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使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马克思主义随之在中国得到系统而广泛的传播，马克思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组织、理论出版物和培训学校之中，马克思思想的力量给中国人民以思想引领、给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信仰，终于促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了前进的主心骨，有了最值得信赖的依靠。本文全面扫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间的紧密关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革命组织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培训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中国无产阶级觉醒的影响等内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以思想引领、给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信仰的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壮大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建党初期；传播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绵延上下五千年而从未断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开始衰微，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人民陷入了濒临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民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西方种种政治思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轮番出场，却又都在嘈杂声中悄然退场。当中国人民极度苦闷与彷徨之时，是马克思思想的闪电，划破了中国的夜空，燃起了新思想的光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马克思主义也随之在中国得到系统而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以思想引领、给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信仰。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组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北京受到李大钊的热情接待，并与北京大学的革命分子一起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筹备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3个月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在其直接支持和帮助下，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1]1920年11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等方面，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将《共产党宣言》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由留学生发起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巴黎和东京同时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积极着手建党工作的同时，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争，同时还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开展群众工作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这些活动都有效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总纲和 “母文化”，而企业文化是“枝叶”和“子文化”。企业要根据地域、行业、生态、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的制定适合自己企业和员工的企业文化。好的企业文化也不能照搬照抄，因为每个企业均有自己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都是以单独的个体形式所存在的。那么广汽研究院的企业文化来如何建设呢？请看下面分解。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及嘉兴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p1514)从此在中国有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新型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坚强的、值得信赖的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有了一个战斗的司令部；中国革命事业有了不断走向胜利的可靠保证。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政党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马克思学说符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并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掌握进而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普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3](p1093)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4](p413-414)党纲是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来解决中国共产党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具有党章的性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同时，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包括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六个部分，以主要篇幅论述了关于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问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第四部分“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提出了其所开展研究工作的四种分类，其中就包括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5](p7)《决议》从总体上体现出加强党对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以使这项中心工作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部分的重要性。
主成分与各个指标的相关性程度可以由因子载荷的绝对值与1之间的靠近程度来说明。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接近1，表明该因子载荷所对应的指标与所提取的主成分之间的相关性越强。主成分的经济意义由各线性组合中权数较大的几个综合指标的综合意义来确定。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既互为因果又相互促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一批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同时改造了自己，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也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与实践性；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剖中国的国情，并不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广泛传播。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专门委派李达分管宣传工作，主管党报党刊及书籍的发行。至此，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在思想上进一步武装了刚刚诞生的党。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新青年社，《新青年》第8卷第1号刊登《本志特别启事》，宣布“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新青年社除了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杂志以外，还出版了“新青年”丛书，其中就有《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重印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书与《共产党宣言》一起造就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从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谈政治》，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阅读完《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并从中深刻领悟到唯物史观之后完成的，标志着陈独秀彻底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型为马克思主义者，继而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一天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主要报纸杂志还有：《向导》《前锋》《先驱》《中国青年》等。