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结构塌陷及其治理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方略论文,产业转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5)04-0103-12 现代空间经济学认为，在产业转移中区域空间结构演进，呈现由封闭模式到中心-外围模式再到区域专业化模式，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结构将从低端均衡到非均衡再逐步趋向高端均衡。但在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并未完全循此路径演进，往往出现空间结构演变分岔，从中心—外围模式落入外围-外围模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中心区产业的逃逸，导致空间结构塌陷？不同地区工业化之初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差异，如何导致产业再转移进程中生产要素呈现不同的空间再分布，进而形成不同的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如何运用产业空间结构演进的规律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指导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从而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试图应用空间动力学原理，并结合中国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比较，就以上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 一、产业转移与空间结构模式演进 (一)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生产要素空间流动进而区域间产业转移，总是由低回报率地区转向高回报率地区。要素空间流动进而发生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条件为：一是各个区域内部要素价格的差异，二是区域之间运输交易成本。在区域开放前提下，主要存在区际要素价格差大于要素区际流动的运输交易成本，就必然存在要素区际流动，即由要素回报率相对低的地区流向要素回报率相对高的地区。 然而要素区际流动又会影响、改变要素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要素区际流动速率与流动方向。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趋势：在规模收益递减条件下，产业区际转移会降低价格较高要素价格，提高价格较低要素价格，导致区际要素价格或要素回报率的趋同化，进而使得要素区际转移速率趋缓甚至出现反方向流动，要素空间布局区域趋于收敛，因此规模报酬递减成为要素集聚和产业集中的离心力。但是在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要素的区际转移会提高要素流入地的要素回报率，抑制要素流出地的要素回报率，导致区际要素回报率差异的扩大，进而进一步刺激要素区际转移的规模与速率，生产要素价格与产业集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因果累积循环效应，导致要素空间布局差异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因此规模报酬递增成为要素集聚和产业集中的主要向心力，也是块状经济区域形成的拉力。 块状经济产生的区域经济规模效应通常是由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规模报酬递增进而是产业空间向心力，主要源于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知识溢出效应也称为学习、模仿效应。学习效应强度对于距离是相当敏感的，特别是一些难以编码的缄默知识，不能以文字、语言加以精确表述，难以跨越更远的地区而传播，必须面对面地交流、互动，必须直接观察、体验，才能心领神会。产业关联效应是指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由于在地理空间接近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性，不仅可以提高物流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接近客户，了解市场需求，与其他供货商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学习效应吸引同类厂商在同一地区集聚，而产业关联效应则吸引上下游厂商在周边集聚，进而形成强大空间向心力。 规模报酬递减则是产业空间离心力，源于拥挤效应、非流动市场需求、比较优势地区差异。拥挤效应既体现在土地价格和工资成本上升，也体现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居住条件恶化等，空间拥挤将促使产业由中心向外围迁徙倾向。当市场需求在空间上离散分布且无法流动，相应地进行产业空间分散布局，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又能接近市场，便于信息收集。比较优势地区差异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根据不同地区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相应进行资本密集、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产业或生产环节的配置，可以获取区域间比较利益，因此比较优势可能成为一种离心力从而阻碍产业集聚。
影响要素区际流动进而产业区际转移另一个因素是区域间交易成本包括区域间运输费用、通讯费用以及区域之间政策法律壁垒所导致各种费用，也就是萨缪尔森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产业区位布局取决于供给因素、需求因素与贸易成本的互动。当贸易完全自由时(即零贸易成本)，需求分布无关紧要，供给是决定产业区位的唯一因素，由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各国的生产结构。而在存在贸易成本条件下，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共同起作用，各种驱动力的交互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布局的具体机制和作用方向，进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不同形态。 (二)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 区域之间的空间经济结构关系有三种基本模式： 一是各个区域内部实现完全独立的自给自足产业体系，区域之间形成产业完全相似的对称结构，称为封闭模式。