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现存敦煌唐代景教文献的真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教论文,敦煌论文,刍议论文,唐代论文,真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6)01-0048-05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6.01.010 一、敦煌景教文献概述 唐代景教汉文文献，除了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在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唐建中二年即781年)以及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唐元和九年即814年，幢文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等石刻材料，最为重要的就是20世纪上半叶在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抄本。 敦煌景教文献是研究唐代景教(基督教)的重要文献，现已公布的敦煌唐代景教文献有《序听迷诗所经》(约贞观九至十二年即635-638年间)、《一神论》(贞观十六年即642年)、《宣元(至)本经》(不晚于781年)、《大圣通真归法赞》(疑伪造敦煌文书)、《三威蒙度赞》(唐德宗时期即780-805年间景净译作)、《尊经》(唐德宗时期即780-805年间景净译作)、《志玄安乐经》(晚唐)。 这些敦煌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由西人携回欧洲，收藏在博物馆中，此类文献源流情况比较清楚，现又可见到原件，真伪并无疑问，即1908年伯希和P.3847所得，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卷子，包括《三威蒙度赞》《尊经》两部写经以及跟《尊经》关系较为密切的4行按语(按语一般认为约10-11世纪)。 二是私人收藏，经书商转手，原件最终大都落入日本收藏者手中，此类文献身世往往成谜，原件现藏何处有时亦难搞清楚，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此类敦煌文献的真伪常常提出疑问。 1.原为天津大藏书家李盛铎藏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与存疑的《大圣通真归法赞》。 《志玄安乐经》卷末题记，现有“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盛铎记”字样，若这种说法成立，则可以推测，敦煌藏经洞部分景教文献在甘肃市面流传，1916年经于某之手，最后被李盛铎收藏。 李盛铎所藏敦煌景教文献，学术界关注很早，1919年7月7日王国维给罗振玉写信提到：“李氏藏书，诚为千载秘籍，闻之神往……景教经二种不识，但说教理，抑兼有事实，此诚世界宝籍，不能以书籍论矣。”[1]1928年10月7日，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在天津英租界黄家园拜会了李盛铎，抄录了《志玄安乐经》，并于次年在日本《东洋学报》刊布，1929年羽田亨教授的研究被钱稻孙译介到中国。 1935年，李盛铎将所藏敦煌写本，“以八万金，售诸异国”。《中央时事周报》1935年12月15日和21日刊登过李氏所售敦煌文献的目录《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志玄安乐经》列在其中第13件。《志玄安乐经》被日本人购得(后详)，1958年《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首次公布了《志玄安乐经》写本卷首、末等照片，说明该写本应被带回了日本。 1935年8月6日，陈垣写信给胡适：“李氏藏敦煌卷，据来目，除大部分佛经外，可取者不过三二十卷……李氏藏有世界仅存之景教《宣元本经》，此目并未列入，恐尚有其他佳卷。”[2]177李盛铎1937年2月4日去世，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为防止李氏藏书外流，特派北图馆长袁同礼洽谈购买李氏藏书，胡适、傅增湘、徐森玉、赵万里等著名学者都曾参与此事，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此事搁浅。 据佐伯好郎在其194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清朝基督教的研究》中称：1943年2月和11月，日本人小岛靖从李氏遗产继承人那里购得《大圣通真归法赞》与《宣元至本经》，同年末将两件敦煌景教文献的照片邮寄给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博士，佐伯好郎遂将这两件文献命名为“小岛文书A”“小岛文书B”，据称“小岛文书B”后被带回日本，而“小岛文书A”在1945年9月从天津撤离时遗失被盗，下落不明。 实则，李盛铎所藏景教文献只有《志玄安乐经》与《宣元本经》，且皆未流入小岛靖之手；李氏所藏敦煌卷子今存于日本，《敦煌秘笈》陆续公布后历历可查；2006年景教经幢发现后，《宣元至本经》的情况也已基本清楚，小岛文书应属伪造，我们后文详述。 2.富冈谦藏《一神论》与高楠顺次郎藏《序听迷诗所经》。 