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农村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教育论文,青少年论文,农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166－05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进入农村以来，客观上参与了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农业文明的文化殖民。在农村社会已经日益丧失文化主体性的今天，现代教育对农村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丧失文化主体性的农村社会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经过国家对社会的整体改造，农村的社会结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价值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在市场经济、现代性全面进入农村的最近10多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1990年代以后的社会变迁使得村庄的边界不断开放，乡村社会内部的异质化程度加强，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正在丧失。“最近十几年以来，市场经济原则的浸透和冲击使得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由于家庭的经济收入和人口再生产都逐渐脱离了村庄而具有较强的外向性特点，当下农村社会正在“从社区生活到社会生活转变”。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中“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其结果导致村庄生活的伦理色彩越来越淡化，村庄的交往规则最终摆脱“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村庄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利益化意味着村庄共同体性质的变化。①
近年来，“直系家庭的核心化”在很多农村地区普遍出现，并在价值上不再被质疑，说明传统的大家庭的理想已经彻底消失；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在契约关系和理性算计的冲击下大大减弱；“善事父母”、“父子天性”的伦理观念和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宗法观念极度衰落。现在，农民的香火观念趋于淡化，只关注是否能“防老”、自我生活的满足，不在意是否会“无后”、“断根”，这意味着生育子女的价值理性淡化与工具理性凸显；意味着人们对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现时化利益的获取，而丧失了对家族生命价值的认可与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直系家庭的核心化”与“香火观念的淡化”，说明了家族、血缘的宗教意义正在被消解，农民理性化程度日益上扬。这一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影响将极其巨大而深远。它不仅会改写家庭的结构与意义，重塑社会的联结模式；还将造就一大批缺乏信仰体系的农民，导致他们的生活无意义化，现时化与自利化；并对村庄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②
原先的村庄是一个亲密社群，现在已经开始“非亲密”化，抽象化了，其必然逻辑是村庄的交往规则将摆脱“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由自我中心取向的个体组成的核心家庭而非伦理关系或团体，是当下存在社会结构的基本所在。也即，“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家庭本位”的村庄社会结构呈“核心家庭大、个人次之、团体小”的模式”。③
总之，今天村庄共同体已趋于解体，“村将不村”。④ 伴随着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农村社会正在日益丧失文化主体性。当城市的大门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向所有人敞开的时候，等于在农民面前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别样的生活空间，不断地变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享受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近乎不可抗拒的诱惑。而这一别样生活的最终载体就是市场逻辑和财富逻辑。在乡村中已经找不到一种可以抵抗异质文化“入侵”的文化价值体系，农民已经匍匐在“先进文化”面前没有了自信心。
如今，农村青少年已完全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步形成了自由、民主、科学、进步与平等观念，更建构起他们对“现代”、“发达”、“城市文明”的想象与憧憬，对“传统”、“落后”、“乡村社会”的厌倦与背弃。这是现代国民教育、市场经济、现代传媒等强势因素全方位形塑的结果。
现代教育与文化殖民
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使得现代社会社区内部的人民越来越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⑤ 而国民教育便是国家主导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手段。吉尔纳指出，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的成立，发生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在传统社会中，教育基本上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社区的仪式和传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民族国家兴起以后，产生了“国民教育”的概念，使教育成为全民的事，导致社区以外的文化和知识取代社区的传统。⑥
中国历来就重视教育，不过传统社会里，教育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动员民众和开发资源，而在于将国家主流的政治——伦理秩序儒化于社会。晚清新政后，国家将教育的功能定位为富民救国、改造社会、塑造现代国民。由是，国家统一规划的，以传授现代知识和培养现代公民为宗旨的新式国民教育开始进入农村社会。因此，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中就指出，这种国家控制、标准化、专业化的新式教育下渗，是中国现代社会改造的表现。
由于社会的动荡，国家能力的低下，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无论是从传播现代知识还是塑造“现代国民”、进行社会整合与动员的方面看，新式国民教育都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就全面而快速的展开了“规范的社会变迁”的进程。在此进程中，国民教育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局面。毛泽东时代，国民教育在必须面向工农的大前提下，努力让农民及其子女取得受教育机会。农业中学、简易小学与“半耕半读”的办学形式在农村得到推广，使得农村教育处于迅速普及的黄金时期。
在现代教育普及的过程中，教育方针与体制的定位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面对现代主流教育体制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的种种弊端，毛泽东忧心忡忡，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强调“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⑦ 最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五七指示》，在“教育革命”与“开门办学”的口号下建立起一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学制。“文革”后，这种学制被否定，苏式主流学制又全面恢复，30年来在不断的局部修复中沿用至今。
