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童庆炳先生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节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意义论文,作家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童庆炳的意义”这个话题之下其实可以谈论出许多内容。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这个话题所谈者不多，或者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认真思考。
似乎有必要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莫言获奖后，有关莫言的段子迅速增多。据我观察，这些段子中，许多是与北京师范大学和童庆炳老师有关的，那既是民间对诺贝尔奖的一种解读，也是对北师大和童老师的一种祝贺。记得获奖的当天晚上，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宋家宏教授在我转发的一条微博后跟了两句话：“感谢童庆炳老师，两位高足先后获奖！后一位要感谢前一位，然后再感谢中国政府！”这条微博微言大义，话里有话，估计许多人会玩味一番。于是，童老师与莫言的师生关系、莫言的那篇硕士学位论文、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那个作家研究生班，才又一次以强有力的方式浮出水面，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
那个作家班的全名叫“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据何镇邦先生回忆，自1984年文学讲习所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之后，全院师生都在为学历之事苦恼着，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最终，院领导想到了与高校联合招生。当其时也，童老师正担任着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一职，何先生又与他相识，便与他谈两家合办研究生班之事。童老师说，北师大也正好有此意向，于是俩人一拍即合，开始运作。1988年6月22日，《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由北师大研究生院呈送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报告中说：
目前我国文坛上有一批青年作家很活跃，他们作品有不少在国外获奖，如《红高粱》作者莫言、浙江的余华、大兴安岭作家迟子建等。但他们的通病是先天不足，文化专业水平偏低，知识根底浅，门类单一，呈一种贫血状态。所以，对这部分青年作家如何更上一层楼，是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招收的作家班，把不少作者提高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这一工作很有意义。但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家已将封闭已久的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没有一支有相当素质的作家队伍，几乎是空谈。因此把一部分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作家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做出理论结合实践的论文申请学位，使部分作家实现“学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作家“学者化”是许多作家多年来的向往。如果能办成“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将为中国作家学者化的工作尽一份力量。①
今天看来，这份申请报告除了其“实用”功能外，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1980年代末中国文坛的现状、心情和焦虑。报告中说，许多青年作家没有学历或学历不高，这的确是事实。而学历问题的背后又反映出作家知识学养的贫弱。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于是“作家学者化”便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强有力的呼吁。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是作家王蒙，他曾撰文指出：“高尔基如果只会洗碗碟和做面包，毕竟也算不得高尔基，他在他的‘大学’里读了比一般大学生更多的书。如果清代也有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堂，曹雪芹当能在好几个领域(如音韵学、中医药学、园林建筑学、烹调学……)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学位吧？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呢？鲁迅做《古小说钩沉》，鲁迅翻译《死魂灵》《毁灭》……鲁迅杂文里的旁征博引，郭老之治史、治甲骨文及其大量译著，茅盾《夜读偶记》之渊博精深，叶圣老之为语言学、教育学之权威；巴金之世界语与冰心之梵语……随便顺手举出他们的某个例子(可能根本不能代表他们的学问造诣)，不足以使当今一代活跃文坛的佼佼者汗流浃背吗？”他还进一步刺激青年作家：“在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同时是或可以是教授，国外的许多名作家也是大学教授，现在呢，翻开作家协会会员的名册吧，年轻一点、发表作品勤一点的同辈人当中，有几个当得了大学教授的？”②许多年之后，进入学院，成为教授，已成一些作家的时髦选择，他们中的佼佼者也确乎与一些大学喜结良缘。刘震云、阎连科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格非、岛子进了清华大学，王安忆进了复旦大学，毕飞宇进了南京大学，而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也受聘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高校引进作家，作家成为教授，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专门解读。我这里想说的是，莫非这已意味着“作家学者化”修成了正果？
