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沟理论：跨越代际对立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沟论文,对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从代沟现象的存在性、生存背景及社会功能三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已有的或仍在进行争论的代沟观作了归纳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代沟理论进行了总体概要的评价。文章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急剧加快的情况下，全面地认识、研究代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周怡，女，1955年生，社会学硕士，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作为一种西方思潮，80年代流入中国的有关代沟理论的争鸣时至今日几乎已经偃旗息鼓了；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代际差异、代际矛盾或冲突并没有消失殆尽，依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代沟”一词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正在渐渐转变为一种强烈的意识和思维定势，侵扰着中国普通百姓的心。因此我们认为，重述代沟理论，对今天各代人迅速适应转型，并在不息的探索中找到自身的真实性的位置，跨越代际对立、实现代际间的和睦共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代沟理论，辐射面宽广、争鸣者众多，其主要的论述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世代间是否存在代沟的争论。
M·米德认为，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社会现象。局部的代沟现象过去确实有过，但是，60年代以来，代沟已经不是以前的老派的父母与新潮的子女之间的感情纠葛，而是一种被独特的事件相隔了的不同代人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正在“世界范围化”：美国的反战运动和“青年风暴”、西德青年的抗议和示威、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等，都昭示着“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的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互相望着，”①不同代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沟壑。
张永杰、程远忠合著的《第四代人》，突出了米德有关“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观点，具体地将中国社会的人群划分为四代人，并认为近1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从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代沟”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代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以至可以说“几乎任何大的社会冲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代际冲突，或至少带有代际冲突的色彩。”②而且，这种几代人共世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几代人之间的冲突在今天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③
李新华在《“代”的时代》一文中通过对血缘社会、阶级社会的描述和分析提出，随着人类温饱问题的解决，生活质量的要求被推到首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已经不限于血缘和阶级的对立，而出现了一种价值观的对立。而价值观的形成取决于人们一定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由于技术进步、时代变迁的加剧，终于形成了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具有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生活经验的人群，“代沟”出现，“代”的时代随之到来。④
显然，M·米德、张永杰及李新华的“代沟观”，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将代的分裂说成是全球性已经或将要面临的紧迫问题，并将其推向极至。与之相抗的有“局部分歧说”和“虚幻想象说”等流派。
“局部分歧说”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希尔认为，代与代之间在价值和行为选择等方面的普遍代沟是不存在的，只可能有单方面的或局部的分歧。比如，他和他的合作者通过对三代人同堂的大家庭进行全面观察和分析后发现，世代间（尤其一二代）在对传统价值的看法及实践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成就行为方面，三代人又存在很大的一致性。⑤80年代末，美国的几次民意测验似乎也支持希尔的观点，测验结果表明：对于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政府如何救济穷人”、“当前的军火开支是否过高”等公众事务问题，不同代人的态度区别不大。但是，对于“个人是否应有堕胎的权力”、“个人是否应该相信领导”等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前后几代人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存在较大的分歧。⑥国内学者葛道顺指出，中国目前的代际关系不但是和谐的，而且是积极向上的。中国社会不存在代沟，只存在“相倚性代差”，即，代与代之间在表现代差的同时，又表现出较大的相倚性。⑦
“虚幻想象说”的代表人物杜文和艾得尔森认为：“代沟”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危言耸听的空谈。60年代发生在美国及其它工业化国家的一些社会风波，是由具体的社会条件促成的，并非由于两代人存在价值观的对立而引发。国内学者陶正熠也持否定观，他认为如果西方社会在60年代转型期存在“代沟”的话，那么，从中国目前的代际状况来看并不存在代沟。原因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改革为社会、时代的主导价值观所选择，它得到了各个年龄层次，包括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支持，因此，不可能产生“代沟”。⑧
不管怎么说，“局部分歧说”在肯定代沟的存在性方面与“代沟普遍说”有共同之处，这就决定了这两种理论彼此间多少有互通、联手的可能。而持“虚幻想象说”者则完全地走向了反面，否定代沟是他们坚守的意向。
第二，关于“代沟”产生的原因。
国内外许多学者虽然承认代沟，但是对代沟形成原因的解释却大相径庭。首先，我们简单论述几位西方学者的观点。
