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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既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人口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如果说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的话，那么如何解决占总人口1／2以上的劳动人口就业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号任务。从1980年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口达1.7亿人，其中1980～1989年新增就业人口1.3亿人，1990～1995年新增就业人口4230万人，比高收入发达国家1965～1995年新增就业人口数（约1.4亿人）还要多。1995年中国就业人口达7.32亿人，相当于高收入发达国家就业人口数（3.73亿人）的2倍。应当说，中国在解决人口就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八五”期间（指1991～1995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但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就业增长率。据统计，1991～1995年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是建国以来8个5年计划中年平均增长率最高的5年。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为36.1%，若扣除物价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0.6%，也是建国以来历次5年计划时期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期间，全国从业人员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大大低于历史上各个5年计划时期的就业增长率。为什么“八五”期间高经济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并没有带动相应的高就业增长率呢？今后中国政府的就业战略是什么？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就业增长率，从而解决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呢？对此，本文将作一详细分析。
一、“八五”期间就业增长状况
1.数据使用说明
在计算和分析中国就业增长问题之前，作者对所使用的数据作一说明。中国国家统计局有两类就业人口统计：一是经常性劳动统计，二是人口普查就业人口统计，后者大于前者，前者为小口径，后者为大口径。全国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的在业人口数与1996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所统计的相应年份社会劳动者人数很不一致，如1982年两者数据相差7640.6万人，1990年相差8690万人。其主要原因是全国人口普查规定，凡在普查时点前一个月内从事社会劳动累计16天或以上的人都算做就业人口，而劳动统计中是以常年从事社会劳动的原则规定为就业人口。同时，经常性统计以16岁作为就业人口的初始年龄，而人口普查则采用国际通行的15岁作为起始年龄，即比经常性统计多一个年龄岁（冯立天、周彦杰，1990年）。《中国统计摘要》（1996）对1990年以前的数据按经常性统计，而1990年以后各年统计的从业人员数是依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因此1990年全国从业人员数比1989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为了删除因统计口径变动而引起的数据非正常变动的影响，故本文划分为两个时期：1980～1989年期间，均按经常性劳动统计口径（即小口径）；1990～1995年期间均按新的劳动就业口径（即大口径）。由于在1990年后出现统计口径的变动，这给分析中国就业增长以及不同时期比较带来困难，也请读者注意这一变动的影响。
2.就业增长分析
表1计算了1980～1989年期间和1990～1995年间全国从业人数以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城镇职工以及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附加值年平均增长率；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同时还计算了全国和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值，包括GDP和各产业附加值就业增长弹性值、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表2计算了1980～1989年期间和1990～1995年期间不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及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
表1 就业、GDP、投资增长率及就业增长弹性
注：括号内为扣除物价指数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6、7、20、21、22、28页数据计算。
第一，“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创历史最高水平，而就业增长率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1980～1989年期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6%，若扣除物价指数，为10.5%，从业人员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0%，其中城镇职工就业人员平均增长率为4.7%，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增长率为2.6%。1991～1995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高于80年代的GDP增长率2.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为36.1%，若扣除物价指数，为20.6%，比80年代高出10.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率为1.3%，比80年代低1.7个百分点，其中城镇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2%，比80年代低3.5个百分点，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1%，比80年代低0.5个百分点。与历次5年计划时期相比，“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都是最高的，但是就业增长率都是最低的。
第二，与80年代相比，各产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980～1989年期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5%，第二产业为5.0%，第三产业为7.0%。这表明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率最高，而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最低，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居中。1991～1995年期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率出现负值，为－1.5%，即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绝对数于1991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7%，比80年代下降了2.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而同期第二产业附加值年增长率高达17.3%，大大高于80年代9.5%的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7.0%，比80年代提高了0.3个百分点，在各产业中就业增长率最高，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
第三，“八五”期间，各产业就业增长贡献率差异甚大。1980～1989年期间，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为12968万人，平均每年1297万人；第一、二、三产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大致分别为1／3左右，其中第三产业就业增长贡献率最大，为35.8%，第二产业为33.0%，第一产业为31.3%（见表2）。1990～1995年期间，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为423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846万人，大大低于80年代的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减少2837万人，不再吸纳新增就业劳动力，就业增长贡献率为－67.1%，这与80年代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2008万人，不足以抵偿第一产业减少的就业人数，新增就业贡献率为47.5%，全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402万人，低于80年代年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数最多，为5059万人，已高于同期全国新增就业人数，就业增长贡献率为119.6%，平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1012万人，约为80年代平均水平的2倍。这表明，“八五”期间全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大大低于80年代水平，是由于第一产业不再增加新就业人数，反而减少就业人数，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有减无增，第三产业具有很大吸纳就业人数的能力，大大高于80年代水平，但是三者相抵，导致总就业人口增长比较有限，这也是“八五”期间全国就业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表2 各产业新增就业人数及贡献率
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贡献率
合计
年平均 （%）
1980～1989年
第一产业 4053405 31.3
第二产业 4276428 33.0
第三产业 4639515 35.8
总计 129681297
100.0
1990～1995年
第一产业－2837
－567 －67.1
第二产业 2008 40247.5
第三产业 50591012
119.6
总计 4230 846
100.0
注：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22页数据计算。
