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如何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自我角度
——以麦金太尔的文本为依据
贾凌昌
[摘 要 ]麦金太尔晚近将依赖性纳入德性伦理之中，其核心概念是独立实践推理者，而这一概念是通过前提性概念“好”与行动的理由获得界定的。成为充分独立实践推理者不仅需要对他者形成依赖，而且还需要在自我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建构的同时成为基于“正义的慷慨”理念指导下的有效给予者。
[关键词 ]麦金太尔；独立实践推理者；好与行动的理由；德性；正义的慷慨
麦金太尔认为，个体由于具有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和脆弱性从而需要转变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在个体向独立实践推理者过渡过程中，他者依赖是必须的。问题是，是否个体实现了对他者的依赖后就成为完全的独立实践推理者了呢？并不如此。按照麦金太尔，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标志是人们能从自己的欲望中抽出身来并能理性探究什么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好”。这意味着，对他者的依赖只是部分在起作用，当对他者的依赖达到一定界限时，依赖性的作用就呈现边际递减趋势。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麦金太尔对个体独立性的找寻。他明白，造成不充分实践推理者的典型原因是“无法使自己充分独立于那些我们所依赖的他人”。[1]69也就是说，必须挣脱依赖性并建构自我的独立性，如此，完全独立实践推理者才可以形成。那么，麦金太尔的自我在独立实践推理者中的作用是什么？它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本文试图对麦金太尔文本进行梳理，从而在理论上拓展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研究。
一、实践推理：“好”与行动的理由
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独立实践推理者是核心概念，其他诸如动物性、依赖性、正义的慷慨、本地共同体、“好”与行动的理由等概念都是围绕独立实践推理者进行的，但在此中，“好”与行动的理由是前提性概念。何以这样说呢？麦金太尔指出，我们要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难道不是要寻求一种行动的理由并追求好的生活方式从而追求幸福么？而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个体不可避免地面临难灾难与折磨，于是也必然呈现出脆弱性。为摆脱这种脆弱性，个体走向独立实践推理者就是一种必然选择，唯此，才是真正意义的幸福生活。
何谓幸福生活？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相同，麦金太尔独辟蹊径，从对动物特别是海豚的生活分析中得出了人类幸福的概念。在麦金太尔看来，海豚在成长过程中必然受到种种威胁，但海豚却没有办法与能力保护自己，于是，海豚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便会通过海豚的联盟关系建构来获得保护，“这种方式无疑显著提高了海豚存活和获得幸福（flourishing）的机会。”[1]53这同时也表明，在海豚面临伤害以及危险并由此形成的脆弱性时，人们其实预设了海豚幸福的概念，而幸福的概念必然牵涉“好”这一概念，“幸福的概念与其他一些概念相似，都涉及更为根本的‘好’这个概念的应用。”[1]53而“当海豚以某种方式行动从而实现特定的‘好’时，我们就可以说它有这样行动的理由……当我们将某些行动的理由归于海豚或者其他不使用语言的物种时我们是在将行动的理由归于人类行动者的行为做类比。”[1]54于是，“好”就与行动的理由建构了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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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界定了“好”的不同方式，一种是将某物只作为手段而界定为“好”，即手段好；二是因其自身之故而值得追求的“好”；三是“一致好”。这种“好”兼摄几个要素，即首先是手段好与目的好的一致；其次是个体好与社会好的一致；再者是情景好与实践好的一致，既不仅要承认某种“好”在特定情景下是好的，而且承认其在实践中亦是好的；最后是具体好与普遍好的一致，即对于个体而言作为一种角色参与到某一具体的行动中，而且是作为人理解了做到或者拥有什么才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确实存诸多的“好”，但如何对它们进行判断呢？在不同的文化中对“好”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即使在相同的文化框架内判断也是相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应该如何去界定和判断“好”呢？麦金太尔说：“人类需要学会将自己理解为实践推理者，他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是好’，‘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做什么最好’以及‘如何过完一生才最好’。”[1]56换句话说，人们需要成为实践推理者，学会实践推理，通过推理来表明个体之“好”的实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要明确为什么更大范围的“好”或公益之“好”对个体来说更加重要。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卡波维奇首次提出运动处方的概念。运动处方即医师根据医学检查资料（包括运动试验和体力测验），按病人的健康、体力以及心血管功能状况，用处方的形式规定运动种类、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及运动时间等，并提出运动中的注意事项等，以此来改善病人的身体状态。
