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经济学释义——回顾与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要不要市场曾开展了一场国际大争论，而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经济学家仍在进行着一场国际大讨论。不过，讨论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场国际大讨论中，中国以其独特的改革方式和公认的改革成果成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通过局部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里获得了持续的增长，而早在60年代就曾走上局部改革道路的前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却未能走出困境，而且即使80年代末以来的激进改革似乎也未能使俄国和东欧摆脱经济的衰退（见表1），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对经济学家来说，也许最重要的事情是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以及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导致生产的灾难性下降（联合国的报告甚至认为，俄罗斯和东欧近年来的生产下降幅度已超出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过去的几年里，大量的研究文献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各种的假说，各种的解释和观点相互碰撞、相互交流，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经济改革过程的认识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经济理论的应用能力，使“过渡经济学”这个几年前对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的词现在成了含义十分丰富和极其有活力的一个研究领域。
表1.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萨克斯和吴永泰（1994)。
表2.中国工业产值的所有制份额%
资料来源：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
表3.中国工业的生产力增长率（估算） %
资料来源：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
一、中国之谜
80年代末，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大都感到，中国所走的局部改革道路似乎已经走进一种半途而废的尴尬境地：产权改革严重滞后、制度创新严重短缺，中国的经济体制被改成了一种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四不象”体制。可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在89年之后走向停滞，而且在这种改革方式下获得了自1976年以来最有活力和最良好的增长期。这似乎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学加以说明，这种不一致的局面最近被英国牛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为“中国之谜”。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中央计划经济方面的理论扩展已在下列问题上似乎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共识”。根据诺兰的归纳，这包括：
1、将中央计划经济通过局部改革过渡成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是难以奏效的；
2、除非有宏观上的稳定，否则制度的改革无法成功；
3、除非私人产权得到正式的确立和保护，否则企业不会以理想的方式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
4、除非价格扭曲得到彻底纠正，否则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并不能产生出对社会有效率的结果；
5、除非与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如货币自由兑换），否则不可能取得经济的增长和进步；
6、改革的步子要快；
7、经济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先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中国在整个80年代的局部改革确已使它带有“市场社会主义”的体制特征，而且如果与上述各点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中国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恰恰是在上述条件未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能不向经济学家提出挑战：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在制度改革以及政策如此缺损的条件下获得增长？
会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开始其经济改革时享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短期优势，如中国并不具有“经互会”解体后的严重后果和庞大的外债负担等，而这些问题却成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非常不利的条件，因此中国的改革相对来说更容易，成本更低。也有人会想到，中国拥有数目庞大的海外华侨和资本，有香港、台湾的特殊作用，有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基础（如沿海江浙一带和广东）等等，这些条件使中国的改革具有其特殊性。但是，上述这些优势也许能更好地用于说明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的制度与政策时却未产生完全糟糕的后果，而不应该用它们来解释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
二、改革的道路
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战略有过一场争论，在那场争论中，主张平衡发展战略的学者实际上认为并主张“大推进”战略，而非平衡战略的倡导者则主张渐进的推进方式。而在今天，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谈论最多的也同样是改革的推进战略问题，特别是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优劣。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被认为是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和局部的，而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被看成是激进的、“一刀切的”、大跃进的、大爆炸的、“休克疗法”式的、“速冻火鸡”式的。虽然个别学者已提出批评，反对这一“两分法”，也有的学者不同意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渐进式改革，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希望通过这样的区分来更好地刻划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在改革方式上的差异，并希望这种差异能有助于经济学家对不同改革道路的理解以有助于从理论上总结出可以加以移植的改革经验来。