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一个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本土论文,行为学论文,关系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相异，人际行为的逻辑起点也必然不同，这些成为本土组织形态与行为的根本变量。植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濡沫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在对待关系上，从逻辑起点、行为方式与心理认同上都与西方的人际关系不同，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意涵，因而在组织内的指涉关系也不相同。准确理解并把握中国人的“关系”观，才能真正建构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关系”范式。关系作为传统文化的沉淀已经超越了时空，在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占主导的今天，它依然在华人组织中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和巨大作用，在华人组织内的指涉范围依然宽广。关系在华人组织内形成了稳定的认知、态度、群体结构、文化特征和组织形态等。因此，无论从宏观的文化分析还是从微观的实证研究上，我们都可以说关系能够作为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范式。
组织转型：本土组织行为学发展的契机
20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推出了其最为著名而又争议四起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部著作里，韦伯首次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强调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所哺育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近代西方工业组织兴起的主要促进因素。随着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越来越认同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那么，文化是如何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呢？如果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视角来看，这种推进必然是在宏观（文化）……微观（价值观念与行为）……宏观（经济与社会形态）这一连续系统上展现。如图1所示。
图1：宏观与微观的命题：文化对社会与经济组织的影响
附图
从科尔曼的这一理论逻辑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1)组织是深深的嵌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的；(2)文化通过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从而改变人的行为，逐步生发出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变迁。如果将这一分析框架的概念层次缩微至组织，那么其逻辑理路仍然相通。如图2所示。
图2：宏观与中观与微观的命题：组织文化对组织的影响
附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起点必然是组织文化，而组织文化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子文化。因此，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必然源自于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考察和理解；否则，脱离文化母体的研究必然是无源之水，得出的结论也无法真正提高组织的管理水平。从整个世界的文化特质来看，尽管存在着相似与相容之处，然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依然大于相通。因此，作为文化母体中的组织行为学，一方面要寻求相通的话语范式以便交流沟通；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寻求适合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范式（科尔曼1999）。
组织行为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应用性边缘学科，其发展历程是短暂的，但实践已经证明，它对调动组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管理水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组织行为学在我国本土的发展也仅仅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引进西方话语范式的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激烈地碰撞与交锋，艰难的融合与痛苦的撕裂并存；作为根植于转型社会文化的各类组织，也必然面临着从形态结构、文化特征到组织管理与行为的迅速变革，笔者将这一变革过程称之为组织转型。具体说来，组织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结构形式上，由无所不包的单位制向市场分化的现代组织形式转变；(2)组织内部的管理运作上，由指令计划型向市场竞争型转变；由注重产品数量和硬环境约束的粗硬型向注重产品质量技术和软环境约束的人本型转变；(3)组织行为上由注重“情、理、法”的准则向注重“法、理、情”转变，由传统浓厚的情感型组织文化向法理型组织文化转变。但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市场文明最终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那是一个未来的问题。
组织转型为我国组织行为学构建自身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土壤和可能性，力其提供了发展契机。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停留在一味的套用西方的话语范式上，那么这样的研究只能是漂浮于水面上的油沫，无法真正地洞察我国组织行为的规律和特点，对组织管理也没什么帮助。因此，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普世化的话语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我国的文化特质构建出适合本上的研究范式，从而为提高我国转型期组织管理的水平提供理论指导，推动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本文试图根据我国当前社会文化背景的实际情况，构建一个本土组织行为的研究范式。
关系：本土文化下的人际意涵及其组织指涉
人际关系研究是西方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中建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如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拟剧论、霍曼斯和布劳的社会交换论、海德的人际认知平衡论、梅约的霍桑实验和人际关系理论以及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等。近年来在欧美学界兴起的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在社会学、人类学、组织管理学等学科中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从本质上来讲，社会网络分析是对人际关系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它拓宽了人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上面列举的众多理论表明：(1)人际关系研究是我们理解宏观与中观社会构成的关键，也是建立理论模型的基础；(2)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必然成为我们本土研究的根基所在。一个范式的建立主要是以不同学科达到的话语认同为标准的，因此以上理论观点为建立“关系”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可能性。
西方尤其是源自美国的组织行为学研究，其背景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特征，其逻辑起点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契约精神等。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相异，人际行为的逻辑起点也必然不同，这些成为本土组织形态与行为的根本变量。植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濡沫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在对待关系上，从逻辑起点、行为方式与心理认同上都与西方的人际关系不同，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意涵。因而在组织内的指涉关系也不相同。准确理解并把握中国人的“关系”观，才能真正建构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关系”范式。
中国人历来重视关系，关系已经融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对这一文化传统归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应该归因于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型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注重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关系和交换网络。如果从韦伯的视角归因，则更加凸显儒家纲常伦理观的型塑。笔者认为，不能单单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去解释，文化与经济生活方式共同处于整个社会的横截面上，二者应该是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传统的村落文明和儒家的庶人伦理逐渐构筑起中国人情——关系——礼俗的社会风貌，沉淀下来中国人注重关系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关系在中国人群中的独特特质。
