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拓展问题——以1951年刘盛亚《再生记》事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史料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洪子诚、陈思和、董健、王彬彬、陈晓明诸位先生，都先后个人撰述或者领衔主编过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这些文学史著作各有千秋，叙述当代中国文学史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但我个人感觉，这些文学史，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生和变化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甚至更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比如与华中师范学院上世纪60年代初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相比，改变最明显的是学术评判立场，对于同样的文学活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其他文学史现象，前代文学史叙述与后来文学史叙述，在史料方面差别并不很大，而评价立场和价值选择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相当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现象，撰写当代文学史的人改变叙述立场是自然现象，但改变思维方式却需要新史料的发现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地位问题，近年也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现在的事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地位还不坚固，经常有学者怀疑它的存在价值，但问题发生在何处？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是出在史料的拓展上。
凡成熟的学科，必有相对稳定的史料基础，所谓稳定的史料基础是指一门学科的基本史料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史料是构成后来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文献，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讲过，能扩展新史料和使用新方法，学术就进步，反之就退步①。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即具有较强的史料意识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建立中，史料意识缺乏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学科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十年左右，即有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同时阿英等人随时注意搜集和保存了新文学发生时期的基本文献，或者给出了基础的史料线索和方向，这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奠定了文献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并不牢固，但这个基础的文献底子还是建立了起来。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初期没有建立清晰的史料意识，后来也缺乏对文献完整和系统的整理，这些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地位的稳固性。
忽视对当下文献的保存，是一般人类的弱点。贵远贱近的习惯，让我们很难对当下史料有清晰的自觉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史料的重视，在观念上我们没有争议，在意识上我们也有自觉，但在真正的实践中，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还不扎实。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在基础史料方面，我们就非常有必要编辑一种中共中央相关文艺政策汇编(包括各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至少应当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文件索引；再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主要依托报纸、期刊，但我们关于这一段的相关文献却很缺乏，不但没有专题性的目录，甚至连较完备的期刊索引也不具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还没有建立史料基础，学生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一般只依靠一本普通的文学史教材，很难产生对这门学科的敬意，而其他的历史学科，不但有史料基础，更有研究方法和理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建立史料基础的工作应当提上日程。现在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缺乏完整和系统的整理，就是“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也不容易找到这个时期完整的期刊，甚至我们连目录索引(尤其是地方性文艺期刊)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地方性文学活动的详细情况，更是难得一见。还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里出现过相当多的学生文学期刊，如北大的《早晨》、《未名湖》，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中山大学的《红豆》以及地方大学中出现的同类期刊。这些期刊上有相当多作者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些期刊可以很深入地分析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况，可惜现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生文学期刊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这一时期完整的期刊目录，研究者有时会感到无从下手。至于“西单墙时期”涉及文学活动的文献，现在除了关于《今天》杂志有较完整的文献外，其他期刊的整理都不够完整。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建立中，不是没有史料工作，而是没有完整和系统的史料工作，零散的工作引不起学界的重视，而完整和系统的史料工作，一是需要长期积累，二是这个工作相当枯燥，三是不大可能获得名声，但作为学科基础建设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提出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视，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献学基础。
