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大学与权力场域再生产机制的联系与互动——解读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牌大学论文,互动论文,布尔论文,群体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8）05－0036－05
布尔迪厄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一生著述颇丰，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以及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是布尔迪厄在1989年形成的重要著作，是研究法国教育和法国社会的重要著作之一。本文就《国家精英》一书中名牌大学与权力场域再生产机制的联系与互动关系作一解读。
一、作为布尔迪厄思想体系核心理念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布尔迪厄思想和理论深受现象学、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和海德格尔以及维根斯坦等人的思想和理论的影响，而其在对阿尔及利亚以及在法国西南部农村的贝阿恩地区所从事的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工作，则促使布尔迪厄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文化再生产机制上。布尔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动力。”当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优先性以及文化的决定意义。与传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产品不同的是，布尔迪厄注重研究文化产生的过程，他把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看作是探讨当代人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奥秘的关键课题。因此，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不仅着力凸显了文化在整个当代社会运作中的决定性地位，而且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的复杂运作过程及其策略活动，尤其是当代社会的象征性权力斗争对于文化再生产活动的介入，以及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对于调整和重构社会阶级结构、个人生活方式、心态、思想风格、文化资源再分配、社会权力再分配和实现政治权利正当化程序的特殊功能。[1]
布尔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占据社会权力的集团及其成员，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对文化垄断的特权。他将文化再生产机制的研究延伸到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五个关键领域，即：学校教育系统、权力正当化、生活风格和品味、语言象征性权力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再生产机制。《国家精英》一书正是布尔迪厄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法国高等教育二十年追踪调查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研究了学校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互动机制和权力再生产问题。
二、国家精英与权力场域的作用机制
以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为理论前提，布尔迪厄从行动者的行动和表现中的认知结构开始，集中探讨了法国的学业分类形式，批判了所谓的智者的学科，自如的特权和学院式的平庸等法国精英教育现象，深入阐述了法国教育精英体制化的过程。然后，布尔迪厄在分析法国名牌大学场域的和权力场域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国国家权力与支配国家的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深入展示了作为法国精英教育的名牌大学教育如何与国家的权力场域联系和互动从而促进教育和权力机构本身的再生产。其关键过程如下：
（一）学业分类及其神化过程
对于学校场域和权力场域的相互作用及其再生产来说，学业分类及其神化过程是第一步。法国教育通过学业分类让个体接受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身份认同，全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中的优胜者代表学业“精英分子”。布尔迪厄的研究发现在“学生—学科—能力与标准”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学生选择学科，学科也选择学生，学科在选择学生的同时，还向学生强制推行关于学科、职业生涯的，以及关于他们自身能力的感知范畴，而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双重意义上掩盖着社会差异。“学业分类活动建立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和学业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学业位置本身又根据教学、教学机构、学科或专业的等级而等级化了，对于教师而言，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则是根据学校的级别和学校所在的地点来划分的。处于等级化了的学业位置上的行动者的序列反过来又构成了将继承所得的资本转化为学业资本的主要机制。”[2]63 名牌大学预备班将大量具有极高同质性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封闭性教育，学生群体之间彼此的社会化及其结成的关系之间孕育出一种较强的象征性资本，这种象征性资本不仅具有称号的价值，还有神奇的参股逻辑。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对精英学子的凝聚力，名牌大学之间的秘密联系，各种惯习之间的协调、学习和生活戒律”等带来的一致性产生了极大的反应性默契。[2]132 而这种反应性默契恰恰成为精英学校区别于普通学校之所在。
