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哲学思考——论党的十五大报告主题的内在逻辑及其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方法论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它是党的十五大的主题，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报告的主题。这一主题的确定及其展开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的和理论的逻辑。因此，深入开展对党的十五大报告主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其蕴含的逻辑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的全面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所作出的深刻论述及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党的十五大主题的确定，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和百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然而，一百多年前，由于封建制度的腐败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艰难求索，浴血奋战，艰苦创业，奋进革新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也为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任务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党的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回顾了百年来的历史巨变，科学地总结了百年巨变的历史经验，展望了下一世纪奋斗目标和灿烂前景，精心筹划了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并强调指出，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笔者以为其中包含的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就是历史与未来、历史与逻辑之间的关系；所运用的最基本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把它具体化了的“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重要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的方法。细读党的十五大报告，就不难发现，这一基本方法贯穿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主题的构建及其展开的全过程。
（一）百年巨变一个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党的十五大报告主题的内容，一般地讲可概括为“高举伟大旗帜”和“推进伟大事业”两个方面。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一主题必然地蕴含着它的逻辑主体，即高举旗帜和推进事业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这就是报告为什么要在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以后要强调指出：“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根本原因。自然，这也是报告设置第十部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百年巨变及其历史结论在逻辑上为主题的主体的确立，即为确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政治信念和历史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一历史回顾及其历史结论无疑地也有助于增强全体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提高人民对党领导我们走向新世纪的胜利信心。所以，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说了两段与此相关的含义深刻的话，一是，“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二是，“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我们党，人民对我们党寄于厚望。党领导人民在二十世纪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在二十一世纪写下新的光辉篇章”，这正是百年来历史回顾的逻辑结论和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历史起点。
（二）党的历史证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提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这是党的十五大的鲜明特色之一。而且在十五大报告的最后，画龙点睛式地昭告世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它无疑地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这就再一次将旗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认识从何而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旗帜，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就是它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也就是十分重视确立自己正确的指导思想的党。因此，“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此，刘少奇同志曾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比许多欧洲共产党优越的地方。但是党在幼年时期，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精髓，并没有弄清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实践中我们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在总结了建党二十四年的历史经验以后，作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策，即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实践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不断地具有新的内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质上举的是“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旗帜，其结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探索，经过了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在总结了我们党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后，作出了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策，并且强调，这个决策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两大理论成果。党的七大与十五大分别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总结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科学决策。其目的是通过大跨度的历史比较方法，揭示旗帜问题即党的指导思想对于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意义，以提高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自觉性，为党的十五大主题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一重要内容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的逻辑的论证。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历程，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总结这四十多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根本保证。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是按照理论、路线、纲领这一程序逻辑地展开的。
理论，即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其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对基本国情，即我国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五大报告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把四十年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通过强调失误与成功一正一反的两个结果及其根本原因，进一步证明党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的正确性，说明这个论断依然是“从历史中走来”。
路线，即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纲领，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理论、路线、纲领三者的逻辑关系是，理论是核心，是基础；党的基本路线是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政治路线上的体现；而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具体展开，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宏伟蓝图与行动纲领。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动摇，同时要认真实践党的基本纲领，脚踏实地地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努力奋斗。
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在旗帜问题上，党的十五大报告除了讲旗帜的重要性等以外，对于邓小平理论最主要的是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和历史地位作了新的概括，即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二是对旗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三是提出了增强全党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责任感与自觉性的要求。从蕴含的逻辑关系上说，主要是理论与实践及其实践主体的关系，因此，学风问题是核心与关键。从方法上讲，贯穿这三层意思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履行把邓小平理论不断地推向前进的庄严历史责任，其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主要是相对毛泽东思想而言的，是指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呢？党的十五大报告讲了四个“新”，即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它自身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深入研究这“四新”的内涵，尤其是揭示邓小平理论同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为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推进这一理论的发展提供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说，理论发展到新阶段，其前提和基础是实践发展到了新阶段。首先，从客观条件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阶段”，主要是时代出现了新主题。从主观方面看，邓小平同志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敏锐地发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因此，尽管世界充满了矛盾，局部的战争不断，但他始终认为中国争取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是可能的。即使国内出现了政治风波，他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其次，是历史提出了新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是指引中国人民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探索与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毛泽东等同志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尽管还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已经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路线，找到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根本方法。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定能胜利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再次，是实践中碰到了新课题。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大国，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1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这一全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因而就把理论推进到了新阶段。最后，是伟人作出新答卷。以上三条主要讲的是理论有可能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条件，即强调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创立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有主观条件，必须有实践主体、历史的代表人物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两次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刻地回答了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时代的宣言书，从而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他自己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因此，从理论与实践及其实践主体的关系上看，理论新阶段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和逻辑顺序可以概括为：时代出现了新主题，历史提出了新任务，实践遇到了新课题，伟人作出新答卷，理论发展到了新阶段。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风。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万古不变的教条、教义，以为只要能背诵词句就够了，于是就以静止僵化的东西去检验、判断、评价、裁剪变化着的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现实。其根本的错误在于主观与客观的分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教条主义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毛泽东同志把它称作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同时强调“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教条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思想方法，在许多人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正确的，在现实中碰到了问题，总希望能在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如果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只是以抽象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邓小平理论是一个“贯通”、“涵盖”了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却不同时认识到邓小平理论“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在跨世纪的征程中，我们仍然可能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又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曾强调“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党的十五大报告则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同时，这个“结合”，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与作风。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讲的三个“着眼于”实质上就是从理论的运用，对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思考与提炼以及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发展等不同的角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及其表现形式。