M.米德认为，代沟是社会高度技术化的产物。现代科技给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很高的物质享受，这种物质享受导致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断裂。于是家庭意识淡化，社会流动增加，青年一代经过一段时间的独来独往之后，主体意识觉醒，“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对他们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和判断，去审视一个以前从来未有的世界。”⑨去追求并适应新的变化，由此终于出现了不可逾越的代沟。这种解释指出了现象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技术进步和代际陌生之间存在着的决定与被决定之间的关系，代际陌生而引发的代沟是技术进步作用力的变异带来的副产品，二者在时空上并行不悖。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世代冲突的直接原因可归结为青年与老年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悬殊。青年和老年两个年龄群体，由于处于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和位置，居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就必然造成两个年龄群体间的普遍差异。一旦差异和分歧达到无法维持平衡的地步，世代冲突便会产生。
A.汤因比与池田大作曾专门谈论过“代沟与体制”的关系问题。⑩中心议题是，体制加剧了代冲突。池田大作认为，新旧两代之间的隔阂，关键在于体制。老年人认为，自己的生存是受体制保护的，所以，如果体制的存在一旦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豁出命来维护它。而对青年人来说，威胁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大元凶则恰恰是本该有义务保护他们的体制。原因在体制领导人的特权意识。在汤因比看来，现代国际反体制运动的明显特征，就是在体制以内的青年与中年人之间的对抗。
卡斯乔的青年“心理未成熟理论”、埃里克森的青年“社会心理延期补偿理论”以及L.罗森马耶尔的青年“边缘化”理论，在解释代沟成因方面，都简单地将世代之间的隔阂或冲突的直接原因推给了青年一代，这多少是偏狭的。卡斯乔认为，青年一代的社会心理尚未成熟，是造成世代冲突的主要原因。埃里克森说，当代青年将长期出于依附状态。这种处境必然造成青年的某些社会要求不能及时得到满足，限制了青年的自立发展，推迟了他们发挥独立的职业活动者的作用，自然就会使他们产生不满并与成年人在心理上造成疏远和冲突。L.罗森马耶尔认为，青年在能够获得成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之前，处于一种“过渡”的地位。这种过渡地位使青年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缺乏保障性，从而产生一种受到社会排斥，尤其受到成人的排斥，和处于“边缘”地位的感觉，机会和权利不平等、不公正的感觉就会使他们或是抗争或是颓废。(11)
国内学者在论及代沟的成因时，大多秉承了M·米德的观点，其中以王雷主编的《跨越代沟》一书为代表。该书主要认为社会经济的巨变导致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青年人在消费心理、社会意识（如主张自立）、思维习惯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与传统观念发生抵触。这种抵触不仅存在于家庭内部，还发生在社会上的不同代人之间，因此代沟产生。《第四代人》的作者则强调，当中国社会在从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转型的时期，代际分裂表现得最明显，也最严重。(12)
值得提及的还有陆建华的“制度背景”一说。他认为，任何青年问题都必然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将青年问题归纳为三类：典型制度问题（如升学、择业、政治参与等）、隐性制度问题（包括性、代际关系、社会化等）和反制度性问题（如，犯罪、自杀等）。他指出，代际关系问题属于重大的隐性制度问题。就是说，“代沟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得到一系列制度的保证的，只是这些制度并不与青年对成年的特殊观念、特殊反应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13)
第三，关于“代沟”的社会功能。
“代沟”现象一经被提出，国内外学者就争相以不同的角度论证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功能，褒贬不一，相持不下。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代沟”具有“创新文化”的功能这一说法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赞誉。M·米德在目睹了欧美60年代青年运动之后，曾感叹道：在人类历史上两代人第一次公开的痛苦的大决裂来到之际，青年将促使美国传统文化衰落并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或曰“青年亚文化”，即后喻文化。后喻文化相对于前喻和前喻文化来说，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14)这种新型文化，实际就是代沟文化之后必然导发的功能文化，它在迅速的社会变迁时期，具有一种引导社会先行的作用。米德的“三种文化”模式流入中国后，周晓虹撰文强调了后喻文化现象，并形象地将这种与“嗷嗷林乌，反哺于子”的生理现象十分相似的文化现象称之为“文化反哺”。(15)他认为，这种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青年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现象具有某种普遍性。同样，李新华也在米德“三种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文化”即“互喻文化”，它是指不同代之间互相学习的文化。李新华在文章中，除了论证互喻文化的客观存在性之外，还强调了互喻文化所导致的社会二元结构，他的理论框架是这样的：代沟事实产生“互喻文化”，在代与代之间的互喻过程中，由于双向交流的不对等（不对等表现在，晚辈向长辈的学习历来被看成是自然的，而长辈向晚辈的学习却要遭受各方的阻力），形成了在社会形态上的社会二元结构模式，即老年与青年文化并存的模式。显然，在他的笔下，互喻文化最终又形成了对代沟的确认。(16)
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代沟”具有改变“社会化矢量”的功能。社会化的进程、方向和起点称之为“社会化矢量”。一般认为，基本社会化是指社会使新生的人类个体转变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初生婴儿，方向由长辈指向晚辈，整个过程大约25年左右。(17)“代沟”的出现意味着基本社会化过程已经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于是，西方学者提出了“反向社会化”概念，“反向社会化”的定义很类似于“后喻文化”，它是指“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前辈的过程。(18)”很显然，与基本社会化相比，反向社会化的进程、方向、地点都发生了变化。另外，T.齐黑创设的“新社会化”同样有别于基本社会化。他认为，今天的父母已经难以成为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被同龄群体所代替。(19)
