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1]2002年在《百佳集团的组织有效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百佳集团组织有效性的缺乏体现在组织不能有效适应环境以及运作效率(技术效率与代理效率)低下两个方面。在组织的效能方面，高度集权的决策模式以及部门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百佳集团不能有效适应环境的主要原因。在技术效率方面，企业缺乏对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导致了企业技术效率的缺乏。在代理效率方面，企业中高昂的交易成本是由以下叁个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首先，企业无法低成本地解决组织中的代理问题；其次，“内部市场”的运作模式导致了严重的协调问题；最后，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资源的极度稀缺引发了高昂的“影响”成本。
任艳妮[2]2015年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传统的一元主导的、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逐渐走向一个多元、开放、自由、竞争的信息社会环境。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尤其是对新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大学生,传媒的影响力更加明显和深远。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培养和训练人的思想品德为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要想在这种复杂多变的传媒环境中发挥引导思想、培养道德品质、规范行为习惯的功能与作用,就必须将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融入学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础,借鉴传播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结合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现状与问题的实证调研,提炼归纳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与接受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根据传播要素及传播过程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情况,构建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具体研究内容从以下六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绪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核心概念等进行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展开打好基础,做好铺垫。第二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基础。任何科学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基础上进行和展开的。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传播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问题研究主要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个层面展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和接受程度如何是评价有效性的最终标准。第叁章,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路径依赖及嬗变。本文以传播要素为横轴,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历史为纵轴,分析和总结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的历史特征和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在自由、开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固定模式和传统的路径依赖逐渐失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凸显。第四章,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行为,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本章重点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静态层面——传播要素对有效性的影响,动态层面——传播过程环节对有效性的影响。当然,在大众传播时代,传媒环境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对传播要素、传播过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传播结果的有效性。第五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素的优化。主要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几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传播要素本身应该具备的积极属性及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如何继续提升和优化这些积极属性以实现有效传播。第六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及有效性的实现路径。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因此,本部分重点探讨了在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考察,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了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的因素及提高有效性的路径问题。其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借鉴传播学来重新审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需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同时,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突出了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在信息传播系统中,教育者(传播者)和受教育者(受众)都是传播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双方地位平等,关系紧密,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与否直接决定了传播活动的成败。因此,以受众接受为切入点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就是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大学生的个体需要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从而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第二,初步构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传播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往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分析研究多采用本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性在于传播结果的有效性、传播要素的有效性和传播过程模式的有效性叁者的统一。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的要素构成、效能发挥、运行过程和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系统的传播障碍,寻找消除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由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初步构建了传播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理论框架。