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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管理
摘要 从经济视野来思考和分析文化，扩大了文化研究的范围，活跃了文化的思路。作者从人与文化、文化与管理的关系上，探讨了当代条件下的管理模式。
关键词 文化 人性假设 管理模式
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使文化问题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成为理论界的一个最为热门的话题。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关文化的讨论，显得理论勾玄有余而实证分析不足，很少切入社会现实生活。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最活跃层面——经济生活一段时间里没有表现出对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思想理论界对社会现实生活也表现出十分淡漠和缺乏了解。
近几年来，由于下列原因，上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其一，经济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使中外文化发生多层面的正面撞击，文化比较及融合的视野已不再仅仅限于精神文化领域，而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二，单向度的经济改革难以孤军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思想文化和物质力量，是社会变革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两个重要成分。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在一个社会向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独立变量，社会的变化，将受到价值结构的制约和引导。由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人们逐渐将经济问题引伸为文化问题，或者从文化意义上看经济问题，努力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考。
从现实最活跃的层面——经济生活切入来思考文化问题，或者将经济变革纳入文化发展的视野，不仅使文化思考获得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走向实证分析，而且也使我们对现实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发展、经济政策调整、管理模式变革等，产生全新的看法。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毕竟是一个大题目。在此，我只想就思想文化与管理模式的关系，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对管理和文化关系的探讨 现代意义的管理，无论其发源其演变，都是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截止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当人们仍把西方工业化道路视为全世界各国家民族现代化共有途径的时候，现代西方管理，特别是美国的管理，也一直被视为最具普遍适用性。然而六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后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与此相应，现代管理学研究也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这就是研究日本，研究东亚，研究东亚的管理。
在探索东亚经济奇迹和对日本企业管理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日本的管理观念与管理模式迥然有别于西方。如果说，西方管理模式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命令的高度统一、高强度的物质刺激、严格的作业制度以及明确的权力等级和劳动分工，那么，日本的管理则恰好相反，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缓慢晋级、实行职务轮换和集体决策。其间，又特别贯穿着无形信任、微妙性和集体价值观。日本，包括东亚其他国家的管理，无论在西方企业界和管理学界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它却创造了比西方更高的生产率。
按照传统的理解，企业管理模式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因素。然而，美国和日本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并且处于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什么管理模式具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既然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难以做出完全的解释，人们便尝试寻找另外的缘由。于是，有关管理差异的文化背景和根源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1989年，一部比较管理学的论著《独占鳌头的日本——美国的教训》出版。书中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成就，源于日本特有的管理模式，西方、美国的管理模式并不是唯一适用的。并且，作者隐约地指出，日本与美国管理模式的不同，源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1981年，两部更有影响的著作，理查德·帕斯卡尔、安东尼·阿索斯合著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和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同时出版。前者通过对日美两家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松下电器公司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进行全面入微的对比，证明两国管理在制度、结构和战略等“硬件”方面并无不同，差别只在人员、技能、作风和最高目标等文化的“软件”方面。后者则不仅证明，以无形的信任、情感的微妙性和集体价值观为特征的日本管理方式更适应现代生活，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形成日美管理模式差别的文化原因，指出日本管理模式根源于日本民族长时期的“文化均质”，而美国是一个“异质性”的国家。作者所说的民族“同质性”和“异质性”，即我们所说的一个民族经过长期文化演进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与此同时或稍后，关于文化和管理的关系，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者们试图揭示文化与管理的更为内在的关联。首先是荷兰的霍夫斯坦德《文化的结局》和《文化与组织——观念的软件》两部著作面世。书中，作者具体提出和分析了对管理发生重大影响的四种文化因素，这就是：“权力差距”、“防止不确定性”、“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男性化与女性化”。作者指出，以上四种文化因素的差异，对于管理中的领导方式、激励方式和组织结构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各种不同管理模式得以形成的决定性根源。管理不是处理具体的东西，而是处理对人有意义的“信号”。这种信号是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文化背景下长期形成的，它渗透于管理和组织的全过程。
