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发展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班牙论文,工人论文,年代论文,社会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66-72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简称工社党）成立于1879年，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政党。在佛朗哥统治时期被宣布为非法，主要领导人流亡海外，1977年该党与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1982年赢得大选的胜利，连续执政到1996年。工社党在1996年选举中的失败一方面与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所谓“钟摆”现象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工社党经过多年的执政后自身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一系列腐败案件和党内派系斗争严重影响了工社党的信誉。工社党在1996年丢失政权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功地解决了党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在200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再次问鼎西班牙政权。由于国内学界对西班牙工社党的这种转变探讨得比较少，而这种探讨对我们了解西方社会党的发展变化又是十分必要的，故本文拟对此作一简单分析。
最高领导层的更替
西班牙工社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是领导危机，也就是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问题。菲利普·冈萨雷斯自1974年起连续24年任党的总书记，自1982年起连续14年任政府首相，在国际上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但是，冈萨雷斯的长期在位对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使西班牙工社党成为一个严重依赖党的领袖、权力集中的政党。另外，冈萨雷斯与党的副总书记阿封索·格拉的不合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工社党内部形成了以冈萨雷斯为首的主流派和以拉格为首的左翼少数派。前者是传统的温和改良主义的推崇者，后者则为稍带激进色彩的左派。工人社会党内部的团结受到严重威胁，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党组织的健康发展。
工社党在1996年失去政权后，如何解决党的最高领导层出现的问题成为反思大选失败、推进党的改革的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1997年6月工社党召开第三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冈萨雷斯突然宣布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大会选举阿尔穆尼亚为党的新任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开启了西班牙工社党改革的进程。
由于阿尔穆尼亚当选工社党最高领导人的过程充满了党内斗争色彩，①工社党高层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由于资历和威望不济，阿尔穆尼亚始终未能成为有职有权名副其实的党的领导人，被人认为是一直躲在冈萨雷斯的影子里过日子。②1998年4月，工社党首次采用初选制推举参加下一次即2000年西班牙大选的首相候选人。但是，党的另一个领导人博雷尔以较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改变了以往党的总书记即首相候选人的惯例。③博雷尔曾在冈萨雷斯当政时任政府部长，是党内左翼力量的代表。这样就在工社党内形成了“双头领导”的格局。博雷尔与党的总书记阿尔穆尼亚的合作并不是很愉快。一开始他们之间就有冲突，之后两人在地方领导人的督促下达成了分享权力的协议。然而，博雷尔作为党推举的首相候选人的时间并不长，一年之后，由于他任命的几个助手与腐败案件有关并被曝光，博雷尔受此牵连被迫引退。这表明工社党仍未走出历史的阴影。
博雷尔的隐退意味着党失去了参加2000年大选的候选人，而此时离大选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阿尔穆尼亚成为工社党推出的首相候选人。2000年3月西班牙举行大选，工社党一败涂地。人民党在下院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而工社党则遭到了自1979年选举以来最严重的失败，仅获得34.2%的选票。大选之夜，阿尔穆尼亚就辞去了工社党总书记的职务。这样，在两届党代表大会之间的三年中，竟有3位党的最高领导人相继辞职，党的整个领导集团陷于瘫痪状态。工社党中央被迫成立了一个名为“政治委员会”的临时领导机构，这表明工社党已经陷入了严重的领导危机。④推选出新的高素质、有能力的领导人成为工社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2000年7月工社党召开第三十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选举产生党的领导人。党内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共有4人，他们分别是连续17年担任自治州主席的博诺、有14年议员经历年仅39岁的少壮派代表萨帕特罗、代表工社党内部传统左翼的费尔南德斯和自由派人士迪艾斯。其中后两位是女性，她们宣称要向历来由男人掌权的传统发起挑战，以实现最高领导集团的彻底变革。从选举会场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发现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的中心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那些带领党走完了过渡时期并曾经占据领导岗位的老一代领导人是否应该向更年青一代领导人交接权力的问题。最后，工社党选择了与历史告别，选择了新生代的代表人物萨帕特罗为党的总书记。