布尔迪厄对层层筛选和严格淘汰的法国大学校精英教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在进入这些教学机构之前，这些学生通过家庭教育已经具备学校所要求的习性，这些教学机构是否在‘教鱼游泳’？”[2]114 布尔迪厄提出，所谓的精英学校，就是负责对那些被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都出生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且对他们加以神化的机构。精英学校有一些普遍的特征：“宗教入门式的考试是以隐修和苦行为基础的”[2]116。
布尔迪厄向我们揭示了法国大学校预备班的独特之处。他认为首先是一整套制度上的方法，如激励体系、约束体系和控制体系使预备班学生区别于普通的大学生。例如，预备班“创造条件紧张地利用时间，持久、快速甚至是急促的学习”使预备班学生的学习生产力极高，非一般的大学学院学生所能相比；同时，“教师公开推行成套的学业规范和学业检查，并且运用以强化同学团体的竞争为原则的激励机制。”还有严格的考勤制度、数量可观的作业和训练及其教师的规范批改都是预备班成功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教育环境的潜移默化产生了更重要的作用。
布尔迪厄同时指出预备班制度的弊端在于“预备班的这种紧急的逻辑实质上是行动的逻辑，它更有利于就业供职的实际要求，而不是更有利于从事研究和脑力劳动的实际要求，会考的压力迫使人们利用学业陈规中的产品。”[2]140 竞争制度和竞争氛围熏陶下的预备班学生在会考和之后职场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在配合与协作方面不足。
为什么法国社会对这种学习无用知识的预科班教育如此痴迷？布尔迪厄认为根源在于法国社会的“大文化”传统，企业领导以文凭来选拔，这种学历主义加剧了“经济资本的持有者即权力领域内部的支配者与这个场域内的被支配者之间的矛盾”。布尔迪厄认为，这一矛盾是实业资产阶级与教育体制深刻矛盾的根源，大学系统和大学校系统内部广泛存在的二元性是矛盾的表现形式：例如普通文理学院教育目标与社会职能的对立，大学学院的教学活动“缺乏紧张而持续的教学工作所需要的制度上的条件”，大学教育所强调自由、无所拘束的方式与预备班教学形成鲜明对比等。
（二）名牌大学场域及其变化
布尔迪厄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存在场域效应，“高等教育机构场域存在着差异化，这种差异化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社会声誉及其在学业上的罕见程度两者归并在一起的指标展开的，……另一方面，根据竞争所需的学业资本的大小，以及竞争的准则和竞争目标的纯学业自主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场域分布于两个极点之间：一个极点代表科学与知识，是学业方面的支配者，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被支配者，于尔姆理学院和于尔姆文学院是这方面的典型；另一个极点代表行政与经济，是学业方面的被支配者，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支配者，以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商学院为典型。”[2]230
根据此认识，布尔迪厄构建了高等教育场域及其此场域之间的结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两个对立面，一是高等教育机构场域的基本对立面造成的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分离，另一个对立面是在基本对立面的协助下，在整个社会空间内部建立起来的社会空间的对立面，即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高级“管理者”与人们称之为中等管理人员或者称之为“行伍出身”的管理人员之间的对立。不仅如此，名牌大学场域中“知识型”学校与权力型学校区分的基本对立面与权力场域中将知识或艺术极点与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极点分离开的对立面之间也存在着对应性。布尔迪厄将学业差异体系产生的效应，以及由此派生的社会差异体系作为考查的重点建立联系，构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在学业差异体系的分析中，作者重点考察了在学业差异体系的作用下，习性、惯习、信仰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出“学业体系倾向于在最具同质的类别之间建立最大的间隔，在此基础上，学业体系促进所有间隔的再生产，并且使这些间隔合法化，然而，这使这些间隔无时不在地组成了我们的社会结构。”[2]243 这样在学生群体内部就形成了两大鸿沟：一条在普通大学学生和名牌大学学生之间，另一条在不同名牌大学的学生中间。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的社会身份也得以产生，得以神化，精英群体得以产生和神化。
布尔迪厄认为学生群体间的两大鸿沟割裂了竞争者能力之间的连续分布，换句话说，是人为的差异和鸿沟，学业体系中的二元对立的逻辑通过官方的任命行为，尤其是经过一段传授奥义的过程（隐修、考试等），授予排他性的称号。这种国家文凭反过来又与个人的社会命运紧紧相连，由此形成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影响。为了深刻地揭示高等教育场域的二元对立情况，作者通过对法国84所学校的学生出身、社会类别以及父母居住地等材料作了大量的社会学的实证分析，证明了高等教育机构空间上的“大门”与“小门”的二元对立，以及这种“大门”、“小门”与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象征性资本和制度化礼仪的概念再次得到实证，证明了制度化礼仪对学业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分裂与对应的相互作用机制。
布尔迪厄提出，所有大学在该场域中的位置是由其继承所得的文化资本的总量来衡量的，名牌大学始终处于教育场域中的支配极点（pole dominant），在名牌大学内部还需加入资本结构（技术性因素：技术性群体和行政管理群体的对立）的考虑，这与权力场域结构是相对应的。在大学的场域中，场域结构似乎是一种交叉，拥有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个体居于两个极点，而处于中间位置的是既拥有经济资本，又拥有文化资本的社会类别，如高级官员的后代。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往往会迫使个人认同其价值，它们有助于发展与具有这些资产特征的社会位置相适应的习性。布尔迪厄提出“偏爱体系”的概念，即一种习性所决定的选择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一种客观所予，它存在于生存条件之中，而这种生存条件则是与特定的位置、文化或经济、艺术或金钱相关联……存在于与‘教权’或者与‘俗权’相关联的生存条件之中”[2]276，这种关联内化为实际偏爱的结构。在布尔迪厄看来，是学生的习性决定了其在高等教育机构空间分布的差异化原则，这种习性，或者说偏爱体系的获得是与其继承所得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教学机构在这里又同时开始扮演着对社会资本（这里特指情感）再生产的角色，“教学机构实施的聚合性隔离（segregation agregative）或许就是情感社会构造的最有力的操纵者，而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这里的社会资本就是同学关系……”[3]315。