倘若的确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关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班、研究生班在“作家学者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起过怎样的作用。可惜，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还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回到1988年，那份申请报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果然很有成效。不久，“同意”的批复下来了。于是，通过出招生简章、报名、作品审查、办预备班、正式入学考试等一系列环节，研究生班于1989年5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然后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当时规定：学完十四门学位课并修满三十个学分后方可毕业，毕业后两年之内写出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便可获得硕士学位。
这一届的研究生班共招收四十多位学员，阵容强大。据何先生详细统计，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王刚、严歌苓、肖亦农、邓九刚、路远、刘毅然、宫魁斌、李沙青、李本深、刘亚伟、张坚军、王连生、季清荣、刘恪、毕淑敏、冯敬兰、江灏、雷建政、王宏甲、简宁、李平易、黄康俊、王树增、魏志远、彭维超、海男、洪峰、何首乌、陈虹、白冰、寇宗鄂、李秀珊、蔚江、于劲、王明义、千华、岛子、贺平、黄殿琴、孙大海、徐星、贝奇、叶文福、芳洲等。③这些人中，后来自然也有转行改道者，但我们也看到，大约有半数作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
简要介绍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情况如上，是要为童老师的出场做些铺垫。不过，在他出场之前，我们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80年代中后期的童老师都在忙活些什么？还是先来看看他的夫子自道吧：“1985年开始的几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忙季’。当时我在北师大研究院担任行政职务，同时又一下子招进了十三个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又协助黄药眠先生指导六位博士生。这还不够，我又不自量力地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的一个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④从这种叙述语调中，我能够感受到童老师那种“忙并且快乐着”的心境。80年代中后期本来就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在那种时代氛围中，估计年届(过)半百的童老师也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与号称“十三太保”的研究生细读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讨论、争论甚至辩论，不知疲倦；他写出并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1987)，已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他精心组织了那场《审美与人的自由》的博士论文答辩(1988)，轰动一时，让它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他穿行于教学、读书、科研、创作与行政之间，样样做得精到，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至1988年，博士生硕士生都已毕业，他们的研究成果(如“心理美学丛书”十三种、《现代心理美学》等)也即将面世。北师大的文艺学专业本来就坐着国内的头把交椅，经过这番深入研究，童老师更是站到了文艺学学科的最前沿。在我的想象中，那时候的童老师应该是身体倍儿棒，年富力强，治学有路，教学有方。说句玩笑话，他已武装到了牙齿。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童老师与何先生“被任命为这个班的总导师”⑤，他也又一次走上讲台，开始了专为研究生班开设的“创作美学”课的讲授。关于这门课，我们现在已看到了许多人的说法。童老师说：“因为学生中有这么多的‘能人’，所以不敢懈怠，无论是对所讲题目，还是对具体内容的阐述，都认真思考过，下了一些功夫的。文学创作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对所讲的问题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据，又有新见；既讲中国自己的文论，也涉及西方的新学派新论点；既讲理论，也分析作品；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学生已发表的习作；既介绍别人的观点，有时也谈论自己对生活的一些感悟。讲稿写了满满的五个硬皮笔记本。”⑥何先生说：“他从1988年秋起开始认真备课，直至1990年春开始上课，每周四节，共十六次，即十六讲，成为一门既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又能联系创作实践，尤其是学生们创作实践的课。这门课很受学生的欢迎。记得每次上课，简直就是研究生班的节日。童庆炳教授把它看作是节日，着装整齐(常常是穿上西服，结好领带，以示郑重)，教态亲切，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把一门精深奥秘的理论课讲得生动活泼，花团锦簇；学生们也对此课特别认真，出勤率高自不待言，那种聚精会神听课的态度也是别的课少见的。我有时也旁听这门课，发现老童果然讲出华彩来。”⑦余华说：平时上课，教室常常只坐十多个人。“每当童老师来上创作美学时，大教室立刻坐满了学生，几乎是无一缺课。”刘恪说：“童教授的课学生到得最多且听得认真，教室里面格外安静，多数人都在认真做笔记。”⑧而童老师讲课留给迟子建的印象是八字概括：“认真、洁净、儒雅、温和。”“恍惚记得夏季时他穿白衬衣的时候多。白衬衣穿得好了，就像雨后晴空中的白云一样悦入耳目。”⑨在毕淑敏的记忆中，童老师讲的课有了细节：
童老师讲课的时候，仪态温和，神容关切，语调沉稳。而且，不知是我的独特感受还是别人也有同感(我从未和别的同学交流过此点)——我总是在他的表情中，看到一点点天真。
比如，记得童老师讲到行文的过渡与衔接时，说道：这好比是一个人上下身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中间要有一个铺垫，就像人的皮带，承上启下。皮带，通常是什么颜色啊？
他看着我们，我们看着他。一时间，教室寂静。能把一个如此重要的理论问题，讲得这般有趣，让我们大吃一惊，甚至忘了回答他的提问。
皮带通常是棕色的，棕色是一个包容度很大的颜色，这就是过渡，这样就不显突兀……他自己说下去。