第叁,构建了不同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有效模式,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新尝试和探索。目前理论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都倾向于建立一种双向互动型的传播模式。笔者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并不只是存在唯一一种传播模式,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性,以及这些传播要素间的关联互动和效能发挥不同,一种传播模式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要素要求,展现出所有的传播活动。因此,本文分别探讨了不同信息传播系统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和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卢君[3]2010年在《内蒙古企业文化研究——区域文化与组织文化的互动关系》文中认为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的高增长引人注目,成为我国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称之为“内蒙古现象”。目前,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早已摆脱传统农牧型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代之以农畜产品加工、能源(包括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供热及燃气)、冶金与建材工业、高新技术、化工和机械装备业为六大优势产业的新型产业结构。一些围绕自治区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的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不断涌现出来,以蒙牛、伊利、小肥羊、鄂尔多斯等一批企业构筑起的新蒙商形象,成为内蒙古优势产业发展的脊梁。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逐步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内蒙古企业文化。在惊诧于内蒙古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内蒙古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诞生和成长于内蒙古的企业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该地区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的成功固然有来自资源、地缘、政策和机遇的优势,但是这中间是否文化要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受到内蒙古独特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内蒙古企业文化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独具特色的内蒙古企业文化是怎样的?通过对内蒙古企业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是否可以为区域文化与组织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内蒙古企业文化研究,首先在内蒙古区域文化背景下确定内蒙古企业文化维度的假设,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进行验证。我们将本文的案例研究类型分为叁大类:一是描述性案例内研究,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利用访谈和案例研究技术,实地考察和调研了蒙牛集团、小肥羊集团、包钢集团等国内外知名的内蒙古典型企业,验证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维度,二是探索性跨案例研究,通过对上述4家典型企业案例的模式匹配,进一步探索区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互动,归纳出内蒙古区域文化和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相互关系。叁是解释性研究,分析区域文化和组织文化的作用机理,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区域文化与组织文化的关系模型。本文可以分为八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意义、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文献综述,主要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界定,包括文化和企业文化理论、民族文化理论和区域企业文化理论。第叁章,内蒙古区域文化研究,也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部分,本章将对内蒙古的区域文化进行一个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包括草原文化、游牧文化、民族文化和西口文化,并将在对以上文化作用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内蒙古区域文化进行概括。第四章,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内蒙古企业文化研究,共分四节,包括介绍研究假设、研究的前期准备情况、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来源。第五章,研究的第一阶段:案例内研究,包括四节,分别对蒙牛、鄂尔多斯、包钢、小肥羊进行案例的分析。第六章,研究的第二阶段:跨案例研究,包括叁节,通过对上述4家企业的案例模式匹配,归纳出内蒙古区域文化和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相互关系。第七章,区域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关系模型,包括叁节,理论回顾、组织文化和区域文化的互动和模型的提出。第八章,研究结论,包括叁节,本研究的总结、创新、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和归纳了内蒙古区域文化的特征本文认为单一文化概念不能准确地反映内蒙古区域文化的多样本质。具体来讲:内蒙古区域文化应该是植根于草原文化,内部受到蒙古民族文化的作用,外部受到移民文化——西口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此构成关系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草原文化、蒙古民族文化及西口文化作用下的内蒙古区域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总结:1、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内蒙古区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崇尚自然的和谐精神和追求自由的豪放情怀;2、受蒙古民族文化影响的内蒙古区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开拓进取的“乞颜”精神、忠诚守信的价值取向、崇尚英雄的乐观主义;3、受西口文化影响的内蒙古区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浓厚的商业文化色彩、勇于开拓的创新文化。二、对内蒙古企业文化的六个维度的假设通过案例内分析进行了验证由于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研究属于新的研究领域,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论文或着述寥若晨星,对于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维度更是没有研究者触及,因此我们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原则,先提出关于内蒙古企业文化的六个维度:生态型、资源型、民族型、英雄型、商业型、创新型,然后对蒙牛、包钢、鄂尔多斯、小肥羊4个样本企业进行了描述性的案例研究。