没有史料的拓展工作，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就只能依赖固有的史料，改变叙述方式或者改变评判立场，一般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方式，而这个简单的转换，对于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由于没有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自觉意识，所以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更注意文学批评，而相对忽视文学史料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更在意阐释，而较少注意对文学史事实的清理，研究者较多注意使用公开报刊的史料，而很少有意识深入拓展公开史料背后的材料。
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时代环境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方向，目前还不为研究者注意，这就是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材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内部报告，这些材料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个人对这种史料的评价，基本按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理解：即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全国人大秘书处编辑的《代表来信》等，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其中涉及文学活动的时有所见。另外《文艺报》当时编辑有两种《内部通讯》，一种是给通讯员的，一种是编辑部内部使用的，其中多有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内部情况。作为史源，内部材料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出版文献的价值，因为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争论，有非常复杂的人事纠纷和行政矛盾存在，这些现象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宗派性活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内部材料”获得史料线索，从而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方向。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发生，其中涉及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作家和学者如周扬、丁玲、冯雪峰等，但这个案件发生的初始原因，在一般公开的文学史料中还不容易看明白，这就需要参考当时《文艺报》编辑的两种内部通讯。注意使用意识形态机关当时编印的“内部史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史料意识自觉的表现。当然这些材料的使用，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意识，就是在使用时要了解相关的保密原则，如果涉及的文献情况比较复杂，最好能寻求相关部门的认可，不然容易出现一些研究者意想不到的后果。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如果能够大量使用相关原始档案，那是最好的选择，但这一点，我们可能暂时还做不到，退一步讲，我们要自觉意识到使用意识形态机关内部材料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许多现象，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有相当复杂的外在原因，如果研究者不能尽量接近原始材料，那么对文学史现象的关注和判断就会浮在表面，就会比较隔膜。如对于周扬的评价，如果不结合相当丰富的中央内部文件中他的许多讲话，就不可能看出他的复杂性，也就不好对周扬的性格做出分析和评价。1957年《民盟中央工作简报》16号上，以传达形式，刊载过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上的一个讲话，这可能是周扬一生中最开放的讲话，远比他后来那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大胆，大胆到比当时多数“右派”的言论还过头。研究周扬，只有在充分占有这些史料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另外，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可能存在更为丰富的内部材料，也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现象和作家的判断更有分寸，穷尽史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根据情况判断出有可能存在相关史料，对于研究者来说也相当重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凡讲到1950年代初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时，一般以批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为重要代表，以萧也牧和他作品的命运来观察那个时代政治对文学活动的制约，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争议，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在叙述这一事件，评价虽然不同，但叙述的事实并无差异。我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在文学经验和事实里，还有比萧也牧及其作品更能反映时代变化复杂原因的文学事件，却被文学史叙述忽略了，忽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中，一向偏重态度和立场的顺时转变，而对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缺少更为细致的观察，这一切都导源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不注重史料的拓展。