第四，“八五”期间，就业增长率弹性降至历史最低点。1980～1989年期间，GDP就业增长弹性值为0.323%，各产业具有不同的就业增长弹性，第一产业为0.242，第二产业为0.526，第三产业为0.569；1990～1995年期间，GDP就业增长弹性值降为0.109%，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变化很大，第一产业由正变负，降为－0.366，第二产业降为0.156，比80年代下降了0.370，第三产业提高0.737，比80年代提高了0.168。这表明，“八五”期间就业增长弹性大幅度下降，其中第一产业下降幅度最大，不仅不能吸收劳动力，而且还排斥劳动力，这是符合一般国家工业化规律的，即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劳动力出现绝对数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值下降幅度较大，说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走了一条资本密集的工业化路线，我们在后文还将做详细的实证分析。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值有所提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时期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作者发现在第三产业中城镇和乡村私营及个人从业人员在这一时期中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在那些人均资本低、易于就业的零售贸易、餐饮业，1995年其就业总数达2825万人，相当于国有单位就业人数的2.6倍，其中城镇1266万人，乡村1559万人（国家统计局，1996，第22页）。在农村交通运输业私人就业人数较多，约1157万人，已经形成农民私人运输专业户，但在城镇限制私人进入这一领域，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只有111万人（国家统计局，1996，第22页）。
第五，“八五”期间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大幅度下降，且处于极低下的水平上。1980～1989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为0.268，即投资增长1%，相应的就业增长为0.268%；1990～199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降为0.063，即投资增长为1%，就业仅增长0.063%。这表明，“八五”期间，高投资增长率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
3.就业增长国际比较
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必要进行国际比较。表3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报告有关数据，计算了1980～1993年期间不同收入组国家GDP、劳动力就业、国内投资年平均增长率、GDP就业增长弹性、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以便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表3 GDP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国际比较（1980～1993年）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1995中国1980～1989年和1990～1995年数据见表1。
第一，中国GDP和投资增长率在世界居前列。在1980～1993年期间，低收入国家GDP和国内投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和6.1%，下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6%和0.8%，上中等国家分别为2.7%和2.1%，高收入国家2.9%和3.4%，中国分别为9.6%和11.1%，均高于上述国家，在世界上属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最快的国家。
第二，中国就业增长率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但高于发达国家水平。1980～1993年期间，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增长率为2.1%，其中印度为1.9%，巴基斯坦为2.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1%，高收入国家为0.7%，其中美国为1.0%，法国为0.7%，而中国同期为2.0%。若按不同时期计算，其中1980～1989年为3.0%，1990～1995年为1.3%。与所有国家相比，除发达国家外，中国就业增长率是较为低下的。
第三，从国际比较看，中国GDP和就业增长弹性指数比较低下。1980～1993年期间，低收入国家GDP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值为0.368和0.344，其中印度分别为0.365和0.333，巴基斯坦分别为0.467和0.500，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0.778和1.000，高收入国家分别为0.241和0.206，其中美国分别为0.370和0.400，法国分别为0.333和0.333，而中国同期分别为0.208和0.180，均低于上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若按不同时期计算，1990～1995年期间，中国分别为0.109和0.063，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一时期GDP和投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极其低下。
4.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八五”期间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增长率进行定量分析，比较不同时期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以及它们的变化。
表4列出了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不同时期中国GDP、人均GDP、劳动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以及投资率。改革前又分为两种情形：1953～1978年，1953～1978年（扣除1959～1970）（Eduardo Borenszten and Jonathan D.Ostry,1996）。改革后又分为两个不同时期：1980～1989年；1990～1995年。研究结果表明：
表4 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经济投入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贡献率比较 单位：%
注：a：按从业人员数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b：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扣除了物价指数影响；c：指全社会从业人员数增长率；d：全要素生产率＝GDP增长率－0.4×资本投入增长－0.6×劳动投入增长率；e：按支出法计算GDP的投资率。
1953～1978年，以及扣除1959～1970年数据引自EduardoBorensztein and Jonathan D.Ostry,1996."Accounting for China' s Growth Performa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6.No.2,pp224～228。
1980～1995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计算。
第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支撑。“八五”期间GDP增长有2／3以上是由于资本积累所致。1980～1989年期间，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0.5%，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5%；1990～1995年期间，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0.6%，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为69%，相当改革前的资本投入贡献率。
第二，改革以来劳动投入作用在不断下降，“八五”期间已降至最低水平。改革以前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4。改革以来这一贡献率不断下降，1980～1989年期间为19%，1990～1995年期间又进一步降为7%，是建国以来劳动投入最小的贡献率。这表明中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但对经济增长作用十分有限。
第三，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大幅度提高，但“八五”期间有所下降。改革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负贡献。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为正值，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正贡献，其中1980～1989年期间贡献率为35%，1990～1995年期间降为24%。这反映了改革以来要素投入使用效率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由于跨部门的结构变动和在生产单位的效率改善（World Bank，1996）。
第四，改革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八五”期间更为明显。1953～1978年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3.1%，这一时期扣除1959～1970年其增长率为4.5%。1980～1989年全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提高到6.3%，1990～1995年期间又进一步提高到10.6%。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丰富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源，而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资源，这就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内部一对最丰富资源与最稀缺资源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基本国情，应当充分利用劳动力这一丰富资源，充分节约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其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选择地发展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然而，“八五”期间的数据表明，在工业部门，中国正在走向一条资本密集、排斥劳动就业的工业化技术路线，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反过来，经济高增长主要依赖资本高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贡献率愈来愈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中国基本国情相悖的，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中国人口就业压力将愈来愈大，成为最为突出的经济问题，并引起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
二、影响中国就业增长因素分析
