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放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机理论文,微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对纵向各个历史时期及横向各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的比较研究，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质，并且实证研究了粗放式增长的形成机理。作者认为，在我国传统体制下，由于产权不明晰，国有经济缺乏明确投资主体，企业面临父爱主义保护及软预算约束共同构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粗放型 集约型 体制 产权 软预算约束
经过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讨与实践摸索，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总的来讲，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理论界对其讨论也是着重从宏观方面分析的，然而，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必然有其微观经济根源，本文试图分析原有经济体制下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成的微观机理，以此来反证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微观基础，从而说明以何种路径实现增长方式转轨。
一、简要的理论探讨
要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集中体现是商品供给总量的不断增加，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加与价格的变动，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为了实现经4济增长，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如加大资本投入，加大劳动投入或更新技术等等。基于不同的方式，可以将经济增长分为粗放与集约两种类型，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以生产函数来表达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最简单且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Q=AL[α,]K[β,]，其中Q为产出，L、K分别为劳动、资本投入，A为技术水平参数，当静态分析时，技术水平参数值为一固定数值，但当引入时间维度之后，技术参数值就成为时间的函数，不再为固定数值，生产函数成为Q=A(t)L[α,]K[β,]，对其微分整理可得gQ=αgL+βgK+gA，式中gQ、gL、gK分别为产出、劳动、资本增长率，α、β为劳动、资本增长各占的份额，gA是既不能够用劳动增长也不能用资本增长解释的增长部分的度量，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有人称之为索洛残差。这样就可以明确区分经济增长中各部分所做的贡献，当经济增长主要以投入来取得，即粗放型增长；主要以要素生产率获得，就是集约型增长。
二、对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我国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
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几十年来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高投入来取得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所做贡献率在大多数五年计划期间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所做贡献极为低下，有几个时期甚至为负值。改革以前，总的来讲，经济增长质量极其低下，由于对经济资源的掠夺式利用和经济结构的恶化，也由于单纯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的思想倾向，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推动，走的完全是一条粗放式增长的道路。改革以后，由于建国以后经济增长所积累起来的巨大潜力，随着国家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压抑多年的增长潜力得到了充足的释放，经济能够以较少投入得到较快增长速度，农村改革的成功，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然而，由于体制改革目标模糊，尚未形成具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的改革目标，体制改革徘徊不前，难以深化，企业改革缺乏力度。从改革之初就提出的重视效益，提高国有经济效益的措施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六五”之后，国民经济增长已渐渐回到粗放式的道路上，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逐渐降低，“七五”期间仅为0.38%。
同发达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1953—1989年之间，我国经济增长中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9.63%，而工业发达国家如日本为55.16%，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佼佼者韩国1963—1971年为38.79%。由此可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综合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即使韩国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也是极大地依赖生产效率的提高，才使其经济增长有充足的后劲与活力。而我国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最低的，相反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相当之高，37年来平均为78.37%，改革后也达61.62%。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仍旧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据有关部门对92个物资消耗指标统计，1994年比1985年上升的指标有44个，占47.8%。我国每单位GNP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5—6倍，炼油工业每加工一吨原油耗电量由1985年的41.86度上升为1992年的50.67度。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中要素综合生产率增长所做贡献极小，不少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小，极大地限制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导致我国工业资金利税率低，1994年1—10月，资金利税率为10.43%，比“七五”期间下降了3.12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84%，比“七五”期间下降了3.58个百分点。
2.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形成机理
形成国民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因素很多，既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中共同的性质，也有我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独特的因素，既有国民经济宏观的因素，也有微观方面的基础作用，但总的来说，任何宏观的原因，都必须通过微观基础来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在讨论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形成原因时，着重探讨其微观基础，同时也涉及其它方面的因素。
首先，以共性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各国都难以避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形式。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1952年国民收入中农业所占比重为57.7%，工业只占19.5%，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7.5%，农业劳动占总劳动力的88%，因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建国初期农业国的基础上开始的，迄今为止，我国仍只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199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仅为51%。以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在上述刚开始工业化的阶段及半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一般具有粗放型的特征。库兹涅茨在其《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工业化早期发展阶段，“不能再生产的资产特别是土地和自然地这类资产，早期在总财富中所占份额大约是1/3—1/2，”若加上资本，则投入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做的贡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后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所做的贡献逐步增加。
第二，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有自身独特的微观基础。虽然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共同特征，但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基础，应该以集约方式取代粗放增长，但却没有实现这种转变，必须在经济体制中寻找这种凝滞的原因。
(1)基于产权不明晰而导致投资主体缺乏明确的责权利