3.5 【指南建议】 建议对先前的胎儿、婴儿或其他相关家庭成员的不确定或缺乏信息的测序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因为这些结果有可能增加将来妊娠的风险。若距离上次报告分析的时间太久，而患者处于备孕或妊娠状态，应在知情同意前提下进行重新分析。
按照麦金太尔，人们处于一种给予和接受的网络之中，在此网络之中，无论每个人处于何种位置，我们既是给予者也是接受者，“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给予和接受的关系网络的特定位置，通常我们能够给予什么、给予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之前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多少。”（1）给予和接受无法通约。作为个体接受的东西来自不特定的他者，接受者作为给予者也将材料给予不特定的他者，换句话说，接受和给予是不对等的。举例来说，A是给予者，B是接受者，但二者并不是对等的存在，B可能会给予A，但也可能会给予C。（2）给予和接受并不是严格互惠的。西季威克在对功利主义幸福观进行分析时表明，功利主义要求人们把自我的幸福与他者的幸福看成是同等重要的，并且在分配友善时尽可能加大总幸福。但这却可能导致友善分配的不平等，“因为，每个人最能提高普遍幸福的方法显然是向有限的人提供服务，而且是只向某些人而不向其他人提供这种服务。”[5]260麦金太尔对此不以为然，这不仅因为他是德性伦理学者，而且是因为他主张对他者的给予应该是无条件的。麦金太尔举例说道，父母亲给予孩子的关心与照顾显然无法和父母亲在生病时孩子给予的照顾相比较，这无法用金钱来加以衡量。从人之本性上说，实践推理者所需要的关心如果要行之有效，必然对他者给予无条件的关心。特别是对失能者，我们更要给予关心，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有可能成为不特定的失能者，“他们的不幸本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而我们的好运本来也有可能是他们的。”[1]82
其一，如果不追求社会关系之中所有人的好，就无法追求每个人的好。
麦金太尔紧随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在他看来，自我认识既预设了自我归属，也被自我归属所预设。关键是如何实现自我认识？要向他者进行敞开，不要过分保护自己，如果拒绝向他者和社会敞开，就很容易使自己成为幻想的牺牲品。实际上，麦金太尔在这样界定时很大程度上与米德的自我概念走向了交织，因为自我必然是涵摄了他者的自我。米德说：“个体并不是直接经验他的自我本身，而是只能从和他处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其他个体成员的特殊立场出发，或者说只能从他所属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社会群体的一般化的立场出发，才能经验到他的自我本身。”[4]麦金太尔倚重自我认识是因为只有实现了自我认识，才能更好地想象未来并做出选择。说的清晰些，即如果没有涵摄他者与社会的自我认识，那么在对未来进行想象或者判断时就可能是偏颇的和不充分的。换句话说，即使是自我认识和想象也都无法离开他者的贡献，也不能离开对他者的依赖。如何能够自我认识并不欺骗自己呢？这需要诚实之德性，既要做到自我的诚实也要做到对他者的诚实，“我们不仅要在自我考察中运用那种德性，而且在他人有理由向我们求助时，也要运用这种德性判断自己能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必要的时候要向他们承认自己的无能或失败。”[1]78-79
在麦金太尔看来，成为好的实践推理者确实需要德性与技能的自我建构，但我们也必须在实践中把这些德性和技能有效地给予他者，这样，实践推理者才获得真正的成就。
其二，将他者的“好”作为自己的“好”，并要排除利益交换和比例关系。
在麦金太尔看来，个体无法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重要原因是人们没有将自己和欲望进行充分分离，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没有使个体真正独立于那些需要依赖的人。当然，必须承认，个体能够变成独立的实践推理者首先还要对父母以及他者形成依赖性。确实，依赖性是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的重要因素，但仅仅是一种外在因素。要想成为完全独立实践推理者，必须获得“一种充分的自我感觉——作为行动者并将自己视为拥有自我统一性的独立的人的感觉。”[1]72因而，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在自我维度上的追求首先并且最重要的就是自我感觉的形成。对此，维尼考特（D.W.Winnicott）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在他看来，自我感觉形成是有顺序性的，即第一步：在经验基础之上处于信任状态的放松；第二步：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的身体和精神活动；第三步：最终这些经验的总和形成了自我感觉的基础。维尼考特特别推崇游戏在自我感觉形成中的作用，这是因为，游戏具有探索性，能将参与者从感觉到需要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当然，在游戏中对独立实践推理者的绝对信任是必要的。正是借助于这三个阶段，人们才形成了一种自我感觉。麦金太尔指出，当人们获得了充分的自我感觉时就可以质疑自己当下的欲望、动机以及“好”的关系。这意味着，在麦金太尔那里，欲望、动机以及“好”之间存在裂隙（gap），实践推理者成就的关键在于转变自己的动机集合，即能够将外在行动的理由转变为内在的动机。“这是从欲求x并希望我对x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这时只因为它是我的欲望，转变为将x作为一种“好”加以欲求并希望我对x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这时只因为欲求它对我来说是好的和最好的。”[1]72
