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文化与论文,散文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0 —5242（2000）02—0050—05
相对于春秋战国文学而论，两汉文学没有接踵走向更为辉煌的时代，在散文的领域，如果把在文体上应归于散文还是应归于韵文的汉代辞赋置而不论，专意于其他散文的探索，很容易发现两汉散文具有不同于春秋战国散文的面貌，散文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却一仍交织在一起，这种形态因为不同的走向而导致了散文的不同风格及其变异。
一、两汉文化的转型与文化机制的建构
两汉文化的转型，常令人想起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所述的这段历史：“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焚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随后就有了刘歆继父刘向之志总群书而献于哀帝的《七略》，六艺、诸子、诗赋等蔚然而兴。班固的记述本源于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刘歆也述说秦亡汉兴的文化发展，历数自汉高祖刘邦至汉哀帝初年的文化变迁，汉惠帝的“除挟书之律”实际上是汉大兴文化的开端，此后不绝。
两汉的文化转型自然与这大有关系，但其中蕴含的问题则相当复杂。西汉立国以前的文化传统本可依学派分说，像《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是据学派立论，但那是一个“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1]（P1065）的时代，诸侯纷争导致的百家争鸣是以个性自由为文化的本质特征的，所以当时的儒、墨、道、法诸家，纵横策谋之士各骋其说，彼此不相服，相灭亦相生。而秦灭六国、荡平天下之后，政治集权迅速导致了文化集权，随着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文化的个性自由丧失殆尽，从而使文化集权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特征。但文化的多元性必然引起文化集权的破裂，西汉初年“除挟书之律”的实行，使秦始皇苦心经营的文化集权坍塌了，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两汉文化转型的政治色彩是很浓厚的，西汉立国之初，汉高祖刘邦自身文化素养不深厚影响到其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很不深刻，他得意于在马上得了天下，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马上守天下。这与秦始皇以武力打天下之后，也崇尚以武力守天下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他鄙薄儒生的故态复萌，幸而陆贾有铮骨，他慨然陈辞：“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2]（P2699）对于有“捷悟”之能的刘邦，虽然不快，但事关国家政权，故要陆贾论说秦失天下和汉得天下之道及古今成败之理。这是西汉文化转型的重要信号。
陆贾著《新语》，成为西汉政论文的前驱，他以仁义守天下之说也成为贾谊、晁错思想的先导。尽管陆贾标举“仁义”之于太平社会的功德，但他思想的根本是儒道合一，所以他主张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先后执政的汉文帝、汉景帝也以类似的目光审视着社会的现状。汉文帝认为天下治乱，系己一身，于是亲率农耕、减少赋税、广开言路，崇尚孝悌、力行俭朴，使天下蔼然。他在位23年，班固这样评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3]（P135）景帝遵文帝之制，这才有史称的“文景之治”。 文帝的宽松政治，很自然导致文化禁网的废弛。但是，与此相应的社会主导文化思潮并不是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潮，而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黄老之学即新道学。这实际上发轫于刘邦时期，陆贾的思想是一例，不妨再看两则材料：其一，“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曹）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其二，“（曹）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肖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P2028—2031）曹参在助刘邦平定天下以后，被封为齐王刘肥之相，后为汉王朝相，地位相当悬殊。他为齐相时当高祖在位，为汉相时辅佐汉惠帝，这意味着黄老之术在当时迎合了社会的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文化形态，故有景帝时，儒生辕固生菲薄老子而窦太后一怒之下令其到猪圈杀猪的滑稽剧的发生。而这一时期，作为文化初步转型的集中体现是一部“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4]（P2）的《淮南鸿烈》。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近70年间建立起来的基业给他提供了足以充分展示才华的物质条件。