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整体论与未来技术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系统论文,未来论文,经济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生物的个体，而是生态系统。一定的物种的个体组成种群，占据一定区域的所有种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组成生物群落。这种生物群落离开一定环境不能生存，生物群落与其非生命环境结合在一起，组成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依靠着太阳能的耗散而维持自己的低熵稳定性有序状态。自然界经历亿万年的进化，在地球上产生大大小小的非常精巧的达到稳定性顶峰(stable climax)的生态系统，并最后整合成地球生态圈，这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的、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用一种生态整体论的世界观来看待它：(1)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一切息息相关。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物种之间以及各种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个人、社群、社会、环境都是不能各自独立的，这些自然、社会的事物之间有两种形式的相互联系必须加以注意：一种是层级的相互关系，从肠胃中的细菌组成的小生态系统，到一个小地区生物群体组成的较大一点的生态系统，一直到整个太阳系下的地球生物圈组成的大生态系统，是一层叠一层地相互依存着的。另一种是循环的相互关系。自然界的各种有序运作都是循环式的，各种生物之间相互协同、相互作用是循环式的，人类的活动只能是这个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它只能协调于这个循环之中，而不可能走出这个循环之外。(2)在这个协调的生态系统中，一切都有自己的作用。在这种复杂的生态循环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物质形态，都是必要的，是不可或缺和不可任意附加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改变自然或改造自然。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如果取走了其必要部件，加进一些系统所不能吸收的人工的东西，以至于影响生态循环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作用与功能，就会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的紊乱，破坏生态平衡，甚至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自食其果的只能是人类。而且问题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尚不足以判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会引起什么后果。当代著名生态科学家美国的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17～)说：“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是没有东西可以取得或失掉的，它不受一切改进措施的支配，任何一种由于人类力量而从中抽取的东西，都一定要放回原处。要为此付出代价是不能避免的，不过可能被拖欠下来。现今的环境危机在警告：我们拖欠的时间太长了。”[1](3)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没有白吃的午餐。吃掉一份资源，就损失一份资源；耗掉一份能量，就损失一份能源；污染一部分空气，就损失一部分新鲜空气，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它积累起来，就是对自然界负债，向子孙后代借债，而自然界容忍这个负债的能力是有限的。
在当代的绿色运动中，许多理论家和实践家发现，要克服当前极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一百多年来工业社会的经济制度，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为此，生态学家、技术学家、经济学家设计和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机制，新的经济制度，这就是绿色经济。所谓绿色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学，它将经济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必须依循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循环的原理而进行经济活动的这样一种理论。它是整体论的，而不是个体论的。
但是，当代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个体论的。其基本信念是：(1)经济系统不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相反，生态环境，作为劳动对象或生产条件，是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2)假定人们对与其利益相关的对象有一个理性的偏好，在经济的分析中，这种偏好是固定的，不与环境协同进化的。(3)假定个人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4)个人在完全的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是彼此独立的。绿色经济学则几乎完全不同意这些基本前提，因此它是非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门新兴的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学。
我们正处于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现代化或工业化的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离发达国家和工业社会还远着呢！离后现代时期更远着呢！因此，绿色经济的时代尚未到来，我们很可能对于绿色经济的原理感到怪怪的，不过由于全球化，全球生态危机加速了世界向后现代转化的步伐，我们作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不注意绿色经济的。另外，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不能照抄绿色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但其理论与经验是可供我们批判地借鉴的。有鉴于此，我们将几本有关绿色经济学的著作的基本观点综合如下：
一、发展就是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力