萨帕特罗自身的工作经历和他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时所面对的形势使其很快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首先，工社党自1997年以来一直陷于领导层危机当中，党内普遍希望结束这种混乱状态，特别是在连续经历1996年和2000年的大选失败之后，党内要求出现稳定的中央领导的愿望更加强烈。其次，尽管萨帕特罗在党内并不广为人知，但是，他本人和党的联邦执行委员会中的同事都在党的机关工作过，对党的内部生活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有助于他驾驭党的工作机构。最后，自2000年之后，工社党在西班牙各类选举中的成绩开始有所好转，尽管选举成绩的改善并不完全归功于新的领导人，但却对巩固他的领导地位很有帮助。萨帕特罗领导地位的巩固解决了困扰工社党多年的领导层更替的难题，为工社党全面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实行变革打下了基础。
组织制度上的变革
西班牙工社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建设问题。在冈萨雷斯强有力的统治时期，工社党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人的组织特点，特别强调党内团结和党的纪律。但是，1982年工社党赢得大选胜利成为执政党后，拥有了影响西班牙社会的巨大资源，使党不再有必要向党的组织发展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另外，很多党的干部进入了政府机构而使党的组织机构出现了空虚。党的所有精力几乎都投入到政府管理上，而没有放在党的组织发展上。从国内总体形势来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右翼势力民主中间联盟解体，工社党成为西班牙力量最大的政党，西班牙政党体制的竞争性明显下降，工社党面临的外部压力减少。⑤同时，整个80年代，西班牙社会稳定，工社党进行内部更新的动力减少。所有这些因素造成工社党在组织上日益僵化和缺乏活力。
工社党组织上的变革早在1996年工社党在大选中失败之后就开始酝酿，在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中央和地方组织关系、党员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1.党内选举制度。党的僵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党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成员的更新频率很低。党的联邦委员会是党最重要的执行机构。70年代末以后，大多数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历次党代会上都能够成功当选，工社党通常是通过扩大执行委员会规模的方式而不是实际上更换委员会的成员来推出新的人员。党组织在这方面的僵化和70-80年代党执行的组织战略有关。这时党的组织战略的基础有三个支柱：冈萨雷斯的领导、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的领导人（主要是冈萨雷斯和格拉）手中、保持党内的高度团结。这一组织战略的成功运作还包括政府中的党组织、议会中的党团和党组织之间的高度协调一致，而这样的协调是通过三个领域中的领导人物来进行的。
90年代后期，日趋严重的集中化和僵化开始引起工社党内部的普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工社党开始尝试打破长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制的组织模式，探索实行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的初选制。1997年工社党第一次采取了初选制，允许党员参与选择市长职位上的党的候选人，1998年又用初选制来选择党在2000年大选中的首相候选人，被认为是为了推动初选制成为工社党内部选择候选人的机制而做出的努力。如前所述，1998年初选的结果是形成了以阿尔穆尼亚为党的总书记、博雷尔为首相候选人的所谓“双头制”。但博雷尔和阿尔穆尼亚却不能很好共事，这就使人对党的选举制度的改革产生了怀疑。对初选制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初选制引发了党内冲突，对获胜者的选举前景影响很大，他们不得不与党内同志进行斗争，而他们在选民眼中的形象将受到损害。博雷尔和阿尔穆尼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初选制所体现的直接民主和代表大会选举制所体现的间接民主之间存在潜在冲突的外在表现。
2001年工社党召开政治大会，对初选制的一些规则做了修改，对初选制的使用及其对党的破坏性影响进行了限制，例如在人口低于5万人的城市和工社党执政的地区对初选制的使用予以限制。这些限制可以经由联邦、地区或省委员会（取决于选举所涉及的层次）成员的多数、或者40%的地方支部的成员（如果在地方选举中）表决可以实行。但是，关于初选制的优点或缺点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党在使用初选制问题上也变得谨慎起来。在2000年大选失败后，阿尔穆尼亚辞职，新的总书记是像往常一样通过党的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但新增加了一轮秘密投票制度。萨帕特罗当选的同时，党的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构成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选，上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只有4人留任。2001年的政治大会还进一步增加了内部更新的其他机制，例如党内职务任期的限制。
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根据1976年12月召开的党的27大通过的党的章程，西班牙工社党在组织形态上是一个联邦式的结构，根据地域分成四个组织：地方支部、省组织、自治州组织⑥和全国性组织，主要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层次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每三年或四年召开一次，确立党的政策路线，选举党的总书记和党的联邦执行委员会。联邦执行委员会(comisión ejecutva federal)是党最重要的常设决策机构。除联邦执行委员会外，另一个重要的全国性组织是联邦委员会(comité federal)，其任务包括领导执行委员会以及制定党的主要政治决策，其成员部分是由联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部分是由各区域机构选举产生。
在民主过渡时期，党组织的重建过程被严密控制在中央领导层特别是格拉手中。党的联邦机构对地域扩张过程的控制导致了以后资源和决策能力的集中化。同时，党的重建过程在区域和地方的精英形成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对西班牙工社党的组织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联邦机构权力决定政治联盟，否决向政府机构推荐的候选人名单。