麦金太尔借助于对节制德性的分析得出，实践推理的前提是个体能从欲望中抽身出来并评价这些欲望，因而，关键是个体如何学会评价自己的欲望。个体需要形成作为德性的习惯，即要养成德性的习惯。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教师对个体进行教导，但教师的专门性教导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效。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麦金太尔认为，德性在行动中加以实践是重要的，因为，在实践之中，人们学会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要学会扮演不同的角色，首先是家庭成员，随后是作为学生，再后来从事相关的职业。正是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人们建构了不同的角色，成就着相应的德性。再者，个体需要建构反应性德性。实践推理者要能对他者做出适时合适的反应，行动者不仅要对行动的结果，还需要对潜在的威胁和风险做出反应。麦金太尔明白，对他者的想法或者感觉的反应当然可以通过推论实现，但这是存在问题的。当我们去推论他者的想法和感觉时，如何能够确认此种推论的合理性，它是一种基于什么方面的推论呢？麦金太尔进而指出，即使存有特殊的情形，我们还依赖对他人想法和感觉的某种解释性知识，而并不依赖推理性辩护。这种解释性知识是一种基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知识，是一种对他者进行反应，他者对自我进行反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反应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最终使自我和他者能够了解各自的想法和感觉。不能否认，在任何一种反应过程中，错误时常伴随着我们，但这并不可怕，相反，正是在对错误鉴别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更加真实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觉。麦金太尔承认，要做出正确的反应，必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但麦金太尔并不是一个规则主义的崇尚者，他不主张规则的充分指导性，换句话说，麦金太尔认为规则是从属于德性的，“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有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6]152道德的原始本义固然含有“行为规则或实践训诫”的意义，但它首要的基本含义则是“关于品格。”[6]152
当人们处于某种情势下的社会关系之中，并能将他者的好作为自己的好，同时排除了利益、比例和条件关系，一种幸福的本地共同体就获得了诞生。要看到，麦金太尔对共同体的理解是多重的，在人们成为实践推理者的过程中，麦金太尔主要依托的是“渔业团、学校以及实验室”[2]这样的本地共同体。在麦金太尔那里，人们的实践推理与理性总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公益目标，这个共同体不仅包括完整的独立实践推理者，而且还包括儿童和失能者。进而言之，恰恰是因为人们的需要从而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从而共同体也才可能促进个体幸福和社会认同的实现。麦金太尔认为，不能以个人来诠释个人，也不能用个体的好来诠释共同体的好，否则就会陷入到相对主义泥潭。既然个体的好并不从属于共同体的好，那么，实践推理必须要明晰个体的好究竟在共同体之中处于何种位置。由于任何个体都打上了历史的痕迹，他们都从家庭、城邦、部落以及民族中继承了多种多样的债务和遗产。所以，把个体放置于共同体之中来理解“好”才有道理。
当人们学会了实践推理，也就清晰了什么对自己是好的，什么对社会和共同体发展是好的。通过辨证推理，麦金太尔得出：（1）人确实要学会追求，但人们追求什么呢？麦金太尔同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观念，即追求应该是对至善的找寻，是一种基于对“最终目的”的追求，它是对不同有限德性的跃迁。并且，追求并不是找到人所需要的材料，比如说地质学家寻找到石油，相反，追求是一种过程，恰恰是在这种探寻以及解决各种伤害、危险、诱惑和迷乱过程中，探寻的目标即“善”与“好”得到了深入的理解。（2）“对人来说善的生活，是在寻求对人来说善的生活的过程中所度过的那种生活，而这种寻求所必需的美德，则是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广泛地理解对人来说善的生活的那些美德。”[3]278-279是故，人们要在行动中真正的成为实践推理者，而要做到这些，必需找到德性的护卫，同时还要进行必要的知识建构。
二、独立实践推理者：作为个体的自我需要何种德性与知识？
这种实践推理要求“好”具有相互性，这种相互性是因为“好”本身，而不能施加任何其他动机。首先，不能因为对自己有利才对他者好，如某人对别人施加救助是因为他者是一个财团董事长的孩子。其次，我给予他者的东西和我接受的东西无法成比例，甚至我的给予将得不到任何我给予的具体他者的回报。再者，我给予他者的关心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最后，虽然个体可以定义自己的好，但必须首先将共同体的好作为自己的好，即要考虑公益之好。