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发挥了案例研究的优势,增加实证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还要克服案例研究的局限性,遵循案例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对4个样本企业从企业简介、发展历程和企业文化特征叁个维度进行提炼和总结,最终验证了内蒙古企业文化的六个维度在内蒙古企业中的存在。叁、通过跨案例研究分析了内蒙古区域文化和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采用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分为两个阶段: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研究,在本文的第五章通过案例内分析对内蒙古企业文化的维度假设进行了验证,在第二个阶段,又将案例两两组合,反复论证,以寻找企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通过研究发现,一般意义上,区域文化会成为企业文化的源泉,这是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上引申而来的,但是,随着组织力量的强大,组织对区域文化也会产生反作用,也就是组织的主动性开始体现。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它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在其追求经济目标,实现经济效益,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对社会文化(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这个规律在内蒙古企业的案例研究中表现出来了。随着内蒙古企业的成长壮大,这些企业形成了先进的文化,这些文化影响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最终引起了区域文化的变化,企业文化就成为了区域文化的新成长点。当企业的力量进一步强大时,组织开始跨区域发展,使得组织所特有的文化具有了超越地域界限和行政界限的能力,而成为了一种更广泛意义的文化现象。四、总结了区域文化和组织文化的互动关系并建立了模型在内蒙古区域文化和内蒙古企业文化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组织与环境的有关理论,本研究又大胆地提出了叁个研究结论:结论1:即使具有优秀区域文化的环境,企业也不一定成功,成功的企业是继承和发扬了区域文化特殊优势的企业。结论2:一般意义上,区域文化是组织文化的源泉,随着组织的强大,本文认为组织文化也可能是区域新文化的源泉。结论3、,组织文化具有跨越地域界限和行政权力界限的力量,因而可以随着组织的跨区域成长而成为超越地域或行政约束的更广泛的文化现象。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我们推演出两个关于组织文化和区域文化关系的互动模型。即区域文化和组织文化互动的A-C-B模型和区域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整合度模型分区域的企业文化研究,本身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研究所建构的理论和模型,以及所使用的方法,为后续的组织文化和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借鉴。
徐明妍[4]2013年在《纵向限制反垄断规制的发展及启示》文中研究指明企业间的纵向关系一直是微观经济学和竞争政策中多变的领域，部分原因在于纵向关系的概念化和多面性。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已就纵向限制兼具促进效率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效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并未能促成各国就纵向限制反垄断规制态度、适用原则和规制技术的统一。纵观当前世界各国对纵向限制的反垄断规制水平和规制技术可谓层次不齐、迥异不同。既然法是实然和应然的相当，经济学的专业语言也已经表述了纵向限制的本质，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反垄断法就纵向限制的规制态度和规制技术差异如此之大呢？以此为起点，本文试图找出除了经济学和法学的结合外，其他深刻影响着纵向限制领域反垄断规制的因素。围绕着纵向限制领域发生的竞争政策的变化，都肇始于二战后在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国际产业转移，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日后被视为全球化的初步征兆。在这次国际产业转移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抓住“贸易立国”的机会，通过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复苏了战后经济并实现了经济繁荣。美国和欧洲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日本和韩国是由统治型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代表，新加坡和香港则是和开放型小经济体的代表。通过回顾和梳理上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纵向限制领域的竞争政策，本文发现影响纵向限制反垄断规制的主要因素有：（1）经济学理论的发展；（2）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3）特定产业组织结构——大型企业集团的盛行；（4）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5）一国的传统价值和文化。在上述要素的不同组合下，竞争政策对纵向限制反垄断规制的影响呈现出以下两条路径：第一，在发达国家，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了竞争政策在这些国家的重新定位，由此调整了反垄断法目标，并改变了纵向限制领域的反垄断规制水平和具体法律手段；第二，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当干预性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后，以竞争政策为代表的弱干预政策开始发挥主要作用。原统治型经济模式下经济政策（以倾斜性产业政策为代表）遗留的特定产业组织结构（大型企业集团）和集中的市场结构此时成为竞争政策成功实施的巨大障碍，由此决定这些国家对纵向限制予以严厉规制的态度和施以相应的法律手段。新兴工业化国家从统治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包括纵向限制在内的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是从无到有，对纵向限制的规制态度呈现从松到紧；西方发达国家则是从自由市场经济走向社会市场经济，基于竞争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学对纵向限制实然特征的再认识，对纵向限制的规制态度呈现从紧到松；两者呈现相向而行的发展轨迹。这种中间化的趋势还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出现一条“中间道路”。原本依赖政府来干预和调控经济的国家，市场的力量逐渐壮大，竞争政策和竞争执法也随之强势。原本信赖市场之手对政府干预秉持谨慎之心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以往自由主义的国内市场上的你争我斗不再是最优选择，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相当重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体现在重新定位竞争政策并对竞争法的执法水平进行调整，至少对兼具促进效率和限制竞争效果的纵向限制放松规制。因此，纵向限制领域的竞争政策历来是复杂且多变的，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如此。然而，如果抓住一国竞争政策影响竞争法实施的这根主线，就能够拨开重重迷雾，找到不同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另一方面，决策者在制定纵向限制领域的竞争政策时，除了正确了解纵向限制的实然性外，还应当站在竞争政策的维度，回答“为什么要规制纵向限制”这样一个问题。在竞争政策的维度下正确定位反垄断法的核心目的和纵向限制的规制目的，才能够以此为前提设计适用于纵向限制的法律原则和规制技术。
