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关于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人力资源开发论文,战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三农”问题的人口经济学分析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国务院领导写了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一封信，反映了当地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问题。信上说“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全社会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李昌平，2001；沙林，2002）。而在此之前，对“三农”问题的讨论还仅仅局限于学术界。现在让我们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三农”问题的突出点是农民增收难。1999年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尽管政府调整货币政策，积极扩大内需，但仍是收效不大。有识之士的诸多深入分析认定：此种现象的根源乃在于中国8亿农民只增产，不增收；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相对城镇居民的收入越少，消费需求越小，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应是情理中的事。因此人们说，这几年内需不振实际上是指由于上述原因而陷入了“大中国，小市场”困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农民消费需求疲软，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村的繁荣和进步均受此阻碍。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近5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一路下降：1996、1997、1998、1999、2000年分别为9.0%、4.6%、4.3%、3.8%和2%；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显突出：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前者为后者的2.6倍；同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分别为6651元／人和1973元／人，前者为后者的3.4倍；换言之，这一年3.4个农民的消费支出才抵得上1个城市居民。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虽然回升到4.2%，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数和增长率的差距仍然继续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8.5%，为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倍。农民收入增长慢导致我国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82上升为1999年的0.445（R·W·福格尔，2002）；应当看到，此种趋势若是扩大下去，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可能达到极限，一旦爆发出来，势必影响社会稳定。（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W·福格尔认为，基尼系数0.2以下绝对平均；0.2～0.3比较平均；0.3～0.4为合理；0.4～0.5为差距较大；0.5以上差距悬殊（R·W·福格尔解读中国经济，新经济2001;11））“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实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农业繁荣兴旺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一方面，随着近2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初用土地承包责任制冲破人民公社经济所释放的制度效应业已耗尽，亟待新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在此期间我国农村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即一个数量极为庞大且还在不断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与农业、农村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三农”问题是人口问题在农村的集中体现；三农问题的本质，一是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农民对有限水资源、环境资源的压力，也就是广大农村资源－环境的人口容量超载引起农业的“内卷化”：农村人均、劳均耕地及其它农用资源日益短缺导致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农业和农村的就业空间缩小，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无活可干的不充分就业状态，农业对农民和政府来说已成为无剩余的产业（2000年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的比例已降到48.8%，农产品成本近年来每年增加1%）；（注：在1998～2000年这3年中，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每年递减的，1998年比1997年减少30.25元，1999年比1998年又减少57.42元，2000年比1999年再减少43.94元，2000年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的比例已降到48.8%，农产品成本近年来每年增加1%（南方周末.2002-03-28第3版））二是人口→环境的压力：人口过密化，农用资源分割细碎化与掠夺式利用，造成的水土流失、过垦过牧、土地生产力退化、水资源匮乏，以及乡镇工业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农民的生存空间缩小。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密切相关：“三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太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大（众多专家的估计数为1.2亿～1.8亿之间，中位数为1.5亿），农村人力资源处于未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的问题。其后果是人力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资源的低效配置，而令国务院领导“最感头痛”的农民增收问题不过是其表象罢了。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转型时期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多问题汇聚的焦点；“三农”问题牵动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此，江泽民同志（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江西、湖北代表团座谈会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国家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我们就能赢得全局工作的主动”（人民日报，2002-03-06）。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从而“赢得全局工作的主动”呢？“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乃是治本之道。1996～2000年间，笔者及课题组在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状况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后判定：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核心与实质是在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以农村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特征的不充分就业。依据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经验事实，我们对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的乡—城迁移理论模型作了反思与拓展，提出了切合我国当前实际的“寻求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的理论与数学模型”，即“开流断源”模型；并用调查数据对该模型作了初步验证（何景熙，2000；何景熙A,2001）。现对这一模型的理论含义试做如下阐释：