封闭均衡的主要条件是区域之间交通闭塞，市场管制壁垒森严，运输、通讯成本极为高昂，边际交易成本大大高于区际之间要素价格差异，此时区域之间实行任何产业分工与区域间贸易都是不经济的，产业布局主要受到非流动的需求拉动，区域经济结构趋于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体系，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模式。 二是中心-外围结构，区域中心为制造业集聚区，外围区域为农业集聚区，称为中心-外围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较早从增长极角度探讨中心—外围关系。中心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集聚形成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决策以及交通运输等多种功能，类似物理学的“磁极”，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增长。外围是作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对中心区具有极大依附效应。中心-外围均衡的条件是中心区域内部的交通运输条件得以改善，运输成本得以降低，产业集聚边际效应(包括知识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高于区域运输边际成本，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生产要素和人口倾向中心区聚集，二者之间的因果累积循环，使得区域中心成为经济“黑洞”，对周边区域资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吞噬能力，以致最终形成中心为制造业集聚区，外围为农业区的中心-外围的均衡模式。克鲁格曼(1993)认为，在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大致相同情况下，中心区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路径依赖。“最初存在的极小的不对称性经过不断的、循环式积累后会逐渐扩散，最终导致区域之间出现极大差异。因此，历史上偶然性往往能决定区位优势”①。他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区域，称为南部和北部，每个区域内都对称地分布着工业和农业企业，并假设工业企业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而农业企业则规模收益不变。两个区域的初始条件是一样的。但是，当一个工人偶然从南部迁移到北部时，这种初始的对称均衡就会遭到破坏。由于迁移到北部的工人会把自己的收入消费到北部，使得南方的市场规模变小，而北部的市场规模变大。由于存在市场接近效应，市场规模的变化将使得南部的一些企业迁移到北部。尽管南北两个区域的名义收入一样，但是由于价格指数效应，这种产业的迁移使得北部的生活成本更低，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前往北部。初始的一个小的冲击会不断得到加强，工人的迁移改变了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激励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工业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经济范围也不断在北部聚集。 三是区域之间实行完全产业分工的对称结构，称为区域专业化模式。当中心区极化效应达到一定程度，由于产业过度集聚而造成拥挤效应，包括土地租金、住房价格、工资成本上升、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城市犯罪行为等，以至于离心力(中心区拥挤效应)大于向心力(中心区集聚效应)，进而从规模报酬递增转向规模报酬递减。随着区域之间运输成本逐步降低，产业会从中心向周边外围地区迁徙，以避开城市中心区较高的土地租金、住房价格的拥挤②③(Tabuchi，1984；Helpman，1999)。随着企业不断向边缘地区迁移，中心区拥挤程度开始降低，经营的边际成本开始下降，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中心区生产边际成本与从外地购进的运输边际成本相接近为止，区域之间产业转移才会停止下来，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趋于收敛。尽管区域之间专业化分工会增加区域之间产品贸易额，进而产生较多总运输成本，但由于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以及区域分工深化导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市场潜力扩大引起的规模经济，都将克服各地区之间较多的贸易引起的运输成本增加。只要增长极已经扩张到足够强大，就会产生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作用，将生产要素扩散到周边区域，从而带动周边地区增长。其扩散强度可用公式表示：
，
式中：
表示中心区对周边地区的扩散程度，
表示中心区的经济扩散能力，a表示经济扩散的衰减系数，r表示中心区与外围区的空间距离。这说明，中心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辐射效应，是与中心区与外围区的熵值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空间距离呈现负相关关系。只要运输成本低到足够抵消区间空间距离，区位熵又足够高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因素在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中又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导致区域之间空间结构趋于专业化分工的均衡状态。 (三)产业转移时间窗口与空间结构模式转换 区域之间空间结构演变存在2个主要时间窗口(见图1)。第一个时间窗口为
，在这之前产业转移边际成本大于产业集聚边际效应(即MC＞MR)，产业集聚是不经济，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区域间独立产业体系；一旦越过这一时间之窗，产业集聚边际效应开始逐步大于产业转移成本(即MR＞MC)，产生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原有均衡就会被打破，新的均衡就会产生，并在因果累积循环效应作用下，使得新的均衡不断得以维持和扩大，当然这是一个转移动态，可能是一个连续、渐进和累积的正反馈过程。如果转移的速度很快，经济空间结构可以更经常处于稳态位置上；如果转移速度很慢，经济空间结构可能远离稳定均衡，而将更多时间花费在转移动态上。这个过程会不断持续下去，直到另一个时间窗口