从世代继承的角度来看，本特森等人认为，“代沟”为世代的延续提供了“选择”功能。他们强调，世代冲突的结果，并没有导致传统文化的灭迹，而是产生了两种特殊的社会选择功能，这就是，对传统文化有选择的延续和对新文化有选择的吸收。将不同代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经过筛选连结起来，让传统文化吸收新文化，这是使一代代人延续下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社会青年化”理论的创始人F.米泰夫则强调了青年亚文化在世代传承中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表现在青年自身会对社会引进新的变革因素。(20)
二
从以上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代沟观的“破”和“立”都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分歧和争论依然占优。尤其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基本上是引入性的或零碎的。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对整个代沟观作出较为翔实的评价，或作出任何盖棺定论般的评析都似乎不太现实，而且目前国内有关代沟理论的权威性评论文章几乎还没有见到，这就为我们的评估增加了不少难度，本文只想尝试性地指出下列几点：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代沟观的提出和研究对社会学、尤其青年社会学和老年社会学来说，无疑是贡献颇巨的。这项研究虽然发端于西方80年代青年运动迭起之际，但是至今仍然不失为一种揭示变革时期代际互动过程中矛盾运动的有意义的工作。它为解释不同代人之间所呈现出的诸多差异性行为，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并给人际关系学理论注入了新的灵感和启迪。
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们已经将代沟的内涵由上下两代人之间的对峙扩展到了两代以上的不同代人之间，如，四代同世却迥然相异。这种扩展并非是随意性的，其轴线用米德的话来讲就是“世界性重大事件”，普通说来则是时代的急剧变迁。时代变迁造成了不同代人之间的断裂，断裂或代沟本身又加速了变迁的步伐，这正是研究对象不断增多的原因所在。显然，这种论述很自然地指出了社会变迁与世代鸿沟间的相关的辩证关系，并丰富、拓新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实际内容。
第三，从研究目的来看，代沟理论力图提醒人们社会转型时期代际间的差异、分岐和对立会发展到极端状态。比如，本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爆发一系列青年反战运动的时候，正值这些国家由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时期。应该说，这种诚挚的告诫对研究当今中国转型中的代际互动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第四，从研究内容来看，这种研究既有功能性的解释，也有因果性的说明；既有横断面的解剖，也有纵向历史的背景。并且在说明代沟与社会化、与社会变迁、与社会制度以及与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联系方面，不少观念是新颖合理的。其中，米德的“三种文化”模式，作为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形象深刻地描绘了从传统文化到代沟文化再向跨越代沟的后喻文化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尤其“后喻文化”的提出实为一大了不起的创新。一方面，我们十分钦佩米德敢于向自己的衰老提出挑战的勇气，她不仅能够承认自己的落伍、承认年轻一代的历史作用，而且能够号召老年人必须向代表未来的青年人学习，这种意识在长者中尤其对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老人群体来说实为罕见。另一方面。“后喻文化”的提出，无疑也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它为新文化的介入、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辅垫。当然，米德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用既定的思维模式去解释现存的社会问题也多少会带有偏见之处，比如，她将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唯一地归结为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就忽略了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无视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似乎“让人以为是文化在使役人类”（斯普拉德利）。再有，李新华的“互喻文化”既在原因上起源于“代沟”，又在结果上表现为“代沟”，这就突出了代沟的不可跨越性，验证了他的关于“代”的时代的理论。应该说，他的这番精彩的论述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而且极富创造性和挑战性。但是，就其“互喻文化”而言，我们总隐约地感到：它在作者的笔下似乎是一个介乎在“应有”和“实有”之间的不定词，存在着较大的可商榷之处。简单的说来，李新华在文章的开头，曾用大量篇幅提出他的“互喻文化”概念，可是在他引申“社会二元结构”的过程中，他又否定了“互喻文化”存在的可能性，不对等的互喻已经几乎将可能的互喻化为乌有，这多少有点令人惋惜。
第五，从研究的社会效果来看，“代沟”问题曾经导致西方社会学界长达10年的激烈论战，80年代末又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激进的年轻人为之振奋，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传统文化焚为灰烬；保守的年长者为之惊骇，象触电般地害怕谈及这类话题，非议、阻拦、警告频频亮出；中庸者则在其中论长论短。不管怎么说，代沟的研究对整个社会起到了几乎惊俗骇世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它所遭到的非议最多，其中，最激烈的要数全盘否定代沟存在的“虚幻想象说”。虚幻说的基本观点在文献综述中已经有过阐述，他否定代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同代人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什么要故意夸大不同代之间的差异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反诘是：我们并不否定同代人之间存在某些差异，而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否认那种由时代变迁造成的发生在不同代人之间的整体性差异呢？应该承认，代际差异即“代沟”与同代人之间的差异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代际差异是根本性的差异，是“新人”与“旧人”之间在价值观方面的根本不同，也是“新”与“旧”的行为取向上的根本性差异。