如何能转变自己的动机集合呢？需要形成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
关于理智德性。麦金太尔认为，实践推理者成就需要技巧以及相关的自我认识，只有拥有了这些才有可能对未来进行充分的想象。哪些知识是重要的呢？（1）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具体知识；（2）判断在某个情景下某种行动带来的不同结果的或然性的普遍知识；（3）关于身体能力、气质、品格和技巧方面的知识。在这三类知识当中，麦金太尔感觉，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判断性知识通过他者的传递都比较容易获得，但关于自身的能力、气质、品格等方面的自我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关于自我的认识需要从他人那里了解到关于自己的东西，关键是人们还需从他人那里知道如何对人们进行判断，这种判断在何种程度上与自我判断是一致的？为何人们认识自己并做出判断是困难的并且要依赖他者呢？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人类身份存在双面性，即如何识别我就是我呢？当一个人在判断我是我时，需要标准么？当我在门外敲别人家门的时候，房屋的主人会问我：“你是谁”？我的回答通常会是“我”。换句话说，当你向对方回答是“我”的时候，我承认了对方认可的“我”与我自己认可的“我”是同一个我，但有时你却不能判断自己就是自己。这就是自我身份的双重性。再详细地说，对与我自己而言，我在判断我是谁的时候经常是无标准的，我无论怎么样在我眼中都是我，这个我是不需要标签来界定的。但在他者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完全不同，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他者对我的判断必然是以某些标准作为依据的。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如果个体拥有人类身份概念就意味着自我无标准和无依据的判断与他者有依据有标准的判断大体上是一致的，如果二者之间出现了偏差，人类身份就无法形成，我们也无法形成一种自我归属感。换句话说，只有他者和我二者在达成大体一致的判断时，才能说自我认识和自我归属是合理的，才说明我的判断和他人的判断大体上是一致的。
人们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人们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伴随着关系的形成以及后续的发展，任何产物的形成都是社会关系的结果，甚至自然性产物被人们的利用也需要借助于人们的关系。人们遭遇的首先是家庭关系，依次顺延为学校和学徒的关系，当然还有以后在社会以及文化中成人参与的系列关系。需要承认，在每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在同一种社会关系之中，个体的性格与心理要素是不同的，但在参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被引导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是故，离开了对社会关系之中的“好”的追求，个体的“好”也就无法获得。也就是说，人们是需要依赖性的，人们是接受性动物。因此，“如果要实现我们的好，他人必须将我们的好当作他们自己的好，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帮助我们，而我们自己通过获得和运用德性也变成了那样的人。”[1]89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畜牧业主要包含6个畜牧品种，即大牲畜、猪、羊、家禽、兔和蜜蜂。其中，大牲畜包括牛(黄牛、奶牛、水牛、牦牛)、马、驴、骡、骆驼；羊包括山羊、绵羊；家禽包括鸡、鸭、鹅。各地区由于自然资源条件的差异，导致畜牧方式和饲养的家畜种类差异较大，而根据2009年统计年鉴资料，目前我国主要消费的主要畜产品为猪肉、牛奶、禽蛋、禽肉和牛肉，其2008年产量分别达到4 621，3 556，2 702，1 534，613万t。为保证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决定将本文的评价对象设定为猪、奶牛、蛋禽、肉禽、肉牛这5类主要家畜。
关于道德德性。是否具有了理智德性就能够学会实践推理并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了呢？麦金太尔是德性论者，因此，至少为了理论的完整也不会只考虑理智德性。其实，麦金太尔在骨子里并不相信理智和规则的作用，对此，他是一以贯之的。他承认，在一种具体的实践推理中，人们总是可能会因理智之错误而走入歧途，比如个体可能并没有充分了解自己所处的情景，或者证据对人们的误导，或者没有经过充分证实的证据加以依赖。最根本上还在于：“每一方面的德性行为都必然产生于对行为的真正的终极目的，以及对达到这个或这些目的的最好手段的明确的知识和选择。”[5]257因而，必须寻求道德德性之帮助。
其三，这种实践推理导向幸福的本地共同体。
至此，我们已经清晰独立实践推理者所具备的特征：他能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评价，有脱离欲望的直接性能力，他能够保持对未来的想象并识别不同的“好”。而要成就独立实践推理者，就必须使人们发展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如果不发展某些理智和道德德性，我们既无法实现也无法持续地运用实践推理；如果不发展上述德性，我们也无法充分关心和教育他人，使他们首先可以实现继而可以持续地运用实践推理。”[1]80
三、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成为有效给予者
在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当今社会，庭院周围的整体景观布局日益受到关注，庭院水景设计也顺理成章的成为热点.对庭院景观精心构思和布置，可以更好地烘托出整个庭院的意境与美感.