无论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抑或现代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自然资本生产力或自然资源生产力(Natural Resource Productivity)的概念。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强调的是劳动价值论，只有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因此，劳动生产力(Labour Productivity)指的是单位时间劳动能生产产品的数量，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的是资本的生产力(Capital Productivity)，即单位资本物品(capital goods)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由于马克思时代尚未出现环境危机，而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然资源看作人类经济系统的一个子集，所以他们都忽略了自然资源的生产力。而绿色经济学家则将自然资源生产力看作经济学的第一概念，这里所谓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劳动过程使用的原始的材料和动力，而且包括整个自然环境，如土壤、江河湖泊、海洋、气候、雨林、大气、动植物和矿物等，这是使所有经济活动乃至生命活动成为可能的生态服务。根据生态经济学家Robert Costanza的估计，这种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每年为全世界人口提供33万亿美元（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e's_services），大于人类每年创造的价值——25万亿美元。这种生态服务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计算来说，是“外部问题”，不计入生产成本的。可是这些生态服务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有些甚至是无价的，它的消耗是应由厂商承担费用的。所谓自然资源生产力指的就是单位自然资源能生产多少有用产品的数量的比率，这个比率仿照工程师所用的物理单位来计算。生态学家讨论物质与能量循环的效率分析（例如植物的光能利用率和动物的摄食量利用率）有时也用能量来表达。有关自然资源的生产力或“资源效率”(resource efficiency)的定量问题是一个专业问题，这里不能具体分析。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个概念，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已有所讨论，而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概念是在法国卡诺莱斯(Carnonles)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由德国伍伯塔尔(Wuppertal)气候、环境与能源学院主办，有美、日、德、法、意、加拿大和印度等国的科学家、生态学家、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参加，会后发表了《卡诺莱斯宣言》，宣言称：“我们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运用能源、自然资源与其他物质材料的效率上要增加十倍”。从这个时候起，自然资源生产力提高10倍或4倍（即自然资源的物质能量耗费率要降低10倍或4倍）的概念已陆续出现在政府报告、国家计划以及学术文献之中。奥地利、挪威、芬兰追求的目标是4倍，欧盟的可持续发展纲领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国和中国目前还没有使用这个概念，美国只有二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三十分之一，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四分之一，有人计算过美国整个经济所获得的物质能量只占其所消耗的物质与能量的6%左右。而其生产流通过程中有用产品与废物、垃圾的比例为1%，即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99%是浪费的，因此，其资源生产力是很低的。至于我国的资源生产力则无统计数据加以讨论，不过从地方政府的报告的直觉上来看，人们从来只听见GNP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多少，吸引外资增长了多少，从来没有听过地区的污染程度增长了多少，资源的生产力增加了多少，以及基尼系数（贫富差别）增长了多少。为了提高资源生产力，绿色经济学家建议政府按公共效益和代际人权原则，对一切使用自然资源和产生污染效果的企业赋以重税。这样，企业提高资源生产力就有了内部动力。提高资源生产力不但是一个节约资源、节约资本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提高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一本著名的绿色经济学著作《自然资本论》的作者保罗·哈肯(Paul Hawken)指出：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力是绿色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即整体经济学第一原理。[2]
二、循环的生产和仿生态的技术
工业时代的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的矛盾就是循环的生态运作与直线式的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矛盾。人们为追逐利润而竞争，为积累金钱而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只是其副产品，结果工业社会的工业从挖掘不可再生资源与破坏可再生资源开始，而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带来全球性环境退化、全球性气候变迁而告终。因此，为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是仿生学的和仿生态过程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循环的，生态系统的物质与能量的流是循环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公式：废物=食物，在自然界中，是没有废物可言的。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一个过程的输出就是另一个过程的输入。人的粪是废物，但可变成狗的食物，狗的粪是废物，却能成为植物生长的肥料，动植物死亡、腐烂是废物，却是各种细菌的食物，这些腐食者分解了它，回到土壤、空气、河流、湖泊、海洋中去，成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绿色经济学既然认定人类经济活动是整个生态系统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必须模仿生态的智慧(ecological wisdom)设计工业生产，将其也改造成循环式的。这就是：在这样的生产系统中，当输入物质能量生产了第一种产品之后，其剩余物第二次使用，成为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材料，它的剩余物又成为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材料，直到用完或循环使用，而一切工业剩余品都以对生物无害并能为自然界吸收为原则。这就是“零废物排放”(zero-emission)的工业生产概念，是绿色经济学的第二原理，即整体经济学第二原理。当然，这样做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和大大提高产品的成本，但是它却是与生态循环相协调的。我们大概不能一下子达到这一点，现在后工业工程师只能做出一个生态工业园区来做示范，供人参观研究。不过工厂负责回收废物再造循环，则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废纸循环使用以保护森林，尽管使用可分解的环保包装品也是这种循环的一个措施。
