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确定性视角的PPI与CPI传导关系真相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视角论文,真相论文,关系论文,PP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2-0013-09
一、一个尚未完结的争论
国内物价水平一直以来的持续高位运行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隐忧与不确定性，PPI与CPI间的相互传导关系成为政府与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讲，上游产品的价格(PPI)上涨在经过一个时滞后(3—6个月)通常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的价格(CPI)上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数据似乎也在证明这样一个规律的存在，但贺力平(2008)等人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一经验规律，他们对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间CPI和PPI数据进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在考察时期内，CPI是PP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后者经过1—3个月左右的时滞会对前者的变动做出反应，也就是说下游的CPI拉动上游的PPI，反之并不成立。
过去的经验规律是否已经不复存在？由生产链理论应该很自然地导出PPI向CPI传导的结论，但CPI确实也可以向PPI传导，因为按照引致需求理论，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会带来上游的投入要素价格上涨，比如下游汽车价格上涨导致的上游投入品钢材需求增加而致其价格上涨，工人面临通胀要求保持实际购买力的行为也会导致CPI向PPI传导效应的发生。学者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针对贺力平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1]，张成思(2010)认为贺文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没有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处理价格序列的非平稳问题，其对应的统计推断自然不够准确，他的研究表明PPI到CPI的传导是显著的[2]；徐伟康(2010)从数据处理、协整检验等技术层面也对贺文提出质疑，认为贺文的实证存在严重漏洞，结论值得商榷，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CPI与PPI存在双向因果关系[3]；贺力平等人(2010)对徐伟康的质疑做出回应，对2008年的文章进行修正，并再次验证他们之前的观点[4]。此后，刘凤良、鲁旭(2011)认为已有实证研究普遍存在因遗漏变量导致“虚假传导”问题，他们引入货币政策传导框架，采用Bootstrap方法重新研究PPI与CPI的传导关系，其实证结论却与贺力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
争论可能会继续，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以上研究均局限于PPI和CPI均值意义上的格兰杰因果性的讨论，而它们的二阶矩——不确定性同样可能发生传导效应。事实上，以PPI和CPI衡量的通胀率的不确定性及不确定性间的相关性才是影响二者传导关系的深层原因。
按照宏观预期理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可以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习惯路径，尽管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增加社会成本和产生社会福利损失，但通货膨胀一旦被完全预期到，则不会扭曲资源配置和影响社会福利，因为微观主体——家庭和企业在签订合同、计算利润、核定工资时，就可以把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这样，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实体经济将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行为主体无法正确地修改各种类型的经济合同，因而会造成整个经济系统信号的紊乱，降低价格系统的效率(Friedman，1977)[6]。另外，通胀的不确定性还将改变社会的风险意识，促使人们专注于短期利润而不顾长期效益(李红梅，1996)[7]。因此，可以说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真正症结是其不确定性，而且以PPI和CPI衡量的通胀率的不确定性之间也可能发生传导。以生产链假说为例，未被生产者预期到的成本推动型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下游价格波动；再以引致需求为例，消费者未预期到的需求冲击会导致下游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到中间及上游投入要素价格的波动。
依据宏观计量理论，如果使用非预期通胀的条件异方差可以有效地捕捉通胀的不确定性，那么相关文献得出的PPI和CPI一阶矩某种领先滞后关系未必就是稳健的，因为检验一阶矩的领先滞后关系依托的标准统计量(基于瓦尔德原理的
或F检验)将受到异方差性的非球面扰动，使得其标准临界值不再可靠，而即便是由准确统计推断得出PPI和CPI均值变动上的某种领先滞后关系，也不能就此断定PPI和CPI间的真实传导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价格指数的二阶矩间可能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再次考察PPI和CPI通胀率不确定性间的传递路径，试图探寻PPI和CPI间的真正传导关系。
二、相关文献评述
在经典回归模型假设中，通常假定条件方差为一常数，而不是一个依赖于过去信息组的随机变量，因此早期经验研究选用的指标通常是样本方差或均方差通胀率(Okun,1971; Foster,1978)[8]，但如果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样本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就不尽合理了(Fischer,1981)[9]，而且过去信息(经验与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学习过程，也可以修正预期的偏差，从而影响不确定性的大小。因此，为更准确地描述不确定性的变化，就有必要构造一个使条件方差能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模型，Engle(1983)开发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下文简称ARCH)刚好满足这种条件[10]。