但不容忽视的是，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 ）接受了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关于社会学说的“大一统”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社会现实之上的。在此以前，即使是黄老之学流行，也不排斥异端，所以九流百家都可言所欲言。董仲舒此举所想建立的文化一统，与秦时李斯禁私学、烧百家之书相类似，本质都在政治的一统。然而，这时候的儒学与原始的孔孟儒学有了很大的距离，宜为新儒学。最明显的是，倡导罢黜百家的董仲舒自己还奉行阴阳五行学、信奉天人感应的神学，汉武帝则痴迷于成仙之道，无形中改变了原始儒学的色彩，但核心没有变化，这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无非是董仲舒把它们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套上君权神授的光环。从汉武帝建元元年举贤良对策，到建元五年（前136 ）朝廷设《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学大兴，而董仲舒、公孙弘都因儒学享高官，带动了全社会的儒学风气，致使学者“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3]（P1723）随后有了从西汉漫衍到东汉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有了东汉把《孝经》、《论语》也列入儒学经典。儒学为朝野的全面接受，表明两汉文化转型的又一次完成。只是，这里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促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他张扬了西汉的兴盛，使西汉至此有“鼎盛”的美誉；也在频年的匈奴之战与浩繁的奉祠求仙中，使西汉王朝的经济凋敝。在儒学成为两汉主导文化形态之后，产生过一次重大的变异，这就是谶纬之学的渗入。任继愈曾经说，董仲舒的阴阳五德终始的神学观后来“成为泛滥于两汉的谶纬迷信思想的祖宗”。[5]（P71）谶纬之学是儒学滋生出来的赘瘤，钟肇鹏在《谶纬论略》里说：“‘谶’是神的预言。‘纬’是与‘经’相配的。谶纬的出现，既依附于孔子和儒家经典，又可以借助于宗教神权的力量来指导现实和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样既便于同汉代的现实和政治结合，又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亦以辅经的妙用。”谶纬与政治的联姻到西汉末年、东汉初年都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王莽、刘秀的先后登基都借助谶纬宣示天下，表明君权神授。孔子及儒学经典也被神化了，像孔子就不再是圣人而是神人了，而七经都有纬文。这实在有违儒学的本义了，由此引起神学与反神学的论争。东汉章帝循西汉宣帝的“石渠”故事，在建初四年（79）召集儒生论经于白虎观，讨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异同，同时把谶纬神学合法化了。为此，思想家王充、王符、仲长统举起反神学的旗帜，但没有因此动摇儒学的根基。
可以说，两汉文化的转型是定格在儒学之上的，它既改变了秦王朝非儒学的集权文化，也改变了秦以前个体自由的多元文化形态。
二、两汉文化与文学的冲突与融合
大体上，两汉文学也应隶属于两汉文化。这里讨论两汉文化与文学的冲突与融合的时候，我们把文学从文化中拈出来，视文化为非文学文化。“文学”的观念是春秋时期就有的，孔子因材施教，门下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说的是文章博学；两汉时期，文学指的是儒学、儒学经典或者是担任文学祭酒、文学掌故的官吏，与现代的“文学”概念绝然不同。用现在的“文学”观念审视，两汉文化的地位远胜于文学的地位。上面说到，因为帝王对文化的重视或鄙薄，是那样自然地重视或鄙薄了文化所“化”之人，董仲舒、公孙弘、辕固生的遭遇就是说明，文学没有它本应有的位置。在两汉经学中，原名《诗》或《诗三百》的《诗经》本应是文学却被经学化了，这不全是两汉人的责任，春秋中叶以后，作诗的时代退化为用诗的时代，《诗》已经被作为经典而存在了。只是到了西汉，《诗》的经典地位得到确立，文学的《诗》宛然丧失。所以当时《诗》是社会教化的工具，故有《诗大序》的高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的强烈光照，使两汉人重《诗》而不重诗，步入诗歌领域的文人寥寥，能留下痕迹的人更是稀微。这样说并非两汉没有文学，辞赋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是两汉文学的主流。辞赋家的创作虽被班固描述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6]（P311 ）与儒家文化传统保持了一致，但它们多被作为帝王精神需求时的供品，儒家文化传统被剥离，只剩下可以激发愉悦的外在形式。难怪辞赋家枚皋晚年“自悔类倡”，难怪辞赋家扬雄视辞赋创作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两汉文化与文学的冲突本质是教化与娱乐的冲突。前者的政治特性并不排斥后者的寓教化于娱乐，但这二者被对立起来。对于后者，接受者只接受其娱乐的一面，淡化或忽略它的教化功用，所以扬雄对辞赋的教化功用大为叹息，说是“劝百讽一”。两汉文化与文学的共存依然是适应了帝王和社会的需要，像辞赋意欲教化是社会的需要，帝王只取娱乐是帝王的需要，辞赋家以文辞的华美和博大的气势迎合帝王的情绪，最终落得对辞赋功用的悲鸣正是失于对帝王的了解。因此，两汉文化与文学的冲突在对象上是帝王和文人的冲突。它没有外化为相互的摩擦，而是内在的心灵不相通。尽管汉宣帝曾为辞赋辩解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3]（P2829）然而，“所幸宫馆，辄为赋颂”，还是入了倡优博弈之流。当然，如果仍就散文论，并依上说把辞赋置于散文之外，那么可以说的是，两汉不存在纯文学性的散文。
