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科学和对未来的人文主义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态度论文,未来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4)03-0292-05
未来可知吗？这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有永恒的魅力。
从根本上说，预知未来的渴望源于人类力图洞见人生命运的本能。反过来看，人千方百计预测未来也是由于人确实不可能完全把握人生命运。从内容上看，人们想知道的是未来的灾祥祸福，这是有震撼力或吸引力的东西，而不是平淡的东西。平淡的东西没有吸引探索的魅力。从历史上看，预测未来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成形文字甲骨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卜辞。我国最古老的文献《易经》，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为“群经之首”，其中渗透了占卜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言，中华文化是从预测文化开始的。前几年在市井小摊上经常看到的各种非正式出版的《麻衣神相》、《梅花易数》，甚至托名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等之所以有市场，也依托于人们心中预知未来的愿望。
预知未来既然是一种愿望，那么还能够对其指手画脚吗？当然可以。科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预测未来，科学理论的预测功能是指向未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天文学、气象学也就是未来学，从知往鉴来的角度看，历史学也有未来学的意蕴。但“科学”和“未来”，究竟哪个大？还是相等？显然这是个不等式，答案是“未来”大于“科学”。正因为这个不等式，所以在人类文明中始终有预言的位置和价值。
一、给预言留下特定的位置
记得1999年，因为是20世纪末，许多人都曾谈论过所谓诺查丹玛斯大预言：
1999年，7之月上，
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
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
前后由马尔斯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诸世纪》第10卷第72篇）
当时有人可能对此感到恐慌，也有不少人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或科学的角度将其视为无稽之谈。今天看来，相信这个预言和不相信这个预言的人都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1999年确实没有发生足够说明这个预言的事件。但反过来看，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也足以给这个预言做一个脚注。如果说生活在大约500多年前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1503-1566)预言他身后将要发生的事件，从1999到2001只差两年，其预言的误差就还不到1%，这也完全高出许多科学的要求。当然，这里当然没有必要说他的预言是准确的和变成了事实，但也绝对没有必要否定这类预言的意义。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未来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讨论未来的时候，最好不要用绝对确定的语言以及不对即错的二元思维。
在历史上，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一书是用四行诗的形式写成的，其含意十分晦涩，预测的内容主要是战争或灾难。作为一本预言未来的书，其形式是恰如其分的，预言的内容也十分恰当。因为未来本身就是隐晦的，而战争和各种灾难则是能给人带来深刻印象的事件。从总体上看，诺查丹玛斯预言的事件已经一一应验了吗？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从《诸世纪》的内容看，诺查丹玛斯预言的模糊性，使解释方面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许多被视为应验的事件，在排列上并没有严格的时序，对应方面也充满了随意性。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否定诺查丹玛斯预言所具有的意义，因为人类历史上确有变成现实的预言。应该肯定，人类信或不信一个预言，是很复杂的事情，它可能和心情有关，和利益有关，和处境有关，和知识有关等。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恐怕要去用科学知识去碰毁这个预言，只有少数人希望不去碰毁它，同时也不希望受这种预言的支配。这种态度取决于对未来本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认识。事实上，没有人能将未来要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说得很确定。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人们有一种思维倾向是把对未知的探索归于科学技术，而忽略了人文性质的探索活动。实际上人类从事人文性质探索活动的规模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科学技术，比如体育、艺术甚至宗教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探索未知的活动。预言不能算科学，但无疑也具有这样的人文性质。如果比较科学和预言就可以看出，诺查丹玛斯比哥白尼(1473-1543)小30岁，基本上是同时代人，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时候他正好40岁。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和相信日心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两个人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探索未知的热情。哥白尼将自己的目光远离地球，投向了广袤的宇宙空间，他的理论引起了近代科学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诺查丹玛斯将自己的感觉和想象指向时间，试图在人类发展的未来中寻找可见之光。他预言的多是战争和灾难，尽管不可能完全与实际相合，但近代以来科技和工业发展的同时，也确实发生了许多空前惨烈的战争和前所未有的灾难。这样的事实可以肯定他探索目的的纯正和可贵。