麦金太尔依然继承了在《追寻美德》中的做法，采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即实践推理在本质上通常是在某套确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他人一起进行的推理。
麦金太尔着重分析了那些没有接受过的人。姑且承认确实存在没有接受过的人，那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导致不必要的残疾，也有些人成为了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对那些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人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对成长经历心存感激，于是会导致他们没有理由承认自己是有所亏欠并应成为给予者的。进一步假设，我们承认麦金太尔的给予和接受分析是一种正确的方法论框架，这样一来，那些没有接受过却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人就不存在对他者的亏欠。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没有接受过的人就不是给予者了呢？从广义上看，给予是无条件的，即使某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不存在亏欠，他也应该是一个给予者。在我看来，这需要对接受和给予做进一步分析，给予存在广泛给予和狭义的给予之分，从这意义上说，不可能存在没有接受过的人。当父母缔造生命的时候，其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给予；当一个国家处于安稳和平之环境时，也是一种重要给予。所以，从广义上说，并不存在没有接受的人，只不过是给予和接受的程度多与少罢了。从此意义上说，独立实践推理者无论曾经接受与否，他都理应是正当的给予者。
1.1.2 试验试剂 没食子酸标准品(国家标准物质中心)、磷酸氢二钾、氯化钠、硫酸铵、碳酸钠、Folin-Ciocalteu试剂,试剂均为分析纯．
给予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给予，它受到诸多因素限制，这就需要明晰，当权利相互冲突时是否还应该给予呢？麦金太尔以家庭为例进行了阐述。在某一家庭中，父母亲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给予了孩子最好的照顾，他们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都做出了适当的贡献。换言之，父母亲能够明智运用他们的权威，并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可以配得上这种权威的，在这种权威的指导下，孩子们变成了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同时孩子也认识到，自己将来也要对父母以及对他们负责的人进行给予。然而，在父母给予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出现。即当父亲在承担其对妻子与孩子责任的时候，他难免要放弃对自己事业的某种渴望，不管这种事业是什么，可能都需要经过长期和艰苦的训练。随着父亲把对自己事业的渴望转而投射到孩子身上，必然使父母的事业受到影响，于是父母就极有可能期望孩子完成他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这样一来，孩子独立性需要与成长就受到了抑制。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父亲的事业确实也是孩子喜欢的事业，于是在对父亲事业的追求中孩子能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但更多的是第二种情况，即孩子具有独立实践推理能力以后，发现父亲的事业并不是他想追求的事业，转而是他希望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时，作为父亲有可能会给孩子施加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惩罚从而使孩子屈服于父母的权威之下。然而，一旦孩子遵照父母要求行事，孩子极有可能在实践推理的德性方面存有缺陷，而且孩子也会在给予他者什么方面出现判断错误。因为，给予和接受是一对孪生兄弟，然而，父母给予的实际上并不是孩子想要接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由社会和文化确立起来的定义父母权威的规则与给予和接受的规则以及由这些规则合法化的父母权威的观念产生了矛盾。”[1]86历史上，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更多的是为父母亲的权威提供合理性证明，但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父母亲或者他者的给予不应该不符合孩子的需要，给予与接受必然是符合正义的给予和符合正义的接受。这也意味着，给予必然是一种基于对方需要并排除了不平等权威的给予，而这一点虽然在传统父母权威论证面前是脆弱的，但却可以通过诉诸独立实践推理者之幸福论证来获得辩护。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向城镇，常住居民中老年人口数量相对较多，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尤其是丘陵山区村庄，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亟待建设养老设施［8］。此外，村级日间照料中心设置较少，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独立实践推理是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人们如果学不会推理并不必然会导致不幸，但无法进行推理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缺陷。换言之，如果在实践推理中摒弃了独立性要素对实践推理者来说就必然是一种明显的缺陷。