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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认识论模式”
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认识论模式”，是哲学观和方法论，还是研究论域？
将超越“认识论”模式视为超越认识论，潜含着一种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论域的不同。这种理解不无缘由。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75页。）“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75页。）的论断表明，其哲学的宗旨在于改造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在于以诉诸实践的方式体现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层关注，特别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诉求。的确，马克思哲学的诉求和旨趣，从近代哲学着重关注对认识的反思和探究，转向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显然是其不同于近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近代哲学超越的实质及其意味究竟何在，是超越了近代哲学离开实践理解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还是超越了对认识的研究？进一步说，马克思哲学对“认识论模式”哲学的超越究竟是哲学观和方法论上的，还是研究论域上的？这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判定，也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研究重点的理解。
我们认为，相对于近代哲学而言，马克思在哲学观、方法论和研究论域上都实现了转换，但最本质的、标志着马哲特质及其与以往哲学根本区别的，是哲学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而研究领域的转换却并不具有同等的意义。
在马克思哲学中，哲学观的革命直接体现为方法的变革。马克思哲学的变革特别是实践观的确立，既是一种哲学观的自觉，也是一种哲学方法的自觉。实践观的确立，立足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以及“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76页。）人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76页。）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页。）等认识，使马克思特别注重从实践出发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将认识世界纳入改造世界的范畴，既强调客体的先在性和对人的制约性，又强调人的实践引起的客观世界的变化，肯定实践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克服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体分离甚至对立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只是从客体的方面看或只是从主体的方面看的对峙。实践观的确立，为构建新哲学特别是新历史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正是运用新的实践观和方法论研究社会历史，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近代哲学的性质，强化了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
在研究论域上，马克思超越了以往“科学之科学”的理解，将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历史领域。然而，这并非马克思哲学超越近代哲学的实质所在，因为一方面，近代哲学不乏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人性论、人道主义、历史哲学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理论，丰富和深化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虽然这些理论仍存在着种种缺陷。另一方面，马克思着力于社会历史研究，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本人的经历及人生志向。正是改造社会的志向，深入探讨社会历史的诉求，引发了马克思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的变革，进而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哲学，而不是哲学的变革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社会历史。这个因果关系是清晰的。诚然，实践观的确立与马克思哲学致力于改造世界特别是社会的目标密切相关，实践观在马克思那里首先体现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然而，这并不表明它只适用于社会历史，而无关于人的认识，更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问题包括认识论的研究。
马克思哲学超越“认识论模式”的实质在哲学观和方法论，所以马克思哲学的转向是总体性、全论域的，是整个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转向（因此，这种转向以“实践论转向”表述更为恰当和贴切），而非从哲学的某个领域转至另一个领域，或走出了哲学的某一论域。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或曰生存论，与近代认识论并非同一哲学内容的两个阶段，而是以不同视角或方法对问题的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侧重于社会历史论域，却不排斥其他研究论域。也就是说，生存论对“认识论模式”的超越，并不意味着研究论域的替换，不意味着以社会历史研究取代认识论研究。
生存论与认识论，既然分别属于不同的研究论域，自然不存在可比性，更不具有互相替代性。一种研究论域的结束，有赖于所涉及问题的解决，就认识论而言，除非对认识的哲学反思不再必要，其研究就应继续下去，而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表明，由于认识的复杂性和不可彻底还原性，对认识的前提性批判和认识过程、机制等等的反思便不可或缺。当代科学更深入地揭示了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微观机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需要有新的哲学理解。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结束认识论，反而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马克思对“认识论模式”哲学的超越，并未结束哲学对外部世界的深度思考或反思，而是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路向，新的思考路径，使哲学包括认识论的研究从人的生存实践切入。
二、“认识论模式”的哲学与哲学认识论
认定马哲从传统知识论转向“历史生存论”并超越了认识论，显然是混淆了“认识论模式”的哲学和哲学的认识论。从一些论者的使用可见，所谓“认识论模式”的哲学，当指以近代认识论为典范的近代哲学研究范式。然而有待厘清的是，这种“认识论模式”的哲学并不等同于认识论，而只是认识论的一种，即离开实践抽象地理解人、对象以及人与对象关系的学说。以脱离实践为特征的“认识论模式”，在近代认识论包括机械反映论和先验论中皆有体现。关于机械反映论离开实践，对对象“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的缺陷，马克思曾进行过揭示和批判。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脱离实践的特征，在先验论中亦有深刻的体现，康德哲学便是突出的一例。
康德着眼于综合经验论与唯理论，回答客观普遍性的科学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超越了近代唯理论否定认识的来源的看法，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肯定经验是认识形成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又认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即仅仅有经验还不能形成知识。为此，他设定了“先天知识”这一认识形成的主观条件，认为知识的形成既有赖于经验材料，又有赖于先天知识这种先天的认识形式，从而既解决了认识内容的来源问题，又解决了认识的普适性问题。他认为，先天的认识形式是人先天具有的主体系统，其本身不依赖于经验，从而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先天的认识形式的设定不仅解决了认识的普适性问题，而且真正显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在康德之前，笛卡儿、莱布尼兹等虽然分别以“天赋观念”说、“天赋观念潜存”说等显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但其“天赋观念”是先天的、既成的知识，是知识本身。康德的先天的认识形式则不然。它不是既成的知识，而是做成知识的主观条件。因此在康德看来，认识的形成是一个主体运用先天感性形式和认识范畴统摄感性经验而做成知识的过程。康德此说不仅揭示了认识形成的机理，既阐释了认识的来源，又确立了认识的普适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各自的缺陷，而且真实的显现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然而问题在于，先天认识形式如何可能，它在何种意义上是先天的，有无来源并源于何处？康德并未就此作进一步追溯，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康德诉诸于实践，意识到作为人的主观意识系统的“先天”认识形式并非人先天具有，意识到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认识到作为人主观认识形式的“逻辑的格”是千百万次实践的产物，那么他对认识本质和机制的解说无疑将更具说服力。对康德认识论个案的剖析表明，无视实践，正是近代“认识论模式”哲学的根本缺陷。