其次，是丹尼尔·雷恩在他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努力从文化环境影响的角度来说明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演变。在作者看来，“管理是文化的产儿”。[1]一方面，就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来说，人们对人、管理和组织的思想，是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向前发展的，有关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是根据这种文化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的发展既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就实践中的管理模式而言，管理人员同样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他们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方式，也随着文化的缓慢变迁而发生变化。
总而言之，当代学者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管理作为人类一种最基本的有组织性的活动或制度性安排，本身就是广义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属于人们通常所讲的文化的制度层面，同时它又是狭义文化——一个国家、民族共有的宗教、信仰、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的产物。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乃是一种有独自特色的管理模式的母膜。
二、文化传统与人的理论 谈到文化对经济，特别是对管理的影响，不能不对文化的本质作出说明。有关文化的定义虽颇多歧义，但人们似乎都承认，凡是超越本能，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凡谈到文化，总离不开人。这是因为文化即是“自然的人化”。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面对普遍稀缺的自然资源和敌对的自然环境，为了生存而联合为组织，创造出表达意向、把握事物、相互勾通的各种语言或其他符号，建立起调节相互关系的各种制度性规范，这便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原始自然状态的产物。
人类所面对的“自然，包括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等各种生物的、自然的属性，以及人们之间各种原始的关系。因此，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包括改造自然，也包括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自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便注入了人的劳动技能和价值观，从而使被改造的对象进入“文化”范畴，使之从“自在的”变成“为人的”。这便是所谓“自然的人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自身也获得了改造，使人类生命不断得到提升，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和优化。从此意义上说，文化又是人类的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自我展现的过程。
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并显示自己的本质，也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和认识自己的本性。因此，人类改造自然、改造自身而创造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不断反思、认识自我的历史。人类认识自我，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文化的创造，即为了使外在世界成为人生命存在的现实之家，使之对于人的生命存在来说，变得更舒服适宜；同时也为了使外在世界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精神之家，使之对人的生命存在来说变得更丰富多彩和富有意义。总之，人类认识自我，是为了把不断提高的自己在外部世界中进一步表达出来，使人性得以在外在世界中不断伸展扩张，使外在世界不断人化为一个越来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世界。在此意义上说，文化的发展又是一个人性不断提升并向外伸张的过程。
就人类总体而言，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趋于自觉、越来越能动的，人性内容的展开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是越来越趋于全面的。但是，由于在文化发韧时期各个民族所处的社会地理条件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各民族早期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不同，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内容，以及表现伸张自己本性的方面，在各个民族那里便一开始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点又决定了不同民族，特别是东西方民族对人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差别。
在影响人类早期活动内容，决定一个民族后来文化特征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作为第一项即存在约束条件的，无疑是地理环境。这诚如李约瑟在谈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时所说：“地理环境当然不只是背景，它实是构成中国与欧洲文化间模式之差别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意义之要端”。人们知道，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是一个境内多山贫脊而又三面环海的半岛。这决定了古希腊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一开始就与海洋密切相关，航海业与商业特别发达。与此相应，其原始氏族血缘关系也被破坏得较早和较为彻底。这一切，又都造就了古希腊人一种外向型的民族性格，以及长于逻辑思辨，热衷于知识、权力和物质追求的文化传统。
与古希腊不同，中华民族祖先生活的东亚大陆，则是一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腹部为广饶沃土的自然环境。在此约束下，氏族社会的各种共同体，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宗族血缘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最深层，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所有这些，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内倾的性格，直悟式的思维以及重和谐的心理特征，并且使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艺术，均与伦理道德紧紧纠缠在一起。如果说，在古希腊人那里，人被定义为“天然的政治动物”，理性的动物，那么，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观念中，人则是一种天然懂得仁义的动物或情感的动物。
总之，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本性投射到自己创造成果的屏幕上，而人类以便通过这个屏幕来认识自己。社会地理和历史条件制约着人们创造文化的方向，导致各种文化间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人类展现自己本性的方面，导致形成各种不同的关于人本质特征的认识和理论。
三、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 如前所述，文化深深影响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管理理论和管理的实践模式。这诚如丹尼尔·雷恩所说：“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文化的影响”。[2]
