有清真寺168座，广西的9个县有26座，察哈尔省的11个县有59座，绥远省的13个县有38座，江西省的4个市县镇有7座，河南省的55个市县有355座。又据1941-1942年《突崛》杂志7卷5-10期、8卷1-4期及7-8期，由汪沛汇辑的《中国清真寺址调查表》统计，当时宁夏省有清真寺162座，湖南有清真寺58座，广西省有29座，贵州省有23座，云南省有13座，四川省有41座，西康省有13座，山东省有33座，青海省有163座，甘肃省有42座。虽然上述两种统计都很不完善，但伊斯兰报刊所进行的这些统计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宗教活动情况，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外，一些伊斯兰报刊展开的对重要清真寺历史、碑记及文物的调查研究，如《正道》杂志1930年1卷2号发表的子喻《北平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的调查》等，都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4.主张用汉文宣扬教义的新教派形成，为伊斯兰报刊提供了稿源和读者群。明末清初，中国回族等族伊斯兰教经历了第一次教派分化，在传统的格底目教派之外，产生了虎夫耶、哲赫忍耶、嘎的忍耶、库布忍耶这4个苏非主义门宦。清末民初，回族等族的伊斯兰教又经历了第二次教派分化运动，伊赫瓦尼教派的兴起曾被人视为回族等族穆斯林中的维新运动。30年代初，伊赫瓦尼教派在宁夏得以立足，到40年代后期，伊赫瓦尼在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在全国其他地方回族穆斯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伊赫瓦尼派在经堂教育中提倡中、阿文并重，积极培养阿、汉文兼通的宗教人才，主张利用汉文宣传教义，为伊斯兰报刊提供了广泛的稿源，且形成相当规模的读者群。20世纪初，在甘肃临潭一带形成的“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教派，其教众重视经济发展，提倡儿童入学读书，不仅自己创办有男、女小学各一处，还选拔学习好的子弟到外地上中学、大学。西道堂的成就受到了范长江、顾颉刚等人的关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专门写了“杨土司与西道堂”一节，指出西道堂“在哲学上、宗教上、社会运动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的必要”。因此，也引起《回教青年月报》等伊斯兰报刊的兴趣，曾刊文进行报道。
二
回族新文化运动孕育于20世纪初，在民国时期得到发展，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各地争相倡办回民新式中小学校；向国外派遣穆斯林留学生，加强沟通中阿文化交流；组建各种回族伊斯兰社团。前后延续约半个世纪。
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办了穆原学校，并发起“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安铭在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1907年王宽自西亚考察归国，在北平创办回文师范学堂，1908年又创办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他们的举措成为后来创办穆斯林社团和新式回民学校的楷模。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的36名回族穆斯林学子所创办的中国穆斯林第一份刊物《醒回篇》引发了中国伊斯兰报刊的纷纷问世。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上述活动又归拢到一块，终于汇聚成了穆斯林文化运动。1937年，顾颉刚曾撰专文论述了这个运动。他把王宽等人创办的新式回民教育称作“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2]。此后，王静斋阿洪于民国10年留学埃及，攻习各种回教法典，于是这场文化运动开始有了学术研究的气氛。1925年，唐柯三先生和马松亭阿洪创办成达师范于济南，又把这种文化和边疆问题连在一起。王静斋阿洪留埃之后，继起的有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等一批学校。“成达本校历届毕业生先后在西北各地办学，用回教教义向西北回民灌输国家意识，颇著成效。回教文化运动推演于此，其意义较以前丰富，表现的成绩也较以前深刻得多。近数年来，为了回教青年受高等教育渐多，同回教历史的研究也发轫，这文化运动的前途将日益扩大，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2]
辛亥革命后，北平的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已陆续办成12所分校。上海、六合、开封等地清末所办小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外，1912年武昌清真小学、1913年兰州清华小学、1918年甘肃导河的云亭小学、1921年云南沙甸的鱼峰小学、1922年安徽蚌埠的成达小学、1926年昆明的明德学校、1928年西安的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也纷纷创办[3]。回族中等教育的发展，始自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建有一些新式学校。这种新式学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中、阿文并授，造就“经书两通”的新阿洪、新师资，除讲授阿拉伯文与伊斯兰典籍外，同时讲授汉语、中国文化名著、史地和算术等课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25年马松亭、唐柯三等创办的济南成达师范学校，后迁往北平，该校以培养现代“三长”（教长、会长、校长）为目标。1928年哈德成、达浦生在上海创办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1928年周级三、李仁山在四川创办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1934年由马鸿逵在宁夏创办第一中阿学校。此外，还有宁夏云亭师范、平凉伊斯兰师范等。在新疆，原在喀什经文大学任教的阿卜杜勒·卡德尔大毛拉(?-1934)也在喀什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还亲自编写教材。另一类为实施普通教育的新式学校，如山西晋城崇实中学、宁夏蒙回学校、北平西北公学、杭州穆兴中学、昆明明德中学、邵阳偕进中学、北平新月女中、西宁昆仑中学等。此外，各地还有一些自办的私立中学。回民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穆斯林知识青年，有的成为各种伊斯兰报刊的积极创办者，而更多的人成为伊斯兰报刊的热心读者。同时，回民新式教育的各种消息动态，也不时成为当时伊斯兰报刊的重点报道内容。
