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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610(2000)06-0017-06
人们一提到“四库”两字，就会立刻联想到中华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及其历史悠久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的确，“四库”一词在人们心中似乎成了中华民族古文化的象征或代称。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四库文化？它的“源”和“流”是什么？它的内涵有多大？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贡献如何？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望方家指教。
四库文化，即围绕着“四库”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其内涵如下：
1 四库文化之源
“四库”一词，源于《新唐书·艺文志》：唐玄宗开元年间收罗图籍，分藏长安洛阳两地，“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后因称“四部”为“四库”①。因此，“四库”源于“四部”而得名，并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代称。
那么四部分类法又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呢？这应追溯到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历史。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孔子校定六经为图书分类之萌芽始，至西汉末年（公元26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当时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始开古代图书分类目录之先河，从此奠定了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基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史学文献的大量出现，原来《七略》的六分法不适应这一变化（如它没设史部等），于是便产生了适应这一变化的四部分类法。其发展过程如《隋书·经籍志》所述：“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②。东晋著作郎李充在编写《四部目录》时修改了荀勖的排序，即乙丙互换，改史书为乙部，诸子为丙部，从而正式确立了四部排列顺，即甲部（经）、乙部（史）、丙部（子）、丁部（集），形成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晋书》说：“秘阁以为永制”。《隋志》说：“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因此，“四部”之法荀勖创之，李充变之，至唐代魏徵修《隋书·经籍志》将甲、乙、丙、丁四部命名为经、史、子、集，确立并使四部分类法走向成熟。此后官私薄录，十九沿袭，形成了古代图书分类的“永制”。至乾隆开四库馆，编《四库全书》，刊《四库全书总目》集其大成，从此开创了四库文化之路。
2 四库文化之流
2.1 《四库全书》及其《总目》
《四库全书》是四库文化的主流。它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也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大的丛书，共7.69亿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故名《四库全书》”③。它汇集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因而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之渊薮。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令征求遗书，次年成立四库全书馆，以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等为总纂官，馆臣达360人，历时十年编成。抄写正本7部，分贮以下七阁：宫中文渊阁、奉天（今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前四阁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三阁称“浙江三阁”或“南三阁”。④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古籍整理工作，对清代乃至后人的目录、校勘、辑佚、丛书的编纂、刻书事业的兴盛与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大型官修解题书目，亦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是《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即《四库全书》纂修者在校阅各书（包括收入《全书》的书和“存目”书）时，分撰内容提要，最后有总纂官纪的增删厘定，总其成。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总目》初稿完成。……《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这一万余种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⑤。
2.2 四库之流裔
由于《四库全书》和它的《总目》卷帙浩繁，因统治者的需求便又产生了缩繁举要的精作《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简名目录》等。
《四库全书荟要》的编撰原因及过程如秦孝仪先生所述：“清乾隆三十八年春，高宗弘历恐全书卷帙浩繁，岁月久稽，汗青无日。于是遂兴撷取全书英华之想，同年五月初一日谕云：‘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善写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荟要修纂，于焉发其端绪。……越五载戊戌，第一分书告成，贮於坤宁宫御花园摛藻堂，己亥，复别钞一分，藏之圆明园味腴书屋。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犯厥，毁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贮，遂成灰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乃成天壤间仅存珍秘……《四库全书荟要》计收书四六三种，经部一百七十三种、史部七十种、子部八十一种、集部一百三十九种，都二万零八百二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并总结其特点曰：“《四库荟要》则多据原书移录，不粉饰失实……全书载籍极博，含英嚼华，卷帙精约，简而能赅……荟要成书较旧，书前提要未经馆臣损益删润，瑕瑜不自相掩……撷择历代版本精华，作为誊录底本，部次群书，一览了然”⑥。《四库全书荟要》由台湾世界书局于1988年2月初版影印，全书共500册。这使深庋大内的“珍秘”化身千百，供众人研读，传统文化得以流传保存。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永溶等著。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标点本，中华书局1964年新1版。出版说明曰：“由于感觉《总目》卷帙太繁，翻阅不便，曾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提出另行编制一个简目的计划。到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完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除了存目不录外，这个只占十分之一篇幅的凝缩品，事实上是具体而微的《总目》，它不仅便于检阅，同时也能节省读者许多时间。当时有馆臣赵怀玉录出《简目》副本，于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刊版于杭州。所以实际上《简目》较《总目》问世的年代为早。”⑦