为什么“八五”期间中国就业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大幅度减少，就业增长弹性值十分低下呢？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以下我们从城乡不同经济类型就业增长，劳动力供给因素影响，劳动力与资本比例关系，劳动力工资及其增长等方面作详细分析。
1.城乡就业增长分析
表5列出了1980～1989年和1990～1995年期间，城镇从业人员就业增长率，包括国有经济单位、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体经济就业增长率，农村从业人员就业增长率，包括农业、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就业增长率。表6计算了城乡各经济类型新增就业人数及贡献率。表7列出了城乡各经济类型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城乡就业增长率在“八五”期间都有明显下降，但是城市就业增长率高于乡村就业增长率。1980～1990年期间，城镇从业人员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为4.7%，农村从业人员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为4.25%，前者比后者高出0.5个百分点；1991～1995年期间，城镇从业人员就业增长率降至2.3%，农村从业人员就业增长率降至0.9%，前者比后者高1.4个百分点。
表5 城镇和农村就业增长率比较 单位：%
1980～1989年1990～1995年
合计3.5 2.3
国有经济2.6 2.1
集体经济4.1－1.0
个体经济
26.020.5
私营企业NA 53.5
合计
2.8 0.9
其他* 1.0－1.5
乡镇企业 13.5 5.9
个体经济
NA 15.4
私营企业
NA 33.0
*“其他”指扣除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的乡村劳动力。
注：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12页数据计算。
表6 城乡各经济类型新增就业人数及贡献率
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贡献率（%）
合计 年平均
1980～1989年
城镇合计 3865 429 100.0
国有经济单位 2809 232 54.0
集体经济单位 1077 120 27.0
个体经济 56763 14.7
农村合计 9103 1011 100.0
其他 2736 304 30.1
乡镇企业 6367 707 69.9
个体经济
NANA
NA
私营企业
NANA
NA
1990～1995年
城镇合计 1983 397 100.0
国有经济单位 1134 227 57.2
集体经济单位 －181 －36－9.1
个体经济
946 189 47.7
私营企业
42886 21.6
其他
43286 21.8
农村合计 2247
449100.0
其他－2759 －55 －122.8
乡镇企业 3085
617137.3
个体经济 1563 313 69.6
私营企业
35872 15.9
注：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21页数据计算。
表7 城乡各经济类型占就业人口比重 单位：%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合计
100.0100.0 100.0100.0
国有经济单位
76.2 70.2 62.2 61.7
集体经济单位
23.0 26.0 21.3 18.1
个体经济0.8
3.5 3.7 8.4
其他NA0.3 12.8 11.8
农业* 88.9 81.8 79.170.2
乡镇企业9.4 18.8 19.324.6
个体经济 NANA 3.1 6.1
*：农业劳动力不包括农业部门职工。
注：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21页数据计算。
第二，在城镇，私营和个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最快，集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最慢，且出现负增长趋势。1980～1990年期间，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2.6%，集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为3.9%，个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高达22.5%；1991～1995年期间，国有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将至2.1%，集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出现负值，为－1.0%，个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仍高达20.5%，私营企业就业增长率高达53.5%。这表明，在“八五”期间，集体经济单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并出现负增长趋势，而个体私营经济单位仍保持较高的就业增长率，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出现负值原因：一是相当部分的集体企业停产或倒闭，亏损企业数增加，仅1995年城镇集体工业亏损企业达25400家，约占总数的1／4，集体企业总亏损已超过总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58.24亿元，亏损企业亏损数99.22亿元（国家统计局，1996，第86页和87页）；二是有一部分集体企业职工直接转入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三是一部分职工公开失业或半失业；四是一部分集体企业由私人承包，尽管职工数变动不大，但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后二种情况系作者在作调查时所了解的情况，但缺乏全国统计数据）。
第三，在农村，个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最快，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率大幅度下降。1980～1990年期间，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率高达11.9%，从业人员由3000万人增至9265万人，平均每年净增626.5万人；1991～1995年期间，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率降至5.9%，1995年达到12350万人，五年净增3085万人，平均每年净增617万人，与80年代每年净增人数相当，其吸纳就业能力相当于国有经济单位的3倍。需要说明的是，乡镇企业在90年代上半期就业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于：一是乡镇企业就业规模扩大，基数很高，尽管新增就业人数保持不变，但年平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二是乡镇企业人均资本占有量迅速提高，也减弱了吸纳就业能力，1980～1990年期间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3%，1990～1992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95页和第397页）。这说明乡镇企业正在经历“资本深化”过程，这是不利于促进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农村个体经济在“八五”期间保持最高的就业增长率，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为15.4%，由1990年的1491万人增至1995年的3054万人，五年间翻了一番，也相当于城镇个体从业人数的2倍。
第四，城乡不同经济类型占就业人口比重显著变化。在城镇，1980年国有经济企业占就业人口76.2%，1990年降至62.6%，在这一时期，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后下降幅度减缓，1995年下降至61.7%，5年内下降了0.5个百分点，集体经济单位占就业人口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1980年为23.0%，1985年上升为26.0%，1990年降至21.3%，1995年降至18.1%，大大低于1980年的比重。个体经济占就业人口比重出现上升趋势，1980年为0.8%，1995年上升为3.7%，1995年上升为8.4%，比1990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其他经济类型占人口比重有明显上升趋势，1985年这一比重仅为0%，1990年达到12.8%，而后有所下降，1995年为11.8%。这表明，在城镇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经济单位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高，但呈不断下降趋势，而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占从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城镇重要的就业渠道之一。在农村，乡镇企业占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0年为9.4%，1990年提高到10.3%，1995年上升为24.6%。个体经济比重1990年仅为3.1%，1995年上升为6.1%，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家庭经济从业人员比重在农村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其比重不断下降。
2.劳动力供给因素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对就业增长具有很大影响。国际上通常使用以15～64岁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的统计口径，中国通常使用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这一统计口径。按照1982年和199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以及199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资料，1982年中国15～64岁人口为6190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61.66%；1990年这部分人口为75552万人，比1982年增长了22.05个百分点，占总人口比重约66.83%，比1982年提高了5.17个百分点。1995年这部分人口为8062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6.57%，与1990年的比重相当。1982年中国16～59岁的男性、16～54岁的女性人口为550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87%；1990年，这部分人口为6790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0.06%，比1982年提高了5.19个百分点。1995年这部分人口为7233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9.72%，略比1990年低一点。这表明，无论按何种统计口径计算，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有明显提高，这对中国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居世界首位，目前约占世界总量的29%，就业压力最为突出。表8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ILO）提供的数据列举了不同收入组的劳动力供给人数（15～64岁）及其占世界的比重。据世界银行估计（World Bank,1995），中国1965年劳动力供给人口为3.35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供给总数比重的25%，而后，这一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劳动供给人口为7.23亿人，这一数据还低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7.55亿人）。即使按这一低估的数据计算，中国仍占世界劳动力供给总数的29%，相当于高收入发达国家总和3.73亿人的1.9倍，约占低收入国家劳动力供给人数的1／2。预计到2025年，中国劳动力供给人数为8.14亿人（按作者预测为9.7亿人，胡鞍钢，1989），约占那时世界总数的22%，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1倍。这表明，由于受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比重大大超过它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此形成持续性的巨大就业压力。