由于当时所处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报刊大都在出版、发行上变故较多，但对于宣传、介绍和传播马克思的学说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21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文章首先指出：“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科学的、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其主要原则有五：一是唯物史观；二是资本集中说；三是资本主义崩坏说；四是剩余价值说；五是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其次，文章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马克思的真面目被湮灭殆尽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最后，文章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6]
从1921年至1926年，党又先后创办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三个出版发行机构。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其宗旨是“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出版社一经成立，便开始着手准备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并由负责人李达专门制定了一个丰富的出版计划：决心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它书籍9种。其中“马克思全书”包括有《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判》《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乏》《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虽然由于种种限制，最终得以出版的只有“马克思全书”3种(分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本不在原定出版计划之列)和《工钱劳动与资本》)，以及“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其他书籍4种，但是这个数量在当时来讲也是相当可观的，“对当时的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全面状况，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一个十分宝贵的条件。”[10](p532)此外，出版社为了对发行的经典译著进行大力宣传，还在《先驱》第5号上刊载了推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等著作的广告，这种方法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广泛传播。1921年冬，陈独秀在上海家中被捕，在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的情形下，人民出版社被迫迁移至广州，1923年并入新青年社。
1922年2月21—23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李大钊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的公开演讲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内容主要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所蕴含的两大原理，即“一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二是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而展开，并且着重指出：“在这资本家靠着资本主义的组织情形之下，劳动者仅仅得着一部分，而资本家则劫去剩余价值。”“资本家的秘密，可以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把他揭破。”“资本家取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劳动的时间，一是减少劳动的工银。增加劳动的时间，便是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一方面资本家骗取剩余劳动，一方面却又有一种新趋势。就是资本集中。”“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劳动者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络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资本家自己，产生了致其死命的东西。”“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有现在的这种情形，也不能不说这是受马克思的影响。”讲稿还提到了“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第一集在他生时刊行，二、三两集是恩格斯替他刊行。”[7](p52-59)
1925年9月14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95期上发表了《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以驳斥戴季陶前期发表的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的错误观点，文章指出，“马克思用了这种唯物的历史研究法，在已往的历史中，去觅出了一切社会变迁演化之根本的原则，乃是由于人类生活上物质的经济条件之无机而又有序的偶然变化之推移。由此遂证实了近代资本主义之存在与发展，完全以垄断生产机关(即私有财产制)，行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即自由竞争)以掠夺他们底劳动所得(即剩余价值)，为基础。依他的研究所得，则不但已往的社会历史，是一卷阶级斗争的影片；就是目前的客观事实，也正在不由人类分说地从阶级斗争中展开着未来的局势。这是他底‘发现’，并不是他底‘发明’。马克思不过从唯物史观中比一般人去早一点正式肯定这个事实而已！所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一个是被马克思应用的方法，一个是被马克思发现的事实。”[8]
早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进步学校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要编译和传播平台。成立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加强了通过各种类型的学校向不同群体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1920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社成立，校址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同时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创办目的在于培养后备革命干部，输送进步青年到苏俄留学。学员半天上课，半天自修，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外语知识。据彭述之回忆：“李达是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启蒙人。当我们埋头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李汉俊成了我们的向导。”[11](p306)学员经常阅读的著作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刘少奇曾经于1920年夏秋之际在这里学习，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生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1921年春，学社学员共30多人分三批辗转至苏俄，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彭述之、肖劲光等，进入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班学习。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的重心转移，中共随之于1926年11月在汉口创立了长江书店，开业启事中宣示：“本店愿意于这革命高潮中，供给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长江书店发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因供不应求，又成立了长江印刷厂。在其所出版的书刊中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主义浅说》《唯物史观浅释》《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等。其中，《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范围最广，并且在北伐战争中随军散发。长江书店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发行网点，如长沙的文化书社、成都的国民书店、重庆的民星书店、武昌的时中书社、南昌的明星书店等，通过这些网点，迅速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马克思的学说也随之得到系统而广泛的传播，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同明丽鲜艳的花朵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锦簇绽放。