仿生工业过程的另一过程就是重新检查物质、能源和制造系统，在不使用重金属，高温、高压和石化燃料的情况下，制造出高强度、高性能、高质量的产品。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仿效在进化过程经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生命技术，生命是在常温、低压的情况下，使用生物酶，利用太阳能，合成出具有各种性能的物质，人类能不能加以仿效呢？这是绿色经济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技术课题。科学作家J·贝那斯(Janine Benuyus)写道：蜘蛛吐丝，其坚韧如合成纤维，却只是从消化苍蝇与蟋蟀中产生，不需要沸腾的硫磺酸和高温的压炸机；鲍鱼从内部生出双层的外壳，其坚硬如高级陶瓷，而硅藻类植物生产玻璃，其过程引进海水，而没有炉子；树木将日光、水和空气变成纤维素，其坚韧可弯曲有如钢材。不过人类尚未创造出如蜘蛛、鲍鱼、树木那样的技术，这是未来工程师的课题。
农业本来是生态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在人口适量的地方，农业生产是生态循环所能容纳的。但是自从工业化农业出现，人口激增近10倍，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使用化肥与农药，单一的作物，单一的操作，以及转基因动植物，使农业产生了类似于工业的破坏环境的问题。绿色经济的生态农业：用多元的可持续的耕作替代单一的耕作，用中小型农户的经营替代工厂化农业，用生物防治替代农药，用有机肥料替代化肥，用保护基因的多样性替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便被认为是生态世纪的生态农业的特征。
三、大幅度降低人类的人口数量，大幅度扩展各种野生动植物的自然保护区
绿色经济的人口政策首先由挪威生态哲学家A·纳西提出来，并从深层生态伦理的视角进行论证。“人类生活与文化的繁荣，与人类的人口的实质性的降低相协调，其他非人类的生命和物种的繁荣也要求这种人口的紧缩。”为了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多样性与繁荣，大幅度降低人类人口的数量是深层生态伦理和绿色经济学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推论。那么，到底世界人口要降低到什么程度为适宜呢？根据深层生态伦理学家的估计，为了保证生物共同体的繁荣、稳定与完整，整个地球上的人口应降至1亿、5亿，或至多10亿。[3]这并不单是从人类出发来考虑的，而且也是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能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来考虑的。
在过去的时代，世界人口的数量是有一个自然的自动控制的机制来调节的，这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由于科技与政治的发展，这三项自动机制不起主要作用了，唯有用自律的机制来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因为，只有当世界的人口缩小到这样一个限度时，各种野生生物的自然保护区才能扩展到这样的程度，使得这些物种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够在不受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在生物圈中进化。“在22世纪、23世纪甚至千年之后，当然有人口集中的地域。但是，同时有许多自由的自然界区域存在、运作，在那里是限制人们进入的。例如，现在的南极，仍然是这样的地域。但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它是人类并不控制的地区，那里，大气是纯的，河流是纯的，地球的进化会因此而达到更高的水平。”[4]
四、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生活方式
工业社会首先是一种“生产主义”或“福特主义”(Fordism)。从生态循环以及马克思的观点看，人们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人类以及生态系统的需要，经济活动过程的交换与金钱本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工业社会，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却将这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5]202异化了，将商品—货币—商品（这里金钱只是流通手段）的公式变为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这里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目的）了，亚里士多德说过，“一种技术（赚钱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的目的，它的要求是无限的”。[5]174为了达到这个无限的资本积累的目的，生产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与生态系统的需要，现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生产本身对于需要来说本来是手段，现在也异化成为目的：为生产更多的东西而生产。所谓生产主义，按照经济学家Anthony Giddens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一种气质，劳动与生产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了。”[6]这就必然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相矛盾，因此绿色经济学家将经济的不受控制的增长以及对利润的追求看作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癌症。①如果不做切除手术，地球生态系统必将死亡。
与工业社会“生产主义”密切相联系的是“消费主义”(consumerism)。工业社会为了将生产的东西推销出去，发展了一种高浪费和多多益善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特别是广告本身成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工业之一。按美国经济学家艾伦·杜宁的统计，全球广告费在1988年便达到2，470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6～7倍，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的数量。在这种显身份、讲排场、比阔气的大出手消费下，形成一种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过度消费。这种追求过度消费和物质占有与享受的理念叫做消费主义。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消费者的精神空虚了，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都下降了，商品和服务本身的内部价值反而贬值了。