1918年1月，羽田亨教授在日本《艺文》杂志上，首次公布了《一神教》录文，并称这一文献出自敦煌藏经洞，富冈讲师从书商之手得到该文本及数十卷典籍。1926年羽田亨教授在《内藤博士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首次公布了《序听迷诗所经》的录文，并云此写本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楠教授见示，为敦煌文献，先藏中土某氏，近乃归高楠教授。 1931年10月，羽田亨教授将上述两件写本题为《一神论卷第三，序听迷诗所经一卷》影印刊布，并在前言中说明，《一神论》是1917年归藏于富冈桃花氏(即富冈谦)。而后佐伯好朗在1937年、1943年传文提到《序听迷诗所经》时先后称：高楠教授是1922年购买此写本于一中国人；1923年关东大地震刚过之后，高楠教授得到该写经。高楠顺次郎(1866-1945)当时尚健在，佐伯之言或有所据。 《一神论》与《序听迷诗所经》为唐代景教文献，中外学界原无异议，我国著名学者陈垣还盛赞两件写经的字体优美；然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这两件文献是有所据的“精抄赝品”，对此我们后文论述。 二、李盛铎、羽田亨与《敦煌秘笈》 李盛铎(1858-1937)，1889年殿试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京师大学堂总办等职。李盛铎原本与康有为一起为公车上书的领军人物，后倒戈荣禄；1898年署理使日钦差大臣，回国后曾任考察宪政大臣等诸职。1905年李盛铎出任比利时钦差大臣，获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09年回国，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担任参议院议长等职。1920年退隐。 李家累世藏书，而李盛铎获得大量敦煌文献，民国初年社会上就有颇多传闻：李盛铎是晚清甘督何彦升的儿女亲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劫余的敦煌写卷，因罗振玉上奏学部，被封存送抵京城，到京后先运抵何彦升之子何鬯威家中；李盛铎是何鬯威的岳丈，故两人截取大量敦煌写卷佳品。徐珂的《清稗类钞》“鉴赏类”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条、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序》，以及饶宗颐《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所记“友人张虹闻故京老辈云”，都是讲述了类似的传闻。但据荣新江教授考证：“在1910年敦煌经卷从甘肃运抵北京后不久，日本京都大学派遣了内藤虎次郎等五名教员，前往北京调查敦煌文献，在清学部看到约七百卷写经。他们回国后做了一些报导，把一些写本全卷或部分的照片提供给松本文三郎氏研究。松本文三郎《敦煌石室古写经之研究》一文中列举了这些写经的名称和有年AI写作本的题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提示的写经都是后来著录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的李盛铎藏卷。既然京大教员在学部看到的经卷后来到了李盛铎的手中，可知李氏等人实际上是在经卷入学部后才攫取到手的。”[3]当时李盛铎从欧洲回国，正在学部任职，监守自盗是有可能的，而且从罗继祖所得吴昌缓《松邻书札》中致张祖廉一札的内容来看，当时清廷还在追查此事，但不久清廷覆灭，此事亦不了了之了。由此可见，前文提到《志玄安乐经》卷末题记“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盛铎记”，有可能就是李盛铎为掩人耳目，隐匿《志玄安乐经》可能属其从学部盗出敦煌卷子的事实，故意为之了。 早在1919年，李盛铎就曾有意将其所藏敦煌经卷出售，当年7月2日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提到：“李木斋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盗自学部八千卷中者，已辗转与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骇之事。弟当设印局印之，此刻且勿宣为荷。”[4]459后罗振玉亲见了李盛铎欲出手的敦煌写本，并于9月17日致信王国维：“弟前日往看李木斋藏书，敦煌卷轴中书籍……其可补史书之缺者，有敦煌太守且渠唐光之建始二年写《大般涅槃经》，其《华严经》有《志立(玄)安乐经》及《宣元本经》(其名见《三藏(威)蒙度赞》中)，以上诸书乃木斋所藏。渠言潜楼藏本有《刘子》。以上诸书颇可宝贵，恨不得与公共一览之也。”[4]470 由上述两份罗振玉的书信以及前文所引王国维的回信，我们可以知道，李盛铎的敦煌藏卷中确有《志玄安乐经》与《宣元本经》的存在。李盛铎的敦煌藏卷在1919年并没有脱手，20年代还曾经向陈垣、羽田亨等人展示过。如上文提到的1928年羽田亨抄录过《志玄安乐经》，当时羽田亨还追问过李氏所藏《宣元本经》的下落，李盛铎说《宣元本经》放在上海，故此不能向羽田亨展示，其所藏《宣元本经》不过二三十行文字，其后有长长空白，但已经画好细线，多半是抄至中途作废了。陈垣先生也曾收录过李盛铎藏的《宣元本经》，共10行文字，并提供给佐伯好朗研究，佐伯好朗在1934年的《辅仁学志》中刊布了原文英译及说明。 1935年，李盛铎再次要出手其所藏敦煌文献(李盛铎晚年家势衰落，当时其妾张淑贞又状告其遗弃罪，天津法院判其5万元罚金)。