到来，此时受到中心区拥挤效应的影响，集聚效应开始下降，产业出现反向转移，区域之间非均衡状态又开始向均衡状态转变。当然这种均衡模式与封闭状态下的均衡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主要受到不能流动需求的拉动，产业布局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而后者主要受到区域比较优势作用，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区域之间专业化分工结构。总之，在多种向心力与多种离心力同时发挥作用时，交易成本与产业空间集聚关系不是单调的，而呈现钟摆式关系(如图2所示)：高交易成本和低集聚效应都将导致产业分散的均衡分布；只有当产业集聚效应大于产业转移成本时，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企业倾向拥有较大市场的中心地区集聚。因此，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1999)等指出，交易成本的长期下降不仅可以解释世界上工业区与非工业区的最初分化，还能解释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经济扩散现象④。依照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观点，集聚效应、交易成本和要素流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空间经济结构形成和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图1 区域空间经济结构演变 注：S为经济空间布局，1/X为区域之间交易费用的倒数。
注：S为经济空间布局，1/X为区域之间交易费用的倒数。 图2 交易成本与空间经济结构关系 二、国际产业转移泄露与区域空间结构塌陷 (一)国际产业转移地方集聚与中心区形成 国际产业转移是以利益导向为导向的跨国资本全球性运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产业集群转移逐渐成为国家和区域产业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力量。Porter(1998)将产业集群定义为某一特定区域内，大量产业关联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依托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在空间上集聚，形成有竞争优势的群体⑤。产业集群转移则是产业集群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形式。所谓产业集群转移，是指集群企业或采取集体行动抱团转移至同一目的地，或大量采取独自行动分散进行转移，但为同一目的地。该目的地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往往也就成为东道国的中心区，可称为外生性产业集聚区。但这类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东道国外生性中心区与东道国本土产业自发集聚所形成的内生性中心区，存在如下截然不同特点： 一是形成动因的差异。无论是内生性的产业集聚还是外生性的产业集聚，其内在的动力之一都是基于聚集经济产生的外部经济、协同性和学习创新效应。但外生性的产业中心区形成还有赖于更低的生产成本、特定的市场机遇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生产要素的低廉、基础设施的完备、有效的公共服务、优惠的政策、优越的区位等等。而内生性的产业中心则是依托本地区域内的生产要素，依靠本地力量和市场自发发展起来，更少地依赖政府。因此外生性产业中心区由“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与“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共同催生，内生性产业中心区更多是本地市场经济自发的结果。 二是产业根植性差异。在内生性产业中心区，集群内企业通过地缘、人缘的邻近与扩散，形成基于相同文化社会背景的有机的产业网络，其生产要素和资源多在区域内部聚集，再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其萌芽和成长根植于特定的本地要素和条件，具有不可复制性，并且可以观察到一个渐进发展壮大的过程，因此内生性产业中心区形成具有较强的根植性。外生性产业中心区多通过产业转移发展起来，带嵌入性特征，其特点是可以在较短时间里快速成长、扩大规模，迅速发挥集聚效应，但与此同时外生性产业中心区也是个较为“平滑”，缺乏“黏性”的区域，其产业具有较强的可复制、可迁移特点，因此具有较差的根植性。尤其是一些轻资产模式的高新技术产业，退出门槛很低，根植性更差。 三是企业规模差异。外生性的产业中心区形成一般是外来的大资本先行入驻，如大的跨国公司，之后将相应的配套企业带入或在本地培植部分相关配套小企业，以大带小，以点带面，产业集聚的龙头效应十分显著，且其产值会在短短几年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内生性的产业中心区内的企业形成具自发性，因此多表现为中小企业的聚集，龙头企业不突出，较为典型的是我国浙江、福建泉州地区民营聚集的“块状”特征。 四是产业利润的差异。相对内生性产业中心区而言，发展中国家外生性产业中心区的形成，更多依赖当地政府的政策驱动。尤其是招商引资之初，当地政府往往通过搭建“政策洼地”吸引外来资本进入。而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转移是以全球价值链组织各生产环节，将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利润空间。如IT制造业，发达国家如美国一直垄断核心技术，占据价值链最高端，回报最丰厚，东亚四小龙则在一些硬件技术，如硬盘、存储器等分享次一级利润，而中国则处于IT价值链末端，靠组装获取微薄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外生性产业中心区的产业易被“低端锁定”，利润空间有限。 外生性中心区的产业聚集形成犹如注射生长素，固然成长快、扩张迅速但同时黏性差，若当地在外生性产业聚集过程中未培植起本地产业，那么对一旦外生性产业集群整体迁移，将导致中心区面临产业断层。 (二)国际产业再转移泄漏与中心区塌陷 产业集聚不但是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的结果，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转移、重新组合。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殖的优势，并产生区位空间的“锁定效应”和“扩散效应”，会形成拥有更广地域的产业集聚，即产业带或广域的产业集聚。这一方面会容纳更多的地区进入分工网络，另一方面也会因更强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带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抓住当时国际产业转移的一波浪潮，承接发达国家因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环境约束等而退出的中低端制造业，利用劳动力、土地等的要素优势吸引大量海外产业资本流入，弥补了东部地区发展急需的资本需求，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中国驶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尤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现强劲增长，并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此轮转移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形成了若干个外生性的产业集聚中心区。