绿色经济系统和绿色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扼制生产主义，驯服消费主义，将使用价值、内在价值和生活质量提高到首要地位。为了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学提出的原则是：(1)按照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与多样性的要求，人类不应该进行过分的享受和奢侈的消费，人类只应该从自然界索取其生存基本需要的东西，其他的需求都以不妨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为原则。(2)区分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的概念，生活质量的内涵包含休闲、安全、文化资源的丰富，社交的活动，精神的健康，环境的质量和自我实现等多层次，特别是高层次需要的满足。(3)区分“增长”(Growth)和“发展”(Development)的概念。199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tya Sen)提出，发展就是个人自由的增多和实现。认为个人的“才能”、“创造性”、“个人的智力”、“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提高，是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比起GNP增长、日用品的增加，更具有根本的意义。[7]
五、逐步以服务经济替代产品经济
1980年代，瑞典工业分析家W·斯塔赫尔(Walter Stahel)和德国化学家M·布朗加特(Michael Brungart)同时提出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概念：以服务型经济替代产品型经济。所谓服务经济，并不是第三产业那个意义的服务行业，而是进行生产的工厂并不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商品货物，而是通过租与借的形式，向消费者提供服务。这些商品的所有权仍归工厂所有，只将使用权部分让渡给消费者，由消费者付以使用费。绿色经济学者主张将这种服务经济扩展为一个系统，成为消费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消费形式有下列几个特点：(1)工厂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电脑、录像机等耐用性产品，并不出售给消费者，而是出租或出借给消费者，这就是说，产品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的手段。(2)工厂负责维修、再加工和循环使用这些产品，直至这些产品成为废品，并负责以环保非污染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消费方式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一种激励机制，特别是对于生产者，他们为了获利，就会以最小的物质能量的损耗，使产品的使用价值达到持久性和最大化的目的。由于这种消费方式显然比大生产、大浪费的旧消费模式有诸多优点，现在欧洲有许多公司全面推行服务经济，例如出租复印机、制冷机和取暖器、房屋的整套设备。例如漂亮的地毯，在欧洲有大多数的住户用了一两年就作为废品丢出去，现在则由工厂收回重新处理，以达到物尽其用并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
很显然，现代社会遇到了一个基本矛盾，这就是生产的现代化与地球环境不能支持这种现代化的矛盾，它必然要导致生态危机，石油、天然气、煤矿以及许多工业不可缺的金属矿藏如铬、铝、铜等不可再生资源在今后一两百年内即将耗尽；淡水、耕地以及森林、草地等可再生自然资源大幅度的损耗；特别是在今后一两百年内将发生气候的大灾变、热浪、飓风、沙尘暴向我们袭来，地球平均气温上升7～8℃。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预计是需要社会的转型，在政治、经济、文化、世界观和思维范式等方面，全方位地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后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似乎不是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常说的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知识世纪或赛伯文化(Cyber culture)的到来。因为这些特征在未来社会中，虽然明显并十分重要，但不能标志人类怎样应对生态危机，努力去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很可能是生态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就是本文所预计的绿色经济。在这种绿色经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地得到和谐的发展。资源的生产力（利用率）将大大提高，人们不再追求GNP的不断增长，不再追求钱财的富裕，而追求以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将会缩小，计划成分将会扩大，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得到实现，于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重写为绿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六、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航道上的马克思观念
旨在解决生态危机的绿色经济系统能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容吗？这是一个有激烈争论的问题，生态政治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和绿色运动的实际参与者和领导者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士认为，这是不相容的。因为剥削工人与剥削自然界是天生的一对，而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是孪生兄弟，形影不离。生态危机起因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起因于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起因于对利润的追求和残酷的竞争这样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市场驱动的机制。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要实现绿色经济系统，要实现真正符合生态系统要求的无废物、无污染的循环经济，就要摆脱资本主义（或换一个比较微妙的代名词：废除“工业社会”），甚至要废除市场经济，建立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有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比市场社会主义是更正宗的社会主义，比现行的马克思主义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叫做生态社会主义呢？因为它将生态的伦理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的正义观念（包括平等、合作、团结、民主、自由这些理念）结合起来。“生态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德国生态学家、绿色政治作家、歌德学院教授V·S·萨卡尔(Von Saral Sarkar)于1980年代提出来的。