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重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现在提出了三个命题和研究的取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这三大命题和研究的取向，不仅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更重要的关系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工程，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能否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与时俱进？本文在分析以上三个命题及其研究取向的同时，着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问题，是在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命题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来的。
1.“三个命题”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题，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特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及其科学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泛指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与发展着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即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用和发展。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则是着眼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命题，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特征，在回答当今时代各种理论与现实问题，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显然，“当代化”的指向是：如何在当今时代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2.“三个命题”的逻辑关系
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时空链条中来考察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在不同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着的过程。龚育之先生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一文中，简要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多年历程中所经历的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② 相应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第二段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里，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第一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着的历史过程，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突出标志；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还是以其“中国化”和“当代化”的时代特征、时代任务，区别于“中国化”的历史。
如果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应该同各国革命和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应该“民族化”的层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它突出的是“普遍”应和“特殊”相结合的“应然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中所取得的成果，它突出的是“结果逻辑”；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则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必须在回答与揭示当今时代种种“未知”问题、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与规律的过程中实现其新的发展，它突出的是“实然逻辑”(准确地说是包含着“当下”与“未来”的“实然逻辑”)。
因此，“应然逻辑”、“实然逻辑”、“结果逻辑”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我们既不能割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像有的学者所说的，现在应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不必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撇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窒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面临的现实与理论困惑
马克思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第一伟人，与其将解放全人类作为其终身的使命、并为之艰苦探索、卓越实践密切相关。在21世纪，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将当代世界、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问题，作为其最高的使命与任务，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使命和任务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树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1.当今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发展”的现实困惑
在和平与发展的21世纪，从个体到集体、单位到社区、地区到国家，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人们普遍在抓住“和平”的大好时机谋“发展”。但是“发展”给当代人类带来的现实困惑越来越多。
全球的“沙漠化”、“气候变暖”，给人类不断带来摧毁性、灾难性的打击；地震、海啸频发，空难增多；人类遭受各种病毒、病菌侵害的机会、途径在增加；恐怖袭击、宗教矛盾和地区冲突，给人种种不安全感；穷人、穷国并没有因为发展、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减少。
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类发展面临的危机作如下概括：
“收入贫困：贫困率本来就高，但是在有数据的67个国家中，依然有37个国家的贫困率增长了”。③“12亿以上的人口，即全球每5人中有1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生活。在90年代，全球收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比例从30％降到了23％。但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数量仅减少了1.23亿，这在消除贫困所需取得的进步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如果不算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实际上增加了2800万。”④
“饥饿：在19个国家里，每4个人中就有1个以上的人在挨饿，而且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糟。21个国家的饥饿率在上升”。⑤“饥饿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减少了将近2000万。但是如果不算中国，饥饿人口的数量增长了。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饥饿人群最集中的地方。”⑥
“生存：在90年代，有14个国家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增长了，在7个国家，每4个儿童中几乎有一个不能度过他们的5岁生日”。⑦“每年有1000多万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也就是说每天有30000个。每年有50多万妇女在怀孕和分娩期间死亡。这类死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比在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可能性要高100倍。世界上大约有4200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其中有3900万生活在发展中国家”。⑧
“水：在9个国家里，每4个人中有1个以上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而且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糟。”⑨
“卫生设施：在15个国家里，每4个人中有1个以上得不到完备的卫生设施，而且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糟”。⑩“在大多数国家里，最贫穷的20％只得到不足20％的医疗保健支出”。“在柬埔寨，8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那里只有13％的政府卫生人员。在安哥拉，6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那里只有15％的专业卫生工作者。”(11)
面对全球性发展的困惑和危机，《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千年发展目标”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发展进步巨大但并不平衡，一些地区成就卓著，其他地区则停滞不前或令人失望地倒退。在全球范围实现平衡和稳定，既需要所有国家全身心地投入，不论它们是穷国还是富国，也需要订立一个全球公约，使福利尽可能惠及全体人民。”(12) 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制订消除人类贫困的全球公约——即《千年发展公约》。
2.当今世界面临的理论难题是“发展”的悖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兴起的发展理论在把“增长”当作“发展”的同时，一些拉美国家采取把“馅饼做大、分而食之”的“高增长战略”，造成了贫富差距发展的“陷阱”。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区在发展问题上的误区是：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大多数研究把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对“发展”理论认识与理解的片面性所导致的。但是，若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之所以片面理解“发展”会导致“发展”的误区、“发展”的陷阱，在于“发展”客观上内蕴着以下五个“悖论”；不认识、不善于处理发展中的“悖论”，便会导致其“悖论”游离“悖论”(矛盾)统一体，凸显矛盾冲突，导致“发展”的误区、乃至“陷阱”。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一般来说内蕴着以下五大“悖论”。