毛泽东对基础国民教育的反感，主要由于它未能有效的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服务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当时的国民教育，固然也在努力的“破旧立新”，摧毁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并未改变农村青少年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也未能彻底动摇农村社会的文化主体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但在其背后，我们看到农村社会有两点仍然没有产生变化：一是村庄仍然是每个农民安身立命的场所，其“共同体”的性质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随着集体对生产、生活的全面控制而使得社区观念更加强化；二是农民还是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乡土逻辑和地方性的价值观念仍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全能主义国家通过文化网络和组织网络将其权力伸到了社区中，瓦解了传统的权威，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和关联；但是农民的生活面向仍在村庄之内，熟人社会中的基本伦理和价值观念没有消解，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全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网虽然覆盖了村落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权力的链条随着组织的下移而逐渐薄弱，地方性共同体中的乡土逻辑对正式的权力组织网络形成了一个反蚀，使之无法彻底在日常行为和观念层面上造就“社会主义新农民”。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权力虽然在广度上有覆盖全社会的能量，在深度上却没有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高超渗透能力。⑧
改革后的30年，乡村社会的性质正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局”。革命的“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使得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文化网络逐步消解；国家政权的后撤乃至日益“悬浮”，使得基层的组织网络松弛、低效，集体组织对社区的整合能力遭到削弱。而给村庄共同体带来“致命一击”，促使其趋于解体的，则是1990年代以后迅速席卷乡村社会的市场化浪潮及其所导致的农民整体“理性化”。虽然1980年代中期以后，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网络和组织网络随着国家权力的后退而出现了“复兴”；但是1990年代以后的10多年内，市场化的因素全面而深入的渗透进乡村，迅速猛烈地改变了原先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使得这种“复兴”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农村社会已经丧失文化主体性的时代背景下，基础国民教育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对农村青少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然要远远大于毛泽东时代。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切与忧虑。
有学者在农村做田野调查后发现，“现行小学课程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对工业、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向往与羡慕，这种内容在面对乡村小学及其学生时愈发显得突出。城市在这里成了工业、现代化与现代幸福生活的象征。这种内容也许是课本与课程的编订者下意识设定的，但它们在乡村学校中则会被接受为一种明确的意识”。学者在与学生们交流中“较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课文中有意无意地城市炫耀的热烈回应”，这既有“现实生活中城乡分立与城乡差别格局引导的原因”，又有“学校课程（包括音乐课本）教育的原因”。⑨
也有人指出，本世纪初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新课程的设计理念城市化倾向严重；实施策略忽略农村教育现实，在第一批国家级38个课改实验区中，真正设在乡村的课改实验区寥寥无几；大多数新教材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反映不够，城市化倾向明显，严重影响新课程在这些地区的实施。⑩
对此有人批评说，农村教育知识城市化不仅容易造成农村教育严重脱离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实际，不能教给学生适应农村生活相关的知识和能力，致使培养的人不能为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村生活服务；更为严重的是使得他们脱离了“文化母体”，将他们从熟悉的“生活世界”带入了另一个未知天地，进而严重地动摇了农村的根基。(11)
也许这样的批评过于严厉了。我们不能将农村青少年对传统文化、乡村文明日益缺乏认同完全归咎于现代国民教育体制。因为正如文章开始所述，自从现代化进程启动后，农村社会就一直处于被文化殖民的不利境地：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都秉持了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视角，认为农业落后工业先进，农村落后城市先进，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不是类型的差异，而是发展、进化序列上的不同阶段。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国民教育的推进作为国家主导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规范的社会变迁”的主要手段，在侵蚀农村文化主体性，摧毁农村青少年对乡村文明的认同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现代教育体系客观上成为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文化侵略的重要方面军。
现代教育与文化自觉
上述的现实，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成长，有利于国家政权建设。同时，它也直接导致了三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仪式、风俗、手工艺、建筑及其他艺术在内的有形文化体系，和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崩塌。今天，很多的传统文化要么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要么就是成为东方主义所猎奇、把玩的对象，或者在主流物质主义的冲击下迎合现代文化时尚和世界旅游消费的潮流，迅速的商业化。与之同时，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因无法融入“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大潮而不断被农民所抛弃。