表8 按收入组划分的世界劳动力供给人口数及比重
表9 全国及城乡总人口就业率 单位：%
年份全国城镇农村
198042.955.040.0
198143.754.840.9
198244.653.242.2
198345.152.743.0
198446.250.944.8
198547.151.045.9
198647.750.446.8
198748.349.847.8
198848.949.848.6
198949.148.749.2
199056.655.157.1
199156.655.657.0
199256.753.757.8
199356.753.258.1
199456.853.058.3
199556.952.958.5
注：1990年及以后各年从业人员数依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故在1990年总人口就业率有明显提高。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20～21页数据计算。
表10 总人口就业率和妇女就业参与率的国际比较（1990年）
国家 劳动力占总人口% 妇女占劳动力（15岁以上）%
中国 59 45
印度 43 31
孟加拉国 49 41
所有发展中国家47 39
工业化国家49 44
世界 47 40
资料来源：UNDP,1996.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P.168～169.
国际上通常使用总人口就业率（ratio of employment in total population），即实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一般而言，欠发达国家总人口就业率比较低，而发达国家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表9列出了1980～1995年全国及城乡总人口就业率，其中1990年以后的数据是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故总人口就业率有明显提高。表10列出1990年中国、印度、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的总人口就业率以及妇女就业参与率。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80年代以来全国总人口就业率不断上升，但在“八五”期间变化不大，目前已达57%这一高水平。1980年全国总人口就业率为42.9%；1982年为44.6%，若按同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总人口就业率应为51.9%，比前一个数据高7.3个百分点；1990年全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6.6%，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高出4.7个百分点，略低于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幅度（5.17个百分点）和15～59岁男性、15～54岁女性人口比重上升幅度（5.19个百分点）；1995年为56.9%，即全国每100名人口中，有57名在就业。
第二，80年代全国就业人口增长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但“八五”期间前者略高于后者。全国总人口就业率不断上升，反映了就业人口增长率超过总人口增长率。1980～1989年期间，全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而从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后者比前者高出1.5个百分点。在1982～1990年期间全国就业人口增长率略高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指男16～59岁、女16～54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71页）。1990～1995年期间，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至1.2%，从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3%，后者比前者仅高出0.1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在“八五”期间，总人口就业率上升极为缓慢，但仍处在高水平上。这一时期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由于受计划生育影响，比80年代平均增长率明显下降，为1.3%，比1982～199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下降1.3个百分点。“八五”期间由于劳动力供给人口增长率下降也会导致这一时期实际就业人口增长率下降。
第三，城乡总人口就业率变化差异显著，目前农村总人口就业率要高于城市水平。1980年城市总人口就业率为55.0%，而后略有下降——上升，1990年为55.1%，1995年又降至52.9%。1980年乡村总人口就业率为40.0%，略低于城市总人口就业率15个百分点，而后不断提高，1990年达到57.1%，1995年达到58.5%，高出城市5.6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比重高，而农村总人口就业率高于城市水平，也形成很大的农村就业压力。
第四，中国总人口就业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属于“高就业”模式，其中妇女就业率比较高，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由表10可知，1990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为59%，印度为43%，孟加拉国为49%，发展中国家为47%，工业化发达国家为49%，世界平均为47%（UNDP，1996）。中国是世界上总人口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反映了中国总人口劳动参与程度高，就业人口规模基数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人口就业增长，即中国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10～19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较高。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5）提供的数据，这一年龄段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为45%，女性为43%，而美国分别为24%和20%，加拿大分别为34%和26%，日本分别为10%和10%，法国分别为19%和14%，英国分别为28%和25%。显然，在10～19岁年龄组中国男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过高，这反映了在这个年龄组内，更多的年轻人弃学就业，国家也未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由此可知，由于“八五”期间总人口和劳动力供给人口年增长率有所下降，再加上中国总人口就业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这一时期劳动就业增长率。预计今后中国总人口就业率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变化不大，因而其就业增长率仍保持较低水平，只不过由于就业人口规模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就业人口的绝对数还比较大。
3.劳动力与资本比率分析
影响劳动力就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人均资本占有量水平及其增长极其相关。一般而言，劳动力与资本成比例增长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如果劳动力增长低于资本量增长，那么就会导致单位资本吸收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加，表现为人均资本占有量不断下降；第二，当劳动力增长高于资本量增长，则会导致单位资本量吸收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表现为人均资本占有量不断上升；第三，劳动力增长等于资本量增长时，单位资本吸收劳动力数量不变，表现为人均资本不变。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资本量的增长常常超过劳动力的增长，人均资本占有量将不断提高，从而，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是，如果人均资本量过快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相应地提高，反而不利于吸纳劳动力增加。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资本深化”过程，或称之为“资本排斥劳动力过程”。
以下我们将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与资本增长的比例关系。
表11给出了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①a]和国有经济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职工人数数据，以及他们的人均固定资产净值。研究结果表明：
表11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
第一，从1988年后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劳动力能力迅速下降，而资本净值年平均增长率迅速增长。1978～1988年期间，全国工业企业就业人数呈较快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3.5%，而后缓慢增长。1989～1994年期间，这一增长率降为1.1%，而固定资产净值迅速增加。1978～1988年期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按现价计算，下同）；1989～1994年期间，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3%，高于1978～1988年期间9.5个百分点。由此看出，1988年后我国经历了一个迅速资本深化过程。
