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与全球治理观重塑
——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公平治理逻辑
刘鹏飞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61000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思想、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思想、以阿明依附学说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和以列斐伏尔及哈维等为代表的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不平衡发展思想的交替演变。当代全球不平衡发展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政治规划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其对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蕴含着合作、集体和微观公平逻辑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其对资本主义治理观的超越表现为反排斥、非排他和反歧视三方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从目标、重心和向度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进行公平性重塑，以矫治资本主义形塑和创造的全球不平衡发展问题。
关键词： 全球治理；不平衡发展；公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
不平衡本是自然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从地理维度来看，它表达的是自然先天的空间结构的非对称性；从历史维度来看，它表达的是社会后天的历史规律的非齐一性。在社会领域，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基于自然条件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历史地理的多样性和不对称；另一方面也见证着阶级社会形成依赖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均衡。[注] 付清松：《不平衡发展——从马克思到尼尔·史密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 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是在不断适应、对抗和进一步创造不平衡地理历史条件的过程中进化和发展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主要面对的是自然先天的地理不平衡，即如何克服并利用地理位置、土壤结构、水文环境、 矿产资源、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以维系生存并谋求发展。资本主义产生后，资本用它摧枯拉朽般的惊人力量推动了生产力极速发展，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来看，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内部要素之间的斗争性已不占主要方面。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天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诸如政治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人化因素凸显——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诉求构成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人类面临的社会性威胁已经远远超过自然性威胁。这让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和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性本质以及重塑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观。
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发出时代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页。 在全球治理视域下，其指向性有二：一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和挑战，其表现和实质是什么；二是我们要采取何种全球治理方案去矫治这些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为视角，以分析全球不平衡发展问题为导向，以挖掘当代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因素为突破口，以批判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为现实标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进行重塑，以期从理论层面回应这一时代之问。
胡传敏： 1948年出生。1967年上海市七宝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任职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期间1980至1982年就读复旦大学分校图书情报专业（专科）。一直从事文献采集整理工作至2008年退休。后仍受聘于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博物馆从事文献采集整理工作至今。
一、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四种命题
马克思主义出于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考量，自然特别关注资本主义时代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嬗变。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不平衡发展就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重点话题和经典论域。按照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可将其划分为四种理论命题。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其主要聚焦于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与分配、社会资源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平衡。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普遍法则是催生资本与劳动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便将不平衡问题同分工、分配和阶级联系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及分配的不平等催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而引发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手段高速积累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让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财富并未进行合理分配，进而导致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和机会的不均等，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明显的两极分化。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关注意识形态的不平衡发展。马克思说：“在某些可以进行更一般的概括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99页。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这一重要命题。在马克思看来，诸如艺术、道德、宗教和哲学这样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本就拥有非同步、非对称的不平衡发展：“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未必会带动和巩固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这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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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其主要围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产业技术投入方面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卢森堡继承了马克思不平衡发展思想，她从资本积累的向度出发，通过对帝国主义实质的研判，归纳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共存所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平衡发展问题，进而分析其对于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卢森堡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更好地实现资本积累，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控制不发达国家，这样便逐渐催生了带有侵略和破坏性质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核心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和自然的赤裸裸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注] [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333页。 。在卢森堡眼中，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为帝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势能动力。这同考茨基在《帝国主义》中力图从工农业不平衡发展角度考察帝国主义的高速扩张具有相似之处。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研究在实践层面超越了卢森堡和考茨基，他更倾向于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和定位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形成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将会加剧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失衡，使得帝国主义和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加剧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通过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讨，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强调，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随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进一步断言：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严重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将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薄弱的国家优先获得胜利。[注]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2页。