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科学对这类预言的否定，因为科学要求事实根据和理论依据，这是科学的本性使然，不能不让科学来质疑这类预言，也就是不能剥夺科学质疑这类预言的权力，否则现代社会就会在精神上蜕变为古代社会。但反过来说，难道现代人类社会只应相信科学一家的结论吗？或者说，只要科学正确了，就不许别的什么正确了吗？科学是不是垄断了正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科学是正确的，也不能否定科学之外还有正确。当然，问题还在于不正确的东西是否有价值？甚至没有价值的东西是否有意义？在面对预言的时候，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从科学的本性出发，也要给预言留出一定的地位，因为科学完全明白自己不是全知和万能的。让预言存在，不要迷信它，是为了不亵渎人的勇气和尊严，这会让人更加理性和勇于对未来负责；但也不要去碰毁预言，只要这种预言不是从有意欺骗和邪恶的目的做出的，因为即使不准确的预言，只要它是出自预言的目的而做出的，就在提醒人类还有未知存在，有命运存在，还有我们不能把握的东西存在，这会让我们在面对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时仍存有谦恭之心。
二、科学视野里的未来
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是解释自然现象和预言自然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职业预言家。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是不需要举证的，因为科学史差不多就是科学预言被证实的历史。但许多伟大的、变成现实的预言不能说完全是科学做出的。例如法国人凡尔纳19世纪在小说中对登月和海底潜航的预言，是科学和幻想在一起做出的，竟然相当准确地在20世纪变成了现实。另外，科学的发展使自身在许多前沿问题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实验和证据的理性基础，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比如说关于宇宙演化的历史和未来的理论，以及对微观粒子本性的认识，都已经受到了我们人类生命尺度和认识阈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我们人类生命的物质基础和生理结构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未来也是值得置疑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科学的发展曾给人类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让人觉得似乎只要知道了所有的初始条件，宇宙和任何系统的下一个状态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这种情况在纯数学模型和理想的力学模型中是存在的，而且还导致产生了决定论的哲学，决定论哲学甚至一度还成了科学精神的体现。20世纪初诞生的量子力学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观念。比如根据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世界的物质基础——微观粒子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不能用决定论的观点解释的：量子力学可以精确地预测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但能精确预测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无法同时测定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相性，另外，人类也还没有发现组成微观粒子的自由夸克。如果说世界的物质基础都具有这样的特性，而且科学还发现了可能存在的90%以上的暗物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确定地预知复杂得多的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未来？答案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科学否定了科学中隐含的对未来的决定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更进一步表明，对于凡是内部有涨落的复杂系统，包括天气、社会甚至常常被看作简单系统的天体，都不可能在决定论的意义上完全精确地预言其远期未来的运动状况。显然，自然科学的这些成果否定了决定论的世界观，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各种对未来的决定论预言。所谓“马有转缰之病，人有当日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反映。这种人们自古以来就通过知觉对实际生活的感受，曾经被科学技术中的决定论视为科学发展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现在却由于科学的发展而获得了永久的认识价值，也就是说，科学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并不能前进多少，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认识已经接近或本来就是科学的结论了。但这样说已经表明我们给科学在认识方面赋予了过多的霸权，似乎只有科学才有资格认识。