第二，国有企业也经历了一个迅速资本存量迅速增长的过程，但吸纳劳动力能力越来越弱。1978～1990年期间，国有经济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由3119万人增长到436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3%，而后，职工人数增减无几，到1994年仍为4371万人。1978～1990年期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90～1994年期间，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8.0%，比1978～1990年期间高出6.6个百分点。这表明，从1990年以后，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迅速增加，然而却不能吸纳劳动力，走了一条典型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第三，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迅速增加，导致“资本深化”过程。1978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为5567元；到1990年提高了2倍，超过1.5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1%；1994年已超过3.5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2.6%。国有经济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也呈同样的增长趋势。若按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增长率9.1%计算，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为22522元，可吸纳10491万人，比目前工人人数可多吸收3909万人。这表明，工业独立核算企业的迅速“资本深化”过程，不利于吸纳劳动力。
4.劳动工资与就业关系
劳动力成本（指工资水平及增长率）对就业增长影响极大，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如果劳动工资上升水平过快，吸纳就业能力就会下降，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就会导致企业选择资本密集的技术路线，而不愿意吸纳劳动力，无法提高就业人口规模（胡鞍钢，1989）。
作者计算了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和人均工资增长率，包括国有经济单位、城镇集体经济单位，按现价计和按扣除物价指数上涨因素（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两种方法计算。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八五”期间，我国城镇职工实际人均工资额增长率大大高于80年代水平。1980～1990年期间，全国城镇职工人均工资额年平均上涨率为9.6%，扣除物价指数因素为2.9%；1990～1995年期间，全国城镇职工人均工资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0.1%，扣除物价指数因素为8.7%，比80年代高出5.8个百分点。这是造成这一时期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因素。
第二，“八五”期间，国有经济单位实际人均工资额增长过快。1991～1995年期间，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均工资额年增率为16.7%，扣除物价指数因素为8.3%；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分别为14.0%和5.6%。国有经济单位人均工资增长率要高于集体经济单位。“八五”期间人均工资增长率、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是导致城镇集体职工就业人口增长下降和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第三，“八五”期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1985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3倍，1990年上升为3.0倍，1995年又进一步上升为3.4倍（《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52页）。一方面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者，另一方面城市职工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实际工资水平较高且呈高速增长。除了城乡劳动力在教育水平、生产技能和工作经历方面的差异之外，主要是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或外地劳动力参与城市或本地劳动就业竞争，诸如拥有城市或本地户口的限制，注册私人企业和商业的限制，居住地点的限制等等，这都妨碍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和公开就业竞争。
目前，无论是国有企业（不包括国有事业单位），还是集体企业，在决定本企业工资水平方面已具有自主权，政府已无法直接进行干预和控制。由于这些企业经理人员受到职工要求不断增加工资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压力、邻近企业或本行业其他企业增加工资的压力，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反过来，由于劳动成本增加，他们也不愿意吸纳新增劳动力。政府只能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方式间接控制职工工资水平迅速增长。
三、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口
1.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形式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就业最突出问题，也是中国工业化过程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计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们的存在形式与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理论关于隐蔽失业的假说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不对总产出增长作出任何贡献的剩余劳动，而是劳动的边际生产虽不为零，却不能生产出糊口的工资、更无法提供剩余产品的过剩劳动力。换言之，中国农业中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按其边际生产力来看，还不够提供养活自己（包括其繁衍后代）所需要的边际产品（Qing Guo andAngang Hu,1991）。所谓不能生产出糊口工资的剩余劳动力，可以用图1来说明。
图1 剩余劳动力示意图
在图1中，横轴代表劳动，纵轴代表土地。生产的等产量线以M、M’、M”曲线表示。图中两条山脊线（OU*和OV*）标出了生产要素互相代替的范围。例如，在OU*线之上的等产量线为垂直线，表示在劳动数量一定时，增投土地要素并不能增加产量；同理，在OV*线以下的等产量线为水平线，表示土地数量一定时，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量。与上图相对应的下图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图，图中自左上至右下的曲线为边际劳动生产力曲线，WW’虚线表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假定现在有Ot单位的土地，那么从图1上可以直观地看出，只有tE单位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生存工资的水平（在下图中与E相对应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曲线与生存工资线相交），E点右方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均不能满足自身的消费，过S点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如果现在实际存在的农业劳动力为te，则有Ee单位的过剩劳动，其中ES单位的劳动是不能生产出自己糊口工资、但边际劳动生产力为正的过剩劳动，Se单位的劳动是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的过剩劳动。
然而，图1所说明的情况仅是一种基于理论分析的假定，在现实当中，很难找到对农业总产出一点不发生影响的边际劳动生产力为零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小农经济制度下，通过大量的密集劳动投入，精耕细作，精心管理，总会比粗放经营条件下获得更高的土地产出率，“人勤地不懒”正是对我国土地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大量劳动投入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带来边际产出率的下降，最终使边际劳动产出不足以抵偿劳动者个人的消费需求。
那么，如何对现实中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进行测定呢？
2.劳动——耕地比例方法
从理论上说，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在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下能够带来剩余农产品的农业劳动者人数与土地资源的比例，然后再将这一比例和实际存在的劳动者人数与土地资源的比例进行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就说明全部劳动力都具有生产性，即都能够提供剩余农产品，若后者大于前者，则说明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
例如，在图1中，E单位的劳动是在Ot单位土地上能够带来剩余农产品的生产性劳动。因此，可以把tE单位劳动与Ot单位土地的比例定义为有效劳动使用率R，即：R＝tS／Ot。
假定农业部门实际存在着tE单位的劳动力，则tE与Ot的比例可以定义为实际劳动使用率S，即：S＝tE／Ot。
比较R值与S值，若R＞S，说明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即全部农业劳动都具有生产性，反之则反。因此，又可以把R与S的比率定义为生产性劳动系数T，即：T＝R／S。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生产性劳动系数T与有效劳动使用率R成正比，与实际劳动使用率S成反比。例如，若现有农业生产部门实际使用的劳动力为每亩地150人，（S＝150／1），但每亩地有效劳动力仅为100人（R＝100／1），则T＝100／150＝0.667，即农业部门生产性劳动系数为66.7%。如果用K代表剩余劳动率，则K＝1－T。在这个例子中，K＝1－0.667＝0.333，也即剩余劳动率为33.3%。
