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年探索——1956—1966年期间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267（1999）03—0007—04
1956—1966年，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积累的经验及教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十年探索的成果和经验——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
自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艰苦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积累的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首先，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和发展步骤。国情问题是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依据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立”与“建成”两个概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们党上了一课。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提出要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确定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认为建成“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时间会更长。并且告诫全党：“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1〕
正确把握主要矛盾，确定党的工作中心。我们党十分重视经济建设，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就讲，中国应该在经济上经若干年的努力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否则将有被开出“球籍”的危险。八大明确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此后， 毛泽东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由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刘少奇早在1950年就提出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第三步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械化的三步走设想。“大跃进”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由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公布。尽管上述观点尚有不够完备的地方，有的也仅是一种设想，但无疑为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握主要矛盾，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三步走战略规划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关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通过对1953年和1956年冒进教训的总结，八大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陈云还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和物质、财政、信贷平衡的著名观点。关于农轻重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强调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计划。1962年我们党制定了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关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此后，陈云、薄一波、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要求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使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兼顾。关于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问题，我们党非常重视，毛泽东在建国前就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到六十年代还表示：如果需要， 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让华侨投资建厂，先让他们得利，规定期限，若干年后按期没收。关于科技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4 〕毛泽东则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上来，并试图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大跃进”。上述观点和看法，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体现。
再次，关于经济体制。农村经济体制的探索始于八大之后，在对合作社进行整顿中，邓子恢主持提出了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物”，超产提成，减产扣分，边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队对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许多地方的农民又自发地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邓子恢、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都表示支持，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先河。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雏形也初步形成了。 毛泽东首先反对苏联违背价值规律剥夺农民的做法。 在1958年“共产风”的教训之下，他提出中国要有一个发展商品阶段。八届六中全会还要求全党在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上统一认识。刘少奇还提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观点。陈云对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在八大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毛泽东甚至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 〕李富春设想计划管理的形式应具多样性，计划指标可分为指令性、可调节性、参考性指标之类，一些无法纳入国家计划指标的，则由地方或基层单位安排。毛泽东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论断，更显示了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重大作用的高度重视。这些理论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管理体制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政府的弊病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并提出允许企业搞点“独立王国”。到六十年代调整时期，刘少奇又提出了国营经济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的观点，这些实际上是触及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问题。对于企业内部管理，我们党提倡企业管理民主化，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刘少奇还提出用办托拉斯的形式代替行政组织去管理经济。1964年8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刘少奇的提议，批准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萌芽。
此外，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多方面探索，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政党体制上，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并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的政党体制。周恩来还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并要让“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6〕八大前后， 党中央还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准备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重要改革。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科学文化事业上的“双百”方针，党的领导上的党政分开的思想，祖国统一“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这一切奠定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也都已深入党心民心，成为铺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
二、十年探索的科学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途径
十年探索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成果，是因为十年中基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实践证明，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为只有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才能将理论置于实践中，接受检查，才能获得检验的真实结果。它是实事求是的基础，也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是关系到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关键。要实事求是，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其中最大的实际就是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真理标准的实践，也就是群众的客观实践，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无论革命与建设，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群众路线，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党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都重申了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十年探索的实践也证明，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探索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检验党的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就是看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做好。在十年探索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又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7 〕独立自主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实质，是我们党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和一切工作的基本方针。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也是十年探索获得成功经验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法和正确途径。
三、十年探索的教训——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借鉴
十年探索取得的正确理论观点和经验，没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下去，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中断。教训是深刻的、惨痛的，也是宝贵的，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党，成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借鉴。首先，由于十年探索中错误的积累，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其严重的后果使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被当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观点和理论，诸如发展速度片面求快，所有制结构求“纯”，政治生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以教条主义的理解，或者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促使我们党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坚持、继承和发扬十年探索的成果。其次，十年探索的教训，最主要的是没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实事的思想路线。因此，要真正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十年探索的科学方法。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才有了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才有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创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宣言书；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才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恩格斯曾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8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9〕毛泽东早在“七千人大会”上也曾讲过， 我们党要制定一整套的适合国情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需要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十年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及其留下的教训，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觉悟的提高，思想的解放，以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客观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改革开放，奏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乐章作了重要的准备。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构筑在经验与教训之上的，十年探索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端、序曲，是不可忽视的奠基阶段。
〔收稿日期〕1999—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