也许我们应该再一次意识到，科学技术不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唯一通道。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放弃运用科学解释已知现象和预测未知现象的便利和方式。根据科学，甚至根据经验，我们可以对某事或某物的未来做出某种预言，而且可以在一定范围或程度上得到证实。实际上许多科学史上的重要预言都得到了确切的验证，如哈雷彗星的回归，海王星的发现等。天气预报则会以很高的概率得到验证。还如，生命都有生老病死，太阳每天都要升起。这种论断天天都会得到验证。但是，得到确证的结论并不一定是铁律，科学的发展有可能通过克隆或控制衰老因子而使人长生不老，在地球外层空间看到的太阳升落取决于航天器的运动状态。现代科学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如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演化，在时空上则是不可能被直接验证的。所以，生命起源的假说只能永远是假说，宇宙演化未来的预言也只能永远是预言。这也是科学的一种尴尬。
三、对未来的人文主义态度
人类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目的性，目的性活动本身就包含着已知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事件确有可知的可能。另外，诺查丹玛斯书中许多在当时看来是古怪的内容，其实也并不古怪，因为无论如何，他也只能从人的角度对未来做出预言，他的知识、头脑甚至预言未来的冲动也是当时文明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他所预言的许多当时看来是隐晦和古怪的东西也由于近代科技和文明的发展，反而变得不那么古怪而只是有些隐晦了。如果我们钦佩、欣赏其预言未来的探索热情和勇气，但又不迷信其预言的结果，不以执著的心态追问他预言的是否正确，是否会变成现实，倒可以把那些关于战争和灾难的预言看作一种曲折的劝戒和警示，从而反思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选择我们的行为，以便趋吉避凶，努力把握未来。
对未来预言的准确性涉及到未来的可知性，未来的可知性既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简单就在于未来既是可知的，又是不可知的。其复杂就在于未来在什么意义上是可知的，又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可知的。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还有通过什么方法或那条渠道来探索或预知未来。而且既然是探索或预知本质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也就不应该希望在这里找到绝对确定的答案。因而，关于未来可知与不可知的问题，最后只不过又被归结为对待未来的各种不同态度和选择而已，或者说是人们怎么预测未来和如何对待未来的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未来的一半在命运手里，一半在自己手里。当然，这种说法太简单，未来也许不能恰好被分为两半；未来有定数也有变数；未来可以被预测，但不能保证被准确预测；未来可以被描述，但不能保证被精确描述。
从时间序列看，人类很难忘记过去，也无法留住现在，而且时时刻刻不得不从现在走向未来。但无论对任何时代的人，未来总是扑朔迷离，似隐又似现。历史曾经给人类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历史本身不再变化了，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始终处在变化中。而处于现实中的人，总是处在已知、似知和未知之间。似知和已知的主要属于过去和现在，未知的主要属于未来。过去尽管也充满了未知，但毕竟是确定的未知，因为历史不会重演的意思包含历史已经超越了可能和变化。未来的未知性在于事物演化的多种可能性和多变性。就人类可以认识和控制的过程而言，我们认识未来的多种角度和多种渠道，我们面对未来的多种态度和多种选择，都可能影响和改写未来。所以，未来由于我们对它的态度而愈加披上了层层模糊的面纱。当然，未来中也可能有我们不能影响的东西存在。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预知未来的热望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灵的一种高贵天性。古人为了知道未来一般求助于占星算卦。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大预言家——唐初的天文学家李淳风在《乙已占·序》中就认为，“夫造化神工，大易无以测其源；玄运自然，阴阳不可推其末。”这句话表明这位占星家并不认为未来是可以确知的，因而占星术也是探索性的。可见他确实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天文学家，也是一位大师级的占星家。哲学家张立文先生曾在课堂上讲过“大易不卜”，是说古代人对占卜采取十分虔诚恭敬的心态，实际上是在面对扑朔迷离的未来时，请“天”和“神”来给自己一种启示，以获得一种信念和帮助自己做出一种抉择。在今天看来，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了古人的愚昧，不如说表现了文明中的理性程度较低时人类对待未来的态度。但历史地看，这种借助“神力”来给自己增加信念和做出抉择的做法，却又体现了古代人的一种人文智慧。理性程度高的现代人不去这么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可笑的，而且事实上也是愚蠢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古代人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
科学不但提供了解释许多未知现象的理论框架，而且也是预测未来的一种工具。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科学仅仅是一种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不是万能的，而且还取决于我们怎样运用它，以及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运用它。科学的结论经常是可靠的，但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经常推翻我们原来认为是真理的结论。科学所面对的世界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科学本身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通过科学获得对世界上所有现象的终极的、全面的、一劳永逸的结论。这就为人类以其它人文形式探索未来和未知留下了空间和余地。