然而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繁荣发展30年后，开始面临劳动力成本高企，土地紧缺，中低端制造业最敏感的要素成本优势丧失，而多年重经济增长轻污染防控的生产模式也使东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几近饱和，聚集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拥挤效应显化。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我国部分外资为主导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中心区，对外来产业资本的向心力(聚集经济)式微，离心力(集聚不经济)渐强，加上前述外生性产业聚集根植性差、区域黏性较弱的特点，这部分中心区开始出现集群式产业转移。中国东部地区面临这一波的集群式产业转移，其转移方向有三，一是向中国的中西部转移，二是向东南亚一带转移，三是在欧美“再工业化”战略下，回归欧美等发达地区。按照产业区际空间转移理论，当中心区域内生产成本的上升超过中心区与外围区域的交易成本时，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一部分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就开始向周边和欠发达地区迁移，中心地区工资、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增速逐步趋缓，一直到中心区生产边际成本与运输边际成本相接近为止，区域之间产业转移才会停止下来。 经验表明，对于外生性产业集聚中心区而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外生性产业集聚中心区，往往要面临国际产业再转移中产业泄露和中心区塌陷的隐忧。产业泄露与中心区塌陷存在因和果的关联关系。在国际产业再转移的动力机制作用下，产业从中心区流出，从而发生产业泄露，若在此进程中中心区旧生产要素优势丧失，新的要素优势尚未建立，则原有的中心区的聚集力将发生逃逸，中心区面临产业空巢期，中心区可能因此塌陷沦为外围区。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则是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聚集力逃逸、中心区塌陷的典型代表。 造成外生性产业集聚中心区塌陷的主要原因是新旧产业发生断层。这样的断层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发生在中心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外生性产业聚集的中心区，在中心区形成之初，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对成本较敏感的中低端制造业产业资本的主要聚集力量，当成本竞争力不复存在，而在中心区此前未能或较少从外生性聚集的产业中获取技术溢出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优势升级效应、关联带动效应、竞争引致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⑥，产业升级乏力，则随着外生性产业的“离本地化”，新产业未能及时接续，中心区塌陷成为必然。其二，发生在外生性聚集回流母国的过程中。随着发展中国家部分外生性聚集中心区的产业成长，较好的产业基础、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可能吸引跨国企业将中高端制造业引入这些外生性聚集中心区。然而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这些缺乏区域黏性的外生性中高端可较为轻易地回流，从而导致中心区塌陷。总之，中心区塌陷表现为产业空巢，其背后的推手则是外生性产业易滑动性和产业升级遭遇瓶颈。 (三)外围-外围结构：国际产业转移中空间结构演进的分岔 当前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主要可以分为要素禀赋论，产品生命周期论，反梯度转移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产业转移在空间上的聚集和扩散，再聚集和再扩散的形成机制。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转移在不同空间域的集散，其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一般遵循从封闭结构到中心-外围结构再到区域专业化分工的路线。 封闭结构的区域由于与区外的贸易自由度低，交易成本很高，既无聚集力也无扩散力，区域内产业体系呈现小而全，自给自足的特点，资源空间配置为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心-外围结构内，贸易自由度适中，中心区具有较强的聚集力，区域经济活动的强度和密度在中心与外围分布上差异显著，中心区吸纳外围区生产要素并在聚集经济作用下，产生优势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区域中心的地位突出，资源的空间配置呈现非均衡。区域专业化分工结构，则是在贸易自由度进一步下降，产业扩散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以比较优势达成区域间的平衡，在空间上形成多个区域产业集聚之间的关联，并实现专业化分工，可以说是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深化的一种表现形态。 从中心-外围结构向区域专业化分工结构的转换也是中心-外围区逐步打破区间内的“马太效应”，实现区域整体平衡发展的有效路径。但该转化是有条件的。首先，中心区的拥挤效应大于聚集效应，中心区本身有产业扩散的压力；其次，外围区拥有所承接产业在中心区丧失但在外围区具备的某些生产要素上的优势，按产业梯度转移的观点，中心区向外围区最先扩散的是对成本敏感以及对聚集体依赖弱的产业。第三，区间转移成本低，也即贸易自由度高，有利生产要素的流动。 但发展中国家的外生性产业聚集中心区在中心-外围结构向区域专业化分工演进中，极可能在转换过程中出现步入分岔的倾向，即从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外围-外围结构。所谓外围-外围结构是指由于旧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旧产业离心力大，新产业的向心力尚未形成，产业出现空巢。或者说该结构就是国家产业转移中产业泄露和中心区塌陷的空间表现形式。(四类产业空间结构对比见表2)