所谓“开流”是指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的乡→城流动及其职业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农民变市民的社会变迁过程；“开流”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农民为寻求充分就业的机会，由农村流向城市获得非农就业岗位，在其职业，收入稳定且制度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农民及其家属方能定居下来，融入城市生活群体并逐渐转化为市民（蔡昉，2001）。为此我们认为，加速“开流”，一是要“疏浚河道，确保畅流”，即打破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壁垒，通过制度创新，改革户籍、就业用工、社会保障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加在农民身上的歧视：“普遍的国民待遇”不仅给市民也要给农民，建立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二是“增大势差，促进流动”。实现农村人口“开流”仅仅扫除制度障碍并不够，还有赖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扩张，增加就业容量，才能加大城市“拉力”，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
所谓“断源”是指切断农村这个人口和劳动力过量增长的“源头”，即一方面，通过加强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从而缩小未来农村劳动力供应量；另一方面，还须对数以亿计农村人口作为巨大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所谓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就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含生殖健康）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显然，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增加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其经济生产与市场竞争能力（包括农民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且可以有效抑制生育水平，切断农村人口增长“源头”。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综上分析，农村人口的“开流”与“断源”是紧密相关的两个互动过程：没有“开流”何能“断源”？反之，源头活水不断，纵是河道畅通，水流将永无止境。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用工、户籍制度已在松动、消解、破除；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拟建之中。“开流”的河道无疑将更会畅通，但是“开流断源”能否成功，从而最终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历史性转变，不但有赖于制度改革与创新，更取决于农村人口素质，即农民身上的人力资本积累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实现我国农业、农村乃至国家现代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已成当务之急。
2 关于启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思考
从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全面启动加强基础教育为重点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势在必行，其理由如下：
(1)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是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村，耕地等农用资源固然稀缺，最重要而供给又最不充分的稀缺资源是人力资本投资，即农民（农业生产者）及其子女（农业后备生产者）进行普通（基础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的严重短缺。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农业（含林、牧、渔业）4.568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8年。农业总劳动中文盲占22.65%，总数为1.035亿，小学文化程度占45.35%（2.072亿）。1998～1999年的12省12县的抽查，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6.33年，仅有43.5%农户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平均每人次培训仅7.26天（周逸先、崔玉平，200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农村人口中，小学和初中毕业与中途辍学（肄业）的分别为2.8:1和5.4:1（何景熙，2000）。1998～1999年周逸先、崔玉平的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小学、初中、高中毕业与辍学而肄业之比分别为1.1:1、2.3:1、1.4:1（周逸先、崔玉平，2001）。尽管从1990年全国学龄儿童学业完成率由70%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93.1%（朱玲，2002），但是农村学龄人口辍学仍不容乐观。事实上，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源状况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特别是未来生物－生态高技术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农业已经现代化了的发达国家对农业经营者的素质有相当高的要求：美国的农场主多数有农科院校毕业文凭，瑞士等国的农场经营至少接受九年教育且须在从业前进行技术培训和实习；日本的“营农大学”招收高中毕业且有农业实践经验的农民入校学习培训2～3年，法国政府规定只有取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才能取得农业经营者资格并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与优惠贷款。反观我国农村9年制的基础教育均未普及，如何谈得到专业技术教育，何谈发展高科技生物－生态型的现代农业。由此可见，只有实实在在地普及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并以此为基点培育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才能使我国朝农业现代化方向迈出坚实的一步（何景熙，2000）。
(2)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是加入WTO后产业结构和相应的就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转型时期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已超出T·W·舒尔茨当年所说的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功能，它将产业结构调整及其相应的就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相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极度稀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不到0.4公顷，并且在一个较长时期（50年左右）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据笔者的估算，204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届时即使经过努力将现在约70%的农村人口降至20%，尚有3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若其中一半从事农业，即1.5亿农业劳动力，又假设2040年我国现有农用耕地约1.3亿公顷保持不变（这一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很小），则当时每一农业劳动力也只能平均负担约0.9公顷（13.5亩）耕地。这一劳均耕地资源拥有量仅分别相当1994～1995年加拿大、美国和法国农业劳均耕地的1/93、1/58和1/19。尽管当前我国农业的边际土地生产率已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仅为西方发达农业国的几十分之一。这种农业的持续内卷化（即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与农业现代化方向背道而驰的，因此，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农民转化为市民乃是必然趋势（何景熙B,2001）。欲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绝非易事。应当看到加入WTO后在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和就业扩张对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具体地说，进城务工农民不可能永远在苦、累、脏、险的行业找到就业岗位，因为这些岗位可能随时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械化替代，可以设想即使城市就业用工制度设置的门槛不复存在，无一技之长的农民能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吗？