就两汉文人论，客观上他们面临文化与文学时，更多地偏向于选择文化而不选择文学，或者说，当选择文化而遭遇了生活的无奈或困窘的时候，对文学的选择才出现转机，它表面看起来是文人借文学消解情怀，实际上是文人性格不得已的内敛。司马迁有“发愤著书”说，他身受宫刑之后，从西伯、孔子、屈原等先哲前贤那里得到感召，继续《史记》的写作。他不是为文学而写《史记》，而是为历史而写《史记》。于是，尚实录、重事实的《史记》也被他用来消解自我的情怀了。这种情形的发生是一般文人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东方朔曾在《答客难》里以“客难”发了一通牢骚：“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文人饱学不得其用莫过于此，与入了倡优博弈之流的辞赋家相差无几。
回到两汉散文上来，由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散文不存在，两汉文化与文学散文的冲突也不复存在。但现存的两汉散文诸如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应用散文往往又被人视为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史，这是中国散文的特殊性决定的。长话短说，后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历史、哲学有一个含混的评价：文史哲不分家。这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当时文学、历史、哲学各自没有建立其他学科不可凛犯的领地，而且是文史哲具有不可分性。为历史与为哲学者自然地运用了文学形式，使那时的历史与哲学同时成了文学。这一点在汉代作为文化遗产得到继承，从而成为两汉散文的基本特征。于是，两汉文化与两汉散文在彼此的包含中融合了。应该说，表现文化的语言方式不一定是文学方式，但文人更习惯于用文学方式表现文化，这使我们看到较为壮观的两汉散文阵营：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历史散文、以贾谊《过秦论》为代表的政论散文、以刘安《淮南鸿烈》为代表的学术散文、以司马迁《报任安书》为代表的应用散文，各自从西汉绵延至东汉。
不过，在两汉文化与散文的相互包容中，常常不是散文对文化的改造，而是散文对文化的适应，诸如历史散文的历史核心、政论散文的政治核心都是不可易移的，这看似两汉散文成了两汉文化的外衣，实际上，像人们习知的道理，两汉文化通过散文形式得到表达是一种自然，二者相互依存。只是这时的散文作为时代的产物，在根本上是遵从两汉及两汉以前的文化形态滋生、变化的，写作这些散文的人不是没有文学的自由，也不是没有表现文化的自由，但由于他们身处特定的文化环境，对文化环境的不能超越以及他们自己怀有的文化倾向，使散文有了一定的文化指向，《淮南鸿烈》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倾向、《史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倾向就是例子。同时可以注意的是文化对于文人的影响，因为文化的多元导致文人思想的多重性，而文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其文化倾向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像贾谊在朝廷时倾向于儒，放逐到长沙时倾向于道，文化倾向的变化随之带来散文风格的变化，这是自然的。
三、两汉散文风格的嬗变
两汉散文风格因题材、体裁的差异而有多重走向，它们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因文化的影响自然发生变化。这里从两汉散文的不同类别分而论之。
历史散文风格的嬗变。两汉的历史散文主要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司马迁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所接受的文化影响大有差异，从思想上看，他有着就学于儒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门下的经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显露的对道家思想的偏爱也影响着司马迁，而“独尊儒术”的提出在他出生以后。司马迁虽然有“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3]（P2729）的至忠之情；有“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2]（P3295）的至孝之情，但没有抱定奉儒不一，而是兼收并蓄，既以儒学为本，又取道、侠诸家，所以班固沿用父亲班彪的意见批评司马迁及《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P2737—2738）而班固虽说是“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7]（P1130）但他毕竟是在“独尊儒术”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批评彰扬了他的儒学立场。同时，班固在辞赋上的造就远在司马迁之上，从而把辞赋的文风带入了《汉书》的写作。