刘娇[5]2016年在《新奥集团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信息大爆炸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在愈加复杂的宏观环境之下,国内外的企业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使企业在各方面都顺应形势,紧跟时代脚步。内部审计作为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能发挥的增值作用,也日益被企业管理者所重视。如今,内部审计部门在组织中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不仅扮演着监督检查的角色,同时评价企业各项制度的合法合规性,并为管理层决策提供建议。1999年,在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协会(IIA)通过的内部审计新定义中,首次将“为组织增加价值”这一功能明确提出,这一举动在内部审计定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它表明自此从定义上赋予了内部审计新的功能和作用,内部审计在企业中不再只是组织内部的一名“监督者”,而是能站在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去发挥其提高组织运作效率、为组织增加价值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新奥集团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增值型内部审计进行了如下研究:对增值型内部审计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即对增值型内部审计的涵义、特征、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理论基础做出详细介绍;通过分析新奥集团增值性内部审计的发展现状,包括新奥集团内部审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及障碍形成的原因;在对发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奥集团增值型内部审计发展提出改进建议,主要包括恰当定位内部审计,优化内部审计人才体系,拓展内部审计增值服务的领域和注重增值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四各方面。
陈洁[6]2014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之中,既存在着重大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产业安全风险。商贸服务业作为第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综合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反映。伴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及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外部冲击及影响越来越大。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趋利避害,中国商贸服务业应加快产业发展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内资控制力及优化对外依存度,维护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安全。本文结合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在重点研究流通产业和产业安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商贸服务业发展特征,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流通产业、产业安全及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理论及其文献,并从中国商贸服务业的政策、业态、外资和国际化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过程。其次,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商贸服务业表现出区域发展不均衡、业态发展面临困境、外资控制逐渐加强及国际竞争力水平较低等特点。再次,从内部和外部角度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机理,提出了中国商贸服务业在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中,产业安全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其中内部影响机理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力和竞争环境,外部影响机理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外国产品及技术、国际环境。然后,依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内外部影响机理,分别基于产业发展力、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业对外需求弹性进行实证分析。基于产业发展力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高于工业,显然,这不符合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前提条件,即检验证实了中国商贸服务业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基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显示,中国商贸服务业竞争力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越是沿海发达省市,其较高的市场开放度导致商贸服务业受外资冲击越强,商贸服务业竞争力较低。基于产业控制力的研究结论指出,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影响效果不同,这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因素有关。基于产业对外需求弹性的研究发现,总体来说,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市场需求缺乏弹性,产业发展不安全,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对外需求弹性存在差异。紧接着,为进一步测度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度,分别从产业发展力、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和产业对外依存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客观计算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状态。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商贸服务业处于“基本安全”的下档。并利用BP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选择的安全指标、安全区间、指标权重相对合理,预警模型较准确。最后,采取国际比较的形式,分别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维护背景、维护主体和维护手段进行分析,揭示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模式随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提出维护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增进中国商贸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力、提升中国商贸服务业的产业竞争力、加强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内资控制力、优化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对外依存度和协调中国商贸服务业的区域发展。