为了到国外伊斯兰教国家的著名学府去深造阿拉伯文和宗教理论，并加强与海外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从1920年代开始，留学之风渐盛。1921年王静斋进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马宏道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此后，除个人留学外（如王曾善自费到土耳其、海维谅自费赴印度留学），自1931年始，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开始成批接受由学校资助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到1938年止，从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云南明德中学先后派出六届46名学生前往进修。在这些留学生中，后来涌现出马坚、纳忠、纳训、张秉铎、定中明、林兴华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如1931年马坚（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纳忠、林仲明、张有成（3人均为明德中学）前往爱资哈尔大学，由云南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护送前往并留埃及监护。1932年北平成达师范的韩宏魁、王世明、金殿贵、马金鹏、张秉铎等5人，在代校长马松亭、教师赵振武等3人的护送下又前往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抵埃及后，马松亭觐见了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历陈东西文化沟通之需要，及中埃两国王应负此沟通之任，极蒙埃王嘉许，当允尽量收容中国学生，且许派教授二员来北平担任该校教授，自是而后，中西文化之沟通乃益进展”[4]。赵振武回国后用日记体发表《西行日记》一书，共15万字，记载了此次护送过程，并介绍了阿拉伯国家的风土人情。该书部分章节曾在《月华》第5卷1-15期上先行发表，后来全书由成达师范出版部于1933年8月31日出版发行，成为当时穆斯林的热门读物。1933年爱资哈尔大学成立中国学生部，沙儒诚被任命为部长。1934年，云南明德中学纳训、马俊武、林兴华和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的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钧、林风梧、马有连等5人又一齐赴爱大留学。另外，原来在印度学习的海维谅亦由勒克瑙辗转来到爱大。于是，当年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穆斯林已达20人之多。庞土谦是最后一届，即1938年赴埃及的。他1946年回国后，将归程航船上所写的日记和回忆撰成《埃及九年》一书，约20万字，部分内容曾在《月华》上发表，1951年由月华文化服务社出版。该书记述了中国穆斯林留埃学生的沿革、学习安排、生活情况及社会活动，与《西行日记》一书一样，是迄今为止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这些留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一直受到国内穆斯林的关心，因此有关记述他们活动的文章，成为当时伊斯兰报刊的热门话题。此外，这些留学生们也十分关心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们将自己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关心和专业学习心得写成一系列文章，曾给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伊斯兰报刊提供了大量的稿件。有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为一些伊斯兰报刊的重要编撰力量，如马坚担任过《云南清真铎报》的编辑，马金鹏、韩宏魁、庞士谦等都担任过《月华》的编辑。
由于民国政府从立法上承认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使伊斯兰教获得了公开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过去封建帝制时代不可思议的伊斯兰群众组织与学术团体，在民国政体下获得新生与发展，从而使穆斯林第一次以团体组织的名义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这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也标志着各族穆斯林的政治觉醒。而各种背景、构成、规模不一的学术文化团体的出现，则反映出伊斯兰学术研究在经历了清末长期桎梏之后，在新政体下的勃勃生机，从而构成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从辛亥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前夕，以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为主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穆斯林社团，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穆斯林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平等和进步，加强国内穆斯林团结，推动教育发展与文化交流的愿望。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