不过在《汉书》的体例上基本因循《史记》，不像《史记》在《左传》、《战国策》等之后，有了全新的述史方式和面貌。《史记》和《汉书》共同奉行的“实录”的史学原则且不说，在以“纪传”为主体的散文方式中，司马迁普遍注意人物生活环境的渲染，人物性情在事件里的体现，人物性格化的语言以及灵动的语言表达方式，自我情感借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抒发导致的《史记》抒情色彩等等共同构成的风格，使《史记》有了诸如《项羽本纪》等脍炙人口的篇章和一大批活鲜的历史人物形象。而班固的《汉书》虽说也有一些优秀篇章，但它在大体上以记述的谨严失却了《史记》的灵动，这从它承袭《史记》并有所删改的篇什中尤其可以看出。同时，班固把辞赋的骈俪之风引入《汉书》，改变司马迁错落的散行单句式的语言表达风格而追求语言的古雅和骈偶，这一点，朴宰雨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多有说明。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政论散文风格的嬗变。两汉的政论散文在陆贾开端以后，为世人倍加瞩目的是贾谊的政论散文。贾谊之文有两种走向，一是由于战国骋辞风习的熏染，多重铺陈和渲染以营建散文的气势，并设喻化深刻的道理为浅易之说，文辞则异常的华美，《过秦论》即是代表。二是由于战国质朴说理风习的熏染，他更多的政论文是质朴无华，但侃侃而谈所表现出来的气沛神足没有变，《俗激》、《时变》即为代表。这以后，政论文华丽的语言外衣很快就脱去，晁错就保持着贾谊后一种散文风格。他政论散文里政治思想的直率表现，比文辞的藻饰更显得有力量，散文的文与质，其质被高置于其文之上，是为政论散文首先追求的实用性决定的。同时与这些散文是政治之文相关，如晁错的《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就是如此。虽说他的散文与贾谊的散文齐名，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8]（P38）的称誉，但晁错散文的风格不尽同于贾谊散文的风格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形与他们正当“文景之治”的时代有些关系，黄老思想影响下的素朴之风，对文风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况且，政论散文的政治特性也导致它们最终会走重质轻文的道路。这逐渐成为政论散文的格调，像其后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就是如此。西汉后期，重要的政论散文是桓宽的《盐铁论》。桓宽整理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3]（P2903）它采用论辩的表现形式，围绕罢与不罢盐铁、酒榷、均输形成御史大夫、丞相史、御史和贤良、文学两派，论辩多不作长篇大论却颇有锋芒。它不同于晁错、董仲舒政论散文风格的是：讲究语言的对衬，句式错落，形成跌宕起伏的气势，且素朴明快。这为东汉政论散文承继，日渐出现骈化倾向，桓谭作《新论》、王符作《潜夫论》、仲长统作《昌言》、崔寔作《政论》往往是这样。只是趋向骈化的语言风格，并不走近华美，仍以平易畅达见长。
学术散文风格的嬗变。两汉学术散文涵盖面很广，哲学、文学、历史、政治、民情风俗无所不包。这使它与两汉政论散文有相近的地方，但它显然不同于政论散文，不专意于政治，而是在谈及哲学、文学或其他时兼及政治；也不像战国诸子的文学与哲学不分，而是各有分野。西汉学术散文的大家是刘安和扬雄，刘安的《淮南鸿烈》吸取老、庄、荀、韩诸家思想，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他们进行改造，虽说它重说理，重逻辑形式，但同时常用铺排的表现方法借古说今或者是以虚构的故事表达某种思想观念。刘安主要生活在汉文帝至汉武帝时期，他16岁时（前164）为文帝封淮南王，后招宾客著《淮南鸿烈》，武帝即位后， 入朝献给汉武帝。这一点表明《淮南鸿烈》的“旨近《老子》”与“文景之治”时期黄老思想流行的一致性，行文的风格更贴近庄子。而扬雄的学术散文有较浓文学色彩的是《法言》。《法言》以设问自答构成典型的语录体，但不像《论语》那样自然。其思想主要以儒学为本，政治上主张仁政、王道，同时认为应善于通变。其散文风格主要表现为善用比喻说理，语言灵活而错落有致，且与《淮南鸿烈》一样偏于文雅。延及东汉，最有影响的学术散文是王充的《论衡》，其次有应劭的《风俗通义》。王充作《论衡》，订真伪，疾虚妄，对天人感应之类的宗教神学的反对，实际上是反社会上的谶纬之学，相应地，在文学上则主张以“实诚”为根本，“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9]（P213）所谓“文见而实露”， 是要求语言的朴素坦率，无所修饰，因此，他反对夸张的艺术，不注重文采，以通俗晓畅的论辩见长，并常用历史故事说明道理。应劭的《风俗通义》也有很强的现实精神，它“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7] （P1614），把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多用历史来证实现实生活中的风俗之误，给人很强烈的历史、现实感，语言也简洁明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把它和王充的《论衡》进行比较，说道：“其书因事立论，文辞清辨，可资博洽，大致如王充《论衡》。而叙述简明则胜充书之冗慢”。这也可见学术散文到应劭又有了新的变化。
除了上述三类之外，两汉散文中还有应用散文也应予以一定的关注。限于篇幅，姑不赘述。
收稿日期：19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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