二是农村社区的认同下降，农村社会的迅速解组与衰败。传统文化体系的崩塌必然使得村庄社区的集体记忆衰弱。一个社群集体记忆的强度直接影响着社群的认同，集体记忆的消失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的消亡。缺失了社区认同，社区成员虽然共处于一个场所之中，却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村庄将不再是个亲密社群、熟人社会与共同体。由此，每个成员原先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受到了挑战甚至颠覆，他们往往会在严重的“拔根”的感受中焦灼不安。同时，村庄公共性的下降还必然造就大量的阎云翔所说的没有公德、忽视公共责任和社会义务的个人，导致私人生活的非道德化，整个社会的“伦理底线”不断下降，社区既有的秩序从而受到空前的挑战，社会整合能力迅速削弱。
三是农民“城市梦”破灭后将处于“拔根”的困苦之中，灵魂难以皈依。农村青少年充斥着对城市文明的想象与憧憬，它如一束强烈的探照灯光，指引着人们涌向升学、经商、赚钱的窄路上，人们在这样一条窄路上，丧失了与生活的有机关联，斩断了与其生存的乡土之间的种种血脉。但是，中国的城市吸纳能力决定了大多农村青少年最终不能在城市里安家落户扎根，完成人口再生产，他们必然要面临“城市梦”破灭这样残酷的现实。届时，一切支撑个人得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复成立。(12)
这些问题若不加以重视，必将直接加剧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困境：中国可能将面临着缺乏整合能力、丛林般的乡村社会；同时将面临着一个庞大的对现实严重不满，而又不愿回到农村家乡生活与疗伤的失业青年农民工群体。
如果把视角放开，不仅仅是农村、农民，整个中国何尝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绑在一条不得不走，别无选择的窄路上呢。如果说跳农门、城市梦是一次城市对农村的全面殖民，是农民主体性的缺失，那么这也意味着被捆绑在现代化战车上的整个中国同样在朝着主体性沦丧的深渊滑动。因此我们不得不忧思中国在文化认同上可能会加剧的困境。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体系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已经不断支离破碎，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保存得尚相对多一些。随着农村青少年在现代性因素的渗透下不断丧失对乡村文明、传统文明的认同，中华文明在国民中的认同度将愈发下降；文明重建也将丧失“礼失而求诸野”的人格化载体。届时，不仅农村社会，整个中华文明都将丧失主体性。一个丧失主体性的文明和民族，是无法实行“拿来主义”的，她无法包容、吸纳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因为不成体系的文明碎片最多只能成为其他文明“体”上之“用”。一个没有历史感和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最终必然不可能完成复兴的历史使命。
我们用“文化自觉”的高度来看待农村教育，也并不是心怀“桃花源情结”，极端的要求农村放弃移植来的现代主流教育体制，彻底以农村社会为本位，一味的传授完全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匹配的实用知识技能，(13) 并以此来内生出现代的农村教育体系。因为今天中国与世界，农村与城市在现代科技、传媒、市场因素的笼罩下早已相互渗透，浑然一体，农村社会再也无法自外于城市文明而自我循环，自我发展。尽管对于中国，对于农村社会来说，这个“现代化”是“命定的”，“被诅咒的”，(14) 但是毕竟她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农村教育也不归地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谱系之中。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在快速“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上保持一份清醒，心怀“文化自觉”的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农村教育有意识地做相应的调整与完善，增强对农村青少年传统文化、乡土文明的认同。如此可减缓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的衰败，减轻中华文明的认同危机。也有利于农民，尤其农村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平和与宁静。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也会因此而更加平缓、稳健。
为人也好，治道也好，莫过于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艺术。当我们在通向城市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之时，也应对“文化主体性”的命题保留应有的关切。这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给我们今人的启示吧。
注释：
① 郭亮：《乡村变迁中的国家与市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第九次硕博论坛综述》，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7062/page-1.html；欧阳静：《区域比较视野下的村庄与市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第十次硕博论坛综述》，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7897/page-1.html；杨华：《自己人“外化”、熟人社会“陌生化”与村庄交往规则的更替》，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6890/page-1.html。
② 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③ 谭同学：《乡村社会转型中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迈向“核心家庭本位”的桥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④ 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⑤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第15页。
⑥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
⑧ 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75－176页。
⑨ 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107页。
⑩ 罗祖兵：《新课改中农村教育边缘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04年第10期；郭晓明：《义务教育新课程实验的进展与反思》，《中小学教育》（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4期。
(11) 刘铁芳：《守望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12) 笔者持续做了10年的农村调研，发现35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对农村，对家乡持有认同，当他们在城市无法找到稳定的职业时能比较平和的回到农村；而20岁左右的“二代农民工”打工的目的几乎纯粹就是为了“跳农门”。
(13) 例如前几年，湖南平江等地就出现了传授传统文化、礼仪知识的私塾，这可以看作乡村社会对“不实用”的现代主流教育的反思。从文化形态多样性的角度，笔者对此持理解心态，但是认为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农村普及推广。
(14) 金耀基多次借用墨西哥诗人、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斯（Octavio Paz）的话，说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命定的”，“被诅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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