《四库全书珍本》丛书。《四库全书》选印本，共12集，另有别辑1集。共印四库书1878种。北京故宫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33年运到南京，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原南京中央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231种，1935年印成。以后选印工作中辍，196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初集，并与收藏文渊阁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继续合作影印。自1972年到198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⑧
3 四库文化之研究
清代开国以来，康、雍、乾三朝屡兴文字狱，同时又开博学鸿词科，广求遗书，表彰理学，编纂书籍，校勘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目的都是为了统一言论和思想所实施的文化政策。乾隆修《四库全书》是这一政策的继续。他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向全国征集图书，实际上却推行着“寓禁于征”的文化专制政策。对于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如明末清初的大批稗官野史以及其他书籍，还以“诋触”、“违碍”、“谬于是非”等罪名，遭到查禁销毁或者窜改，以至面目全非。据姚觐元《禁书总目》统计约有三千余种，加之“存目”之书有6700多种，还有《四库》未收之书，远远超过《四库》所收之书。所以，《四库全书》并不全。
二百多年来，许多文人志士为完善《四库全书》历尽艰辛，努力搜集《四库》未收、禁毁及存目之书。自清嘉庆初年阮元购得《四库》未收之书175种，并撰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进呈内府，首开《四库》研究之路，尔后代有学人为之奋斗。他们围绕着《四库全书》及它的《总目》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有的集其禁毁、未收之书；有的探讨其版本；有的订其讹误；有的述其征集与纂修等，从而产生了许多四库文化研究专著，举要如下：⑨
四库禁毁书目：《清代禁毁书目》清姚觐元编。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九年(1794)，先后禁毁各类书籍计三千余种（当时四库馆军机处和一些省份刊列禁毁书目上报并晓喻全国）。姚氏合编诸家禁毁书目为一书，分为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毁书目、违碍书目4种。著录被禁毁书的书名、作者；抽毁书注明被抽毁篇卷及其原因。有咫进斋丛书本及多种翻印本。又有邓实于光绪末据江宁布政使衙门刊印的材料，编成的《补遗》3卷，增补姚本所无，自刊。
近人孙殿起辑有《清代楚书知见录》，以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禁书总录》为底本，记录亲见禁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及籍贯、刊刻年代。
商务印书馆1957年将姚目与孙目合订出版，题为《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国库采进书目：《四库采进书目》吴慰祖校订。清乾隆间为纂修《四库全书》令各省采进书籍，缴进书籍均有书目，曾辑为《各省进呈书目》，其中有许多书为《四库提要》所未收。商务印书馆曾据涵秋阁抄本排印，收入《涵芬楼秘笈》第十集。1960年商务印书馆印吴慰祖校定本并以武英殿第一、二次书目为补遗，附录《江苏采集遗书目录简录》《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遂改用现名，共记书2万部以上。书末附人名书名索引。
考订书目：《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撰。汇辑余氏精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0年之成果。此书辨证文字计490篇，辨析考订、详征博引，立论甚精。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华书局1980年改正若干错字标点重印。
版本标注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20卷，附录1卷。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原是邵懿辰据其所见，对《四库简明目录》所收各书版本的标注，后邵章又仿照该书体例加以增补成“续录”汇编而成。
提要目录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胡玉缙撰，王欣夫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精装2册。本书60卷补遗1卷，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2卷。辑录汇编清乾隆以来藏书志、读书记、笔记、文集等书中对《四库提要》匡谬补阙的资料，注明出处。以《总目》为序，订补二千三百余种。是《总目》的必要补充资料。
辑佚书：《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二册，栾贵明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另纂修研究、索引辞典等。如1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杨家骆编的《四库大辞典》南京辞典馆1931年初版，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缩印成32开本。又1996年1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大辞典》，主编李学勤、吕文郁。此书是一部书目解题性质的工具书，以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图书为主，同时兼收以上两书失收的重要图书，凡现存的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重要文化典籍都在本辞典收录范围之内。另从上海辞书出版社胡道静、林申清二位学者发表的《四库书目家族》一文中所例举的125种研究书目，⑩可以窥视四库研究之轨迹。
4 四库文化建设
四库文化建设是承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盛举，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四库文献的复制与创新。
为抢救我国珍贵史料，丰富我国传统文化宝库，新中国早就重视并着手收集整理各种古代文献。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盛世修文，硕果累累。几代学人影印、增补、续修《四库全书》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继80年代中期，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先后被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后，近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又先后启动了三项大的以《四库全书》为主题的传统文化建设工程，即《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禁毁书丛刊》。这三项工程均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并以其耗资和投入力量的巨大而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大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三种大型丛书都是对《四库全书》整个典籍系统的完善，都有利于保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以特有的内容完善着中华文化典籍系统。