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改革道路似乎难以从现有的理论研究和结论中找到什么可以加以支持的论据，但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后的增长又使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得出相反的结论，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也许是成功的，而东欧和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却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激进改革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切只能是渐进的，激进改革在政治上也是难以承受的。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市场制度是一个整体，必须一揽子过渡，分步走的改革是不可取的，中国的改革成功并不意味着“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失败。萨克斯在最近出版的《波兰向市场经济的跳跃》(1993)一书中甚至还乐观地认为，“休克疗法”正在奏效，情况在波兰正在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休克疗法”也需要时间。在1993年4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大卫·道拉尔(Dollar)称，越南采纳“大爆炸”的改革战略已使其经济迅速获得了增长，而彼得·波恩(Boone)在同一个会议上指出，蒙古实施激进的立法和政治改革，创造了大量的私人部门，帮助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也许激进与渐进改革孰是孰非并没有什么理论意义，有意义的是为什么一个国家选择一种改革道路走向了成功，而另一个国家选择另一条改革道路没成功。因此，理论的研究应该去说明中国沿着她走的改革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地发展其经济，而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生产的大幅度下降。萨克斯和吴永泰(Sachs and woo,1994)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中试图来解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并不能表明渐进改革优于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改革。他们的论文试图要论证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经济在改革后呈现出的绩效差异主要可用改革前的经济结构的差别来解释。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而前苏联是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经济，而且在国有工业部门，工人是被高度补贴的，因此，在俄罗斯的改革中，城市就业工人不可能象农民那样愿意离开国有部门到其它部门中去，哪怕其它部门的生产力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工业部门就成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严重障碍。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所以发生，是因为庞大的农业部门包含了大量的未受补贴的非就业农民，农民劳动的再配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净的收益。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国有部门（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的成长以及对劳动剩余劳动力的再配置。但是，萨克斯和吴泰认为，这种情况所以发生，仍然归因于中国是个城市工业部门小而存在着大量未就业农业劳动力这一特殊的结构条件。他们的这个解释似乎与其他学者对俄罗斯的生产下降所做的理论解释大体是一致的，例如，周慧中(Zhou,1994)在“在不完全市场的混合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文中提出的理论假说认为，经济改革会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导致国有企业以牺牲产出来捕获垄断利润，当这个国有部门十分庞大时，其它部门的产出增加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的产出下降，因此导致生产下降。萨克斯和吴永泰的分析隐含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并无什么联系，而主要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结构有关。他们甚至进一步认为，对于一个拥有庞大的农业部门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改革类似于正常的经济发展，其中心任务是将农业过剩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转移。
对于那些认为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或增量改革道路的学者来说，实际上萨克斯和吴永泰的上述解释与他们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也许只是强调的重心有所不同罢了。因为，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农业部门和相对狭小的城市工业部门，但是中国却未按照二元经济的常规方式来转移它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是走了一条靠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来吸纳劳动力的非常规方式，或按照路易斯·波特曼(Putterman,1992)的说法，发展了“第三部门”。这正是增量改革和渐进主义的含义，在增量主义者们看来，他们所说的渐进改革，其特点就是在国有部门外生长出一块非国有部门来，这一块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社会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承担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再配置的功能，所以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实际上起着调整原有经济结构的作用。
不过，对于增量主义的解释来说，似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一，中国自50年代起就实施地方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发展地方社区（特别是农村）工业、城镇、中小企业，因此，“第三部门”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改革当局主动采取“增量”改革的努力结果。第二，经济改革以来，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较为迅速，这自然得益于产品市场的发展。但是，从地区分布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仍然带有改革前就形成的不平衡的区域分布特点（参见王[wang,1990]）。这似乎可以说明，乡镇企业在改革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演进性质，恐怕并不完全象增量主义的支持者们所说的那样，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有强烈的“改革后”性质。乡镇企业并不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具有改革的“法宝”的性质，改革只是改变了乡镇企业与国有部门的关系。