妙极了！学生们醒过味来，笑声顿起。
当童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正好有阳光从窗户照到他脸上，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无锡泥娃娃般的单纯和诚实。我恍然悟到，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将理论，化作这般大智若愚的表达，背后是举重若轻的内力和一种对文学的雄浑参透。⑩
从童老师的自述和他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一、这帮作家不好“侍候”，所以备课必须更加充分；二、童老师上课有一种吸引力，缺课者很少；三、童老师着装得体、讲究，即便挑剔的女学员也印象极深；四、童老师善于把学术问题生活化，生活问题学术化，这其实是讲课的一个很高境界。验之于童老师在别处的说法和我听过童老师无数次课的感受，这些说法应该是既可信又可爱的。童老师曾把上课看作人生的节日，既然是过节，便有了很多讲究：上课前要洗澡，以便让自己神清气爽，上课时“必须穿上最好的服装”(童老师说：“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皮鞋要擦亮，以便让人看着舒服；上课一定要站着讲，边走边讲，以便手势、动作的尽情发挥(11)。当童老师如此要求着自己时，他就不仅是在讲“创作美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形象建构了一种“身体美学”和“服饰美学”。这种身体语言或服饰语言往往先声夺人，既有“震惊”效果，很可能也会让课堂平添许多节日的气氛。
当然，更重要的是课堂语言——讲课时的表述。据我观察，童老师讲课时与他的讲义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当他要强调某一个问题时，他会去念一念讲义，这样可以保证所传递的信息清晰、准确、无误。当他要把问题阐发开来时，他便离开讲义，即兴发挥，举起他身边的例子——故乡景物、少年往事、照相馆为母亲拍摄的那张照片。这些例子大都是他经历过并体验过的生活琐事，而一旦把它们拿到课堂上，并让它们与某一个文学问题、美学问题结合到一起，二者就有了一种“互文”效果，甚至有了一种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效果。如此阐发，自然已达到了深入浅出的目的，同时又会让学生感到惊奇、惊喜乃至惊艳。那应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震惊”效果吧。
许多年之后，童老师在超星学术视频上完整看完了我讲的一堂课，马上给我打来电话。他表扬我讲得不错，尤其是一些例子举得生动。我讲消费文化时说：一头牛，假设能卖一千块钱，但从这头牛身上取下一块皮，做成一条皮带，同样也能卖一千块钱。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它的名字叫皮尔·卡丹。一个人牵着一头牛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多么富有，但是一个人如果系着一条皮尔·卡丹的皮带，他可能就觉得自己成了牛人。这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童老师对这个例子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他有“皮带情结”，他早已把皮带的故事琢磨成一个美学问题了。
最重要的，自然还是童老师所讲授的内容。
在始为讲稿后来成书的《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中，我们看到了整整齐齐的十六章内容，涵盖文学的观念、结构、性质、艺术特性(审美场)、符号特性(语言)、艺术真实、艺术真理、内涵整体性、心理场效应，作家的童年经验、原型经验、审悲经验、审丑经验、艺术知觉力、艺术情感力、艺术想象力等。这些内容中，有的可看作文学理论的一般常识，但更多的却是专门针对作家对症下药似的设计。而在我看来，这些内容对于作家了解自己的创作过程，发现自己的写作资源，激活自己的联想与想象等等，都是大有帮助的。
试举两例。讲稿中有一讲内容是《伟大而珍贵的馈赠——作家的童年经验》。童老师从童心与诗心的异同讲起，谈到了儿童的“赤子之心”与作家的真诚之心的相似性，“第二次天真”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接着又讲童年经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式——童年经验如何作为审美对象进入创作过程，童年经验如何作为先在的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影响。最后他又讲保持童心和利用童年经验的问题，最终让此讲内容成为了一个完整的问题链。在讲述中，他把海明威那句“不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拿过来，以此说明缺失性体验的重要；又把卡夫卡与其父亲的矛盾的例子举出来，以此阐述“母亲意象”与“父亲意象”的区别，同时他也不忘分析学员的小说：“迟子建的短篇小说《北国一片苍茫》，我很喜欢”，“因为这个悲惨的故事从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儿芦花心灵中过滤出来，才变得那么明净轻柔，富于韵味和诗意。”(12)
不清楚莫言是否听过童老师的这次课(据何先生回忆，莫言因回老家盖房子，缺课曾达五次之多)，但他最终选择的学位论文题目——《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后易名为《超越故乡》)——却与此讲内容有关。在这篇论文中，莫言把故乡与童年经验、童年视角糅在一起加以思考，既是回望过去，也是在固定自己未来的写作走向。据莫言讲，这篇论文能够写出，与童老师的“动员”有关，并无多少新意(13)。但在我看来，论文有无学术价值已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利用这次机会，莫言有了一次收心内视的机会。或者说，他不得不借用一些理论(比如童年经验等)去打量自己的创作，理论也因此成为凯尔纳所说的那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它能“帮助个人去看和阐明现象、事件”(14)。或许正是借助这种“理论眼光”，莫言不仅看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好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因为前者“有宗教，有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亲，有童年”；而且意识到了“超越故乡”的重要性，因为托马斯·沃尔夫的一段论述曾激起他强烈的共鸣：“我已经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15)如此看来，即便这篇论文做得如何不合学术规范，它也依然成了理论激活经验的一种回响。正是因为这篇论文，莫言才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一次像样的盘点。