人类始终生活在有限世界、现实世界和已知世界，但却始终想把握无限世界，预知未来世界，了解未知世界。除此之外，宗教的意义上还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人类尽管可以通过科学推进认识的前沿和扩大已知世界的领域，却永远不可能完全把握无限世界，彻底地了解未知世界和确定地预知未来世界。科学的预测只是我们面对未来的一种主要方向和主要渠道，但不是所有方向和全部渠道。在人类关于未来的态度和选择中包含了比科学更多的东西，其中包括了价值观和利益考虑，也包含了信仰、勇气和非理性的本能冲动。正是造化和文明的这种复杂特质，使人类在面对未来时不但诉诸于科学技术和理性，也往往诉诸于宗教和信仰，当然也包括随波逐流和听天由命。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具有浓厚的宗教感情，恐怕也是因为科学和宗教都可以把人类的感觉和注意力引向未来。许多宗教中都有关于未来的预言，但宗教的预言一般都是终极性的，如佛教中的善恶报应和轮回，基督教中的末日审判等。由于宗教预言的终极性、距离感和道德色彩，并不能在万象纷陈的生活中得到严格和没有例外的证明。从理性的科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宗教对世界的预言同样不能使人类放弃通过科学预测和探索未来的热望。
科学对待自然的态度始终是理性的，但自然、社会和人生中的许多问题并不能完全依靠理性来把握。甚至科学家也必须经常借助感觉、直观和信念来探索自然的奥秘，而不能仅仅依靠知识和技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大量随机事务时常常根据经验和本能行事，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和预感。经验中包含着科学的内容，但每个人的经验和对事物的感觉却有很大差异。再说，机遇对人的生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把握机遇所依赖的不一定是科学，而是许多不确定的变数和其他人文条件，包括所谓有准备的头脑。诺查丹玛斯是依靠直觉和想像来预言未来的，我们不一定要相信他的各种结论，但也应该欣赏和承认他预测未来的热忱和雄心，因为对于探索未来和未知而言，感觉和想像是对理性的补充。
从概率的角度看，历史上有些关于社会或人生的预言能够得到验证。这方面的原因，一是偶然的巧合，二是一个所谓不是定律的定律：你若相信某件事会发生，这种信念就越在潜意识中支配你的行为，其结果便越可能导致这件事发生。这种理论已经从纯预测领域走到了目的性行为的边界。当然，我们肯定也会找出更多预言了但却没有发生的例子，其中也包括人们相信会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甚至人们努力去实现的理想并没有被实现。总之，自然、社会和生活中的随机性、丰富性、多彩性和不确定性，使预言本身变成了一个谜，就像未来是一个谜一样。这可能也就是诺查丹玛斯式的预言会使人感兴趣的原因。
尽管预测未来是人类的一种高贵禀赋，但在一定意义上却不是人类的专利。因为我们知道，植物自然根据季节的变化生长、开花、结子。动物可以通过自己的本能适应未来的某些变化。例如，尽管不像人类那样制定历法以便春种秋收，也不似人类那样可以在天气变化时随时增减衣服，但牛羊却可以在春天脱毛，蛇和熊则在寒季里冬眠，候鸟则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由于特殊的感官功能，一些动物如猫、马、鼠、狗等还可以比人更灵敏地感受到地震及其他一些自然灾难发生的预兆。不同的是人类用科学技术预测未来和用人文态度把握和创造未来。但通过与动植物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类预测未来的本性是自然赋予的，只不过涂上了文情怀的特点，加入了科学理性的色彩。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类今天面对更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因为科学技术是百宝箱也是潘朵拉盒子，它也可能毁灭人类的未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福祉，但核战争的阴云、臭氧层的破坏、环境的恶化、森林的剧减、人口的剧增、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问题，已经威胁着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进行一场价值观、发展观和文明观的革命，才能彻底摆脱这些危机。但人类能做到吗？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人类对未来的人文关怀可能担当拯救未来的角色，补救科技对未来可能的伤害。有科学家提出人类之所以在宇宙中没有发现更高级的文明，是因为文明在高技术的基础上会出现“自毁”现象，也就是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推动文明的东西和把握文明方向的东西之间失去了平衡，对人类而言，也就是技术水平和运用技术的人文条件之间失去了平衡。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问题也许不在相信不相信诺查丹玛斯式的预言，而是如何通过未来的人文关怀，减少人为制造的未来灾难。在运用科学技术预测还无法准确预测和人为控制的自然灾害的同时，人类也要以更文明的态度来对待未来。这种文明的态度不光包含科学的理性，也包含与人类高贵禀赋相联系的其他人文情怀。
科学史表明，远古时期人们曾企图用原始巫术来控制自然，失败之后曾试图通过祈求神灵来做到这一点。在看到求神灵没有效力并认识到天律不变时，才踏进科学之门。人类通过科学揭开了天律的一角，但人类认识到的东西又不能使人把握天律。天律的秘密始终在未来中，未来牵涉到时间的本性和空间的不同形式，是宇宙最大的秘密。正因为这个秘密的存在，才使科学显得有价值，使人文情怀显得有意义。
收稿日期：200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