文化对管理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方面面。其中，文化的经济方面，即人同物质资源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指导资源的分配，是传统的方式、命令的方式还是市场的方式；文化的社会方面，指人与人的关系，它表现为人们之间以怎样的价值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使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员能够协调一致；文化的政治方面，即人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以怎样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建立秩序和规定权力。至于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即人与整个世界和整体人类之间的关系，它主要表现为一批具有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人的观念意识，表现为人们以怎样的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和人类自身，如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本质和人生意义等。
文化的上述方面，共同作用于管理，使得一种管理模式在总体上是偏重于独裁式的，还是偏重于监护式的、支持式或同事式的；在计划方面是集中式的还是民主式的；在领导方面是独断式的还是参与式的；在控制方面是外部式的还是内部式的；在激励方面是物质式的还是精神式的。然而，如果我们能更深一步探讨，就会发现文化的观念层面，特别是其中关于人的认识和信念，对管理理论及实践模式的影响尤为直接。可以说，在每位管理学家和实际管理者那里，都有一个一定文化传统下关于人的理论模型和思想信念作为他们理论或实践的出发点。对此，孔茨曾指出：“管理者不管是否自觉地知道这些，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有一个个体的模式和基于人的假定的组织行为模式。这些假定和它们的有关理论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3]
文化的观念层面，特别是关于人的认识和信念，何以如此深刻地影响到管理？这是因为，管理从本质上说乃是人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换言之，无论管理的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人。“给管理下一个广义而又切实可行的定义，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4]
首先，实行管理的主体不是没有生命的机器，也不是超人或超自然的上帝，而产生于社会组织分工需要的现实中的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结成组织并形成集体目标。人们发现，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在安排和协调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时，就必须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们的行为相互作用并协调一致，而这就必须有人来负责解决意见分歧，决定战略和时机，由是产生了管理者。因此，在任何时候，管理者只是由人构成的组织中一员，他必须对自己及其同类——被管理者有一种最基本的认识和信念，而他就凭着这一信念去设计管理模式，行使管理职能。
其次，承受管理的客体——人是被管理的资源中最丰富、最有多方面才能和最有潜力的资源，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人力资源中蕴藏的一切力量都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不仅如此，人还制约着其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因此，对人的认识和对人的管理，是管理的首要任务。“一个管理者的人性观点如何，将会影响着激励和领导的方法”，“除非管理者理解人的个性和复杂性，否则他们可能会误用关于动机、领导和沟通方面的概念”。[5]
纵观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各种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的产生和嬗变，都是以一个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论作为基础前提的。在现代西方管理史上，先后出现的科学管理模式、人际关系模式、新人道主义模式和权变模式，就是分别从“理性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和“复杂人”等人论出发的。在中国历史上，交替或混合发生作用的仁政思想、无为原则和集权模式，也都是分别以儒家“人性可塑”论、道家“人性自然论”和法家“人性好利论”为其哲学基础的。
另外，从横向比较，西方管理中表现突出的命令的高度统一、严格的作业制度、高强度的物质刺激以及明确的权力等级和劳动分工等，之所以明显有别于中国乃至东亚管理中强调价值观念引导、注重管理者人格榜样的力量和追求人际间普遍的和谐，也主要在于两种文化传统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差异。
综上所言，人的理论，乃是管理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文化影响管理的一个强有力的作用点。一方面，随着文化传统的缓慢变迁，有关人的理论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成为管理模式变迁的一个诱致性因素。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传统无论如何变化，将始终保持自身独特的品质和特点，并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管理的特色。或者说，在某种管理模式的背后，都深深隐藏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一系列价值理念和人性信念。
由此，我们应有如下结论：
第一，在考虑建立一种管理模式时，应顾及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性信念。尽管物质生活或其它经济活动的共同规律使管理可有一般性的通则，但管理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形成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模式。
第二，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胎记。因此，不同国家民族管理模式的相互引入和借鉴，首先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念体系、不同的人性信念相互磨合的问题。我们对西方现代管理的有效引入，既依赖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也依赖于对西方管理学的人论前提展开分析性的批评。
第三，富有成效的管理，很重要的取决于对文化历史的真实了解和对人性持有正确信念。“通过了解大规模企业的成长发展、技术的动态、文化的价值准则的变迁，以及对人的特点和培养的不同设想，我们就能更好地使男女青年具备为今后准备担负所需要的技术能力和正确态度。”[6]
注释：
[1][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2][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3][美]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页。
[4][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5][美]哈罗德·孔茨，西里尔·奥唐奈《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2、596页。
[6][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