三、国有工业改革
自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国民产值的比重已大大下降，而集体工业部门，特别是乡镇工业的产值份额迅速上升，成为引人注目的变化（见表2）。这是需要经济学家来给予解释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为什么乡镇企业能获得这么快的增长？第二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虽然国有部门的产值比重在下降，国有企业的效益（可用利税来衡量）也在下降或滑坡，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我初步统计约有15种以上的计量研究）证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是提高的（见表3）。关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区别以及可能发生的反向运动，最近已由罗斯基(Rawski,1994)和郑玉歆等学者撰文做了分析，这里不再展开。但是，正如表3表明的那样，用总要素生产力(TFP)来估算的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是提高的，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乡镇企业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经济学家的解释存在着差异，似乎也较复杂，我们留待后面专门展开，这里我们先就第二个问题做些分析与评论。
在解释国有工业的效率为什么也在提高这个问题上，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主要归功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后变得有竞争性了。例如，巴里·诺顿(Naughton)、托马斯·罗斯基(Rawski)、加里·杰佛逊(Jefferson)等很多学者都强调了竞争对中国国有工业改善其效率的直接影响。诺顿(1992)的研究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传统上一直享有政府保护的垄断特权，而这个垄断特权在改革后随着计划体制的基本瓦解而受到严重的削弱。应该说，计划体制的改革和计划指标的大幅度削减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业部门的竞争局面，特别是在没有大规模私有化发生的情况下，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国有部门对市场的继续操纵。诺顿的解释只是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产品市场发展较快，可能无需私有化，只要允许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即可形成竞争，竞争进一步导致产品市场的发展。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导致了国有部门的赢利率的下降和金融上的压力，结果会使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的软度有很大的降低，这大概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以来经济效益下滑，但经济效率却提高的基本原因。诺顿用37种产品的赢利率（由资金利率来衡量）的变化情况做了验证。他发现，1989年与1990年相比，不仅这37种产品的赢利率普遍下降，而且变得比80年更加均齐了（变异系数大幅度下降）。这说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进入不仅使国有部门的赢利率普遍下降，而且竞争也导致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另外，沁夫、拉塔和削耿(Singh、Ratha and xiao,1993)的研究也从侧面给予了支持，他们发现，大概在非国有部门的产值增长最快的省份，国有部门的赢利率处于最低水平，并且他们还发现，非国有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大的省份，往往与较高的国有企业的总要素生产力(TFP)联系在一起，这也反映了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的竞争对国有工业部门的赢利率和效率的影响。尽管国有工业部门可能仍然得到政府补贴，但罗斯基(1994)、杰佛逊和罗斯基(1994)的研究发现，这并未能阻止有赢利的国有企业与亏损企业之间在职工福利水平上的相当大的差距。虽然，职工也许不能被辞退，但奖金和福利却与企业的赢利率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
在用“进入”或竞争来解释国有工业部门的效率时，上述学者对这个由改革所形成的竞争市场的结构未给予足够的注意，相反，他们隐含地假定这个市场竞争的完备性。但是，我们也许值得问一下，为什么经济改革在中国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竞争，而在俄罗斯却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工业部门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回答是，前苏联的工业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而且以纵向的部门垄断为特征，而中国改革前的工业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地方工业（包括地方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较为发展和发达。用大卫·格兰尼克(Granick,1990）的术语来说，中国的国有工业几十年来已演化成了事实的地区多级财产。这个分级的地区产权格局实际上隐藏着潜在的竞争趋势。而俄罗斯高度集中的产业组织随着价格控制的放松势必使潜藏的垄断势力公开化。在改革前，由于价格控制存在，这种垄断的工业部门也许只能通过增加产出来增加利润，但价格控制放松以后，利润的增加反而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来达到，这或许就是问题的症结。另外，与上述解释相关的另一个解释是，中国在改革前就注重发展它的消费品工业（包括食品），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后很快形成以消费品（和食品）为“领先部门”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俄罗斯的工业部门之所以长期受困于自我加强的垄断体系以及在改革后难以找到“突破口”来逐步扭转困境，与前苏联和俄罗斯过分压抑消费品（包括食品）工业有直接的关系，消费品工业不发达，无法在改革后迅速形成高度竞争性的消费品市场，从而也就无法带动一系列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及其相互的竞争。有的学者指出，苏联的消费品工业受到过分的压抑是今天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与中国改革成功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罗斯[Ross],1994），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得益于它的消费品和食品成了领先部门。消费品和食品市场的发展诱发了更进一步的市场竞争，作为一种筛选器，消费品和食品市场的激烈竞争直接导致中游加工工业部门的竞争。因此，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将国有工业部门私有化，但却同样改变了国有工业部门与整个经济的其余部门的关系。