“认识论模式”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实践解读主客体关系，抽象地从主体或客体看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对只强调从客体或主体方面看两种哲学倾向的批判，就包含着如下的理解：近代哲学只是看到或仅仅强调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而忽视其实践关系；离开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既可能只从客体的方面看（如旧唯物主义），也可能只从主体的方面看（如唯心主义）。脱离实践，是近代哲学共同的根本缺陷，也是“认识论模式”哲学的特质。马克思对近代哲学超越的实质正在于此。
认识论作为对认识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即所谓“对认识的一般规律和性质的反映”），因而认识论并不必然等同于知识论或实证论。认识论与生存论的差异不是时代性的，不一定分属于两个时代，从研究论域来说，无论近代或现代，都可以有认识论，也可以有生存论。马克思超越“认识论模式”所摈弃的，是近代哲学疏离实践的研究理路，所超越的，是“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54页。）和“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54页。）的对立。也就是说，马克思超越的是包括认识论在内的整个近代哲学的模式，而不是认识论本身。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不但就马克思哲学而言没有搁置认识论，就西方哲学而言，亦复如此。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近代认识论，特别是摒弃了其思辨的形态，但却并未放弃对认识的研究。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各种学科和流派（如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乃至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等），正是认识论的现代形态，标志着近代认识论的现代转换。
三、如何界定马哲并确定其研究论域
回避或搁置认识论研究，除上述原因外，也与对马哲性质和论域的定位密切相关。关于马哲的论域，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即生存论或存在论理解，广义的即认为马哲是哲学的一种，与其他哲学的区别在于其特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关于马哲研究论域的不同预设，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对马哲的界定，而合理界定马哲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析。
近几年学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使用的“马克思哲学”一词，在内涵上不同于以往常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后者则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解释和发挥，还包括将要建构的马哲的当代形态。这两种称谓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从诠释的角度看，二者有诸多差异，因为在马克思以后，人们对他思想的各种梳理、解释与阐发，不仅有“意义”的遗漏，也存在着“意义”的添加。这些阐释在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离开了文本的原意。并且，马克思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既然存在误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理应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为前提。有鉴于此，为了回到马克思而尽可能厘清其文本原意，将马哲的研究论域限定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哲学”表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然而，阐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不是马哲研究的全部。从时代性看，当今的马哲研究，应深度反映现实的变化，着眼于马哲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发。从马哲理论建构的目标看，我们所欲建构的，是马哲的“当代形态”。基于这两点，当今时代和语境中的马哲，无论作为一个流派还是学科，已不应该也不可能还原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而必须是一种说明和发挥，即应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哲的含义从“马克思哲学”转换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演变之必然。
以上分析，是就“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的时代差异而言的。从内在联系和继承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则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初始的、原生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展开和发挥，因此，可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统称之。接下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抑或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观，其研究应否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我们认为，从创立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哲学观和方法论的世界观，它包括社会历史观却又不限于此。
从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并未回避认识论。马克思未曾专门探讨认识论问题，没有提出系统的认识论理论，这是由当时面临的主要时代性问题，即改造社会和人的历史任务决定的，而并非刻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一种缺憾。然而，亦应看到，虽然马克思的主要哲学旨趣在于人、社会和历史，但他也关注到认识论，并有相关的阐述。例如，他曾肯定洛克关于人类理性起源的著作“像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2、163页。）肯定“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2、163页。）他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包括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批判，锋芒所指并非认识论本身，而是这些认识论的研究基础、视角和方式。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的认识论著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认识论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2条中，他从实践出发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对认识（包括真理）问题的理解。尤其在第1条中，他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对主客体关系的基本理解：肯定主体的能动性而又反对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理解主客体关系（当然包括认识关系）的“实践性原则”。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并运用的有关研究方法，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及其他辨证方法，体现着对认识的深度理解，以至于列宁曾认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注：《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308页。）“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308页。）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文中，亦曾有类似的理解。
从现实的视角看，作为当代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核特别是哲学观和方法论虽然是独特的，但对它的研究范围则不应设限。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宽广的视域，在理论与现实的对话中解释新问题，构建新理论。也就是说，它的问题域非常广大，不限于社会历史或人，而应包括认识在内的诸多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向人自身、人与世界的关系，自然包含人的认识及其与对象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缺乏对认识论的系统研究是时代任务所限，那么当今一些论者强化这一点则是基于以上谈到的种种误解。这些误解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研究，导致马哲界对认识论的学理性讨论明显不足且缺乏力度，甚至使之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话语中退出。从发展的视野看，认识论的式微，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知和分析维度的缺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展开与其他哲学的全面对话和沟通，难以回应当代科学的发展，从而与当今社会的主流话语脱节。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仅应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历史，亦应从实践出发探讨认识问题；着眼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认识论研究非但不应弱化甚或舍弃，反而有待深化和拓展。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代，以马哲的方法和视角研究认识问题，建构以人的生存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无论对于深化认识的研究，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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