“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归结到一点，就是当前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科学态度，这个态度的核心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强调的是不能单纯地从马克思主义书本的片言只语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这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本身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所以坚持邓小平理论，并在实际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题中之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自觉增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责任感、使命感。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发展，除了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以外，不能忽视主体的作用，尤其是主体的自觉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一开头，就号召全党，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因此，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报告的结束部分，再一次号召全党：“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因此，如何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不断地增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自觉性，自觉地承担起这个庄严的历史责任，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把党的十五大精神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当然，为了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一神圣的责任真正落到实处，需要把“旗帜”进一步具体化，即要把这种历史责任分解为可以操作与评价的具体的行为准则与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它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落实：一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二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三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四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五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不仅要以邓小平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要在实践中为推进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三、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大局的历史机遇和秩序节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什么是当前中国发展的大局，其高度概括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主题的第二句话，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为了推进这个大局，党的十五大报告多次提到了机遇问题。我们知道，强调机遇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是邓小平同志一个重要思想。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告诫我们，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着的，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3〕他还强调，发现机遇，抓住机遇， 把握和利用机遇来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关键是解放思想。他指出：“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4〕
党的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十分清醒地、客观辩证地分析了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大好机遇，是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阐述机遇及其对于推进发展大局的重要性的典范。首先，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条件和思想方法。报告在引言中就明确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其次，报告极其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了我们面对着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它包括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国内条件，尤其强调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对于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再次，报告对抓住机遇的论述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把能否抓住机遇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的高度。而且强调这一认识是出于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此，虽然报告只是说了“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的话，但其中所包含的具体历史内涵，确实是极其丰富的。二是“抓住机遇”的提法，克服了唯条件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片面性，坚持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认为“机遇”是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观点是唯条件论的，因为没有讲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反，无视机遇，离开了事物发展的外部和内部的有利条件，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可以决定事物兴衰成败，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报告强调，能否抓住机遇是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说法，把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结合起来，这样的提法是科学的、合理的。当然，抓住机遇的重点在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既然机遇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和利用机遇的角度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的了。三是强调了在世纪之交提高抓住机遇自觉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处于世纪之交，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机遇意识；另一方面，对于抓住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的各种机遇必须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不至于丧失机遇。因为自觉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因此，提高自觉性，首先是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包括要突破一些陈旧的观念，即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障碍。因此，提高自觉性同邓小平同志说的，要抓住机遇首先要解放思想的提法也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中国的发展大局，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讲了抓机遇问题，而且全面地部署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整体布局。这就有一个大局内部的结构秩序以及发展的节奏问题。因为凡涉及全局性的工作，总有一个总体布局及其内部结构，有结构就有秩序；发展是一种运动，有运动必然有节奏的问题，这就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方法论。
报告关于发展大局的内部结构和秩序有一个十分精炼的概括，即“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表述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同时又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与深化，具有它自身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有序性。这一表述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跨世纪发展大局的整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的排列是有秩序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其次是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是精神文明建设。这样的秩序排列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以及党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显示了党中央在理论上、政治上的成熟和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全局的能力与水平。对此，只要把它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相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论》，还是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的表述，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三者的序列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的秩序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主题和党的根本任务的，正是这种秩序排列，有力地保证与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的这种秩序绝对化、僵化了，那么就要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并没有自觉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并没有把党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同时，在许多情况下，离开了经济建设，错误地强调所谓的“突出政治”，甚至以“文化大革命”去压制生产，代替生产，这就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不能不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第二，进取性。党的十五大突出地显示了面对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江泽民同志曾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以“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来概括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笔者以为党的基本纲领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这种“新的突破”、“继续深入”和“切实加强”的概括，也凝聚着这样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对三者的不同提法，也充溢着一种强烈的改革精神和鲜明的层次感、节奏感。因此，中国发展大局的结构内部不仅自身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发展动力，而且在前进中，三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科学而合理的锐意进取的梯次结构。这种首先在经济方面的不断突破，然后才有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积极推进的梯次结构和前进中的节奏，是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教训的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上最重大的突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解决了人们在姓“社”姓“资”等问题上的思想困惑，同样是通过突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一系列旧思想旧观念而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党的十四大期间，共召开了七次中央全会，除了一中全会主要为完成选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任务和七中全会为十五大召开作准备以外，其余五次全会，也是按照先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目标、规划，然后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格局推进的。此外，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剧变虽然原因复杂，但是不能不说他们在推进社会总体改革中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及其秩序节奏，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三，全面性。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大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全面部署，具有鲜明的全面性特征。这种全面性，首先体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贯彻邓小平同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方面有了新的深化。报告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在改革中要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始终重视与强调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报告再次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提高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高度来认识。把文化作为评价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这无疑是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新的强化，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其次，这种全面性体现在对十四大以来五年实践经验的概括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分重视十四大以来五年经验的科学总结，认为这是今后继续前进的“十分宝贵的新鲜经验”。同时报告认为“五年来全党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实施十四大的重要决策，提出并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最突出的特点中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经验、新思想、新观点：一是首先必须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二是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准确地把握、全面协调各种关系及其诸多方面，保持一种良好的社会运行状态，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三是检验标准的全面性，就是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再次，这个全面性体现在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的畸型发展为代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以人类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对人民、对社会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我们有可能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片面性的深刻教训，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战略，保持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因此，报告强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和“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方针，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总之，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有一个准确地把握这一发展大局的历史机遇和秩序节奏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的重要论述及其蕴含的内在逻辑是我们推进跨世纪伟大事业的重要的思想方法。
注释：
〔1〕〔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365、377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