[8]他的论证有三个要点：(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达到持续发展。一个浪费自然资源的“以增长为基础的经济模式”(growth-based economic models)假定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这种模式不用多久就要垮台。“生态税收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都不能长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地球。这种社会主义是分散的、自治的、平等的，物质生活低标准的，伦理水平高标准的，非增长的、非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2)他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特权阶层和官僚阶级道德堕落、贪污腐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道德发展、伦理行为发展和社会合作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新的道德人”的基础上。萨卡尔对人性是有信心的，“人的自私性使社会主义成为必要，而人的雅量和可塑性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9](3)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普遍和充分民主的基础上，这种民主不仅在政治领域的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而且是在经济领域的公共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有充分的发展，才能克服要求生活享受的低标准(Lower Standard of Living)和资源消耗的低水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当然，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争论的问题，我个人也不完全同意萨卡尔的观点。萨卡尔的观点与上述有关绿色经济的一些观点也是有矛盾的。目前已有许多学术著作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些试图综合红色社会理论和绿色社会理论，有一些专门讨论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有一些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绿色运动的理论基础。[10,11]总之，它们是从生态危机出发，从生态视野上来批判工业社会以及探讨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在这些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者广泛地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论证中吸取理论资源，在这个重新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热潮中，马克思的某一些论点得到补充和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3章第10节中的一段话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在这些著作中都被反复地引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被认为与未来生态社会的特征相一致。例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城乡差别的消除被认为是生态社会的特征。因为城乡的对立，集中的中心城市与分散的农村对于生态的循环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由于谷物与牲畜不断从农村运向城市，使得土壤中的必要元素（如钙与磷）不断地流失，在数量和分布上，不能恢复循环。只有消除城乡差别，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被引用的马克思的话是这样写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5]552-553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2]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批判了人类“征服”自然和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错误，预示着生态纪元的到来。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的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对解决生态危机和建立生态社会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最成熟的学术著作，无论政治哲学著作，还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其最基本的理念、最基本的理想、最基本的概念和最基本的方法，无论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和解构性的概念，还是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性的概念，包括人与自然相互调节和物质变换的概念，人性在现代社会中被异化的概念，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忽视了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概念，资本积累导致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的概念，未来社会必定是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们的共同体的概念，消灭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概念，以及工业与农业区相融合的概念，人类的道德面貌应有极大提高的概念等等，都很好地适合于未来的生态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将在人类与生态危机的斗争中，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斗争中，在建立后现代的生态社会的努力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运用和较为全面的发展。在今天，谁如果忽视了这个方面，谁就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J.Kovel发表于《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1997年4月）的《The Workshop on Ecological Socialism》一文中写道：“资本的不受限制的增长就像是间歇的和不受控制的癌细胞一样”。参见http://www.greens.org/s-r/22/22-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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