3) 机器人的定位：决策层，具有不同的地图建模和定位导航策略。这一部分调用ROS相应的程序包，如move_base，AMCL，map_server等。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旧址及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其使命就在于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党员与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夏明翰、贺尔康、郭亮、毛泽覃都是其优秀的代表。1922年11月，毛泽东邀请李达来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一职。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其出版活动也以上海为中心。但是，革命形势瞬息万变，1923年新青年出版社被查封，随后从上海南迁至广州，离开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于是，中共中央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机构——上海书店，于1923年11月1日正式营业，经理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担任。在上海书店成立之前，新青年社已经停止营业，将全部业务交给上海书店打理，至此，上海书店成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成立之初，便承担起了《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中央机关刊物的发行工作，这些刊物上刊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随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扩散开来。在刚成立的最初两年里，上海书店主要是印刷了人民出版社最初翻译出来的一批书籍，其中就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24年，在经济状况初步稳定之后，根据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和革命需要，上海书店开始出版新书。新书中既有党内知识分子编译的单行本，如李求实的《世界名人(马克思、孙中山、李卜克内西等六人)照相明信片》等；也有丛书，如“中国青年丛书”《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等六种。总之，在上海书店的存续期间，共出版书籍30种，其中就包括了8种马克思主义译著。上海书店较之人民出版社而言，拥有了自己的国内外发行网络，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二是依申请信息公开标准化。制定落实政务信息主动公开制度，公开了财政部门预决算、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规范性文件、财政政策等信息，推进部门预决算和“四本预算”全公开。完善内部工作流程和法定程序，制定《财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标准化管理》，规范答复格式文书，将答复流程嵌入办公自动化。
1925年11月2日，李维汉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观念史观批评》，着重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简言之，就是以某时代的生产方法解释某时代的社会历程。”“马克思鉴定人的情操和思想的形式决定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根本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承认比个人的和利己的动机更强的社会势力、集合势力、历史势力常参入个人的品行而占其重要的成分；他认定历史中唯一的根原，就是经济关系，人与人相互间的经济关系。此地经济关系是指生产与交换的形式；不过变换形式是随生产形式之变更而变更的。”“从马克思的学说里可找出唯物史观的两个定理：人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倒可以决定人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形式，能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之发展。”[9]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培训学校
传统的实践教学环节通常被集中安排在每个学期的期末，用时2～5个教学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课程逐次递进，主要包括现代工程图学课程设计、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的内容紧紧贴近某门课程或某项技术，但其眼界过于狭窄，对机电一体化、程序开发、互联网等多项交叉技术的课程设计少有开展，束缚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
1922年10月，在上海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国共合作成立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设置有社会学系、文学系、艺术系，其中社会学系主任由瞿秋白担任，此系在马克思学说传播方面的贡献最大，在它的《社会科学讲义》中包括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等，向学生讲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论、剩余价值及生产力理论等。课堂教学之外，学校还通过报告会、演讲会、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学说的宣传。1924年5月5日，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06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思想。报告结束后，与任弼时一起高唱《国际歌》，深深感动了台下的同学们。[12]
学校每周都会举办一次特别讲座(星期演讲会)，并多次邀请李大钊、吴玉章、刘仁静等为师生讲座。在该校师生中，涌现出了恽代英、沈雁冰、蔡和森、安体诚、施存统、王稼祥、秦邦宪、丁玲、柯柏年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翻译家。1923年7月，上海大学党支部成立，“有11名党员，包括邓中夏、瞿秋白等有影响的党的中央委员，”[13](p6)占到当时整个上海党组织的四分之一。“在二十年代，上海大学可以说是上海的革命中心，上海什么进步的运动，都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带头当先锋。”[13](p111)
通过扩展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在滤除噪声及跟踪信号频率的情况下,我们对卡尔曼滤波输出端的信号通过软件锁相环的算法进行信号的相位锁定,通过仿真分析,经过卡尔曼滤波的改善,锁相环可以输出稳定的参考信号。
就民事诉讼法中的异议、复议程序而言，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审判机关处理当事人提出异议、申请复议的部门和人员，如若由作出原决定的部门、人员处理异议、复议事项，则有违回避原则也可能使异议、复议流于形式，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如若由审判监督部门的审判监督人员处理异议、复议事项，似乎更符合回避要求。这种处理方式在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时并无问题。
建党初期的共产党人还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方式向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的学说。1920年至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政治系，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社会主义的将来》等专题课程。1920年3月，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将马克思学说的精妙观点有效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并通过利群书社购买《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以供学生阅读，这所学校办了9年之久，期间还邀请李大钊、恽代英等到校讲学。邓中夏在保定直隶高等师范任教期间，给学生们带去许多唯物史观方面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唯物史观解说》等，并开设了《介绍唯物史观的大意》等课程。
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等学校工作期间，不仅经常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在课堂内外组织学生开展热烈讨论，组织学生演讲团走出学校，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传播。[14]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拉开了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序幕。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主要是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理论为主，那时还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党章。《章程》以指导和规范党内生活、统一全党行动、适应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目的，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六个部分，共计6章29条。《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已经圆满完成。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表现出了蕴藏在他们当中的巨大力量。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仍旧是年轻的，他们很多人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城镇的游民，还缺乏阶级意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工人中去，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行了一批期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又陆续创办了《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中国工人》等通俗性刊物。