在传统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较为缺乏，学生与教师难以达成深入明确的对话沟通，致使教师难以把握学生的发展诉求，学生也难以明确理解教师的教学计划与教学措施，大大降低了语文教学质量。此外，部分教师专注于课堂专业教学，忽视了将语文教学纳入良好活跃的学习体系中，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致使语文教学表现出枯燥乏味性。对此，教师首先应注重与学生实现良好对话，打开学生心灵，深入学生内心，增加对学生的了解，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诉求与发展欲望，成为学生学习发展的陪伴者、引导者，为实现学生与文本的高效对话创造条件。
三是阿明依附学说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其重点关注世界体系、经济结构和交换手段的不平衡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产生，使得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中悄然兴起。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依附学说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不平衡发展思想最具代表性。他们基于对当代世界结构不平衡发展的研究，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殖民向经济殖民转变的实质，批判了新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阿明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政治殖民体系瓦解，但帝国主义的剥削实质并没有因此改变，而是转变为以经济殖民为主要手段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形塑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世界体系，它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外围”的二级结构，“外围”依附于“中心”身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统一了世界。[注] [埃]萨米尔
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杨明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沃勒斯坦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与之前的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是依靠暴力殖民手段占有剩余，前者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对世界的控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一个“世界经济体”[注]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09页。 。与阿明不同的是，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级结构，他认为二战后“半边缘”的地位更加突出，它实际上构成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缓冲地带，代表了“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注]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09页。 。但无论是阿明的“二级结构”还是沃勒斯坦的“三级结构”，实则都是在描述一种不平衡的政治结构，在此种结构中必然衍生出经济结构和交换手段的不平衡，这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当时我打给何冠昌商量这件事，他先是关心我和大家有没有冻坏，然后放下一句话，不拍就不拍。就是这么一句话，真的是能“买”到人心。我和大队一起回到香港，把剧本改掉。这时候我就想，去哪里拍呢？
四是空间生产理论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其致力于从空间——社会向度探讨全球化时代环境、经济和技术等不平衡发展问题。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支撑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分析，表达了他对于隐藏在社会问题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质疑和批判。比如在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时候，列斐伏尔极力反对就环境问题本身谈环境问题，主张关注环境问题背后的不受控制的技术发展：“所谓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是一种思想伪装，环境污染和危机不过是更深刻的现象的外部表现，这些现象之一是自由发展的不受控制的技术。”[注]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 London : Allison & Busby,1976,p.105.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内部滋生出否定自身的因素，进而造成一种由外在因素(诸如国家干预或科技进步)作用下的经济增长和内部因素(诸如物品和工业产品寿命的人为缩短)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如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当然，列斐伏尔同时认为，不能将上述问题理解为朴素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要从中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的逐步瓦解。这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内部——外部的不平衡发展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灾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则将目光聚焦于地理空间层面的不平衡发展，在这对师徒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是最值得大力研究和关注的概念。”[注] [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 基于此种笃信，史密斯力求透过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蹊跷板理论阐明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在不平衡空间中运行并持续生产出不平衡空间,并借助这种不平衡空间牟得利润。[注] 参见Smith N，“Uneven Development Redux”,New Political Economy , Vol.16,No.2,2011,pp.260-265.哈维针对资本的“三级循环”[注] 参见刘鹏飞：《大卫·哈维空间政治哲学中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研究》，吉林大学，2017。 对地理不平发展的形塑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现实成因和逻辑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哈维进一步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不平衡发展：首先是阶级实力上的不平衡；其次是城市、区域和国家等不同规模等级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技术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从对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系统梳理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思想主要论及资本主义时代的分工分配、社会资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平衡发展；帝国主义理论主要论及资本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投入比例的不平衡发展；世界体系理论主要论及资本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世界体系、经济结构和交换手段的不平衡发展；空间生产理论主要涉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空间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空间隔离对经济、技术和价值观念公平发展的束缚。这些彼此交织的不平衡发展因素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
二、基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全球治理现实挑战分析