第一，发达与落后的悖论。如在我国，东西部由于原有发展基础的差异，那么，东西部追求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并不可能同时给东西部带来普遍的福音，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发展与现代化起步时期，同时将贯穿于我国发展与现代化的始终。当然，“发达”与“落后”在实现现代化目标前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实现现代目标之前是是否达到现代化目标的质的差异，之后是现代化水平的量的差异。
认识与把握我国各地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发达”与“落后”的悖论，一是要认识发展与现代化的推进，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正是因为有不平衡、有差距，才会有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是为了缩小差距。二是发达地区应更好地向不发达地区辐射，并产生示范效应。三是不发达地区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形成适合自己迅速赶超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战略，避免差距的扩大、“发达”与“不发达”鸿沟的加深，形成发展与现代化推进中的良性互动和可控性不平衡。
第二，富裕与贫穷的悖论。发展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工业化。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对英国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巨大生产力无比赞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3) 既然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那么，工业社会应能消除农业社会的贫困、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现实是工业化的推进却导致了富裕与贫困的悖论。
以往，我们常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造成了富裕与贫困的悖论。但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富裕与贫困的悖论不仅在欧美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出现过，在正进行现代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也不断地重复出现。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物质进步不仅不能解脱贫困，实际上它产生贫困。”(14) 原因在哪里呢？(1)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行为方式的问题。如把经济增长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目标，而忽视社会公正、平等与幸福，忽视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建设，必然会拉大富裕与贫困的距离；(2)社会分配不公，缺乏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与调控的机制；(3)不同国家和地区原有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信息传播以及思想观念的差异。可以说，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富裕与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客观的可能性(内蕴的悖论)加上主观片面性的诱导而造成的。富裕与贫困的悖论将伴随发展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第三，渐进与跨越的悖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为了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般都会选择“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但是在如何理解“跨越式”发展，如何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方面，则还有一些分歧和失误。
国内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以下三种场境中提出了“跨越式”发展。一是在讨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时，不少学者认为东方社会可以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跨越“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二是在我国改革之初确立中国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时，提出了“渐进式”改革、“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三是在新世纪我国新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少城市提出为了“率先”实现现代化，必须实施“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实际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离开了统一体的一面——生产关系，去谈“跨越”生产力，是没有意义的。试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产力“跨越”到了工业社会，但组织、管理生产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的、农业社会的，这行吗？现实中似乎还没有。我们所倡导的“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在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后所带来的一种历史性机遇。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已经出现的历史机遇，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运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在一些尖端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可能在某一方面超过发达国家，并会由此产生“跨越”效应，迅速增强本国的综合经济实力。
“跨越式”发展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所具有的一种历史性机遇，它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一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实施“跨越式”发展将打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渐进”发展模式，打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平衡，从而产生种种问题和矛盾，反过来制约“跨越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跨越”与“渐进”是一个悖论。问题在于，我国不少地区和城市扭曲和滥用“跨越式”发展：或是在“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之下，争速度、上项目、铺摊子、盲目扩张；或是在“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之下，地区间盲目攀比，你定的增长速度是11％，我则定15％；或是在“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之下，搞不切实际的“产业升级”。扭曲与滥用“跨越式发展”，导致“跨越”与“渐进”悖论的解体，而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难。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正确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不仅要善于把“跨越”的历史性机遇变为现实的可能，而且要善于面对打破(但不是悖论的解体)“渐进”发展而带来的种种挑战。
第四，解构与重建的悖论。发展与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由落后、分散的形态转变为一个有理性、有组织的社会形态的过程。R·本迪克斯把现代化视为一种社会性变迁过程。他说：“对于现代化，我理解的是源于英国的一种社会性变迁模式”。(15) 美国学者吉尔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
社会结构是一定地域空间内的社会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按照一定的规则与秩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以及群体的心理结构等等。发展与现代化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互动场域”，社会作为一种“互动结构体”，其“场域互动”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冲突式互动场域中”，冲突可导致社会结构的解构，互动是社会结构的磨合与重建。伴随着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而重建的社会结构，将开始在新的社会结构平台上开始新的“冲突与互动”。
第五，民族化与世界化的悖论。21世纪我国的发展与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与现代化。全球化的重要结果就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被联系、被组织成一个有机系统，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社会不再是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的集合体，而是成为具有系统性、有机性的整体，全球系统几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各地区、各民族不过是全球系统中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日益强烈地受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乃至全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影响，并深深地打上这种影响的烙印。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就要使我国的现代化融入全球社会、融入世界现代化的主潮流。因此，我国各大城市纷纷以“世界城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或“国际城市”为目标；但是我国各地的发展与现代化不仅是一个自觉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世界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能动创造、开拓进取的民族化过程。我国各地、各城市的现代化，如果丧失了本民族、本区域的特色，它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界城市”、中国的“国际城市”。所以，具有民族化特色的城市、区域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不过，在发展与现代化的实践中，常常令我们困惑的也就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过分注重民族化，可能会离开世界文明主潮流；过分突出世界化，又会脱离本国、本地区的实际，使现代化难以成功地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化与世界化是一个悖论。