苗晴[7]2009年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价值的管理(VBM)是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企业界出现,经麦肯锡顾问公司提倡和推广的一种新型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基于价值的管理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观念为先导,将企业的财务、战略、内部控制、激励机制等作为实现企业价值战略的各项职能活动,融预期、计量、控制、激励甚至于企业文化等于一体的全员参与的管理系统,强调企业价值在企业管理理念中的核心地位。中国股市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市值表现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密切相关,上市公司追求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公司价值最大化,上市公司的角色定位也从过去偏向于大股东的再融资工具转变成为全体股东管理价值与创造价值的平台,上市公司的股东及管理层开始关注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由此产生了市值管理的管理理念。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在价值管理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科学与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市值管理需要建立一个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正确地衡量公司的价值创造,有效地进行价值创造的管理和监控,合理并富有激励作用地分享所创造的价值。因此,市值管理的内容由价值创造、价值经营和价值实现叁个部分组成,构成本文的总体研究架构。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创造进行评价、对市场价值实现进行分析、对价值经营的环节进行探讨、对内在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关联度进行评价,衡量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发现市值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分析时采用了文献分析、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归纳分析等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创造的驱动要素分析时运用了理论研究方法和平衡计分卡以及改进的平衡计分卡——业绩叁棱镜的分析工具;对上市公司当前经济价值评价时运用了EVA(经济增加值)模型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价值经营能力评价时运用了灰色聚类决策方法和基于Hausdorff度量模糊多指标群决策的TOPSIS方法;对上市公司内在经济价值评价时运用了突变级数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对中国A股市场有效性检验时运用了MVA(市场附加值)方法、EVA方法和回归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时运用了相关分析方法。本文的主要工作成果及结论如下:(1)根据平衡计分卡和改进的平衡计分卡的思想,上市公司应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制订公司战略,并努力寻找关键价值驱动要素,将公司战略作为中心环节,促使各种价值驱动要素共同发展,实现价值创造的协同效应,从而长期提升公司价值。(2)财务性价值驱动要素是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上市公司在财务活动中应遵循价值理念,依据价值成长规律来探寻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财务性价值驱动要素中的投资策略是财务体系中的首要环节,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应遵循投资项目评价的折现现金流分析技术,避免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在长期股权(或债权)投资中,应根据股权(或债权)估价模型评估股票(或债券)的价值,并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做出合理的投资选择;在流动资产投资决策中,应遵循风险与收益均衡的原则,合理确定流动资产投资规模和营运资本投资规模,并妥善管理好营运资本。创造价值的融资决策不仅要关心资本结构,更要关心资本成本,应在风险和报酬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最优资本结构,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资本运营作为现代财务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自有资本的不断增值具有重要意义,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内部资产重组、对外兼并收购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资本扩张,达到资本保值增值的目的。(3)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制度保障,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需要建立由股东、董事、经营者叁方面形成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明确各方的权、责、利,形成叁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并通过完善股东大会机制、董事会机制、监事会机制和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来保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4)客户关系管理是一种旨在改善上市公司与客户关系的新型管理理念,上市公司在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质量、拓展业务空间的同时,应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加强客户关系管理,使企业关注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外部的客户,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而提高市场份额,并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5)从价值管理的角度看,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公司价值。上市公司应通过分析研究工作、充分的信息披露、股权文化建设、危机管理等工作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6)中国A股市场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国A股市场仍为弱式有效,尚未达到次强式有效。在弱市环境中,上市公司实施市值管理的关键是努力提高价值实现能力,在充分揭示内在经济价值的过程中追求合理的市场溢价,可以通过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改善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溢价手段不断提高市值管理水平。
操慧[8]2004年在《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文中指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媒介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媒介文化，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通过媒介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介入社会生活，从而渐进式、渗透性地发生、扩散自身影响的亚文化。媒介与人在文化传播中建构起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而这一关联就是媒介文化的内涵。而对这一内涵的形成、特征的具体研究，理应成为媒介文化理论应用性的开拓。中国晚报文化，是以中国晚报发展、运作及审美为有机构成的媒介文化，它是媒介文化发展的本土化与特色化的产物，它具有媒介文化的一般共性与晚报文化的特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晚报的持续繁荣，其作为强势媒体的普适度与社会认同度是晚报文化得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前提。中国晚报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效益为上”的运作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的品牌经营，目前正经历着现代晚报集约化发展的转型；其蓬勃发展、开拓创新的媒介现实，为我们从媒介文化的发生、特点、内涵等主要方面去解析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与理性思维的角度，并使这样的角度成为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晚报的审美特征，也是中国晚报文化由来已久的被认同的文化特质。晚报在现代中国传媒中具有改革试验、创新示范的先锋性；它伴随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日常性的媒介消费选择，并且在当今网络媒体的强有力冲击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接触率，拥有很高的媒介忠诚度。