讲稿中还有一小节内容谈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征服。通过大量举证，尤其是通过对蒲宁小说《轻轻的呼吸》的分析，童老师论述了一个重要命题：艺术的美不是形式消极适应内容的结果，而是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冲突，最终形式征服内容的产物。《轻轻的呼吸》写了一个放荡的女中学生被哥萨克士兵枪杀的故事，内容很可怕，但被这篇小说的形式征服之后，通篇“都渗透着一股乍暖犹寒的春的气息”(16)。
这一发现既讲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规律，也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做了辩证分析。而最终落到“怎么写”(形式)的问题上，我甚至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80年代文学、文学理论“向内转”的思潮，很令人玩味。这堂课莫言肯定听了，而且还有了如下感受：
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以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17)
“轻轻地说”的概括，显然又是理论诱发思考、激活经验的结果。而在《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等长篇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莫言对形式创新的那种迷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技法或许都可以看作是对“轻轻地说”的文学实践。如此实践曾经让一些评论家兴奋，莫言本人也颇为自得，但我依然想指出的是，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莫言对童老师的论说做了过度理解。因为童老师固然说过“形式消灭内容”，但他同时还说过：“形式总体上必须归顺内容，受到内容的支配。”(18)这意味着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征服总是构成了一种张力，如此，艺术之美才能出现于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莫言懂得了“轻轻地说”，这是好事，但他又让这种“形式之轻”逼退了“内容之重”。而当他最终有了那句“结构就是政治”(19)的感悟时，我以为他的征服已是形式对内容的单向征服了。
当然，这个问题说起来要更复杂一些，我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是不宜展开的。(20)
我并不想夸大两家合办的这个班和童老师讲的这门课的作用，因为谁都清楚，文学创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作家最终能写到怎样的程度，能否写出好作品，并不取决于他是否上过研究生班，听过“创作美学”课。但是，如果我们返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现场，可能就会意识到，上没上过这个班，听没听过这门课，对于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来说还是大不一样的。何先生说，对于那届学员来说，“研究生班是他们创作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的加油站”(21)。此说我以为是持平之论。毕淑敏说：“童老师的课程，在我这一人生道路选择和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风度，我被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献身所鼓励。他使我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充实和自信起来。”(22)此说关联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选择问题，自然不可能具有普适性，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这门课的价值。如果再扯得远一些，如果没有这个班，就没有余华与陈虹的恋爱与结婚。而在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官方网站所推出的《余华生平年表》中，不但列出了二十九岁(1988)的余华进入这个班学习的信息，而且还记载了1992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与作家班同学陈虹女士结婚。余华认为，妻子陈虹对自己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23)这种收获已超出了我所能够论述的范围，却更耐人寻味，因为拐弯抹角之后，它的落脚点依然是文学创作。
而在我看来，对于更多的青年作家来说，上研究生班和听老师的课，其作用更像是盐溶于水，看不见，摸不着，也不一定会立竿见影，但这种经历、体验、灵感闪现、灵光乍现，等等，却会长久地植入到自己的记忆之中，成为写作的某种诱因、酵母或联想资源。后来进入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邱华栋曾这样反思：
我觉得在鲁院的学习主要是开阔思路，因为每个人的写作资源都在自己内心积淀着，如果在这几个月的学习中，同行、老师的一句话打动你，或者某一个什么契机触动你，让你突发灵感、拨动心思，可能就写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在鲁院学习，实际上等于老师们和同学们帮助你发现你自己，然后自己得到提高。超越自己。作家是独立的精神食粮创作者，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是超越自己。但是，超越自己有时候你自己完成不了，需要老师、周围的同行、同学刺激你，帮助你完成这个过程。(24)
这番话说得很实在，也道出了读研讨班、听课、相互交流与作家写作之间的隐秘关联。高级研讨班的学制已缩短，是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院的新生事物，自然与那个研究生班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以为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邱华栋的感受看作是80年代那个研究生班学员的心得体会。