借鉴Engle(1983)的单变量ARCH模型来对通胀的不确定性进行刻画是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主流，即使用非预期通胀条件异方差来度量通胀的不确定性，并验证“高度的通胀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如赵留彦等(2005)利用马尔科夫转移模型将通货膨胀率均值方程和波动性分为两个区制，并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1]；周宏山和李琪(2006)采用GARCH和TGARCH模型对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率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同样显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12]；刘金全和隋建利(2010)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至2008年5月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构造VAR模型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结果表明这种关系是显著的[13]。
ARCH模型通过对条件方差使用自回归方式设定一个线性函数形式来模拟不可观测的二阶矩变动，因此是刻画通胀不确定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先使用ARCH模型估计出非预期通胀率的条件方差序列作为PPI和CPI的不确定性代理变量，而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二阶矩意义的因果推断。应该注意到的是，单变量ARCH模型在考察多种不确定性的相关性方面可能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应用单变量模型时，首先需要将PPI和CPI分割开来考察各自的不确定性，这将损失掉PPI和CPI通胀序列相关性中所包含的有效信息。
因此，本文将借鉴Hafner and Herwartz(2004)[14]最新提出的二阶矩意义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以多变量GARCH模型框架下的BEKK形式为基础，充分利用残差向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所蕴涵的信息，并通过将关于误差项条件方差的VARMA模型表现为VMA(∞)的形式后，构建Wald形式的统计量对CPI和PPI间的不确定性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我们发现以PPI和CPI衡量的通胀不确定性是相互传导的，不过以CPI到PPI方向的不确定性传导是“系统性”路径。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计量设计，介绍Hafner and Herwartz(2004)提出的二阶矩意义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过程。第四部分为数据与实证，需要指出的是，PPIMG是不完整的PPI，由此我们引入PPI的另一代理变量——CGPI。第五部分是政策启示。
三、研究设计与计量细节
正如前文所述，对PPI与CPI条件均值的变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的考察固然重要，但却不足以揭示PPI与CPI间价格传导的真实路径。本文目的主要在于考察两类指数的不确定性传递关系，因此我们将首先借助如下二元VAR模型，剔除能够(利用自身或者对方信息)预测到的条件均值成分，仅取非预期的成分作为观测值来考察PPI和CPI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楚尔鸣，鲁旭，2009)[15]。
四、数据与实证
被国内多数学者称作PPI的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s Index for Manufactured Goods，简称PPIMG)，与国际通行的PPI概念相比，我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标准意义上的PPI还有一些差距，比如PPIMG并未涵盖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生产者价格，因此PPIMG仅是不完整的PPI。实际上，在我国的统计体系中还有一个指标可以充当PPI，那就是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orporate Goods Price Index，简称CGPI)，CGPI是根据投入产出表来编制的，它测度的商品既有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等投入品，也有最终产品，更接近国际上PPI的通行核算口径。因此，在本文的实证检验中，不仅考查PPIMG与CPI之间关系，我们还将通过CGPI来观察其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不确定性溢出关系是否与PPIMG保持一致。
(一)数据说明
本文拟考察三大类价格指数，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MG)、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CG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了更好地分析各价格指数间的动态传导机制，这里有必要介绍三大类价格指数基本构成和内涵，了解不同指标反映的内容和统计口径。
第一，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CPI变化率通常是作为观察国民经济总体通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目前我国制定和调整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PPIMG是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目前我国PPIMG核算过程中涵盖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覆盖39个工业行业大类。
第三，CGPI是根据企业间的商品集中交易的价格情况进行核算，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涵盖791种、1700个规格商品，是反映国内企业间商品交易批发价格变动情况的指数。