工社党支持在西班牙建立联邦制度，因而对1978年宪法肯定各州的自治权、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进程表示积极支持。⑦为了适应国家组织结构的这种变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工社党在自身组织建设中也开始推行联邦化。“联邦化”这个词指的是创建地区性（自治州一级）的联邦组织同时保留与它们对应的省级组织。联邦化进程曾经在党内引起关于工社党是政党的联邦还是一个联邦式政党的争论。工社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党在结构和功能上是联邦式的，但绝不是政党的联邦或联盟。
工社党的联邦化进程导致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力量的增强，特别是在中央领导内部出现矛盾和不稳定的时候。80年代，党的联邦性区域组织得到了扩张，其领导人的权力增加，出现了所谓的“区域巨头”(the regional baron)。从80年代中期开始，工社党出现了政治分散化趋向，导致一些自治共同体的形成。这些区域巨头借助政治分散化进程，利用自己掌控的选票和得到的资助，有时甚至控制了大量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以争取从联邦机构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自治。80年代末，在联邦执行委员会中党的区域组织的领导人有所增加，特别在1994年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此时正是党内的格拉主义者和所谓的改良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后来，区域巨头积极参与了党的重要决策，例如阿尔穆尼亚取代冈萨雷斯担任党的领导人、阿尔穆尼亚和博雷尔之间的权力划分等。在萨帕特罗当选为总书记的那次党代表大会上，执行委员会中区域巨头的人数也很多。
由于区域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工社党三十四大因而决定建立区域理事会(consejo territorial)，以规范党的区域性组织领导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区域理事会成员目前包括工社党总书记、区域总书记、工社党执政的自治共同体的主席、工社党议会党团的发言人、西班牙城市联盟的主席（如果他或她是工社党党员，或者是该组织中地位最高的工社党成员）、工社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工社党联邦组织秘书和负责处理自治共同体政治事务的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等。2005年工社党曾试图增加这个机构的权力，以避免党的区域领导人之间为了向执行委员会派出自己地区的代表而进行无休止的谈判。但是，党的地方性组织仍然试图向执行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因为后者是党最重要的机构。目前区域理事会的活动和会议仍然十分有限，尽管工社党一直在努力使这一机构为广大公众所认识，并使其作为党关于自治地区构成的官方立场的论坛（即便党关于这方面的立场通常是在理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通过其他谈判形成了）。
随着党组织的联邦化，工社党的区域性组织在制定自己的战略、起草自己的选举纲领以及处理党内事务等方面，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治。工社党地方组织自治程度的扩大对党的地方组织在中央出现混乱或弱势的时候保持正常运作是有利的。⑧另一方面，工社党为了防止因联邦化进程而失去对地方党组织的控制也在组织制度方面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从而保证中央对党的地方组织有足够的监管能力。
3.党员制度。西班牙的各类政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很少活动，导致政党的成员资格和政党认同的水平相对来说都很低，这是研究西班牙政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⑨这与西班牙政党的创建和重建的背景有关。西班牙政党创建或重建的时候，大众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这使各类政党不再有动力发展成群众性政党，因为庞大的政党组织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和人力。另外，各类政党都能够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这也使各类政党没有动力发展成为拥有庞大组织成员的政党。政党可以通过其他手段而不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来动员选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主过渡之后的西班牙形成的政党不再需要党员，而是指在西班牙的特殊国情下，工社党的党员制度和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存在明显的区别。⑩
在工社党重建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向民主过渡到1982年西班牙大选，其组织战略是大力发展党员，使党在地域上实现扩张。那时党员数量不论是对地方、区域和全国层次公共职位候选人的推荐，还是使党具备起码的组织选举的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1982年工社党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后，拥有了影响西班牙社会的巨大资源，而这些资源远远超过了政党的组织可能带来的，这就使党不再有必要向党的组织发展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除此之外，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工社党发展的制度、政治和社会环境也没有提供使工社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动力。因此，除了早期为了在各种层次的选举中为公共职位推荐候选人以及因组织选举的需要而注意发展党员外，工社党越来越不重视发展党员的数量。