上述剩余劳动的测定方式，仅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有效劳动使用率R值很难确定，尤其是在家家种地、人人耕田的小农经济制度下，根本无法区分哪一部分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自身消费，哪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小于自身消费。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可以取变通方式。假定直到1957年以前全部农业劳动力都具有生产性，即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自1957年之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节省劳动的现代物质资本要素大量投入取得的，因此，可以认为1957年后的新增农业劳动力都是非生产性的。以1957年亩均农业劳动力数量作为R值，然后根据R值计算各年的实际劳动使用率S值，生产性劳动系数T值，农业剩余劳动率K值和实际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表12计算了中国1957～1995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劳动力、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劳动力数、农业生产性劳动系数、农业剩余劳动率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表13计算了两个不同时期（1980～1989年和1990～1995年）上述指标的变化量。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绝对数是不断上升的，“八五”期间出现下降趋势。198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1417万人，到1989年已增至15159万人，这一期间净增3742万人，平均每年净增417万人。1990～1995年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绝对数出现下降趋势，净减少3011万人，平均每年净减少602万人。
表12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估计（一）（1957～1995年）
表13 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情况
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K）不断上升，“八五”期间有所下降。198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为38.8%，到1980年提高到45.7%，上升了6.9个百分点。1990～1995年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由52.9%下降为48.7%。
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动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以及农业劳动力总数变动有关。1980～1989年期间农作物播种面积仅增加了265万亩，平均每年净增29万亩；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总数净增加了374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16万人，并超过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数，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绝对数和相对数呈上升趋势。1990～1995年期间，农作物播种面积净增1947万亩，平均每年净增389万亩，高于1980年年平均增长数；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总数净减少2837万人，平均每年净减少567万人。这一增一减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绝对数和相对数呈下降趋势。
3.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
用上述方法计算实际农业剩余劳动力数有很多缺陷。第一，该方法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和农作物耕种方式变化的影响。例如农作物播种面积复种指数不断提高，等于增加了实农业劳动投入。50年代中期，中国农作物复种指数为140%，到70年代中期曾高达160%，90年代在150%以上。第二，该方法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例如农业部门内部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不断提高，反映在农业结构多样化指数不断提高[①b]，据作者计算1980年为1.645，到1995年上升为2.284，这意味着增加农业劳动投入。第三，该方法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技术变化对实际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属于“减少劳动力”技术类型，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需农业劳动力则不断减少。第四，该方法没有考虑到农业资本要素和其它要素投入（如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等农业劳动要素投入的替代作用，因为增加前者投入，意味着减少后者投入。
为了能够较为准确地测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增量，本文采取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比较方法[②b]。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实际农业部门所需新增劳动力应当是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新增农业剩余劳动力等于新增农业劳动力减去实际新增农业劳动力。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工业边际劳动生产率
△Y[，1t]／△L[，1t]＝△Y[，2t]／△L[，2t]
式中Y、L分别表示产出（附加值）和劳动；1和2分别代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
第二步：计算实际新增农业劳动力
△L[，1t]＝（△Y[，1t]／△Y[，2t]）△L[，2t]
第三步：计算新增农业剩余劳动力
△L[，st]＝△Lt－△L[，1t]
式中△Lt为新增农业劳动力；△L[st]为新增农业剩余劳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方法是以某一年为基期，只能计算不同时期新增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无法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这是因为很难准确计算基期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或水平。
表14是按不变价格（以1978年价格）计算第一、二产业的GDP附加值；表15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不同时期实际新增农业劳动力（△L[，1]），新增农业劳动力（△L）和新增剩余劳动力（△Ls）。
表14 第一、二产业GDP值和劳动力
GDP（亿元） 劳动力（万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19781018.41607.0 28318 6091
19801065.21967.0 29122 6714
19851582.63153.0 31130 8349
19891808.74740.7 33225 9569
19901942.14900.0 38808 9698
19952368.8 11059 35971 11952
注：第一、二产业GDP值均按不变价格（1978年）计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6页和第22页。
表15 新增农业剩余劳动力估计（二）
注：根据上表数据计算。括号内为每年新增数。
研究结果表明：在80年代时期，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不断增加的，平均每年新增357万人，其中1980～1985年期间每年新增259万人，1985～1989年期间每年新增480万人。在80年代期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累计增加3217万人。1990～1995年期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平均每年减少536万人，累计减少2681万人。这表明随着第一产业绝对人数减少，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现了不断下降趋势。
以上两种计算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经济是比较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经济，突出表现为以隐蔽性失业方式存在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目前约有近1／3至1／2的农业劳动力属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即使他们全部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也不会对农业生产增长构成影响，反而会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①c]。今后随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如何解决目前约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既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就业战略的核心问题之一。
4.城镇失业人口
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及失业率统计口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大，它通常应当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城镇失业人口及失业率。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在调查期间无工作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城镇失业率是城镇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员数加城镇失业人数之比（《中国统计摘要》（1996），“统计指标解释”），通常是按登记数统计。我们称这部分失业人口为公开失业人口。二是城镇国有经济单位存在的隐蔽性或半公开失业人口，这部分失业人口主要是因国有企业亏损或者领取部分工资，或者停薪留职，或下岗待业，或属于冗员，目前尚无官方统计，但尚不属于公开性失业人员。
表16列出了各年份城镇公开失业人员及失业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摘要》（1996）。研究表明：
表16 城镇失业人员及失业率
年份失业人员失业青年
失业青年占失业失业率
万人万人人员比重（%）%
1978530.0249.1 47.0 5.3
1980541.5382.5 70.6 4.9
1985238.5196.9 82.6 1.8
1990383.2312.7 81.6 2.5
1991352.2288.4 81.9 2.3
1992363.9299.8 82.9 2.3
1993420.1331.9 79.0 2.6
1994476.4301.0 63.2 2.8
1995520.0306.8 59.0 2.9
注：为登记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6年），第24页。
第一，“八五”期间城镇公开失业人口和失业率不断增加。1980年中国城镇公开失业人口达到高峰，为541.5万人，失业率为4.9%，而后不断下降，到1985年达到最低点，分别为238.5万人和1.8%；到1990年分别提高到383.2万人和2.5%，而后又不断上升，到1995年公开失业人口已高达520万人，失业率上升为2.9%。
第二，“八五”期间城镇失业青年人口变化不大，但在职职工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1990年城镇失业青年为312.7万人，占失业人员比重为81.8%，到1995年城镇失业青年为306.8万人，占失业人员比重下降至59.0%。1990年在职职工失业人数约70万人，占失业人员比重为18.4%，到1992年变化不大，分别为64万人和17.1%，而后迅速扩大，到1995年在职职工失业人数已达213万人，占失业人口比重上升为41%。