群体精神对名牌大学至关重要。名牌大学在通过仪式宣扬自身的同时也增强了个体对群体精神的信仰（这些仪式虽然有时候虚张声势，但是往往能使一个机构渐渐提高它的自认的高度）。布尔迪厄描述了群体精神产生的过程：象征性资本的垄断可以将不同的学生族群（名牌与非名牌）等级划分；通过被认同造成象征性资本的集中；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利益和声望等资源可以被共享，并且仰仗连带关系形成群体精神。当然群体精神需要对群体的保卫，占据霸权位置的机构对其他机构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这种吸引力不能超出一定范围，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这个群体进行保护性封闭，比如拒绝再吸纳新的成员。
（三）权力场域的变化与国家权力及其支配者
与高等教育机构场域相通但又似乎具有更高层次的是权力场域。布尔迪厄认为，“权力场域就是力量场域，它是由不同的权力形式或资本类别之间的力量关系决定的同时，权力场域既是不同的权力持有者们为了争夺权力而展开斗争的场域，也是一个竞技的空间”，“行动者和机构共同拥有大量的足以在各自的场域中占据支配性应置的特殊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权力场域内的斗争取决于不同类别资本之间的‘交换率’（转换率），取决于所有这些策略旨在维护或者改变的东西本身”[2]457。而权力斗争的目的“争夺针对各种不同权力的权力，或争夺一种特殊的资本，即完成支配性的霸权而争夺合法化”。
从结构上看，“权力场域所包含的每一个场域都是按照与它相对的结构组织起来的，在这些场域的一个极点分布着经济上（或者世俗上）处于支配性，文化上处于被支配性的位置，另一个极点则分布着文化方面处于支配性，经济方面则处于被支配性的位置。高等教育场域就属于这个情况。”[2]466 同时，经济场域内部也有同样的对立面，例如“专家治国”的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往往得益于其学业资本和文化遗产，而处于另一端的“家族”企业老板的社会地位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继承上。
当前在行政场域和经济场域内部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方面，与经济特性相比，学业称号（无论其是否与经济特性有关）的影响相对得到加强，即使在经济场域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中，为官僚主义式的大文化提供保证的技术称号衰退，为某些称号的发展提供了机会[2]469。例如，在家族企业的创立阶段中，学业凭证仅仅是世袭继承权的补充而已，而这些家族企业往往在发展阶段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陷入困境；而在以官僚主义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的再生产方式中，表面上学业称号是真正的通行证，但实际上并不能排除同窗学友之间以学校和群体的连带性的任人唯亲现象。虽然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学业资本持有者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并不说明经济资本力量的削弱。“最高级别的学业称号只是进入权势集团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是准许进入的条件却不是强制性的条件。”[2]551 传统的贵族家庭之间在利益上彼此存在参股关系，使这种家庭关系网具有明显的经济资本的流通效益。为了保证家族利益的继续，贵族们垄断了法国中学精英教育，由此与精英大学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关系，造成学校再生产依赖于家庭的文化资本传递。
另一方面，由于学校文凭持有者不属于权力阶层，不可避免地出现学业文凭生产过剩后的高淘汰，学业称号并不足以独自在经济场域中为人们提供一条抵达霸权位置的通道。无论是争夺家族的继承权还是工商业界的头衔，都是靠资历来决定的。学业生产已经让位于文化资本的家庭传递，资产阶级中最古老的家族保障的文化传递出了继续独自开辟通往很大一部分霸权位置的通道之外，还独自获取形式极其特殊的文化资本（如举止、行为方式、口音）和社会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继承所得的经济资本结合在一起（甚至也可能不存在经济资本），共同构成了竞争中的优越条件，从而使这些资本的持有者能够战胜拥有相同文凭甚至更高文凭的竞争者。[2]561
不仅如此，随着知识性企业结构变化和日益增强的科学技术的复杂性，迫使许多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变成了工薪文化生产者，陷入相对剥夺的境地，从精密科学研究开始，逐步到人文科学领域，在各种亚文化资本的市场价值不断动荡中，以科学和技术存在的文化资本在动荡中升值，而“传统的人文科学要维持自身的价值，与其说指靠它们的行业实用性或者经济收益，还不如说依靠其传播面的狭窄来给它们带来的清高的威望”[2]596。在这里，布尔迪厄表现出了对传统人文学科在权力场域中胜出的悲观。
三、布尔迪厄研究的批判性及反思
在《国家精英》这本巨著中，布尔迪厄以法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优胜者这一精英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社会出身、学业状况，以及日后几十年中在社会特征、职业生涯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据此演绎和归纳出一系列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如习性、惯习、场域、行动者、位置、文化资本等，从而揭示出国家精英与名牌大学之间，名牌大学与社会体制之间，社会体制与各种公有或私有的企业之间那种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文化资本”在教育体制中制造的不平等现象。他用一幅幅代表不同社会空间的平面图来揭示不同社会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国家精英的塑造原理进行了透彻的解析与论证。对“智者的学科”、“学校的评价体系”、“早熟”、“天赋”、自如的特权和学院的平庸，以及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习性或惯习的形成一一做了深刻的剖析，对高等教育场域尤其是名牌大学场域的分析及其精英的产生机制作了精辟的分析，布尔迪厄就这样用他看似委婉却极为锋利的笔触，撩开了“国家精英”的神秘面纱，同时也揭穿了法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差异体系再生产机制的奥秘。