人的独立性至少包括对他人提出的行动理由进行评价的能力以及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对后者，用德沃金的表达就是意愿幸福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确实拥有或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他的意愿的幸福便因此得到改进。”[7]252这种实践推理并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一种基于特殊行动的特定推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独立的实践推理是指在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经济中。因此也就是在不同的实践语境（比如狩猎、农耕、商贸、工业）下，人类理性能力的运用。对于人类而言，幸福是什么当然随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每个语境中，只要一个人通过相应的方式具有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能力，他就发展了自己以某种人类特有的方式获得幸福的潜能。”[1]64这说明，当从人类幸福和独立性发展角度来论证时，父母的权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同时也表明，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给予者必须要对正义以及他者需要给予尊重，也需要对德性加以捍卫，因为，德性确实能“使人类在更好追索个体目的的同时免于对他者造成伤害”，[8]否则，一个人确实对他者进行了给予，但有时给予也可能是一种伤害。
麦金太尔相信，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必须成为有效的给予者，如何成为有效给予者呢？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正义的慷慨”。在麦金太尔看来，在给予过程之中，一个人既可以慷慨而不正义，也可以正义而不慷慨，但是，维持给予和接受关系的重要德性却必然兼具慷慨和正义两方面。阿奎那曾对“大方是正义德性一部分”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这一观点主张正义是应当给予什么的问题，是故，人们只是应当给予某人的东西而给予时，人们并没有大方地行动。如果一个人是大方的，他给予的要比应当给予的多得多，要比正义要求的更多。麦金太尔同意，在给予和接受框架之中重要的德性是正义的慷慨，只有一个人既是正义又是慷慨的，才可能从对他人的关心和关爱作为出发点来行动，“正义的慷慨就是要求我们出于并带着某种关爱行动。”[1]101按照康德，被道德框设为仁爱义务的未必一定是基于爱或友善之情感。西季威克也同意，就情感不是能随时直接性地凭借意志形成而言，去感受一种情感无法成为一条严格的义务。休谟的理解更加充分,在他眼中假如自然情感不作为义务而存在，对孩子的关心就不可能是一种义务：但是在我们眼中关心后代绝对是我们的义务。然而，行动往往仅仅是出于自愿或出于义务的，正义的慷慨要求一种行动是既出于自己的意愿又出于义务的。麦金太尔进而认为，正义的慷慨是一种要付出情感的共同关系；它超越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长期关系，并扩展到对陌生人的好客关系；正义的慷慨是一种“不加计算”的关系，即不能要求在给予和接受之间有严格的比例。当然，这并不是说正义的慷慨不要求计算，这就需要“我们在获取时勤奋、在储存时节俭、在给予时明辨。”[1]105当一个人接受了正义的慷慨理念之洗礼并按照此行动时，他就成为了有效的给予者，从而也就真正成为了完全的独立实践推理者。
压力容器支座是在主梁上支撑罐体的主要部件，将支撑垫板、支座和连接块作为一个焊接组合体来考虑在观察各部件变形的同时也可观察到焊接部位的受力情况，方便对整体的把握。图13所示的是追尾车辆与车架开始碰撞瞬间组合体整体的应力云图，经过观察碰撞动画与应力的动态关系，发现组合体此时所受的应力是最大的，故主要研究组合体此时的应力形变。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明白麦金太尔独立实践推理者形成的三个维度：第一，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需要在前提上对“好”与行动的理由进行辨证的推理，通过推理使人们明确，“好”不仅在于个体的好，还在于公益之好或共同体的好。第二，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不仅需要依赖他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自我依赖，即要对自我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进行建构。第三，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的实践维度即是要使个体具备正义的慷慨之理念，并在此指引下成为有效给予者。当个体在以上几个方面完成了型构，就从自我维度上实现了向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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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19）05-0030-07
[收稿日期 ]2019-04-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多样形式研究”（15BKS09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哲学咨询模式”（MKS161016）
[作者简介 ] 贾凌昌（1977- ），男，山东日照人，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性伦理。
（责任编辑：邓文斌）
标签：麦金太尔论文; 独立实践推理者论文; 好与行动的理由论文; 德性论文; 正义的慷慨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