第三，“八五”期间国有经济单位半公开失业人口在不断增加。1995年，国有企业因亏损下岗待业人员达700多万人，加上公开失业人口500多万人，约有1300万人公开失业和半公开失业，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四，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约为7%。1995年中国城镇名义失业率为2.9%，实际失业率应为7%，即后者比前者高出4个百分点。
第五，中国城镇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亏损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亏损面（指占全部企业数比重）和亏损额不断增加，国有企业亏损额已超过盈利额，首次出现国有企业全面亏损而不是盈利的局面，这是城镇公开失业与公开失业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这表明，近年来城镇失业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失业所致，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亏损面不断增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职工从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流动比较困难，许多失业人员素质能力与社会生产需求不相适应，不得不从在职岗位退辞下来，或者由就业变为半公开失业。
四、中国就业战略与政策建议
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丰富的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是中国实现长期性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相对于任何一种经济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资本资源，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是最丰富的，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的就业战略的选择依据和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就业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这就要求中国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选择节省资本、多用劳动的工业化技术路线，保持劳动力价格相对廉价优势，有选择地发展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和产品，大幅度提高劳动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适当降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从国有经济部门向非国有经济部门流动，通过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就业结构的变动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就业增长。主要建议如下：
第一，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就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和相对数持续下降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过程中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目前以及将来相当一个时期，中国最突出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约占1／2农业劳动力总数的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包括：
——发展乡镇企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目前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1／4的劳动力，但是它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正在减弱。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也在经历“资本深化”过程，人均资本占有量增长过快，1995年乡办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已达到22522元（《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87页），因此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主要促进他们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应用与发展。同时在贷款和利息方面应当对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不应采取歧视性作法。要增加农业发展银行（政策银行）对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和贷款规模。
——促进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目前农村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业人数年增长率相当高（在“八五”期间分别为15.4%和33.0%），但由于基数小，目前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还相当低下，仅为6.1%。目前中国政府在积极鼓励而不是限制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这为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政府所需要做的是促进这些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以及保护私人产权，如浙江温州地方政府所做的那样，大幅度提高这些经济类型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就业渠道。随着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工业化程度提高以及农村小城镇发展，为农村第三产业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农产品集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城乡商品交换与运输、小餐馆、小商店迅速发展，同时专门为农业服务的社会化体系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向城镇和发达地区流动。目前受各种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太小，例如1995年城镇新就业人数为720万人，其中来自农村劳动力只有220万人，还不足1／3（《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24页）。因此，应促进和帮助农村劳动力公平参与城镇就业竞争，取消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各种歧视性限制，如户口身份限制，工作岗位限制，工作待遇歧视，以及子女入托就学限制等。十几年来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华东地区约占45%，中南地区约占25.4%，华北地区约占11.8%，西南地区约占9.9%，西北地区约占4.5%，东北地区由于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农村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低，故农村劳动力转移量最少，约占全国总数的3.2%（慧峰，1994）。因此应促进农民地域之间的就业竞争和流动，通过组织劳务输出、提供职业和就业信息、培训就业技能等方式，使那些落后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直接进入发达沿海地区。
第二，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劳动力。目前的农业劳动力利用不充分是农村就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农业劳动力的大量闲置是经济资源的最大浪费。因此充分利用3亿多现有农业劳动力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这包括：
——通过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多样化指数，从以种植业为主向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多种经营方向转变。根据作者计算，1995年中国大陆农村牧渔业总产值构成分别为58.43%，3.49%，29.71%和8.37%，其多样化指数为2.28（《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63页），处于较低水平，尚不及台湾省50年代水平，提高农业多样化指数，既可以提高农业劳动投入量，也可以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劳动投入。目前中国在提高复种指数方面还很有潜力，可以由目前的155%提高到160%以上，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复种指数即相当于扩大了2000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同时也提高实际农业劳动投入。
——利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路筑桥，疏浚河道。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当地农民开展上述工程，既充分利用现有农业劳动力，又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
第三，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长期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路线应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技术能力适中为主的产业，尤其是工业体系，其主要方向是增加总产出中的劳动含量或者提高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使劳动要素成为GDP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同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有选择地发展资本密集或者技术密集产业。这包括：
——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如饮食业、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等，这些行业人均就业费用低，就业容量大，易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国有企业可以从这些竞争性行业中逐渐退出来，充分让个体、私营和其他经济单位发展。同时，鼓励发展信息业、咨询业、文化服务业、非正规教育服务业等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行业。