比如，同处于摇滚演唱会上的不同代人所呈现的状态截然不同，一代人可能随之手舞足蹈、颠狂吼叫；一代人可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另一代人则可能拂袖而去甚或捶胸顿足。而同代人之间的差异大多是性格、气质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即使有价值观、行为取向方面的差异也多半是不明显的，无所谓新旧之分。其次，代际差异是整个一代人不同于另一代人的群体性差异，研究它需要更多的借助宏观研究的方法，而同代人之间的差异是表征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体性差异的，它的研究属于微观研究。最后，代际差异并不与人类结伴而生，传统的农耕社会不存在这种差异，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并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联，同时它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可是，同代人之间的差异因为完全由个人的背景、经历、学知、气质等个人因素决定，所以，他几乎与人类的诞生形影相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代沟”现象较之研究同代人之间的差异更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接下来，我们还想对陶正熠先生的有关观点作出否定的评估。他的代沟观要义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改革是得到各代人拥护的，所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可能产生代沟。这种简单地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推论其成员心态和行为的思路，显然没有脱出中国政治时代所赋予人们的种种思维框架。更为关键的是，陶正熠先生完全否定了代沟现象的客观性。我们认为，“代沟”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因素。其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急剧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不同代人社会化的内容、进程、背景和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它与受到“各代人的拥护”等政治概念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也只是为中国的代沟现象增加一些特色罢了，决不可能就此否定代沟的存在，因为代沟本身还预示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然，陶先生之所以会与我们在代沟问题上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和我们在同一个意义上作用“代沟”字眼。有关这点，我们将在下面有所提及。
第六，从研究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来看，综观国内外的代沟理论即可发现，尽管流派纷呈、新说迭起，但是他们的基本概念前提、相应的理论背景并无统一协调之性质。比如，米德的代沟理论诞生在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代沟具体表现为极端的冲突形式。此后的20多年，随着转型趋于稳步，各代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变化的适应性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代沟的具体表现也相应缓和了许多。一些学者仍然在冲突的意义上使用“代沟”字眼（陶正熠先生或许就是这样），并以现时现地的代际状况来评价甚至批驳米德的代沟观；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因此在“代沟”还是“代差”的概念上纠缠不休。对这些争论，这里，我们虽无意去细细评判孰是孰非，但有一点我们十分清楚，在参与理论讨论的时候，必须首先对其基本概念前提及背景资料有一确切的把握，或给一严格的标定，否则，出现张冠李戴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就“代沟”概念而言，我们认为，“代沟”一词作为一种形象比喻，完全可以用来统辖代际差异、代际隔阂和代际冲突等一类所有表征代际距离的词汇。因此，所谓“代沟”是指不同代人在社会拥有方面和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冲突的社会现象。惟有这样定义，代沟理论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也才有可能真正为跨越代际对立建立坚实的桥梁。
注释：
①玛格丽特·米德，《代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6页。
②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①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页。
④李新华，《“代”的时代》载《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5期。
⑤参见王雷《跨越代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⑥参见《从民意测验看美国的代沟问题》，美国：交流，1989年第4期。
⑦葛道顺，《相倚性代差》，1992年，第37-38页。
⑧参见王雷《跨越代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⑨M·米德，《文化与承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⑩参见：《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11)参见：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78-88页。
(12)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
(13)陆建华《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载《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
(14)参见：M·米德，《文化与承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15)参见：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载《青年界》1988年第1期第3-12页。
(16)李新华，《青年与成年：未来社会的二元结构》上海：《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宋林飞《现代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6页。
(18)黄育馥，《人与社会——社会化在美国》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19)T·齐黑《青年与自恋主义》法兰克福：1975年。
(20)参阅P·米泰夫《社会化和青年化》布加勒斯特：青年—研究—行动，1977年第101-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