关系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和独特意涵已被许多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形成了很多颇具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模型。如冯友兰在《新世训》中对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提出了很富启发意义的观点；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了“伦理本位”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基础；许莨光提出的“情景中心”把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色看成是分析整个生活方式的关键；台湾当代知名学者黄光国先生构建了关于关系的很有解释力的人情——面子的理论模式。在这些理论性的研究之外，许多学者致力于微观的实证基础上的研究，并得出了大量的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如乔健(1982)总结了当代中国人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六种方法：袭（承袭已有的关系），认（主动与他人确认共同的关系基础），拉（没有关系或者关系太远时努力拉上），钻（通过各种手段接近），套（套交情套近乎等），联（扩展关系网）。杨惠美通过在北京的访谈发现人们主要采用三种方法来发展关系：请客，送礼，做人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当代学者翟学伟先生(2001)构筑了中国人际关系的模式并与西方人际关系模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他提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构成基础是天命观、家族主义和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中国人的人际模式主要表现为人缘、人情和人伦的三位一体。人情是其核心，表现了中国人以亲亲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人伦是这一模式的制度化，人缘是对这一模式的设定。在此基础上，他列出了中西人际关系的比较向度。
中西“关系”对比
中国西方
前提
心相通
心相异
心相同
心相隔
方法
以情感体验以理论实证
背景
天命观
宗教观
家族主义 个人主义
等级伦常 正义平等
特征 命中注定（缘）
上帝赋予（神）
人情法则（情）
人际定律（理）
人伦秩序（伦）
社会契约（法）
表现形式血缘亲情
权利义务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差序格局
团体格局
…………
从以上的研究和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在对待关系的内涵指涉上有很大的分野。西方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一般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个人与他人的心理距离或行为倾向，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的心理认同中并不具有核心的地位和凸显的高度。因为在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背景下，理性化的规章制度、契约、权利义务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它们才是真正影响并决定个人的利益及需求的关键。因此，人际关系的作用与影响只能降低到这些主导话语范式以下的层次，不能获取显赫的地位。人际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的实然低度地位必然反映在西方学者的话语缺失之中，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这个词在西方学术话语中用得很少，专业辞典也很少收录。相比而言，西方学者更易于接受一些含义明确的概念，如互动，沟通，传播，人际认知，印象整饰等。而在西方组织行为学的大量教科书中，专门论述“人际关系”的章节很少，大部分放在群体研究这一部分，而且主要以互动和沟通的面目出现，内容简单明了。因此，“关系”在西方的组织行为研究中显然处于低等地位，并不具有话语范式的可能性。
然而，关系在华人社会和组织里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不仅“关系学”发展成为一门尽人皆知的学问，而且关系成为各种组织内部“潜规则”的一大根源。关系不仅渗透进几千年来的官僚体系中，成为政府组织腐败的一大诱因，而且在我国社会转型的今天，依然深深地扎根进各类组织之中。近期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李培林(1993)对乡镇企业的研究；刘能(2004)对乡镇组织的实证考察；李宝山、王连绢(2002)对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研究等。即使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关系依然在组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外及港台学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台湾学者林家五、黄光国等对台湾企业组织的研究，金耀基(2002)对香港一些企业的实证研究等。从这些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系作为传统文化的沉淀已经超越了时空，在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占主导的今天，它依然在华人组织中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和巨大作用，在华人组织内的指涉范围依然宽广。关系在华人组织内形成了稳定的认知、态度、群体结构、文化特征和组织形态等。因此，无论从宏观的文化分析还是从微观的实证研究上，我们都可以说关系能够作为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范式。
本土范式：关系在华人组织行为研究中的构建
前面的分析已经回答了关系在本土文化下是什么(what)及为什么要构建这样一个研究范式(why)，接下来的分析要回答的是怎么做(how)，即如何构建组织行为学的这一研究范式。
本土及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对关系在组织中的运作和影响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
台湾学者郑伯埙和林家五等人在对台湾民营企业研究后提出了“华人大型家族企业内的三环文化结构”，并提出了台湾企业之间关系发展遵循“渗透模式”，即由客观关系发展到主观关系，由初步人际信任发展到生意上的信任，进而发展到很深的人际信任；黄光国先生根据其构建的人情一面子理论模式对华人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文化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在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后指出了华人组织的几种形态：父系制，族长制，家长制，市场独断制，垄断或寡占市场制；台湾人类学家陈其南在研究了中美日的企业组织后认为，华人企业是以“系谱中心主义”和“身份关系”作为结构基础，以“差序关系”为导向的纯赢利经营方式；陈敏郎在对台湾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关系运作包括三个阶段：中介，关系建立和关系维持，其中关系建立又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交际阶段，第二步是交情阶段。
大陆学者李培林通过对乡镇企业组织的研究指出关系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作用；翟学伟先生通过对华人关系取向的深入剖析，研究了为人诟病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中关系主义的运作；刘能通过对济南市B镇的实地调查后分析了关系网络是如何侵入基层政府的官僚体系，并描述了关系网络下的基层政府的组织形态、运作机能等。
国外学者Bruce J.Jacobs通过对台湾妈祖乡的实地研究，剖析了人情和关系下地方政治组织联盟的初步模式。这些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而且构建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理论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在华人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已经被学界认可。
这些充分说明，关系作为本土组织行为研究的范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这一本土范式呢？
首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关系在中国社会的真正意涵；并从史料中研究关系在古代的组织中是如何运作的，产生了怎么样的后果？同时，对已有的关于“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深入的总结和评述，从中提炼出能为学界广为认同的概念指称和研究框架。
其次，我们必须关注当代的社会背景和趋向，追寻共同的问题意识。目前大陆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正处于激烈的碰撞交锋之中，传统的关系主义在吸纳了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之后将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产生怎样的变种？这一变化对社会组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进行组织设计和组织制度安排以引导其正功能，规避其反功能？在西方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大量引进后，是否适应组织群体以关系为本位的结构？将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如何寻求关系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之道？更为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都倾向于经济组织，对政府组织的研究很少。然而，在转型社会中，政府体制改革至为关键，它将影响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福利分配；对关系主义在行政组织的渗透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将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腐败问题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都与关系主义的侵入有很大关联。
最后，对组织行为中关系的大量研究，必然会形成更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模式，从而逐渐形成以关系为中轴的研究范式。这些基于本土、借鉴西方的研究所得出的理论必然能够提高本土组织的管理水平，推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