发展中国家的外生性产业聚集中心区之所以易从中心-外围结构步入外围-外围结构的分岔道，主因是外生性的产业集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往往未能培植出产业升级新优势。外生性产业在产业资本转移过程中，跨国企业通常在通过质量保证、供应链管理等体制，向其加盟者扩散组织能力或让渡竞争优势同时，利用战略隔绝机制(Isolating mechanisms)避免关键知识向生产网络外的企业扩散⑦(王益民等，2007)。尤其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也可能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间分工地位的不平等，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企业分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其所获得的利益分配是不均等的；二是在产业技术链上存在着不同发展层次国家企业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此外，为了降低成本，跨国企业往往要比较世界各地零部件供应商的价格，甚至实行“全球价格”下的零部件采购，这种竞争机制加剧了价值链同一环节的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可能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排挤出分工网络。显然以上行为将阻碍欠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通过产业升级获得更多分工的机会。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外生性产业形成的中心聚集区遇到产业升级阻滞，不能完成从中心-外围结构到区域专业化分工结构的递进时，则可能落入资源空间配置低水平均衡的外围-外围结构的陷阱。 三、东莞与泉州：产业空间结构演进实证分析 东莞与泉州同属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级市。两个城市具有接近的接近总量和人口规模，其中2013年东莞GDP为5490.02万元，人口822.02万人，泉州GDP为5218.00万元，人口812.85万人。2014年《第一财经周刊》按照综合商业指数对全国400个城市进行排名，东莞和泉州均被列为二线城市。两座城市都抓住了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和重新配置的机遇，从一个经济实力落后的贫弱市实现经济起飞。但在产业发展路径和空间演进上两个城市却各具特色，同时也影响各自未来的发展潜力。 (一)产业集聚类型的比较 东莞电脑资讯产业集群的形成得益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进程中，次发达经济体(尤其台湾地区)在基本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将高科技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大量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彼时的东莞恰好拥有较好的地理区位，较为开放的政策，既是侨乡又富有廉价劳动力资源，从而很快成为承接电脑资讯产业中劳动密集环节产品生产的集聚地。由于不少电脑资讯的关联企业在台湾已建立起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为获取成本优势而将电脑资讯业的生产网络从台湾整体移植到东莞，快速产生集聚效应，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东莞本土企业的发展，共同推动东莞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如表3所示：东莞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的占比中，规模以上港澳台、外资工业企业数的占比在60%-80%之间，居主导地位。当地产业集聚具有较显著的外生性产业集群特征。 泉州目前拥有6个百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和8个50亿-100亿元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泉港石化产业、石狮晋江服装纺织、晋江运动鞋、泉州箱包、惠安石雕、南安石材、罗山糖果食品等，具鲜明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产业集群内以本土非公的中小企业为主。改革开放之初，泉州人依靠侨资，以家族工业起步，逐步形成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家族式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并建立起自身的品牌和销售渠道，表现出十分旺盛生命力。泉州非公经济组织创造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5%，占泉州GDP的87%。从表3的数据看，泉州的规模以上内资工业企业数始终保持半壁以上的江山⑧。外商投资金额泉州也远远低于东莞(见表4)。不难看出，内资是泉州产业发展资本的主要来源，而东莞产业发展资本的主力靠外资。
(二)嵌入GVC(全球价值链)方式的差异 全球价值链按驱动力来源可区分为生产者驱动型(P-GVC)和购买者驱动型(B-GVC)。生产者驱动型以投资推动的市场需求组建纵向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购买者驱动型则是通过OEM、ODM或全球采购形成国际商品流通网络。前者多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后者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P-GVC还是B-GVC发展中国家多通过制造环节嵌入。从表5泉州和的东莞国际贸易方式对比看，东莞以加工贸易为主，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加工贸易占出口的份额连续多年高达90%以上，泉州一般贸易占出口的比重多在80%以上，加工贸易占出口的比重仅15%左右。由此可见，东莞出口为外资企业主导，“两头在外”的特点十分显著，显然东莞是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嵌入GVC。而泉州的国际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并以本土企业主导通过进出口贸易形式嵌入GVC。
(三)产业空间结构演进中的抗风险能力不同 从产业空间结构看，无论东莞还是泉州，其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都形成了中心-外围模式的中心区域。然而因各自依托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的差别，可能导致中心区域在未来产业空间演进中出现迥异的路线。东莞的产业集群为“复制群居链”，即外生性的产业集群，企业繁衍速度快，集聚效应发生快且显著。然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对外资依赖强，在GVC中仅充当出口加工基地角色，核心技术缺失，技术的学习扩散效应有限，产业集群抗外来风险能力弱。尤其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海外市场低迷，东莞经济受重创，经济增长速度从2000-2007年年均1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08年出现断崖式下跌，仅剩5.3%的增长，代工厂大量亏损倒闭(2008年东莞企业的亏损面达31.72%，其中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达42.78%)。