四、乡镇企业
西方及国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农村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对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记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乡镇企业作为地方社区政府或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共有财产，其产权界定是不清楚的，那么乡镇企业怎么能发展得如此迅猛和保持这么强的活力呢？现有的经济理论（包括产权经济学）似乎面临着挑战。如何从理论上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增长与活力，它的增长与其制度安排有什么联系，就成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外经济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了。
维可多·聂(Nee,1992)率先对乡镇企业的活力做出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理论解释。他在“市场过渡的组织动态学：杂交形式、产权和中国的混合经济”一文中把乡镇企业解释成一种威廉森式的“杂交形式”的组织形式，它享有行政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的双重优势，这个特点使得乡镇企业在外部制度环境（如产权、法律、合同等）很不确定的情况下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在聂看来，乡镇企业能够成功的增长，可能正是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它能将市场交易与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灵活地结合起来（另详见我写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综合派”，《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4月29日）。
与聂的观点类似，马丁·威茨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1994)最新发表的论文用界定不清的产权结构所形成的一种“合作博弈”关系对乡镇企业的成功作出了解释。他们把乡镇企业视为一种产权界定不清的“合作社”，并从隐合同和“公司文化”的角度把乡镇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解释成为一种具有促进成员合作功能的有效的结构。如果说他们和聂的解释都偏重于乡镇企业的内部因素的话，那么诺顿(1994)则试图从外部条件来解释乡镇企业的增长。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带有一个不对称发展的特点，产品市场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要素市场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由地方政府的动机与行为来解释，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成了地方政府将其控制的资源与资产转化成收入流的一种理性选择。所以，诺顿把乡镇企业的发展视为对外部产品市场发展而要素市场滞后的一种有效的反应。对诺顿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在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有活力，而在于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制成了非常有活力的所有制形式，即使它在行政上依然依赖于高层政府。
在对乡镇企业的解释问题上，我们发现，很多经济学家可能把问题复杂化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种解释也是如此，似乎乡镇企业是个非常特殊的制度创新。其实，有的学者也曾指出过，乡镇企业作为地方社区政府的一种财产形式，并没有如此复杂的制度安排。它和国有企业具有相似的结构，只是乡镇企业并不履行象国有企业那么多的“社会契约”条款（包括就业保障）。在我和威廉·哈勒根(Hallagan)正在着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认为，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筛选机制”不同。它们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具有相似的制度结构，它们在对外部环境作出反应时，一样会有成功和不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决定每组企业增长率的筛选程序不一样。在国有部门，不成功的企业存活的时间比集体部门的不成功的乡镇企业成活的时间长，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部门内部成功的乡镇企业数目的比例就比国有企业高。这样，筛选过程就能解释集体部门和乡镇企业为什么相对来说更有活力以及增长相对地快。这个假说也可以用每组企业的“风险函数”来重新表述：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区别只在于这两组企业中的不成功的企业的“风险函数”不同，因此不成功的国有企业的“存活率”比不成功的乡镇企业要高。根据我们的这个假说，乡镇企业的相对活力和增长也许只是决定它的存活率的筛选机制有所不同罢了，如此而已。
五、结束语
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在这篇短文中涉及更多的方面和论题，所谈到的文献也仅仅是很小一部分，也许遗漏了更重要的文献。但是，我并不奢望综述更多的文献，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简短回顾与评析，向读者表明经济学家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方面是富有成果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对研究自己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作出应有的贡献(1994年夏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届“过渡经济学”研讨会，它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它自然涉及经济以外的其它方方面面，因此对改革这项社会变革活动的认识也有一个分工的问题。就经济学而言，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解释、研究和总结提高我们对改革的知识水平，对改革的未来驾驭能力也基于我们累积了多少关于改革的知识。知识是开放的，因此，不断的挑战和竞争在知识增长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1994年12月13日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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