1.文化团体。如1912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知识，增进回民福利”为宗旨。到1936年，在各省先后成立200多个支、分部，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穆斯林社团。1928年8月由白崇禧、马福祥等组建但活动范围未出北京的“中国回民公会”（有时亦称“北京市回民公会”），其宗旨为“兴办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维护回民合法权益”。又如1934年马天英、傅统先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回教文化协会”和1935年8月在乌鲁木齐成立的“新疆回族促进会”。
2.学术团体。如1917年在北京成立的“清真学社”，其宗旨为“阐明教理，研究学术”。1925年6月成立的“中国回教学会”以提倡回民教育，研究伊斯兰教，开展中外伊斯兰文化交流为宗旨，曾创办《中国回教学会月刊》。
3.宗教团体。如1912年5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华民国回教联合会”，1919年6月成立的“天津回教联合会”，1922年成立于香港的“中华回教博爱社”。1929年10月由哈少夫等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回教公会”也属于这类性质，其宗旨为：“联络国内穆斯林情谊，共谋回民公益事业，团结全国穆斯林，辅助国家。”
4.教育团体。如1906年童琮发起组织成立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1907年留日穆斯林学生成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1913年由马邻翼等在兰州倡设的旨在促进回民教育的“兰州回教劝学所”（1918年改名为“兰州回教教育促进会”，后又扩大成为“甘肃全省回教教育促进会”）。1920年在湖南成立的“常德回教教育辅助会”，1922年5月由马麒等人在青海成立的“宁海回教促进会”（1929年改名为“青海回教促进会”）及1933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等。
5.青年与妇女团体。1925年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回教青年会”，1929年6月在北平成立的“伊斯兰学友会”（于1933年改名为“中国回族青年会”），在其影响下，1931年，王曾善等人联络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在南京成立“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宗旨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此外，1936年6月，上海回族女青年何文玉等为“联络回族妇女，阐扬回教教义”，成立了“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同时，发行《伊斯兰妇女》杂志。
6.慈善团体。如“广东回教慎终会”等。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民族歧视导致的侮教案件不断发生，当时的各种穆斯林社团曾作为团结各族穆斯林的中坚力量，为反对民族压迫、维护穆斯林的正当权益起到了组织和领导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在郑州发起、1938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迁重庆后于1939年7月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2年底又改名“中国回教协会”，曾积极组织抗日宣传，推动回民教育，开展国民外交，武装回民直接参加抗战，并在全国20多个省市先后设立了分会，在县、乡（镇）普遍设立了支、区会。上述穆斯林社团除了直接创办各种伊斯兰报刊外，它们的活动消息和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各种伊斯兰报刊的重要素材。
开放活跃的伊斯兰教学术研究。首先，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伊斯兰哲学和宗教义理方面发表的重要著作颇多，如杨仲明的《四教要括》、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马君图的《清真要言》和《清真要义》、张斋真和李文澜的《宗教正基》、刘守信的《万化正宗》、达浦生与哈德成的《播音》、刘耀藜的《伊斯兰之理智研究》等。在马福祥倡导赞助下，20-30年代还对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著译《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昭元秘诀》、《天方道程启径浅说》等一批经书进行搜集，由中华书局等重新刊印发行。其次，民国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教史的研究开始形成高潮。如1935年出版了金吉堂著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9年出版了马良骏著的《考证回教历史》。此外，非穆斯林学者陈垣1927年发表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5]。1926年陈汉章先生在《史学与地学》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回教史》。再次，在翻译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如王静斋译世界名著《真境花园》、编撰了《中阿新字典》，李廷相译《圣谕详解》40章、《天方大化历史》、《天方战克录》、《天方奇异劝善录》、《天方奇观》（即《卜合提雅勒传》），杨仲明编译语法学著作《中阿初婚》、《教心经注》、《亥帖译音》、《亥帖注释》，马坚译《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教教育史》，庞士谦译《回教法学史》，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林兴智译《回教继承法与其它继承法之比较》。上述研究性专著与译著的篇章，有不少曾在各种伊斯兰报刊上转载过，各伊斯兰报刊还刊登了许多有关书评或书讯。