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刘盛亚(1915-1960)，重庆人，1935年毕业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曾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成都文协理事，群众出版社总编辑，《西南日报》周末文艺主编。1949年后任重庆文联执委，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理事等职。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夜雾》、《彩虹曲》、《水浒外传》等，并有译作多部。刘盛亚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刘盛亚选集》，搜集了除长篇小说和译作外的主要作品。陈白尘在《刘盛亚选集》的代序中曾提到：“但这代价毕竟是太大了！盛亚的《再生记》尚在，容许后人去评说，但他自己却不能‘再生’了。”②
中篇小说《再生记》是一个通俗故事，小说描写一对孪生姐妹由穷困堕落转而走向光明的经历。小说的背景是抗战初期，河南出生的一对姐妹逃难到黄河边的风陵渡口，因年轻貌美被国民党部队拘留，先后被奸污，被迫参加了特务培训班。结业后，姐姐去了延安，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妹妹则回到了成都，成了国民党的职业特工。后姐姐奉延安组织之命，前往成都开展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妹妹被逼迫去辨认，最后姐姐遇害。妹妹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医院的护理工作，获得了新生。
“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是指1951年夏天，发生在重庆文联的因小说《再生记》而改变作家刘盛亚命运的事件。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持续近三个月(1951年5月30至同年8月19日)批判刘盛亚的中篇小说《再生记》，这篇小说连载于1951年1月17日至3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当时的文艺领导如四川省文联负责人艾芜都亲自参加批判。关于这个事件的始末，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主编的《宣传通讯》保留了相关史料，如《重庆文艺界开展对反动小说〈再生记〉的批评》：
重庆市文艺界最近开展了对重庆《新民报》晚刊所连载的小说《再生记》(刘盛亚作)的批评。《再生记》不是一般有毛病的作品，而是一部反人民反革命的小说。据说这部小说是在解放以前写的，作者在小说的开头称国民党军队为“我们的军队”，在未发表的原稿中称人民解放军为“匪军”，经报纸编者改为人民解放军(见七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张友松的《对刘盛亚的创作〈再生记〉的初步批评》)。作者对小说中的反革命分子，完全采取了同情和代为辩护的态度，用个性的好强、自私、色情和游戏人间的等等来掩盖其反革命的本质，把一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女特务描写成为“无辜”者，最后并给她安排了一个解放后受到政府宽大处理而得“再生”的下场。另一方面，则对革命者的形象加以极端的歪曲，几个共产党员都被描写成为愚蠢的小丑。
重庆《新华日报》在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几篇批评这篇反动小说的文章；七月十五日，又发表了重庆市文艺工作者关于《再生记》的讨论会(六月举行)的记录。
像这样一篇反动小说，居然能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从一月至三月连续地发表在重庆的报纸上，而很久没有引起重庆文艺界的注意，直到当地领导机关指出后才展开了批评，这正说明了重庆文艺界的严重状况。重庆市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对此应作深刻的检讨。③
中宣部秘书处主编的《宣传通讯》是一份具体指导当时意识形态工作的内部刊物，直接代表最高层的意见，当时多数关于理论、文艺、学术及其他意识形态的信息，都是先通过这份内部通讯刊发，让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事先有所准备。后来公开出版的《学习》、《文艺报》、《新建设》甚至《人民日报》对相关事件的判断与报道，都是以这份内部通讯为指导的，也就是说《宣传通讯》的信息一般要早于后来公开的报道，从史料的意义上判断，《宣传通讯》对同样事件的态度要早于后来的公开报道，而公开的报道口径不会超出《宣传通讯》的原则，在史源的意义上，《宣传通讯》靠前，公开报道靠后，所以《宣传通讯》上的信息更接近原初的真实状态。
《宣传通讯》1951年8月4日即刊载了关于刘盛亚《再生记》事件的报道，而《文艺报》则在1951年8月10日出版的第4卷第8期的“文艺动态”专栏中摘要刊出了这则消息。1951年8月16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4卷第9期也在“思想界动态”中报道了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
我们现在需要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宣传通讯》的信息最初从何而来？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信息的传播多数是依靠行政系统，技术手段不外电报、电话和通信而已，但一般来说还以行政系统的公文往来为主要传递方式，也就是说，当时四川重庆发生的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所以能够及时到达中宣部，一定是西南局宣传部或重庆文联负责人对此事的态度决定的。如果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对此事有不同的判断，那么这样的事即使在报刊上发生了批判，也不至于可以通过行政系统报送中宣部，而一但报送中宣部，作为事件最终只会向越来越严重的地步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当事作家刘盛亚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西南局宣传部和重庆市文联的主要负责人是诗人邵子南、作家艾芜、沙汀。关于艾芜在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中的态度，王毅在《艾芜传》中以肯定的方式转述了张致强《艾芜垂暮为何落泪》中的观点，认为在批判刘盛亚和《再生记》的座谈会上，当参加会议的人把刘盛亚当敌人看待的时候，艾芜作为座谈会的主持人、重庆市文联主席，在开场白里却“轻描淡写、仅仅说小说存在错误，说作者本意想歌颂革命，却没有歌颂好，希望大家帮助作者找出原因，引为教训”④。这个判断没有事实依据。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没有很好解决史料拓展问题，王毅和张致强在这里对艾芜态度的判断，离事实很远，原因即在于没有接触到当时的史料。1951年6月17日，重庆市文联召开《再生记》讨论会时，艾芜并不是主持人。这次会议结束后曾印过一本《反对〈再生记〉》的小册子，详细记录了参加会议者的情况。会议只说有主席主持，并没有指明是艾芜(也有可能是艾芜主持而没有列出)，这个主持人的话，相当严厉，其中有这样的话：“这是一篇替反革命分子辩护的小说，它发表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必须来严肃地加以讨论的原因。”⑤艾芜的发言稍靠后，但也很厉害。他说：“这可以看出作者平素缺少革命理论的学习，政治水平没有提高，致使在作品的表现上，完全作了特务的俘虏。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再生记》是反人民的，有害的。”⑥