这些都启发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去认识媒介文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首次将晚报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从媒介研究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出发，通过对晚报生产、传播、接受的阶段性发展的过程解析，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此建立起基本的逻辑框架。《北京晚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使其成为总体演绎中个案选择的必然。《北京晚报》是我国传统晚报中成功转型的代表，在走向晚报现代化的运作实践中，它所表现出的启示中国晚报文化以及媒介文化走向的深远意义，正是中国报业文化、媒介文化整体研究中由点带面的归纳的逻辑依据。对晚报的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把握晚报文化内涵与走向的重要文本。本文除了提供不同时期晚报发展的大量素材以及分析以外，还根据报纸版面的报道，整理了相关的重要“大事记”，运用一些简洁明了的版面统计，量化了晚报文化研究中的效果实证，力图弥补传统晚报研究中抽象说理、主观推断、随意定性的研究缺憾;同时，在“演绎—归纳”、“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色”的交叉论证框架下，以媒介文化的媒介事实说话，在媒介文化生发机理及以媒介人为核心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视角中，客观呈现《北京晚报》的文化价值，详尽解析((J七京晚报》文化的形成、内容与特征。中国晚报以城市为中心的定位，以市民消费为取向的策略，以人文塑造为终极诉求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在中国社会市民化、世俗化的日常审美中平衡着导向，深化着取向，预示着走向。本文着眼于媒介文化与晚报研究的结合点，在个案中演绎 “晚报发展上的文人传统、晚报运作中的文人创新、晚报人文中的文人自觉”，归纳中国晚报文化现实的“有为”与“可为”;从而使研究在演绎与归纳、理论与应用、现实与未来的叁重视野中找寻指导中国晚报实践、旨在提升中国晚报文化的内在规律。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媒介文化切入，以晚报文化的衍生性立足，围绕“需要与满足”的作用机理，对媒介文化的发生机制、模式、特点作总体推演，然后界定媒介文化的内涵，主要从它与“新闻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归纳出媒介文化的主要功能以确立本文立足的逻辑框架:即媒介文化的发展、运作、审美叁大层次是媒介文化阐释的核心要素，它是晚报文化研究的总体结构模式和逻辑演绎的思维模式。本章着重阐述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对媒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运作以及人文实况做概括式的特性描述，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生发作文化与媒介研究的生态铺垫，它是中国媒介文化立足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中国晚报文化特色化的阐释依据。 第二章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独立性。建立在媒介文化生发普遍机理上的中国晚报文化，是媒介文化共性与晚报文化个性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产物。“社会需要与满足”的媒介化表现，对于中国晚报来说，就是使其在功能分工、政策介入的差异化选择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总体面貌。它体现出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与中国新闻改革同步、与中国人生活方式改变同步的本土特色。本章的重点，是对中国晚报作历史沿革的综述，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客观呈现中国晚报发展、运作以及审美的特点，这是中国晚报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第叁章承接第一、二章的逻辑铺垫，从二般、普遍过渡到《北京晚报》文化的个案研究。在((j匕京晚报》文化的生发研究中，注意了晚报影响力构建与扩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与传媒生态作了较为充分的“全息扫描”。始终围绕晚报产品、制作、经营叁个方面，在晚报人与晚报读者的传受视阂下，以媒介市场化的效益导向为中心，建构起《北京晚报》人文品牌的解读方
缪悦[9]2012年在《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战略选择及其企业绩效关联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引起理论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成熟的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联系起来,企业社会责任已从过去“商人的社会责任”完全变成了一种战略竞争力资源,并与企业高层决策紧密联系。回顾以往文献,企业高管团队研究的更多关注团队特征相关研究,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成果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将高管团队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融合,围绕高管团队的社会责任取向、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战略模式演变阶段特征及企业绩效过程机制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多重案例比较研究,对四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从反映其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及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特点的关键事件中,总结企业高管团队社会责任企业战略选择过程中多要素系统中的初步规律。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可以分为经济绩效导向(偏重经济责任和基本法律责任)和社会绩效导向(偏重伦理责任、慈善责任)两种,并通过内部人责任、外部人责任、公共责任等叁个方面的具体关键事例,结合企业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分为消极型、反应型、积极型和主动型四大类。通过多重案例比较研究进一步发现,在高管团队人员特征、社会责任取向、企业社会责任选择、社会责任演变、社会责任表现及企业绩效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具体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构思框架。其次提出和验证了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及其社会责任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合相关文献及访谈内容设计了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及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问卷,对湖南省、北京市、深圳市等地区企业进行取样,在156家企业高管团队的478份有效问卷基础上进行分析。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包括经济责任取向、法律责任取向及伦理责任取向叁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包含经济绩效导向及社会绩效导向两个维度。结构方程建模结果显示,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的选择作用明显,同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企业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受到个人异质性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通过深度访谈,探讨不同个体特征企业,特别是高绩效企业高管团队在不同生命周期社会责任战略模式演变的规律。访谈结果显示,高绩效企业在不同的生命发展周期中,可能采取不同的社会责任战略模式,即消极应对、积极反应、超前行为及相互影响社会责任战略。