萨帕特罗当选党的总书记之后，重新使党组织充满活力、使党组织现代化成为工社党的重要工作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党选举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来修改党员的登记统计办法。2000年到2004年，联邦党员注册办公室负责执行这项任务，该办公室与全部党员取得联系，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保持自己的党员身份。根据新的办法，党员将主动提供一个银行账号，他们的党费将自动缴存，而不再向党的地方支部缴纳党费。这样就克服了党员数目统计虚假的问题。因为在此前，由于在地方党代表大会中，地方党支部的影响和党员的数量有关，所以很多支部为了表明自己拥有很多党员就多缴纳党费。根据当前的党员登记制度，联邦的组织秘书负责党员的统计，不论什么时候需要，数据就会自动更新，其方法就是统计有多少党员通过他们的账号缴纳党费。那些接受过咨询但没有通过账号缴纳党费的人就被认为是党的同情者。凡六个月不缴党费者，就自动变成党的同情者，直到他缴纳应缴的党费为止。(11)党的新领导的产生和2004年大选的胜利，对工社党党员和同情者的增加起到了积极的影响，2004年工社党的党员（包括党的同情者）数量达到46万人。(12)
在过去10年里，包容性成为工社党发展党员战略的一大特点。加入工社党变得容易得多了。现在，一个人若想加入工社党，可以通过网络注册，过去的一些条件例如需要得到地方支部的批准，还需要有两个介绍人等限制因素被取消了。对党员权利和义务的定义，在过去10年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党员在初选中选举候选人过程中的参与程度等。(13)党的同情者的权利有所增加，党的同情者与正式党员的区别不再那么明显，他们能够得到政党的一些信息和培训，尤其是在选举日他们会作为的党的代表在投票站执行一些任务。他们会参加一些主题性的支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间接地出现在党组织中。目前这样的主题性组织有6个，分别致力于教育、环境、公民参与、健康、新技术、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工社党内，很多人反对在党内机构选举中让党的同情者参与，而工社党的章程对向公共职位推荐候选人过程中党的同情者如何参与方面的规定也很模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党内在关于扩大党的同情者的权利，让他们参与党内生活的可能性方面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
政策理论领域的革新
西班牙工社党早在1979年就明确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变得温和。(14)在执政期间，工社党采取的是正统的市场经济政策，并混合了一些对福利政策的承诺。工社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围绕权力分配问题，而不是围绕意识形态。(15)因此，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相比，工社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当工社党在1996年失去政权成为反对党时，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是意识形态或者党的纲领方面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的声誉以及公民对党的信任的问题。
恢复党的声誉和制定一系列新的政策的主要步骤是在萨帕特罗2000年当选党的领导人之后采取的，包括明确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提出体制改革和维护公民权利的主张等方面。2001年7月召开的党的政治会议为工社党新的领导人确定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这次会议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平等、自由、多元主义、社会正义和团结，尤为强调自由，主张“社会主义就是自由”，这是工社党在流亡海外多年后于197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在2004年召开的三十六大上，工社党提出了建立“公民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民本主义”的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认为公民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建立一种“透明、对话和尊重他人”的氛围，减少政治上的操纵，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帮助困难地区，认为工社党的根本义务和责任是“服务于公民总体利益”，维护社会团结、增强社会互助、保持与公民的密切关系是工社党面临的重要任务。(16)
在政策主张方面，工社党对人民党政府所执行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精神并没有提出批评，但工社党在萨帕特罗的领导下实施了一项反对人民党政府的新战略，即“平静的抵抗”。这是一种非冲突型的战略，工社党和人民党在很多政策领域达成了协议，例如司法改革以及反对恐怖主义。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人民党不同的政策立场，尤其是在一些非经济领域，例如在对外政策和伊拉克战争、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方面、教育制度改革、住房问题、管理体制改革、公民权利以及人民党政府在“威望号”油轮沉没时处理危机的方式等。工社党在2004年的选举纲领中，反对人民党政府所主张的大西洋主义，主张面向欧洲的对外政策，反对人民党政府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受到人民广泛关注。参议院改革和对当前自治状态的变革等都是工社党选举纲领中的重要内容。工社党关注公民权利，尤其是平等问题，强调要在福利国家的所有领域为弱势群体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要缩小因社会、家庭及地区原因而造成的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实现男女平等。
2004年工社党执政后，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也表明了其与人民党政府的不同之处：新政府成立伊始就制定一项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法律，萨帕特罗还任命了一个女性部长占一半的新内阁，2005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允许同性恋结婚并收养孩子等，表明了工社党新政府对民权的关注。萨帕特罗还坚持通过对话建立共识，指责人民党特别是阿斯纳尔以专断的手腕治理国家。当工社党在2004年赢得大选后，就建立了“区域首相会议”，坚持定期与反对党领袖以及各自治共同体的领袖举行会谈，在改变政府管理的方式方面做出了努力，这是人民党执政时所没有的。