以上刊物大都以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团结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为目标。在内容上，一方面主要是运用工人所熟悉的语言向他们阐述马克思学说中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如有文章说，“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15]“你们不要以为受苦是我们的命运，单是资本家都是好命吗？要知道我们这样受苦，都是资本家陷害我们的，虐待我们的，资本家要我们做值一元的工，他只能给我们一角，其余九角，他都得了去了！”[16]另一方面就是向工人们指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趋势，以促成他们的团结，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有文章说：“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17]
建党初期的共产党人，在创办期刊的同时，考虑到工人的实际文化水平，还通过演讲、绘画、文艺表演、编写顺口溜供工人传唱等多种形式来传播马克思学说。王尽美就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他口才极好，站在条凳上进行即兴演说，工人们总是被他的言语所打动，写标语也是他的拿手绝活，能用一夜的工夫，用炭笔画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像。[18]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有效和广泛传播，对于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取得了明显效果。湖南一个钳工被开除后，面对长期失业给他带来的困境不禁大声疾呼：“马克思呀！你到我们中国来吗？这种十重地狱里的日子实在难过呢！”[19]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根据《决议》，党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1921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首次组织了纪念活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行《马克思纪念册》，分别收入《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告工人与学生》《马克思传》以及《马克思学说》等三篇文章。纪念册封面印有马克思的半身像，以图文结合方式着重向读者们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和伟大事业。纪念册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独秀专门向共产国际报告：“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召开了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两万册。”[20](p49)
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发展之时，农民运动也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以及湖南衡山等地逐步兴起。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21年回国后担任了海丰教育局长，在其当时的办公室里就同时挂有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画像。[21](p683)彭湃在1923年致朋友的信中讲道：“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22](p42)回国以后，彭湃创办了《赤心周刊》，并运用自己的绘画才能，在杂志封面上绘上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伟人像。但这份自以为是“工农群众的喉舌”的刊物背后却是“绝无半个工农”。为此，彭湃放弃了无谓的笔战，抱着“我即贫民”的姿态走进群众，他穿着粗布衣裳、戴着斗笠、光着脚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农民能听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学说，他讲“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八十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马克思，他看见这种情形，知道无钱的人要得到胜利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所以叫一句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23](p128)“马克思先生带着一个望远镜，看得加倍清楚，组织一个共产党，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去和有钱人斗争，没有分别什么国界的。唤醒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再不受有钱人欺骗。”[23](p129)遇有大会召开，满天的红旗招展，马克思马路，列宁马路，中山马路两旁都写着红字的标语。会场墙壁栋柱都捆着红布，盖会场的也都用红布，全城变做红色的海丰。[23](p134)
排除标准：(1)恶性肿瘤；(2)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3)严重的甲状腺功能异常；(4)严重的血液疾病；(5)感染性疾病；(6)系统性炎症疾病；(7)既往经冠状动脉造影诊断为冠心病。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广州主持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毛泽东首倡在武汉成立了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在3个月内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深入学习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还学唱《国际歌》。
[参考文献]
[1]庞培法.成仿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J].党史文汇,2012,(2).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转引自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5]李忠杰，段东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6]李达.马克思还原[J]，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1-1.
[7]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恽代英.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J].中国青年95期，1925-9-14.
[9]李维汉.观念史观批评[J].大公报,1925-11-2.
[10]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11]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12]邵雍.瞿秋白与上海大学[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02)：73-79.
[13]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1922-192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4]“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历史贡献[N].人民日报,2015-8-4.
[15]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J].劳动界,1920年第1册.
[16]佚名.劳工要有两种心[J].劳动界,1920年第18册.
[17]佚名.劳动者与社会主义[J].劳动界，1920年第16册.
[18]苗体君,窦春芳.王尽美的27年人生[J].世纪桥,2005,(12).
[19]罗谷荪.工头的黑暗[N].大公报,1921-2-25.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1]叶佐能.彭湃研究史料(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22]彭湃.彭湃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3]汕尾市革命老革命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海陆丰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收稿日期]2018-11-02
[作者简介]王弢(1985-)，河南安阳人，安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9)01-0001-07
[责任编辑:董士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