——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贸易。中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数的1／4，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创造就业机会与扩大产品出口密切相关，改变了中国就业模式，有利于促进发展劳动密集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扩大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于有效地扩大了中国的就业空间。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带动了我国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以及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
——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目前非国有经济人均资本占有低（除“三资”企业之外），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力，也应当成为今后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渠道。政府应当取消在信贷分配和利率管制方面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性作法，把它们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积极发展小企业。从产业组织规模看，发展小企业的最大优点是增加就业人数。目前政府把精力主要放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上，这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应注意积极发展小型企业，同时也促进小企业的重组和改造。政府应当建立小规模企业贷款基金，通过发放贷款基金刺激小规模企业发展和吸纳就业人员，也可以按吸纳就业人员数发放贷款基金。
——鼓励城镇居民实行自我就业或家庭就业。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个人经营成本（如房租等费用或租金）可以从个人所得中减掉。简化个人或家庭申办服务性经营手续。
第四，保持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时，或者劳动供给人口规模庞大时，降低工资增长率，有助于提高就业适度人口规模（胡鞍钢，1989）。保持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中国发展经济、促进出口增长的一大法宝。但是近年来受高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普遍性鼓励，通过相互攀比迅速人为地抬高工资水平，这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扩大就业规模不利。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不一定构成经济发展优势，只有劳动力资源既丰富又廉价，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优势。政府不必直接控制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上升，而应采用间接手段控制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上涨过快的问题，这包括：
——实行强制性社会保障税。将目前各地实行各不相同的社会保障费（或退休费）一律改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规定一定比例的人均收入或工资作为上缴额，既为建立全社会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又可抵制工资水平快速增长。
——严格实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目前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具有很大的“松弛”现象，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潜力。如果能够严格征收，方便征收，政府可获得很大的新税源，因为当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能够进入纳税范围的人数比例会愈来愈多，在一定程度上可抵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并建议参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应当按家庭分类征收，将每月征收改为年度征收、每月代扣制，并简化收税手续，增加收税服务。
第五，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促进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劳动力要素的自由和合理流动，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即人力资源优势。目前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如“城乡户口制”、“部门所有制”、“地区割据”等妨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这就需要政府做如下工作：
——积极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展就业竞争，不允许对任何人实行优惠性或歧视性待遇，使城乡劳动者平等参与就业竞争。同时地方劳动局负责仲裁劳动纠纷。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企业工会应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向企业管理当局反映工人的合法利益要求，并对违反《劳动法》的人员和事件上诉法院，或要求获得经济补偿。
——取消各地区自行规定的歧视外地农民工参与本地工作的作法，诸如依据户口所在地而不是依据实际生活所在地的对求职者的要求。
——向社会求职人员免费或低费提供信息服务和培训技能服务，帮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和竞争能力。
——建立包括失业保险、退休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提供基本的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以维持失业者和退休者基本生活水准。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提供补充保险，减轻企业沉重社会负担，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
——鼓励国有企业职工向非国有企业流动，以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以及冗员问题。在国有单位的劳动力分配和流动方面，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和公开竞争机制。凡新进入国有单位者均实行合同工制（国有企业）或聘任制（国有单位），公开招聘，公开竞争，并逐步将国有单位的固定职工一律改为合同工制或聘任制。
——从法律和制度上严禁各类单位对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口就业的歧视规定，保障他们就业与择业的权利，必要时应规定按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打破国有企业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个体和其他经济类型（包括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进行竞争。如城镇的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业以及其他行业。同时制定统一的行业管理规则，保护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维持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文明道德的社会风气。
第六，统计真实的城镇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目前所统计的城镇失业率为失业者报告登记数，为名义失业率，大大低于实际失业率。政府根据这一错误信息来制定控制失业率（如3%左右）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名义失业率不足3%，在国际比较的范围内是一个很低的失业率，又是低于自然失业率（如5%）的失业率。为此，建议国家统计局应按国际通用作法，统计城镇实际失业人数，应包括部分下岗待业职工，每季度公布真实失业率；每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控制实际失业率目标，如接近或降低到自然失业率的充分就业目标。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并不等于实现百分之百的就业率或百分之零的失业率，而是使真实失业率接近或达到自然失业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中国于1996年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有效地控制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之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真实的“高失业率”已成为最为突出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应当是“控制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这将伴随着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过程，我们不应做短期打算，仅着眼于仅宜之计，而应做长期准备，着眼于长久之策，来积极主动地应付这一严峻的挑战。
注：本项研究受世界银行中国与蒙古局委托和资助，该局首席经济学家VikramNehru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金绍卿先生协助翻译为英文。在此谨表谢意。
注释：
①a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企业。（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承担民事责任；（2）独立拥有和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3）独立核算盈亏，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①b农业多样化指数定义为δ＝（∑i2）[－1]，i为i部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
②b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由World Bank经济学家Vikram Nehrn向作者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①c当然，农业劳动力中，文化程度较高、素质较好、掌握生产技能的青壮劳动力容易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这类似于“人力资本流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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