结束语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工社党曾经因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党内派系斗争而失去西班牙人民的信任，从而丢失政权。从1997年工社党的三十四大开始，工社党开始了痛苦而混乱的组织和政策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从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开始的，最终才在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下选择了与党的过去没有历史联系的年青一代领导人，才使党有能力恢复其在选民中的声誉。在萨帕特罗的领导下，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换届更新，有效消除了党内斗争，使党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组织和纲领上的革新。这些变化使党的声誉在西班牙选民中得到提升，公众对工社党的支持度得到恢复。工社党最终获得2004年大选的胜利，在其发展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收稿日期：2008年3月
注释：
①于元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会——西班牙工社党三十四大侧记”，载《当代世界》1997年第8期。
②于元俊：“推新人，求转机——西班牙工社党三十五大追记”，载《当代世界》2000年第9期。
③初选制(preliminary election)是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产生工社党推举的首相候选人的选举制度。人们认为，由于新任党的总书记阿尔穆尼亚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是间接民主的结果，他试图通过党内初选当选首相候选人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实际结果却出乎阿尔穆尼亚的预料。参见M.Méndez Lago,"Turning the Page: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nish Socialist Party",in Anna Bosco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Party Change in Southern Europe,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7.
④于元俊：“推新人，求转机——西班牙工社党三十五大追记”。
⑤参见张敏：《西班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⑥在加泰罗尼亚州是个例外，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实际上是一个不同的政党组织，该党在1978年与工社党订立协议，两党建立了稳固的联盟，但该党在加泰罗尼亚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参见Paul Heywood,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pai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5,pp.208-209.
⑦张敏：《西班牙》，第117-128页。
⑧M.Méndez Lago,"Turning the Page: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nish Socialist Party",in Anna Bosco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Party Change in Southern Europe,pp.92-95.
⑨P.Mair and I.Van Biezen,"Party Membership in Twenty European Democracies 1980-2000",Party Politics,Vol.7,No.1,2001,pp.5-21.
⑩I.Van Biezen,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Party Organization in Southern and East-Central Europe,Palgrave Macmillan,Basingstoke,2003.
(11)2004年工社党三十六大通过的章程，第8条。转引自Paul Kennedy,"The Spanish Socialist Party(PSOE)",in David Hanley and John Loughlin eds.,Spanish Political Parties,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6,pp.46-73.
(12)M.Méndez Lago,"Turning the Page: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nish Socialist Party",in Anna Bosco and Leonardo Morlino eds.,Party Change in Southern Europe,table 3,p.96.
(13)S.Scarrow,Parties and Their Members:Organizing for Victory in Britain and Germ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0.
(14)张敏：《西班牙》，第149-150页。
(15)Richard Gillespie,"The Resurgence of Factionalism in the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in David Bell and Eric Shaw eds.,Conflict and Cohesion in Wester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London:Pinter,1994,p.59.
(16)李文晶：“西班牙、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社会党的调整与变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