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土地、劳动力、环境等的约束，加上基于初级生产要素形成的外生性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易滑动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战略布局转型，开始将产业布局到生产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一带。根据《东莞统计年鉴》的数据，东莞港规模以上澳台及外资工业企业数2010年尚有3885家，至2012年已下滑至2898家，短短两年收缩了近千家。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的骤减某种程度是外商投资企业响应产业环境约束，企业区域布局战略调整的表现，进而在宏观层面上也倒逼东莞经济发展方式、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本土配套企业不强，多限于高新技术产业链里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利润空间狭小，缺核心技术，无自我品牌，无自身的国内国际销售渠道，其产业优化升级后劲明显不足。随着东莞外生性产业集群离心力渐强，其中心-外围结构均衡被打破，在劳动密集型的外生性产业陆续迁移、外来高级要素聚集缺乏基础的大背景下，若本地产业的优化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流程升级、产业链升级)未能顺利推进，那么东莞将面临产业的空间塌陷，有沦为外围区之隐忧。 泉州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扩散是自发的，孕育时间较长，但其空间的块状分布更符合市场规律。泉州的产业发展优势是本土企业面向“两个市场”不断学习积累提升中形成的，其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多年来在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品牌拓展方面积极努力，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技含量。因此泉州的企业体量虽小，却能通过众多中小企业形成的产业集群，表现出高效率。特别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泉州的企业相比东莞表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尽管部分从事OEM的企业也出现经营风险，但整个泉州地区未发生东莞式的大面积的倒闭潮。这主要得益于内生性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和泉州民营企业牢固树立的品牌意识、科技意识和在国内市场建立起的销售营销网络，充分展示出内生性产业集聚的相对优势。 以上对东莞和泉州产业集聚形成和特点的对比分析表明，区域产业的形成和转移必然是企业产业资本在风险控制基础上追求更高回报的表现，产业空间结构变化的实质则是企业产业资本基于外部产业环境的一种回应。东莞和泉州两座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中都利用人口红利、优越的政策和市场条件形成了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的制造业中心区。但东莞的外生性产业集群为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代工特征显著，在工业化初期虽能赚得快钱，但抗外来风险能力却弱，产业后续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尤其近年在初级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丧失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双重约束下，一方面引致集体性的外商投资企业全球布局战略转变，另一方面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缺乏合理化基础，产业空间结构塌陷的风险增大。泉州的内生性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优势来自本土企业根植本地的经济社会市场环境，区域黏性大，同时泉州注重改造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初期纯粹的制造环节向价值链其他环节扩展，从中获取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生命力。当前泉州产业转型升级中固然也面临诸如低端要素流出、高端要素难以流入等的困难，但产业优化升级的基础好于东莞，经济发展较为稳健，从图3可以看出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平稳度明显优于东莞。
图3 泉州与东莞2003-2013年GDP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2004-2014年《泉州统计年鉴》和《东莞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 四、国际产业转移中空间结构塌陷的治理方略 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劣势产业退出，腾出更多资源配置给更高级的产业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进入21世纪后，我国沿海中心城市FDI中心集聚区、产业集聚区拥挤效应开始逐步显现——中心区域的人口、工资、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聚集租金降低，由此开启中心区产业向外围地区扩散的序幕。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世界区域性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国内区域间和国际贸易投资壁垒不断降低，贸易自由度进一步提高，使外生性产业聚集区的产业转移更趋于为平滑。 据前文分析，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产业泄露与空间结构塌陷，意味着中心-外围的空间聚集模式向区域专业化分工的空间聚集模式演进过程未能实现顺利对接。其中，产业环境约束是打破中心-外围均衡的初始动因；外生性产业聚集的根植性差是导致外围-外围结构发生的直接原因；中心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优势未建立是导致外围-外围结构发生的关键所在。 