3.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提出以上五个悖论，一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发展与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尤其是以上“五大”悖论)的过程，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上述悖论。二是“悖论”如同上下、左右、男女、天地等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转化条件不成熟(或者说在“悖论”统一体还不易解构的条件下)，不善于认识、把握和利用发展中的“悖论”，随意破坏“悖论”，常常会导致“悖论”的解体，出现矛盾激化，如发展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激烈动荡。三是在正确认识与把握“悖论”特征与规律的情况下，能使“悖论”处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可控”的和谐环境与条件之下。四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的现实困惑、发展的“悖论”，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三、走向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要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的现实困惑和理论“悖论”，就要在对各国发展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分析与研究中，在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现代化实践经验中，形成科学发展的目标、路径、方法和战略，并把对科学发展本质特性的揭示，实现科学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1.更新发展范式，走向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使命
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力图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模式和蓝本，探索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些探索主要包括：(1)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观点，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赶超型或者追赶型的发展理论；(2)比较发展的观点，以布莱克为代表的学者针对传统发展理论的缺陷，提出用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开展发展研究，并认为，发展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发展与现代化作为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有反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文化发生互动(16)；(3)亨廷顿、伊斯顿和阿尔蒙德，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观点(17)；(4)沃勒斯坦突破依附理论的缺陷，提出世界体系的现代化发展理论；(5)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启蒙与现代化的发展观点。他认为文化启蒙是现代化的本质和基本动力，只有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建立起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价值选择体系，才能构建出发展的真正动力(18)；(6)列维和穆尔提出了工业化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观点(19)；(7)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观点。帕森斯、霍尔和艾森斯塔特将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20)(主要概括欧洲的现代化经验)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功能进行系统的、持续的控制，以此作为实现人类现代社会目标的立足点；(8)人的现代化观点。英克尔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不仅仅是工业和经济的现代化，而是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从传统的思想观念、心理特征向现代人的转变，才能真正完成现代化的发展目标(21)；(9)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观点。它的立足点是现代西方社会，但其视野却是面向着整个世界和全球的。因为全球化的逻辑是由现代化所决定的，因此反全球化与现代化、逆全球化与逆现代化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返回”是一种批判，对于现代化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具有反省作用。代表人物和流派是生态主义、解构主义等。
西方种种关于发展理论的探索，既表明“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意义，又表明“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走向社会文明的一大历史使命。同时，要在对西方种种发展理论的分析与研究中，走向科学发展，还必须扬弃传统发展“范式”。因为不同发展范式内涵着不同的发展理念、发展取向、发展路径。二战以来，世界上不同国家以不同理论为支撑的发展范式，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增长第一”的经济发展导向，转到提倡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二是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到突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三是从不惜以破坏资源、环境、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繁荣，转到主张可持续发展。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从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思考，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2.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任务
转变发展的理念、发展的范式，是走向科学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使命的关键。在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使命还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任务来实现。我们把走向科学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任务，其理论前提是要弄清科学发展的本质标志。走向科学发展的本质标志在于：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统筹性”。
——发展的“科学性”。从历史逻辑的视角审视“发展观”的演变可以发现：世界各国“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必须把对“发展”的认识从工具合理性层面提升到科学理性层面。在工具合理性层面，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尤其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有力支撑；在科学理性层面，发展又表现为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不断满足、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与现代化方面所选择的是工具合理性的道路，由此造成了西方社会注重功利目的而价值理想和科学理性失落、生态环境危机等一系列矛盾，因为仅靠工具层面的合理性变革难以优化人与自然、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系。当然，离开了工具合理性的发展而谈价值的合理性或发展的科学理性，不仅有失偏颇，而且会使发展失去物质支撑。
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工具合理性与发展的科学理性这一对二难选择的矛盾关系。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把发展观从工具合理性层面提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即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而且强调要围绕“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可以说，人才资源、人才强国战略是协调工具合理性与发展科学性矛盾的最佳选择。因为人才资源、人才战略是一种以人为本、包容了工具合理性(人才是创造科技生产力的主体)，能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
——发展的“全面性”。发展不等同于增长(22)；发展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23)，发展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又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静态均衡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计划经济设定的目标与状态，搞平衡，处理各种关系，结果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有竞争必然会带来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先富后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得益、先富的情况。但市场经济正是在促使不同个体、企业增强竞争力，在竞争中不断打破新的平衡局面而实现新的发展的。
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我们要让“发展是硬道理”深入人心，鼓励大家在竞争中实现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不仅仍要倡导“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要善于“统筹”和协调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这既是一种领导方式和领导艺术，又是一种以非均衡为前提，突出整体协调功能要求的科学发展观。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后要研究西部、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形成我国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非均衡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以在整体上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发展的“统筹性”。以往的发展理念以及对“发展”观的认知，基本是局限于发展的理性层面，缺乏理性发展观向发展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缺乏整合“发展”实践中各类利益和矛盾关系的“发展”实践理性。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不仅在理论理性层面明确了发展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在实践理性层面明确了需“统筹”的“五大关系”，这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统筹发展”理念的形成，从发展观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能力来看，它不仅要找到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的“代价”问题。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均衡性，它必然会带来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诸如失业、贫富差距、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这是一种必须付的“学费”、一种“代价”。但是如何能找到一种“代价”小一些、发展快一些的途径和方法呢？“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仅找到了通过“统筹发展”整体协调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形成了能降低发展的“代价”、使发展的“代价”能在“统筹”过程中保持适度，以不至于对经济与社会造成大的冲击的现实保障。