三
民国时期，中国人民虽然在制度上摆脱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固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压在广大中国人民头上。严酷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使各种伊斯兰报刊举步维艰，难以长期生存；另一方面则唤醒了穆斯林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去揭露黑暗现象，呼唤社会正义。不少伊斯兰报刊设有国内与国外回教动态专栏，有的还设立时事评论专栏。因此，当时国内外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穆斯林的遭遇与感受，很快成为许多伊斯兰报刊报道与讨论的话题，伊斯兰报刊成为抒发民族情感的重要阵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目标不但指向华北，还企图囊括绥远、山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广大穆斯林从日军进入东北的暴行和国民党步步屈服的政策中预感到国难当头，于是很快与全国人民一起开始了抗日爱国宣传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利用报刊舆论，表达抗日决心和爱国觉悟。以警醒民众觉悟为宗旨的北京宣内回回营民铎中学抗日救国会创办之《醒民》杂志，虽然办刊时间不长，却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大胆地说出了穆斯林的心声，先后发表了《抗日的决心及觉悟》、《失东三省的责任哪个顶》、《不抵抗主义与亡国主义》、《谈一谈南京惨死的学生》等一系列抗日爱国、反对国民党当局屈辱退让的檄文。在北平牛街创办的《正道》杂志1931年10月第1卷第6号亦刊出松园《日本暴占辽宁一谈》的文章。同时，在穆斯林文化界颇有声望的《月华》杂志于1931年6月15日出版的3卷17期上刊载了《日人惨害教胞续志》和《对辽阳日人刑杀教胞米双祯君事后感》。“九一八”事变不久，该刊1931年9月25日出版的3卷27期发表《国难方殷，同胞速起》的评论。《月华》1932年1月25日出版的4卷7期又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人应有的呼声》，文章写道：“中国自东北事变以后，已至国人存亡立决心之时，我们为伸张正义，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能不协力灭此惨害人类的倭奴，倭奴灭，则东亚和平可望，世界和平可望。”“在中国现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我男女教友，都望持一种勇敢奋起的精神，为爱正义，爱国家，爱宗教，而从事于援救国难的工作，至于办法，如抵制日货，筹集款项，军事训练。我伊斯兰人应及早起来挽救这大好的东亚土地，保护中华古国的荣光。”由东北流亡穆斯林青年创办的《伊斯兰青年》1933年4月第3期复刊专号上刊载了马一勤的《东北人还往哪里去？》，第4期和第5期连载了鹤天的《抗日归来》，1936年该刊第4期刊登了叶锷《日本毒化华北之透视》，第9期和第10期连载张锦荣《暴日铁蹄下的东北农村》。以传播成达师范校内文化信息为宗旨的《成师校刊》，在1936年8月31日3卷24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世界伊斯兰教现状的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回教民族的新阴谋。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更加引起回族有识之士的警觉。如1935年12月在南京晓庄出版的《突崛》第11-12期合刊《突崛论坛》上，登载的《敬告华北回族同胞》一文指出：“自唐沽协定后，华北局势即已转变，荆棘载道，疮痍遍呈，奸人为祸，傀儡作祟。”呼吁“华北教胞，亟应辨敌人之真面目，努力于环境之对抗”，“辨明是非”，“宜有牺牲精神，效命于国家尽忠于宗教”。1937年4月出版的《突崛》4卷3-4期合刊登载了《日本侵略新疆之透视》一文，揭露日寇觊觎我国边疆的狼子野心。1937年初在南京出版的《晨熹》3卷1期上，也分别刊载了《由绥远抗战谈到回教徒之救亡责任》、《国难严重期中回教徒应有的认识》等爱国鼓动文章。
民国初期，由于旧统治阶级没有真正去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而是在实质上贯彻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因此历史上已经存在着矛盾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继续恶化，致使各地回、汉纠纷接连不断。上述情况的发生，很明显地是大汉族主义者以及回族上层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挑起或教唆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习俗所形成的一些偏见与误解，也长期地存在于普通群众的意识之中，加之对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以及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传教特点的解释，有些人往往不去认真了解，而是听信一些歪曲事实的传闻，并从猎奇心理出发加以传播。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个别人是心怀恶意明显出于挑衅所为，导致歧视、侮辱穆斯林的事件屡有发生。国民党要员戴季陶、曾仲鸣等主办的刊物也曾登载恶毒诬蔑穆斯林信仰和习俗的文章，说明层出不穷的侮教案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20-40年代中国穆斯林群众为抗议侮教案发起了一系列斗争，当时的伊斯兰报刊都详尽地报道了这些斗争的进展情况、各地区的反响及最终结局，表达了各族穆斯林反对民族压迫和专制独裁政治制度，渴求真正民族平等的强烈愿望。民国时期发生的侮辱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事件，据有人统计就不下30余起。如1926年7月，天津日租界《报报》刊载《回教徒不吃猪肉的原因》一文，侮辱伊斯兰教，引起天津回民公愤，导致砸坏报馆，打伤曾任国会议员的社长，一时轰动津门。