依照外围-外围结构的形成机理，为防止我国东部地区在此轮产业转移进程中发生中心区空间结构塌陷，避免外围-外围结构对区域专业化分工结构的替代，本文认为当前应以产业优化升级为导向，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壮大内生性产业为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为必要条件，建构NVC(国内价值链)为路径，发挥NVC与GVC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分工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具体治理策略如下： (一)着力建构NVC，实现NVC和GVC“双轮驱动” 我国东部沿海外生性产业聚集中心区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嵌入GVC的低端环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然GVC毕竟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溢出至多止于生产组织、产品工艺升级等方面，核心技术依然牢牢把控，而为跨国公司配套的本土企业极易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动力不足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俘虏，难以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产业升级。刘志彪等(2009)认为构建NVC有助于摆脱中国经济增长对GVC的依赖，实现产业升级⑩。相比“两头在外”的嵌入式GVC，NVC为本国龙头企业所主导，立足国内市场需求，以本国价值链的分工实现中心-外围模式向区域专业化分工模式的演进，有利于绕过FDI聚集中心区因产业集群转移、产业升级乏力而产生的中心区空间结构塌陷的风险。但如同硬币的两面，着力建构NVC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GVC，未来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应瞄准GVC的高端环节，欠发达地区则可继续利用初级生产要素优势，在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引进FDI，参与GVC的分配。NVC与GVC的有机结合应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双翼，当然在我国部分严重依赖GVC的地区，尤其要重视NVC的打造。 (二)产业升级进程中应着力培育、深耕内生性产业，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基础 内生性产业虽然形成发展较外生性产业缓慢，但具有较强的区域黏性，对于中心区而言，未来产业升级应依托内生性产业。否则，若依赖扩张速度快却黏性差的外生性产业，则可能发生经济大起大落，在较短时间内因产业集群的整体迁出而发生产业空巢，造成中心区塌陷。因此在政策上应提供内外资同等国民待遇，打造有利于内资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要通过内生性产业的深耕，生长出龙头企业，通过价值链的融合，带动上下游企业，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三)以二次开发为核心应对跨国公司、海外资本产业转移中的战略隔绝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区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东部沿海应通过增强人才优势，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吸引全球服务设计研发资源，防止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仍被“锁定”为低端生产区域。政府要增强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投入效益，建立产、学、研合作培育人才的新机制，提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环境，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四)推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降低区域内交易成本 在区域的资源禀赋一定条件下，交易成本与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是空间经济结构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参数。区域内部交易成本下降，有利于地区内部分工细化，形成区域专业化分工结构。因此对处于中心区域的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在部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同时，应着力实施本国区域发展一体化战略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各地的市场、信息等的壁垒，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提升位于产业链高端的聚集力，以支撑中心区产业结构升级，构建国际市场竞争新优势。 ①Krugman,P.Development,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M].Cambridge:MA,Press,1995. ②Tabuchi,T.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8,(44):333-351. ③Helpman,E.A Simp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4,(92):451-472. ④[日]藤田昌久、[美]保罗·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等：《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⑤Porter M.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6):77-90. ⑥陈红儿、陈刚：《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与案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5期。 ⑦王益民、宋琰纹：《全球生产网络效应、集群封闭性及其升级悖论》，《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4期。 ⑧实际上，泉州部分三资企业是民营资本转到避税地区后再返回内地投资，目的是为了享受三资企业优惠政策，如果扣除这部分因素，民营企业的比重还会更大。 ⑨这里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资企业也包括港澳台。 ⑩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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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空间结构崩溃及其治理策略_产业转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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