如果说不能，他们能长期定居城市成为名符其实的市民吗？对文盲或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进城农民即使政府提供技术技能型的职业培训，他们具有基本的接受能力吗？事实上，城市对农民工就业的文化素质要求已逐步升高。据2002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称：“外来民工在找工作中还要面对一场素质竞争。来自武汉劳动力市场的消息显示，市场对搬运工、勤杂工等‘力气活’，以及厨师需求都在锐减。技术要求较高的工种所占比例已近30%。大大突破前两年的15%”。目前，“企业大都对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化水平方面，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技术水平方面，80%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文凭这个大多数民工们曾经陌生的字眼正在走进他们的生活，靠力气吃饭的日子正越过越难”（潘园，2002）。由此可见，农民工就业的素质门槛已经升高，不具备一定存量人力资本的农民既不能成为现代农业经营者，也无缘成为真正的现代市民。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农民的出路固然在城市，在城市非农的二、三产业，但这条通往城市就业和定居的道路是否顺畅还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和身体素质高低，即人力资本存量，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
(3)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保障社会公平的需要。建国后，为保证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资金积累而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内，以农产品统购销、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农业剩余价值。（注：1952～1990年间农业资金净流出量为10000亿元，平均每年为250亿约为国内积累量的22.4%（牛若峰，1997）。）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其一是农村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的投资严重不足；其二是政府对这两项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共政策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从前者看，我国虽有对城乡居民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法律，但在农村实施过程中往往是免费义务教育成了收费教育，有些地区成了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注：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分别在湖北、江西、河南的3个县调查看，教育附加、教育集资、中小学杂费主要由农民负担的教育经费占40%，农民直接负担的教育投入和各级财政内教育拨款加在一起占全县的80%～90%，农村义务教育事实上成了农民负担的教育（南方周末.2002-03-07第2版）。）由于中小学教师工资占大多数农村乡镇财政收入的40%～60%，致使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屡屡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这一重要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在前几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越来越多地下移至县乡一级地方政府，而现在农村乡镇和村又多是负债累累，难以保证教育经费到位。（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分别在湖北、江西、河南的3个县进行实地调查。调查中的某县全县镇村负债总额：2000年清查是12.5亿元（镇级3.3亿元，村级9.2亿元）。2001年6月普查为14.1亿元，若按98万农村人口均摊，人均1435元，户均五六千元；17个镇镇级都负债，镇级平均负债2411万元；623个村，598个负债，占96%，村均负债160万元。推行税费改革以后，乡村债务就更加难以解决（南方周末.2002-03-07第2版）。）于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经费要靠学生家长和农民筹集或依赖社会赞助（朱玲，2002）。其结果是城乡中小学巧立名目乱收费（注：按规定，农村小学每学年每人所有收费提高最高不超过120元，初中最高不超过230元（今年上调为160元／260元）。但对于许多贫困家庭来说，这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上中小学乱收费，农民更是不堪忍受。据报纸披露的不完全统计，仅十个省、市查出的违法、违规乱收费金额就达6.4亿元，有个别省违规违法收费达2亿元，少的也有200多万元，一些地方乱收费的项目达25种之多：“素质教育费”、“实验班费”、“增化补差费”、“奖学金费”、“军训费”、“保安费”、“补课费”、“台椅费”、“注册费”、“考试费”、“窗帘费”、“设备费”、“托管费”、“文娱费”、“文具费”、“校牌费”、“学号卡费”、“校园卡费”、“兴趣活动费”、“电教管理费”、“周六实验活动费”、“计算机学习费”、“体育器材管理费”、“间乐教育实验费”、“美术材料学具费”等等，五花八门，数不胜举（民盟中央.规范学校收费制度.光明日报，2002-03-21第3版）。）。本应由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责任的公益事业，成了盈利的“行当”。于是在“穷国办大教育”的旗号下，人人均应享受的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只惠及城市人口及其精英群体，很难顾及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致使农民及其后代“边缘化”，势必成为愚者越弱，越弱越贫，毫无就业竞争力的弱势群体。这不但有违国家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免费教育原则，即“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的规定，而且会导致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因为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
综上，笔者认为，国家决策层应当站在农村、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3 几点建议
在人为构筑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内，中国农民近50多年来用自己的血汗造就的农业剩余支持、哺育了国家的工业化、城市的现代化，为国家繁荣、稳定做出巨大贡献。现在已经到了撤销城乡身份等级制度，以“同等国民待遇”回报农民，以人力资本投资“反哺”农村和农民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建议，全面启动加强基础教育为主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该工程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项目：
(1)“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中首要的、关键的项目是：国家（确切地说是中央政府）确保农村小学和初中两阶段教育成为名符其实的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免费教育不仅是免除学生的学费而是一切杂费，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农村贫困地区还应包括免除书本费。为此，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亦应做修改和调整：首先，建议修改现行《义务教育法》中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条款，改为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经费中央财政统收统支，即由国家承包下来的办法；其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于国家统一开征的教育税，国家和地方教育税在统一上缴国库后，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了防止环节多，易走漏的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中央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将教育经费直接下拨到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拨到人头，事业费拨到学校）；最后，所有农村初中、小学均一律公办，学校与教师吃“皇粮”，特别是教师应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同等待遇。与此同时，必须优化教育队伍结构，国家采取类似公务员的招聘办法，实行全国公开统一的考试招聘农村初中、小学教师；强化学校民主管理，接受村民监督；引入校长公选、教师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此项目投资应当产生这样效果：农村教师职业成为社会上最有吸引力的岗位，农村中、小学校成为当地最“光彩”建筑设施。