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以“五个坚持”为原则，以“五个统筹”为途径和方法，实现“四大转变”：(1)从唯GDP为前瞻转向坚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从听任人口的自然增长，转变为重视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有机增长；(3)从注重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转变为重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环境保护；(4)从崇尚过渡的资源消费为标志的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在全社会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享受健康、文明、富有情趣的现代生活方式。
四、实现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使命和任务——走向科学发展，实现科学发展。但是，走向科学发展是一个伴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追求的过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使命和任务的实现，将对开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新局面，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实践宗旨
“贯彻落实”的学理概念便是“实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题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实践宗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我国，当今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有以下六大主题：
(1)始终保持经济的健康增长。所谓健康地增长一般指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内，以“财富”增长的方式和经济规模扩大的方式，去满足人们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约束下的需求。GDP的年均增长率一般在7％～8％的适度增长范围内。同时，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2)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其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间的不断被满足，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国家、区域的生存支持系统维持在规定水平的范围之内。通过基本资源的开发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过就业的比例和调配，达到收入、分配、储蓄等在结构上的合理性，进而共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
(3)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首先应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而后逐渐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
(4)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科学发展观既然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地依赖于地球资源的维持、地球资源的深度发现、地球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
(5)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始终要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对于发展的强力约束，打破此约束的动力和潜力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进步只有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才能成为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
(6)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学发展观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为此，一些地区在构造“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其根本目的都在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2.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本性决定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也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更不能说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是：强调发展的实践理性。
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学实践观，作为理论观念系统，其重大价值在于转变为发展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既在于它是以往发展实践的科学提炼和总结，体现并满足了发展实践的需求，具有实践的品质，又在于它能指导新的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与完善科学发展观。只有走出原有的发展理念，将新的发展理念转化成为实践“发展”理念的行动，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性”价值。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推进科学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实践的过程。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发展的愿景与发展的价值取向统一起来，把发展的动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为谁发展与靠谁发展统一起来，把执政为民与靠民执政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时，它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个体发展与整体发展的统一，体现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统一，体现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与持续发展的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实践的深入与发展。
3.科学发展观实践价值的实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实践的价值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价值，是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分析与处理以下三大矛盾中实现的。
第一，人本性与自然性的对立统一。以人为主体的自然——人——社会三位一体，在推进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寻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第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统一。衡量科学发展的标准，离不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解放程度这些反映历史进步内容的客观考察，也离不开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价值评判，这也就离不开对经济发展目的性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考察。
第三，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统一。发展是非均衡的，如何以发展的均衡战略为指导，在非均衡的发展中实现均衡性，既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又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艺术。
科学发展观实践价值的实现，体现了以“科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使命与任务的价值实现。当然，科学发展观实践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伴随着科学发展观实践过程的深入与推进，科学发展观将从不同方位、不同层面丰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思想与理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佳木斯，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28页。
②参见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学习时报》，2005年4月11日。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3)，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3、3、6、3、8、3、3页，封面。
(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14)(美)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页。
(15)参见(德)W·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6)参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7)参见(美)S·亨廷顿：《关于现代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选自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8)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
(19)参见(美)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20)参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43页；(以)艾森斯塔德主编：《现代化的模式》，伦敦，1987年版。
(21)参见(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的新战略》，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页。
(23)参见(美)S·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