在数据来源方面，三大类价格指数中CPI、PPIMG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CGPI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官方公布的各类价格指数统计数据一般都是基于上年同月或同期为100的结果，所以这里的价格指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胀率，本文通胀率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
-100)/100，这里表示价格指数。
(二)动态路径描述
我们首先对比分析三大价格指数的总体动态路径情况，不同价格指数明显的动态路径差异体现在图1中，2003年之前，PPIMG、CGPI一般都低于CPI的水平，通货紧缩是此期间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政府也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从2002年开始，双扩张政策已经明显使经济进入通胀的通道。
引人注目的动态演进出现在2003年以后。2003年至2007年，CPI的上升一般都在其它两种价格之后，但CPI的回落似乎要先行于其他价格，2007年之后，CGPI的增长仍然领先于CPI，但PPIMG上涨的态势变得滞后于CPI的增长，这种态势持续到2008年初。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以后上中游价格(即PPIMG和CGPI)的回落态势先行于CPI，而且回落幅度远远超过CPI。从整个样本区间来看，下游产品价格(CPI)在下跌过程中的跌幅和上升过程中的涨幅均明显小于中游价格(CGPI)和上游价格(PPIMG)的跌涨幅度，似乎暗含着PPI并不是CPI一个较好的先行指标。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三大价格指数在2009年跌入谷底，随着政府保增长的过度反应(扩张性财政投资4万亿与宽松的货币政策)，CPI引领三大指数再度冲高。
三大价格指标的差异性动态路径反映不同商品在不同时期的价格变化状况，但从总体趋势上看三大类通胀指标的动态演进过程还是比较相近的，都在1999、2002、2006和2009年出现波谷，而在2000、2003、2005、2008、2010年出现波峰，整体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典型特征，CGPI与PPIMG波动幅度最大，CPI波动幅度最小。不同价格彼此之间的动态驱动关系对判断总体通货膨胀走势非常重要，但简单的走势图难以告诉我们PPIMG、CGPI和CPI间的传导关系真相，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严谨的计量分析。
(三)计量分析
从Q(4)统计量来看，非预期通胀率不存在自相关性，这表明一阶矩VAR设定正确，已经捕捉到通胀率的自相关性。从分布属性来看，非预期通胀率都呈现高峰状，且均呈现出右偏状，表明实际非预期的通胀率高于平均非预期通胀率。由J-B统计量可知，非预期通胀率是非正态的，这时二阶矩BEKK模型的(拟)最大似然估计量并不是有效的，且其渐进协方差矩阵也不是最小的，需要使用Bollerslev-Wolldridge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最后，从ADF检验结果来看，非预期通胀率均为平稳序列，从而避免了虚假回归问题。
在迭代过程中我们采用估计多元GARCH模型参数常用的BFGS算法(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 algorithm)，并在估计过程中采用单纯形算法(simplex algorithm)以改善初值设定；收敛准则为0.0001，即若最近迭代的两次系数估计值最大百分比变化小于0.001%，收敛就将达到，参数估计及不确定性传导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2。
图2 PPIMG与CPI的时变相关系数
五、政策启示
综合实证分析已经表明，PPI与CPI存在双向的不确定性传导关系，但不确定传导的占优路径依然是CPI到PPI方向，PPI到CPI仅表现为相对较弱的反馈效应，因此欲降低通胀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须从需求方入手。近年来的货币超发构成当前宏观经济的典型事实，并由此形成了目前通胀难消的局面，正如已有文献所证明的“高通胀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货币超发是通胀不确定性的源头。
因此我们建议：首先，货币当局应从控制银根入手来降低通胀。无论如何，通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管住货币就意味着抑制通胀成功了一半，因此央行应切实把握好货币总量的阀门，将货币投放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其次，提高当局目标函数和政策手段的透明性、可预测性和可信性，以提高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这可成为减小物价波动的有效手段。在通胀预期较强的情况下，要给市场相对稳定的政策信号，而不能单纯按照市场想象的空间和幅度来调整货币政策，要使人们相信政府抑制通胀的决心与能力。
再次，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内外资企业无论在国际市场购买什么商品都要先通过外汇管理局换汇，而出口挣得的美元同样要通过外汇管理局结汇，这种体制使央行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央行要被动发行大量基础货币，这些高能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形成巨大的流动性，增加CPI通胀率的不确定性，继而倒逼传导至PPI。因此，应渐进地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市场心理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央行彻底摆脱巨额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负担，将国内可能泛滥的货币部分疏导到国际市场。
最后，国际市场原材料、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存在上升压力，导致国际通胀不确定性因素向国内传导，由上游PPI传导到下游CPI，尽管实证结果显示其并非系统性占优路径，但这种输入型通胀因素对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来说依然具有刚性约束，其累积传导效应不容忽视。所以应考虑建立能源、铁矿石等战略物资综合储备体系，以便国际市场发生大的价格波动时，我们可以动用相应储备平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另外还应积极谋求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权，努力改变价格被动接受者地位，这样才可能避免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通胀压力输入到国内的危险，降低政府治理通胀的难度。
图3 CGPI与CPI的时变相关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