阅完全书，读者不仅为布尔迪厄思想的奇特和睿智惊叹，惊叹他对大量实证数据所进行抽象思维和理论归纳的高超能力，也为布尔迪厄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所持有的敏锐和理性所折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社会学家的目的不是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要分析社会世界的某一状态或者某一事件，以便得出能够理解或者解释其他历史对象的原理”，通过某种类型的归纳，“其目的就是要从被视作‘可能的个别情况’的历史情境中，得出在今后的每一次实践中都基本上站得住脚的原理或者假说的主要部分。”[2]16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布尔迪厄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科学就是这样，无论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是在其他问题上，当它遵从自己的天职，剥夺出身所赋予的特权，揭穿决定命运的魔法的时候，同时也就揭开了等级化原则和评价原则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神秘面纱——所有这些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神秘面纱——所有历史基础和社会决定因素的象征性效能，尤其是在学业评判对命运的影响中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效能，都是作为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存在强制给出的。”[2]10 一席话无疑会给我们极大的警示意义，值得每位研究者深思。
法国的大学校体系作为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独特制度，为法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的社会精英，为世界各国所熟知，但大学校系统本身有何弊端，局外人往往很难体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中，法国模式独具一格，是欧洲模式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产生过程中，法国模式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无论就研究高等教育的国别现状来说，还是追溯高等教育的历史渊源，法国大学校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从研究旨趣来说，本人一直对法国大学校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囿于语言之隔而无法实现，借中法文化年推出的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布尔迪厄深邃的社会学思想，而且他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法国大学校的内部机制，资料翔实，观点深邃，对深入了解法国大学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素材。
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成书于1989年，书中大量的数据来自于60－80年代的资料，时至今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间，法国社会和高等教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中毕业会考中出现了很多反映社会需求的新专业，在传统的大学学院和大学校之间，出现了不少的大学技术学院（IUT），为社会底层人士的子女提供了入学机会，而且大学技术学院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大约10％）可以进入大学校，短期高等教育IUT在就业上的成功以及与大学校的部分沟通，在一定层面上改变着传统教育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鸿沟和社会鸿沟，以至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加伯利埃尔·于杰教授宣称，布尔迪厄所说的隔阂已经消失等。[3] 高等教育场域的二元对立是否真如于杰教授所宣称的那样？大学技术学院的出现和大学校本身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二元对立局面？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布尔迪厄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的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尤应为我们所敬仰。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扩大招生规模，提供更多入学机会的同时，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现象之一就是：高校在校学生的阶层分化出现新的动向。根据谢作栩教授所作的系列研究，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选择的高校类型与所学科类均有明显的差别，家庭的文化资源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影响较大。[4] 这个结论与布尔迪厄对法国名牌大学学生阶层的研究结果如此类似，我国高校是否会出现类似于法国的文化精英与名牌大学对应的固化现象？非常值得反思。现象之二，最近有不少单位在招聘甚至包括重点大学招生时赫然提出“第一学历”学校是“211”或“985”院校，中国精英大学神圣化历程与日益民主的社会竟然如此背道而驰！正如《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所揭露的那样，文化资本的社会垄断以及再生产机制是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因此，至今读起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对法国大学校精英教育的批判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收稿日期：20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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