总体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以社会历史不平衡发展和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为支柱的“时空二维度”的动态理论框架。基于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全球范围内的诸多现实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政治规划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不平衡发展，是全球空间非正义的具象化，也是完善全球治理和实现全球公平正义的主要障碍。
由于上述理论命题在理论上具有继承性和互通性，决定了其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探讨具有交叉性并呈现出一定的混杂性，能否对其进行准确的析取、归纳和概括决定着理论研究的成败利钝。笔者尝试运用PEST研究方法，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维度，从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框架中抽取影响当代全球治理的12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因素：
政治因素方面：(1)世界体系不平衡；(2)政治结构不平衡；(3)意识形态不平衡。
经济因素方面：(1)分工分配不平衡；(2)经济结构不平衡；(3)交换手段不平衡。
另外，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环境的大变迁，全球治理面临空间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资源形式变化等多维度考验，现有治理水平亟待提升。首先，在空间生产层面，从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来看，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和修复手段是基于地缘政治规划的不平衡发展，用资本和权力手段在不同规模等级的空间中进行社会资源和价值观念的扩张、占有和重组，以缓解资本贬值和意识形态危机。就如哈维所讲：“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注]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全球化将日益成为资本在多维空间(城市、网络、太空等)层面的布展和再生产过程，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问题已然显现。同时，在价值观念层面，随着无产阶级境况的变化，其思维方式和需求状况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无法基于无产阶级的视角对上述变化进行深入探赜和施治。最后，在社会资源方面，有形资源的重要性日渐降低，而诸如技术、组织、知识以及社会关系等无形资源的重要性日渐提升，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新兴场域的新兴问题，传统的单维度的、均质性的、以单纯的经济调节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弊端凸显、应对乏力。
社会因素方面：(1)空间生产不平衡；(2)价值观念不平衡；(3)社会资源不平衡。
在此基础上构建直观的动态理论模型，为进一步分析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清晰、具体的可供直接调整和作用的对象，具体见图1。
技术因素方面：(1)技术体系不平衡；(2)技术发展不平衡；(3)技术投入不平衡。
图1 影响全球治理的不平衡发展因素图
通过运用系统分析法对模型中影响全球治理的不平衡发展因素进行整体分析，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我们认为，影响全球治理的不平衡发展因素较为多元，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多。
首先，从当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政治环境来看，全球治理主体和客体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转换和调整，世界各大力量合作共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较大现实阻碍。发达国家(中心)和欠发达国家(外围)共同构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衡发展世界体系，这种不平衡发展会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中进一步发酵，必然形塑出不平衡发展的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政治结构的不平衡以及严重的意识形态分化和冲突，进而在极度压缩的现代时空条件下引发不同力量主体间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既存在于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大了合作共建全球治理体系的难度。首先，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来看，特朗普对欧洲的疏远、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升级让美国、欧洲和俄罗斯三方裂痕增大，相互合作打造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明显下降。另外，在不平衡发展的世界体系外围地带，东方大国正在奋力崛起，客观上推动了中心——外围世界格局的激烈重构，两种意识形态将长期共存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显现。
其次，与两代血亲的长期共同生活与紧密联系，滋长着沈从文慈孝友悌的特殊性血缘亲情。考察沈从文对自己幼年在家的生活经历与离家后谋生的断续描叙，可以看出沈从文与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十分和谐。正如《太上感应篇·友悌》说“孝悌本一。今又专言者。欲人随事而尽之也。兄友则爱而且敬。弟悌则畏而且和。兄弟乃我身同气。只此几人。人生最为难得。”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将这种孝悌人伦寓于日常生活琐事的叙述之中。
同时，基于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治理手段的资本主义治理方式应对乏力。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引发分工分配、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以及交换手段保护主义的盛行。一方面，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严重的经济隔离，导致金融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持续演变，次贷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二元化结构越发明显，结构性危机暴露无遗，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外围欠发达国家必然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引擎运转不利的影响，客观上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的态势下，资本主义长期奉行的聚焦于社会经济公平分配的全球治理观公信力随之下降，必将逐步丧失话语权力和使用场所。
山东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出身的Arneis是在2013年毕业后正式进入侍酒师行业的，此后发展飞速。2016年成为上海乔尔·卢布松（L’Atelier de Joël Robuchon）美食坊的侍酒师，2017年，他顺利夺下中国国家侍酒师大赛冠军，并成为中国大陆第七位高级侍酒师（简称AS）。
最后，从当前全球技术发展的大环境来看，新一轮产业革命即将来临，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架构远不能适应技术大发展的要求。工业革命至今，整个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技术隔离，技术隔离是政治、经济隔离的延伸，是发达国家维护其中心地位和进行资本增值的重要基础。技术隔离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体系不平衡、技术发展不平衡和技术投入不平衡。但是，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隔离在客观上推动了非物质劳动产业(诸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非物质劳动产业不受技术资源和时空条件的限制。非物质劳动产业的全球性爆发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猝不及防，也对其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和体系提出极大的挑战。恰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所强调的：“全球化4.0才刚刚开始，却已经令我们猝不及防，仅停留在对现有机制的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设计，才能规避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抓住新机遇。”[注] 转引自钟声：《以命运与共的思维应对全球性挑战》，《人民日报》2019年1月25日第3版。
生态文明理念在黄河干流水库调度中的应用…………………………………… 蒋晓辉，董国涛，何宏谋(6.22）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与绿色化成为制造业发展新趋势[1]。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时代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538页。 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态新变化仍然没有离开马克思的视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早已清晰的揭示历史终将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变革逻辑和基本规律。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我们认为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个体依附于集体的血缘共同体、个体的抽象与普遍性发展隐形于集体之中的地方共同体、个体与整体同步发展的区域共同体以及个体与集体走向自觉和谐统一的全球性合作共同体。习近平清楚的认识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共同体现在已经处在全球性合作共同体阶段：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538页。 