当时胡适曾有意购买，征询过陈垣的意见，1935年8月6日陈垣回信认为：“李氏所藏敦煌卷，据来目，除大部分佛经外，可取者不过三二十卷。普通写经，精者市价不过百元，次者更不值钱，来目索价太昂，购买殊不相宜。鄙意只可抵押，抵押之数，可以到贰万元。”[2]177陈垣不同意购买，只建议胡适用2万元接受李氏藏品的抵押；前文已经提到，当时陈垣发现《宣元本经》不在这批出售的李氏藏品中，建议追查。1935年12月15日、21日《中央时事周报》报道了李氏出售敦煌藏品的消息，并刊布了目录(即《德化李氏敦煌写本目录》)；而李家出售时曾由李盛铎之子李滂(李少微)抄有售出藏品目录(即《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该目录“十三景教志玄安乐经”“四百三一宣元至本经首全”。《宣元本经》可能确如李盛铎对羽田亨所言，被放到上海，估计即其子李滂处；故羽田亨当时未能得见，胡适提供给陈垣的目录上也没有《宣元本经》；但《宣元本经》确为李氏藏品，最终李氏所藏敦煌写经均由李滂售出，故《宣元本经》就赫然在目了。 由上可以清楚：《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与李氏众多敦煌藏品一同被用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人；此后状况一直晦暗不明。1991年，荣新江教授在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发现933张羽田亨生前研究敦煌的文献资料照片上相当多的李氏收藏印，并与北京大学李氏旧藏目录吻合。1996年，荣新江教授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书中公布了这一发现，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同时日本学者落合俊典从京都大学牧田谛亮那里得到了羽田亨的手稿《敦煌秘笈目录》，该目录共著录敦煌文献432号，在与北大李氏旧藏目录对比后，可以印证荣新江教授的基本判断无误，而其公布的首二页的羽田亨《敦煌秘笈目录》手稿，亦清晰可见“十三，景教志玄安乐经”。 落合俊典在2000年6月于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还披露1938年到1940年间，日本企业家西尾新平在羽田亨(1938年起，任京都大学校长)的帮助，购得了李盛铎旧藏的432件敦煌经卷。二战后期，1945年为了躲避空袭，这些敦煌文献曾被运到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西尾新平宅第的地窖中秘藏；战后又被运回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属杏雨书屋(财团附属的研究机关)中存放至今。所幸的是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现在已经决定公布李盛铎的敦煌旧藏，目前已经出版解题目录，并陆续影印推出所有文献的多卷图版《敦煌秘笈：杏雨書屋藏影片冊》。随着《敦煌秘笈》的公布，李盛铎旧藏《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等敦煌景教文献的真相，将会更多的浮现出来。 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来源比较清楚，且《敦煌秘笈》的揭示，也显示432件李盛铎旧藏一直整体保存没有打散，故其中《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等敦煌景教文献的可信程度非常高；而上节提到的所谓李氏旧藏“小岛文书”二种，随着《敦煌秘笈》的解密，以及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的发现，应该可以判定为伪书。首先，李氏藏品中并无《大圣通真归法赞》(“小岛文书A”)与《宣元至本经》(“小岛文书B”)，否则李氏藏敦煌写经各目录上不可能均不载。各目录所载“宣元本经”，是卷首10行190字的《宣元本经》，而非“小岛文书B”《宣元至本经》卷末26行465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写本，书写体例也不同，不可能如佐伯好郎认为的那样可以“合二为一”。第二，2006年7月河南洛阳出土的经幢《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从盗墓者手中追回时只得半块，存经文19行431字，与李氏所藏存经首10行的《宣元本经》合校，只有极个别文字有所出入，故可判定李氏所藏《宣元本经》为真品。而且通过经幢《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宣元至本经》后半部分的大体情况，这与“小岛文书B”《宣元至本经》卷末26行465字，完全不一致，故可以判断“小岛文书B”为伪造。 “小岛文书”出现于1940年代初，而此时天津恰好出现了一批伪造的李盛铎敦煌藏品，“1941年辛已，在天津出现了一批颇像从敦煌出来的草书帖、书籍(如《论语》)、文书等等，往往还有李木斋的收藏印”[5]298-299。当时大藏书家周叔弢、赵万里都判定为假，“伪造敦煌藏品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当时天津有一陈某，听说是李木斋(盛铎)的外甥，见过李氏所藏的敦煌卷子。他精于书法，所以造了不少假东西卖钱。我曾见过一卷近一丈长的仿隋人写经，若不仔细看，几可乱真……现在流传到海外的所谓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