而对于童老师来说，因为这个班，他也有了让理论直接面对作家的机会，高高在上的理论因而落地。在我的心目中，童老师是一个真正懂得文学、并能吃透文学诸多奥秘的人，于是文学在他那里便能敞开、显豁、透亮。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把来自自己阅读、创作、生活感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又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去印证自己的经验，最终提炼出某种文学规律。所谓的创作就这样被理论之光照亮了，它的内在机制、内部肌理因此纤毫毕现。面对这样的思考、讲授、呈现与展示，作家岂能不终生受益？汪曾祺说，沈从文先生的课教会了他“要贴到人物来写”(25)，而在我看来，童老师的课不仅教给了学员“轻轻地说”之类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他还教给了学员收心内视的眼光，打捞文学记忆的途径(如童年经验)，截获文学语言的方法(如“冲口而出，纵手而成”)，提升文学价值的方向(如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要形成某种张力)。除此之外，他还向学员输入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历久弥新的文学观(如“穷苦之言易好”等)。
然而，时过境迁，所有这一切已成空谷足音，今天已不可能复制和重现。如此看来，那段流年往事就不再仅仅是文学佳话，而且也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神话。后来者固然也可以追模，但最好还是景仰吧。
2013年9月5日
①何镇邦：《鲁院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前前后后》，载《芳草》2012年第2期。
②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载《读书》1982年第11期。
③何镇邦：《鲁院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前前后后》，载《芳草》2012年第2期。
④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后记》，7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⑥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自序》，17、17—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⑦余华：《思辨与感受结合》，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序三》，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⑧刘恪：《从中外古今的历史编织经纬》，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序三》，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⑨迟子建：《遥远的祝福》，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序三》，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⑩毕淑敏：《愿树长青》，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童庆炳：《我的“节日”》，见《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60—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260—2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3)莫言说：“《超越故乡》确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毕业之后，1991年，正是文学低潮期，我根本不想做什么论文，北师大童庆炳老师动员我，你还是做吧，对你们这种人也不会像其他那些学生那么严格，大概有那么一万五千字就可以过关。童老师说，这个硕士头衔，现在的确没用，但将来没准儿有用。于是我就糊弄了一篇。实际上也没什么新的发现，也没有新的观点。只是把对故乡的认识、概念梳理了一下；文章中那些引经据典之处，都是童老师给我加上的。”见《莫言对话新录》，11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1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4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5)莫言：《超越故乡》，见《会唱歌的墙——莫言散文选》，228、24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16)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434—4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7)莫言：《轻轻地说》，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序三》，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童庆炳：《在历史与人文之间：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12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的》，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20)此问题笔者已有较详细的分析，参见赵勇：《莫言这个“结构”主义者——关于〈生死疲劳〉致友人书》，见《读药》周刊第89期，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detail_2012_11/08/18966542_0.shtml.
(21)何镇邦：《鲁院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前前后后》，《芳草》2012年第2期。
(22)毕淑敏：《愿树长青》，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余华生平年表》，http://yuhua.zjnu.cn/ArticleOne.aspx?id=372.
(24)赵兴红等：《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载《芳草》2011年第2期。
(25)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见《汪曾祺全集》(三)，4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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