在刘盛亚和《再生记》被批判不久，陈涌在1951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因为批判者的身份和发表文章的园地更具有全国性，所以一时引起了较大关注。而发表批判萧也牧文章的报纸杂志也非常容易见到，所以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这一段历史时，自然选择了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来作为中心事件，用以分析当时意识形态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其实刘盛亚和《再生记》命运更为典型，文学史的叙述，如果选择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更能反映时代变革中的深刻原因。因为就作家身份观察，刘盛亚早年的出身偏于自由主义作家一面，他有留学德国的教育背景，早年即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过小说，在时代转型后，他以往的文学经验自然有一个适应时代变革的过程，比如他在小说中还把“国军”称为“我们的军队”，其实最能看出一个作者在时代变革中的适应过程。刘盛亚本人并不是有意要在这些简单的名词中表现他对旧时代的怀恋，也不是有意有对抗新时代，而是一种以往知识习惯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他设计的故事也是通俗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情节，但这些以往常态社会生活中的作家创作习惯，在1949年后的环境中却成为了罪行。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对刘盛亚和《再生记》命运的遗漏，其实是放弃了一个极好的解释时代变革后作家矛盾处境的个案，更何况这个事件从时间上说还早于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由于上世纪50年代频繁发生政治运动，特别是因为当时居于中国文学重要地位的人物如陈涌和丁玲都对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了批判文章，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事件。这个事实从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以来，基本没有改变。但从当时中宣部的态度观察，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似乎更为他们重视，而批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反而没有出现在《宣传通讯》中。我个人理解，这个原因还是要归于行政系统对具体事件的态度。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因为公开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杂志上被批判，萧也牧本人所属的行政单位，倒没有必要再为此事向更高的行政机关报送相关材料，而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则不同。它是发生在地方上的区域性事件，当时当地负责文艺的领导对此事件的态度肯定是“宁左勿右”，在这种判断下，他们必然要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向上传达。1951年9月17日，西南局宣传部向中宣部报送了“关于领导进行《再生记》批判工作的情况报告”，中宣部在《宣传通讯》上刊出了这个报告，并加了编者
中央宣传部按：西南局宣传部的这个报告值得注意。在文艺界出现公开露骨的宣传反动思想的作品，而没有及时的受到批判；在某些党的文艺干部中表现着自由主义作风与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严重到如此程度；这些都应当引起警惕并坚决的加以纠正。西南局宣传部认真领导了对《再生记》的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作者刘盛亚现在尚无表示，望抗美援朝总会迅速调查处置。
从目前我们已接触到的史料判断，中宣部对刘盛亚和《再生记》的态度相当严厉，而这个判断，多数来源于刘盛亚所在行政系统对上层的汇报。因为我们从后来中宣部对此事件的文件中发现，他们对此事件的判断，基本依赖于下层提供的材料，也就是说，上层基本是照章办事，下层把事件强调到何种程度，上层即予以认可，这个原则基本在“宁左勿右”的范围内，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就非常有必要探索事件当事人所在行政系统的情况。下面是当时西南局宣传部向中央汇报对刘盛亚和《再生记》的批判报告⑧：
刘盛亚写的反动小说《再生记》，是今年一月十七日至三月六日连载于重庆《新民报》晚刊的。我们因为干部太少，一直没有系统的建立审查报纸和刊物的工作；二月以后，因《新民报》连续发表几篇不正确的影评，才注意读它的评论和文艺作品，这样才发现了《再生记》。我们连看了几天之后，发现问题很严重，主要是替蒋介石匪帮特务开脱罪恶，诬蔑共产党员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认为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期，发表这样反动的作品，是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三月五日廖井丹同志在西南军政委员新闻出版局每期一的例会上(各新闻机关包括《新民报》的负责人均出席)，提出这个问题，确定由《新民报》立即自行停止刊登，并进行检讨。我们随即在西南局宣传部的例会上(由新闻出版局、报社、广播台、市委宣传部、工、青、妇宣传部及部内各处负责人组成的每周一次的例会)通知市文联党组负责人邵子南同志迅速在文艺界发动组织讨论，展开批评，藉以教育广大文艺工作者，我们连续又在会上催促数次，仍未见进行。其后，廖井丹同志在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周年纪念会上和五月八日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又直接向文艺界工作者提出这个问题，才引起文艺界广泛的注意；同时，邵子南同志因工作上其他的错误调动工作之后，又经我们催促，才在文联沙汀、艾芜等主持下，召开了座谈会，展开讨论，进行批评。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较晚及报社“七一”社论稿挤等技术原因，以至延迟到七月十五日才在《新华日报》发表。