访谈结论通过问卷佐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即通过对76家高绩效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模式在不同阶段的频次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存在显着差异。最后提出和验证高管团队社会责任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的过程模型。运用156家企业高管团队的478份有效问卷进行结构方程建模,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显着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但对企业绩效没有直接作用,而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本文还从政府、社会及企业等叁个层面提出了加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对策及实施路径。本文主要创新工作如下：(1)首次将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社会责任战略选择、企业社会表现及企业绩效建立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中,明确了这四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验证了企业社会表现的中介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以往社会责任的研究范畴,丰富了相关理论知识。(2)相对于已有的模型,本文构建了一个与真实系统更加相符的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传导模型。将企业高管个人特质、企业特质及其外部作用纳入同一模型,并通过实证方法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与战略选择、责任表现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有助于企业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的制定与选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3)突破了现有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一般的阶段划分,运用演化思路揭示出高绩效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模式演变的规律及阶段性特征。
雷亚云[10]2017年在《上市公司低估值状态下的市值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中国股市的全流通时代,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此次改革之后,市值成为资本市场的新标杆,市值管理有了真正的意义,上市公司先后开始了市值管理的尝试,不断寻找正确的市值管理道路。2014年,市值管理一词被写入国家级文件,这激励着业界对市值管理的探索。虽然对市值管理的探索已有十多年,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状况仍不容乐观。我国资本市场中,市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内在价值,A股市场中上市公司被低估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蓝筹股甚至被严重低估。对于低估值状态下的上市公司来说,亟需用科学的市值管理手段改善被低估状况。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市值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上市公司低估值状态下的市值管理方向。本文以市值被低估的格力电器为例,研究其市值管理绩效排名逐渐下降的原因,从而找到其市值管理的优点和不足。首先,文章进行了理论分析,引入了评价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状况的方法——市值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明确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分析思路。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分别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进行驱动因素分析,运用战略地图寻找到价值创造的四个驱动因素:公司治理驱动因素、财务性驱动因素、客户关系管理驱动因素、无形资产驱动因素,基于有效市场理论寻找到价值实现的重要驱动因素——投资者关系管理。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价值关联度的决定因素和溢价因素的溢价原因。接着,本文利用市盈率指标、企业估值数据以及董事长董明珠的多次增持行为证明了格力电器是处于低估值状态的。然后,本文对格力电器2012-2015年的市值管理绩效得分和排名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格力电器市值与内在价值的偏离越来越大,在拥有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和较好的溢价能力同时,价值实现能力较弱,价值关联度在逐年降低。之后,本文运用第叁章的市值管理分析思路,对格力电器的市值管理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第一,格力电器价值创造能力来源于其优秀的公司治理、良好的财务策略、较高的客户关系管理水平以及优质的无形资产;第二,格力电器价值实现能力不足主要因为格力电器与格力集团的矛盾一直存在、与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仍有欠缺以及危机公关能力不足;第叁,格力电器的价值关联度下降的原因是价值创造排名与价值实现排名的差距越来越大;第四,格力电器被纳入沪深300指数以及它的行业龙头地位为其赢得了较高的市场溢价。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总结出上市公司在低估值状态下的几点市值管理启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价值实现能力非常重要,即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如果不能将全部价值表现给投资者,那部分未表现出来的价值便没有了意义。本文的结论是:低估值状态下的上市公司要建立起市值管理机制,在进行市值管理活动时,要更重视价值实现,也就是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并通过股权激励等方法实现市场溢价,通过股票回购管理股本,同时保持价值创造能力的稳定,从各方面提高市值管理绩效。最后,本文提出了文章的局限性。本文从低估值角度研究市值管理,找到低估值状态下市值管理的方向,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有的市值管理理论,也有利于被低估的上市公司抓住市值管理工作的重点,改善被低估的状况,提高公司应对恶意收购风险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实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百佳集团的组织有效性问题研究[D]. 王宁. 电子科技大学. 2002
[2]. 大众传媒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效性研究[D]. 任艳妮. 西北工业大学. 2015
[3]. 内蒙古企业文化研究——区域文化与组织文化的互动关系[D]. 卢君. 中国人民大学. 2010
[4]. 纵向限制反垄断规制的发展及启示[D]. 徐明妍. 华东政法大学. 2013
[5]. 新奥集团增值型内部审计研究[D]. 刘娇. 河北经贸大学. 2016
[6].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研究[D]. 陈洁. 湖南大学. 2014
[7]. 中国A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D]. 苗晴. 江苏大学. 2009
[8]. 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D]. 操慧. 四川大学. 2004
[9]. 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战略选择及其企业绩效关联机制研究[D]. 缪悦. 中南大学. 2012
[10]. 上市公司低估值状态下的市值管理研究[D]. 雷亚云. 河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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