天津回教联合会为此成立了办理教案委员会，诉诸法庭，该会出版的《明德月刊》第9期和第10期专门开辟了“教案专号”。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逮捕的3名回民无罪释放，报社被迫停刊。1931年7月，由戴季陶主编的《新亚细亚》杂志3卷4期刊载魏觉钟文，对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公开诽谤。国内各地回民闻讯后以愤慨的心情纷纷致函当时影响较大的回民文化刊物《月华》杂志社，要求其出面抗议交涉。《月华》编辑部负责人当即致函戴季陶提出郑重抗议，要求赔情道歉，并将此信在第3卷第22期以《本刊致戴季陶书——为〈新亚细亚〉月刊载侮教文字》题名登在篇首。《新亚细亚》杂志社很快复函承认“此文完全无稽”，“敝深引以为憾”，并在2卷6期予以更正。1932年9月，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主编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南华文艺》在1卷第14期载文攻击穆斯林习俗，并恶意中伤回民。上海穆斯林首先发现后，公推哈少夫等3位代表前往交涉。消息传至北平后，当地60个寺坊教长及回民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推举马振武等15人为代表，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赴南京请愿。《月华》自始至终报道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并配发了一系列新闻照片。如1932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28-30期辟有“辨诬专号”，登载了侮教案情况专题报道，有薛文波撰《关于侮辱回族案》、述尧撰《回教及回教民族在中国宗教上及民族上所占的地位及当局对于回族应有的认识》、尊三撰《关于南华文艺侮辱回教事件之面面观》、王国华撰《南华主编曾仲鸣应负之责任》，还有《华北回民护教团宣言》、《组织大纲》、《致全国教胞书》、《呈国民政府文》、《华北回民护教团北平后援会敬告全国父老及华北回民书》及各地回民响应的情况。11月15日出版的《月华》第31-32期继续刊登各地回民对此次事件的反应。1932年10月，由于上海北新书局刊行林兰所著《小猪八戒》一书，对回民进行侮辱，引起上海回民强烈抗议。同期《月华》亦发表《上海回民之护教运动——为北新书局发行侮教文字》的长篇专题报道，并刊载了山东历邑党家镇为此事举行回民大会的消息。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月华》第35期刊载了《华北回民护教团请愿代表日记》，12月25日的第36期刊载报道了护教斗争胜利的《华北回民护教团致全国回教同胞书电》。在此次风潮中，《月华》杂志社还专门印刷了3期号外，《月华》第36期则将其全部收录以备查阅。对此次风潮，1932年10月出版的《震宗报》2卷第3-5期合刊和同年11月出版的广州《天方学理月刊》5卷第1-2期合刊也进行了专题报道。1936年3月末至4月初，北平又发生《世界日报》及《公民报》等刊文侮辱维吾尔族妇女婚嫁习俗的事件，引起很大风波。5月15日出版的《突崛》第3卷4-5期合刊报道了此次风潮，标题为“回民与两报事件，昨已和平解决”，副标题为“两报刊登启事致歉，市府通令尊重宗教”。同样，在南京出版的《回教青年月报》1卷2期刊载了《平市教案之始末》。《月华》一方面出版号外，另一方面在第8卷第10期上刊载《平市侮教事件经过》的长篇报道。4月20日出版的第11期刊载马灏撰《三论侮教事件》。4月30日出版的第12期“卫教专号”刊载由北平市回民各团体临时联合会主编的《北平教案始末》长文，后又印成单行本，并配发了6幅照片。虽然国民党政府亦曾几次发布通告对穆斯林表示“极致抚慰”，明令尊重回教，但鲁迅先生却早已通过1932年的北新书局侮教案观察到一个重要迹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此次南来时，适与护教团代表同车，见送者数百人，气势甚盛，然则此事似尚未了，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现今仅其发端，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6]
抗战前夕，中国各族穆斯林政治上处于受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致使民族经济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生活上普遍贫困。当时的国民党新军阀为争权夺利又长期纷争不已，以致战火频仍，社会动乱持续多年，民族关系也随之日趋紧张，造成多起流血冲突发生，加上各种水旱蝗灾的袭击，因此，广大穆斯林的生活困苦不堪。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报道与问题讨论，也成为伊斯兰报刊的重要稿件。《月华》杂志虽然以探讨伊斯兰文化教育问题为主，但也十分关注国内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与生计问题，经常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如1930年6月的2卷18期报道了《河南固始被匪焚清真寺十四处》，8月的2卷24期报道了《辽宁绥中县回民乞赈》。由于《月华》能在保持高雅旨趣的同时贴近生活，因此受到读者的喜爱。同时，诸如《突崛》杂志在1934年创刊号刊有短评《宁绥战后待赈》，正文还刊载袷恒《对西北与康藏当前应有的认识》。其2卷第11-12期合刊载有《为兰州灾民请赈》一文。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分裂内蒙古的阴谋，《突崛》1936年11月的3卷第11-12期合刊，登载了《绥远安危与西北之存亡》的文章。由东北流亡学生在西安创办的《伊斯兰青年》，则在1936年初出版的2卷2-4期上连续刊载了周振铎《中国农民贫穷程度之透视》、《开发西北声中的回民妇女教育》、《高利借贷与中国农村》、《国难与西北民众教育》等现实意义很强的文章。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和社会大环境的动荡不安，造就了这一时期伊斯兰报刊的繁荣和丰富，也给它刻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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