重庆文联工作中的问题很多，忙于日常的琐碎事务而忽略政策思想上的领导，即是重大的缺点之一。邵子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检讨是对的，虽然还不深刻。但在拖延《再生记》的批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不可容忍的无组织、无纪律态度，以及过去在文联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至今还没有表示愿意认真地进行检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地依赖了文联，始终想通过文联进行批评，没有及早向文艺工作者提出问题，组织文艺界和新闻界的力量，展开讨论，进行批评，也是有缺点的。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宣传部的指示，邵子南同志不但没有执行，而且也没有向文联的党组进行传达。这是使对《再生记》的批评拖延到六月以后才展开的主要原因。在对《再生记》的批评展开以后，邵子南同志也一直没有参加和公开发表过意见。
《再生记》的问题提出后，文艺界和新闻界一般是重视的。但新闻界除副刊编辑外，多以为是文艺作品的问题，与自己的关系不大，只等发表讨论的结果，没有积极参加讨论。更主要的是我们忽略了组织和领导新闻界来进行讨论和批判，因此新闻界所做的工作是很差的。一般读者，对《再生记》的批评也很注意。在《新民报》晚刊突然停止《再生记》的连载后，又没有公开进行批评和说明原因，曾有读者来信询问。在批评展开之后，很多读者来信热烈赞同，并对写作和发表这篇反动小说表示极大的气愤。但《新民报》晚刊发行份数不多，范围不广，重庆以外的西南各地，则没有什么反应。
关于《再生记》作者刘盛亚的情况，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材料大体是对的。一般人对刘的印象很坏，很多人说他品质恶劣，在四川大学教书时，有“流氓教授”之称。刘过去参加民盟，但在旧政协会议时，曾有我党同志找刘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被拒绝；当时民主运动展开很广泛，很多平日不问政治的人都卷入进来，但刘盛亚也未参加；后来内战大打起来，蒋介石匪帮加紧对民主人士的压迫，据说刘盛亚办过自首手续。对《再生记》批评开展之后，因刘参加赴朝慰问团被抗美援朝总会留在大连写作，没有回重庆来，也没有给文联来信，还不了解他本人有何表示。
对《再生记》的批评，现在大体已告一段落。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对这次批评的论点是同意的，但还有少数的个别的人有下面的意见。
在这个报告中，因为还有一些人思想不通，重庆文联确定把刘盛亚的《再生记》和报上所发表的批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发给有关的人去研究和深入讨论，并进一步批评那些错误观点。同时责成文联汇集刘盛亚的所有作品，指定专人加以研究，以便对其创作活动做一全面估计。当时刘盛亚应抗美援朝总会约请，正在外地写作。重庆文联决定他返回西南后，再由文联组织一次有刘盛亚本人参加的讨论，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他进行深刻的检讨，结束这次批评，并根据刘盛亚本人的表现，确定今后对他的态度。
我们从报告叙述的情况分析，可以判断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当时文联负责人对刘盛亚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将他私人生活中的事例反映在报告中，并没有特别的说服力，因为当时刘盛亚并不在重庆，对于小说《再生记》的批判，也没有与刘盛亚本人核实相关情况，如这本小说的写作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恰好处在时代转折关头。如果小说在1949年前即开始创作，那么作品中出现的相关称谓自然就不是问题，类似于“国军”、“匪军”一类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另外我们从报告中还可看出当时西南局领导下的重庆文联的内部矛盾。
当时在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诗人邵子南，他属于延安作家，他与左联作家沙汀、艾芜本来就有矛盾⑨。我们从西南局宣传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看到了对邵子南毫不留情的批评，也就是说，这个报告从逻辑上判断，不可能是邵子南负责的。而左联作家沙汀、艾芜可能就要多负责任。这个事实提醒研究文学史的人，作家的一般思想及出身背景，在具体文学事件中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中，我们没有听到延安作家邵子南的声音，而左联作家艾芜不但出席了批判会，而且发了言。
如果从后来的历史判断，邵子南在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中表现出的态度倒是值得称道，而其他人就要承担良心上的谴责了。曾伯炎在《刘盛亚之死》一文中认为：“《再生记》内容不过叙述一个特务坦白忏悔、改过自新的故事，读来近似茅盾小说《腐蚀》那种题材与内容，其倾向是对镇压反革命的声援，其效果是分化瓦解敌人。谁知，某些革命作家却能用左视眼看出问题，并发难在报纸上进行批判。”⑩1951年发生的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当时对刘盛亚的影响似乎并不太大。涂光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1956年，他和刘白羽专门到成都看望李劼人和刘盛亚，当时刘盛亚才四十出头，表现出很高的创作热情(11)。但1957年刘盛亚被打成了右派，1960年死在了劳改的地方。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自然要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但如果能把相关区域中发生的同类且更早的文学事件联合起来考察，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历程就很有帮助，也更接近真实的文学现状。
注释：
①《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04页。
②《刘盛亚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1951年8月4日编《宣传通讯》第13期，第28—29页。
④王毅：《艾芜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⑤⑥重庆市文学艺术联合会1951年8月30日编印《反对〈再生记〉》，第3页，第8页。
⑦⑧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1951年10月7日编《宣传通讯》第21期，第15页，第15—19页。
⑨参阅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⑩曾伯炎：《幸存者手记》，作者2008年自费印刷，第130页。
(11)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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