在全球命运共同体时代，习近平对合作共同体概念高度抽象并进行实践超越，制定了符合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诉求的、强调多维度公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理念，这是解决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根本之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公平治理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视域下，当代全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挑战和风险根源于时空二维度的不平衡发展因素，究其原因还是公平治理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一方面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提出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也呼唤一种更为符合共同体发展的、公平的、科学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是一种融入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全球治理观，其源自于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通性，契合了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彰显了中国外交文化的独到品性，也把握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不平衡发展的特殊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摄下的全球治理观强调建构新型合作关系，既倡导公平合作，又倡导自我实现，具有合作的共生共赢和“利他”性质，其对资本主义治理观的超越表现为反排斥、非排他和反歧视三方面。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倡导合作公平。即提倡非排他性的自我实现，将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承认作为目标，通过合作的共生机制杜绝形成话语霸权，确保每个国家与个人平等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实践，不受歧视。二是倡导集体公平。即建立一种整体性观念，主张形成和谐统一的价值理念，树立共同目标和愿景并确保其实现过程的公平与正义。三是倡导微观公平。人类社会正步入多中心化、多样化、非集中化的新型社会建制，少数精英主导的霸权和暴力正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要推进世界制度、世界秩序的微观转向，突出以全体利益为中心的公平理念。四是倡导差异性公平。即进行一种多层次的公平设计，尊重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倡导全球空间的包容性、自由性和公共性，强调多维度公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集体主义取向，倡导“差异的承认”基础上的“多样、开放、合作”的公平观，是异质性和进化论的公平观，是一种弹性认同。充分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公平逻辑，可以为矫治诸如政治霸权主义猖獗、经济保护主义泛滥、社会矛盾突出、技术发展失衡等依附于不同规模等级上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现实省示和对策支持。
四、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治理观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回应了风云变幻的世界空间格局要求。我们要充分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公平逻辑，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进行公平性重塑，进而矫治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念夯实基础。
首先，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进行目标重塑。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治理观终极价值取向是实现每一个差异性主体的全面发展。我们要超越单纯的效用、公平、权利以及传统美德的哲学视野，把主体的生活意义、全面发展作为治理的重要主题。在空间生产活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摒弃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主导，全球治理的一切规定性动作都要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中的一切都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其次，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进行重心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是平衡与和谐，是体现不同群体之间空间利益博弈的平衡和不同政治价值之间的动态平衡。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极力反对并矫治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的种族主义倾向和阶级主义倾向。要以提高全体人类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为重心，既满足当代不同国别、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人的整体诉求，也要关注当代人和各代际人的均衡、持久的需要。
本研究发现，对CHD合并T2DM患者而言，阿托伐他汀与瑞舒伐他汀的短期疗效优于辛伐他汀，但远期效果无明显差异，长期应用他汀类药物安全性较高。
再次，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观进行向度重塑。构建覆盖多领域、具有多层次、体现多方位的综合性、立体型全球治理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视域下，全球治理应体现四维公平价值：一是构建持久和平的政治环境：强调自身与他人利益同时最大化，坚决反对和抵制霸凌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平等政治权利维护，改变中心——外围的世界政治体系格局，弥合国家间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营造和构建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氛围和环境，推动全球政治公平的实现。二是构建共同繁荣的经济环境：倡导经济效率与公平兼顾，重视物质追求的公平权利和机会平等，摒弃资本逻辑及其衍生的权力逻辑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冲击，反对新帝国主义的经济隔离以及经济发展、交往中的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营造公平的全球经济发展大环境。三是构建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强调总体的空间安全观，构建符合空间公平正义的国际安全体系，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的全球空间治理框架，重点关注网络空间、生态空间、太空空间等新兴空间领域的治理。同时，构建符合主体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尊重自然规律和生态属性，关注无形社会资源的演变和发展，建立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构。四是营造开放包容的技术发展环境和科学有效的技术管控手段，尊重技术差异和多样性，追求技术平等，强调技术共享，把控技术伦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技术交流超越技术隔阂、以技术互鉴超越技术冲突、以技术共存超越技术优越的全球技术发展格局。
五、余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观，必然成为人类在全球不平衡发展时空条件下探索新型全球治理方案的基本遵循和总体思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作为，为完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首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要努力充当化解国际矛盾、平衡国际纠纷的平台和桥梁。尤其要在生态不平衡、国土不平衡、网络空间不平衡等全球治理难题上贡献中国方案。借用不平衡发展机制，利用资本去博弈资本，联通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积极运筹大国间关系，在新一轮全球秩序重构中有所作为。
其次，不断探索和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适时弘扬和推广以中国“和合”文化为基本手段的全球动员，形成对抗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的话语体系和力量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不平衡发展元理论体系构建，努力探寻矫治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案，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改变“中心——外围”的不平衡发展世界格局。
再次，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迎接人工智能革命。要积极剖析和预测“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资本流动及其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影响，探索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如何鼓励科技创新，大力推动我国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阻断科技不平衡发展的利益链条，进而挣脱西方大国的科技封锁。
中图分类号： F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9)04-0012-07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4.002
收稿日期： 2019-03-08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空间正义重塑研究》(2018CZ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鹏飞，男，大连理工大学“星海骨干学者”，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徐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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