《续修四库全书》是建国以来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收书5400种，1800册。其收录范围包括《四库全书》以外的现存中国古籍，即补辑乾隆以前有价值的而为《四库全书》所未收的著述，以及系统辑集乾隆以后至民国元年(1912)前各类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这是继十八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之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较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其收书规模种数是《四库全书》的1.5倍。[11]所收各书均由当代学者站在当今学术发展水平上撰写提要，并由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担任主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宋木文先生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线装书局联合出版。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一部规模较大的丛书，全书共收古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计1200册。所收书多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不少被认为失传之秘笈得以重现于世，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此书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为总编纂，近百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及各系统图书馆等单位和港台地区、日、美等国的专家学者协力编纂。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其次是“剔除重复，精选版本”，再次是“原版影印，整旧如旧”，是新中国“抢救保存古代典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一次成功典范。[12]
《四库禁毁书丛刊》由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担任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的禁毁书就是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期间被抽毁或全毁的图书，收集整理现存的一千五百余种四库禁毁书，现已全部出齐，全套共311册。此书具有所收典籍的原始性、收书范围的丰富性、珍善孤本居多的珍稀性等特点。它的出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以及典籍系统的完备性具有重要与深远的意义和研究价值。[13][14]
这三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的启动与完成，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库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它们与《四库全书》共同构成了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完整体系，全面清晰地揭示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全貌。这将为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弘扬中华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世界文化库增添了一份无价珍宝，从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第二、四库文化基地之建设
为供广大读者学习、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天津图书馆于1998年6月9日建馆九十周年之际正式成立了“四库文献中心”。“中心”斥百万巨资，购藏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四库系列丛书，合计14500种，[15]囊括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集四库典籍之大成，在国内建成了第一个四库文献基本书库，同时辅以收集清代四库史料及清以来研究四库论著，该中心已成为保护、学习、研究四库文献的理想“中心”，为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四库学
四库学的产生是四库文化研究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标志着四库文化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系统的科学知识门类——四库学。
自《四库全书》问世以来，代有学人研究（如上四库文化研究所述），成绩显著，并随着四库文化的发展及研究的内容与范围的日趋广泛深入，四库学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应得到系统的研究。为此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于1998年6月为天津图书馆四库文献中心题辞：“传统文化研究需要建立一门新科学——四库学”，积极推动四库学的发展，并就四库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必须有它的特定研究对象和内容，这是常识性问题。什么是四库学研究对象呢？我认为首先是七部《全书》及其《总目》，当然也包括它们的衍生物如《荟要》、《珍本》、《标注》等。再有就是近年产生的四库系列丛书，其中一部分仍属于衍生物，如《存目》、《禁毁》，另一部分则是新生的，如《续修》、《未收书辑刊》等。至于它的研究内容更是广泛得很，如上谕、表奏、四库馆、书阁建置、收书、禁毁、版本、善写、装帧、著录、分类等等”[16]
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三项国家级巨大文化工程的启动与完成，拓展与完善了四库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仅九十年代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关于四库学方面的论文就有近300篇。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在上述基础上突出了三项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特别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研究论文较多，如《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5期发表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志庆专辑，当今学术名流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周一良，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等十几位专家教授，都围绕着“抢救保存古代典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对《存目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胡绳院长所说：“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确实是为中国文化发展做了一件大有功德的事情”[17]
另外专辑还刊登了1995年11月26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首发式暨专家鉴评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中心隆重举行的照片，出席会议的有国家领导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首都学术界、文化界及各地大专院校及公共图书馆专家学者约三百余人，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四库文化建设的重视与关怀。因此说，四库学的研究与发展前途远大而光明。
四库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昌盛、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