以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看，我们完全有财力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包下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1年我国城乡在校小学生人数为1254万，中学生为6514万，以其中农村初中、小学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人数的70%计算，应分别为4600万和8780万。按1998年我国农村初中和小学生投入经费分别为478.25元／人和305.62元／人计算（苏明，2002），近年投入到农村初中学生的教育总经费为220亿元，投入到小学生的教育总经费为268亿元，合计农村基础（义务）经费为488亿元。为确保将农村基础教育办成名符其实的免费义务教育，国家在保障原有投入488亿元不变的前提下，再增加1倍于此项经费的投入（976亿元），即在1998年农村初中生均投入478.25元／人的基础上增加到1434.75元／人；小学生均投入由305.62元／人增至916.86元／人，则农村居民全免基础教育费用就完全可以落到实处。以目前我国的财力而论是能办得到的：2001年全国仅财政收入净增加2400亿元，我们只须在增加的财税收入部分中拿出40%，即可落实这一基础性人力资源开发项目。为此，我们赞成经济学家戴园晨最近的建议：国家可暂缓再次增加公务员工资；（注：据《国际金融报》报道，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宏观研讨会上提出：反对为国家公务员第三次加薪以刺激消费需求。他说：“加一次工资要1000亿元；这1000多亿元用在此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有1000亿农村义务教育都解决了”。戴园晨认为农村的义务教育不是由政府承担而是农民自己负担，农村大量的教育靠摊派来维持，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他呼吁把农村的义务教育变成一个公办教育提上议事日程（转引自成都商报.2002-04-03A8版）。）或者可通过公开征收全民教育税的办法筹得。增加不到1000亿元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等于农民收入的间接提升（据我们对成都平原农村的调查，对农民家庭来说子女教育经费往往是最为沉重的负担），这对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功莫大焉。同时，向农村基础教育增投约1000亿元，相当于全国教育经费总量在GDP中增加约1个百分点，即由长期徘徊的2.5%上升到接近3.6%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的数字表明，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为7.0%，挪威为6.8%，瑞典和芬兰为6.6%，丹麦为6.5%。多数发达国家为5%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中较高的为巴西(5.0%)、马来西亚(4.9%)、墨西哥(4.6%)，韩国、泰国为3.6%左右，而1998年，中国却不过为2.55%（南方周末.2002-03-14日第2版））此举不仅会摆脱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入长期不足的困境，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国真正重视人力资源建设的国际形象。这才真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彩工程”！
总之，我们认为实施由中央财政包揽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且“一竿子插到底”的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对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所谓“小马拉大车，大马拉小车”，即由县乡两级收入和农民费税负担农村基础教育，中央财政负担高等教育的状况）所导致的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状况，同时也有利于阻塞漏洞，防止腐败，切实保障了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的普遍性和强制性。
(2)重建农村以村级医疗组织为基础的我国乡村合作医疗网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另一重要的基础性项目。鉴于当前农村医疗费用不断增加，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有必要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为了减少各级行政机构的干预，重建的合作医疗机构应是在村民委员会直接管辖的股份合作制机构，以向当地村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宗旨；其主要经费由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自愿入股筹集。医疗服务人员的聘任由农村社区民主决定。作为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基础项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给予村级合作医疗机构的财政和政策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此项目的实施在近5年内将农村村级合作医疗的覆盖面由现在的17%增加到90%。使农民从根本上摆脱无力支付医药费、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的困境。
(3)当前农村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也应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为宗旨的我国计划生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何景熙、杜德勇，2001）。从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近30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不仅为遏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的过速、过量增长势头，即为农村人口“断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通过当前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为人口的优生优育，即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保证。因此，笔者认为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纳入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之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同时建议，从中央到乡村基层计划生育机构人员在做好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同时，以计划生育“三结合”等方式全面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其他项目，如基础教育、健康教育、乡村合作医疗卫生组织等项目，即将计划生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系统工程的子项目。使之在农村人口“开流”这一更广阔领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4)最后应强调指出，上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实施过程的人力资本投资是长期的基础性战略投资。从性质看，它应是一种农村居民人人应享有的公共产品，而政府作为这种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必须在分配过程中提供公平分配的制度保障（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的保障）。具体地说，政府在工程实施过程的作用是保证充足的经费和有效的制度供给而非具体的行政干预。所以分清工程实施中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个人的作用显得极为重要。
总之，我们相信启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而且是促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开源断流”，从而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选择。须知，没有8亿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没有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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