国有制在归属意义上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所有权虚置说认为所有者缺位是不妥当的。但对其中个人而言，存在着产权模糊的问题。一方面，他是所有者，因为他是全体中的一员，无论从法律还是经济的意义上说，任何个人拥有的一部分权利与其他人所共同拥有所有权一道构成了共同占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所有者，因为他仅仅是共同体中的一员，他的所有权只有同他人的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群体中个体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权利制度安排，造成了许多低效率的状况，如对公有资产的漠视与浪费性使用，整个社会劳动努力程度的降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国家作为全体所有者的代表行使各项权利，到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几乎包罗万象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样，所有者职能就与政府权能相结合为一体，国家对企业人财物产供销各项活动采取计划管理、统收统支统筹统配的手段。由于公有产权的模糊，各个行为主体责权利相互脱节，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的境地。
基于产权不明的政企不分，使企业承担了部分政府的职能，政府则扮演了部分企业的角色。政府代替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既当裁判又下场踢球，使我国经济增长始终难以摆脱粗放式的羁绊，是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政府官员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这种高增长倾向直接刺激了企业的扩张冲动，促进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政企不分的体制使企业没有生产者、经营者的独立地位，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自然不是企业第一位的经营目标。另一方面，是导致了企业办社会的局面。我国国有企业与其说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毋宁说是一个小社会，几乎包括了从摇篮到坟墓人生老病死各个阶段所需的社会机构，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企业社区单位。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还要负担诸如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使我国工业企业背负着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包袱，这在工业化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企业办社会，使企业领导人忙于应付日常琐事，很难集中精力去抓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也使得企业资金分散，没有充足的资本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这是形成粗放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在原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国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也由于劳动者在产权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国有企业在理论上的投资者是国家，落实到具体单位则没有人格化的投资主体，缺乏人格化的机构来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国有资产无人负责，因而也就无人关心提高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无人关心产品是否适应市场需求，无人关心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再加上企业办社会的困境，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导致缺乏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机制，最终导致各企业各地区都有强烈的扩张冲动。既然无须对国有资产负责，那只要争来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收益与政绩，另一方面，既然不从效益的增加考虑国有资产的利用，各个企业要使产值增加最为简捷迅速的手段就是不断增加投入，边生产边积压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下人们司空见惯。虽然效益与效率并未提高甚至屡有下降，产值的增长却越来越快，国民经济在粗放增长的道路上奔腾不已。
(2)企业面临软预算约束
在国有制条件下，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行使所有者的各项权利，这样在国有资产的实际运营中，国家的各项目标必然同企业经营的各项目标溶合在一起，国家的增长倾向必然推动企业的扩张冲动。众所周知，本来意义上企业的经营目标是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而国家的目标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包括诸如社会稳定，充分就业等目标。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国家往往对企业实行如科尔纳在《短缺经济学》中所描述的父爱主义的保护，因为如果象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那样，以各个企业在经营中的效益来决定生存还是破产，必然会有一部分企业因亏损而倒闭，这样就会有职工失业，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因而在国有制条件下，国家很难允许企业破产，无论企业在市场上多么缺乏竞争力，亏损多么巨大，国家总是会以慈父之爱想尽各种办法使企业得以延续，企业所面临的可资利用的资源的预算约束总是软化，总是可以有充足的资源进行盲目的扩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预算约束是强硬的，面对着市场风险，企业不能盲目扩张。传统体制下的软预算约束，造成了企业国家之间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争资本争资源，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各个企业不断有膨胀的欲望，形成了粗放式的再生产。
如同父母的溺爱会使儿童变得懦弱无能，我国国有企业在国家羽翼之下也不思进取，既然无论盈亏国家都会给予资助，那又何必去冒创新的风险来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这样，以投入来促生产便成为这种体制下微观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因而尽管在我国工业体系创立初期，经济技术水平提高较快，但迅即陷入效率停滞不前的泥潭。总是处于投资饥渴状态的企业，使国民经济产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投资扩张和压力，如同“倒逼机制”，这种压力迫使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扩大货币投放规模，增加项目，扩大盘子，使国民经济中的瓶颈行业和能源、交通、电力等受到极大压力，长线愈长、短线愈短，整个社会短缺状态进一步加剧，直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这时只好由政府出面，以行政手段强行把膨胀的规模压下来，但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扩张冲动会再次占据主动，投资规模再次膨胀。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促进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
(3)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压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企业面临着同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如果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者就能获得比其他生产者更多的收益，而个别劳动时间的降低有赖于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样，如果企业不致力改进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就有被市场淘汰的危险。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各个企业的生产、流通、销售等都作了统一安排，产品统购统销，收入统收统支，企业缺乏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不能对日常经营问题作出符合市场的调整，企业完全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不再是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的体现。就企业内部而言，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企业生产者与经营者缺乏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动力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企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难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也就走上了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式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对生产、投资等活动作用范围的大幅度缩减，市场需求的作用日益加强，但后来出现了80年代消费工业的补课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大发展，仍呈现工业化早期特征，市场需求约束不足，相应的竞争也很不充分，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的作用仍不突出，经济增长仍未摆脱粗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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