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计思想初探
葛长银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毛泽东的会计思想起源于他的少年记账活动，经过早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实践检验，得到了“在准确数据上做决策就能取得胜利”的结论，并由此升华出“实事求是”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从贯穿毛泽东著作中的会计语言和“数字思维”来看，这种归属于实用主义的“用实践真实数据指导实践”的会计思想，已经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数字时代需要挖掘的重大理论课题。
关键词： 毛泽东；思维结构；数字思维；会计思想
引 言
“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1]1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取决于思维结构，即思维结构是思想的母体，思想的不同，根本在于思维结构的不同。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思维结构，是由其成长过程中吸取的知识及其积累厚度塑造的，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知识吸取，会“雏定”人的思维结构。比如鲁迅先生早年学医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就有着很大影响，大量相关研究也证实医学知识塑造了鲁迅先生的思维结构，并化作文学的“手术刀”，入木三分地“解剖”了当时的中国社会；鲁迅先生的贡献同时也证实，“医学思维运用到文学活动”这种“知识跨界”行为，会产生创新，会发生“裂变”，会爆发出一种巨大的力量把社会推过一个山坡。毛泽东会计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应用，所产生的“跨界”能量也是如此。所以，从其会计思维结构的形成、会计思想的表现及其作用探讨毛泽东会计思想，意义重大。
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实践这个主题来说，它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而用数字记录人类生产活动的会计—包括民间传统记账会计，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实践性。这两种实践性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对毛泽东个人而言，会计实践性在前，革命实践性在后，这个逻辑关系也是本文研究的主线之一。
一、从账本到账本：记账活动自始至终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毛泽东会计思想的形成与其成长的时代和实践密不可分。从他刚识几个字就开始替父亲记账，到记录至1977年1月的“第一家庭”账本，可以验证毛泽东自始至终与会计相伴。
在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里，送孩子上学的主要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识字，以便日后能写封家书；或打好算盘，把家庭收支的账目记录清楚。出身农民的毛泽东也概莫例外。父亲毛顺生把他送入学堂，培养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帮助自己经营家业，打好算盘记好账。
采用SPSS19.0对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及处理,本次研究中的计数治疗采用n及%表示,并用t值进行检验,P<0.05,不具有可比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少年的账本到老年的账本，验证了毛泽东的记账活动自始至终（革命战争时期因实行供给制无需记账）。从中我们不仅探索到了毛泽东数字思维的源头，还看到了其派生的“用实践数据反映实践并指导实践”的会计思想，比如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及经济建设岁月，这种会计思想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指挥系统里，这可以在他的著作里得到验证。
毛顺生吐了几口烟，把烟灰敲在地上，转头对毛泽东说：“润之，你该上学了，一两天后就去，听见没有？”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方面，毛泽东更注重用具体的数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基本都是在用具体的数字或数据谈论问题：
这段切中中国革命民众基础的文字，在当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依靠谁”的问题，但同时也高瞻远瞩地为中国革命和事业指出了工作重点及前进方向。这段文字中的八处数据—其中七处用百分比呈现，是毛泽东历时32天，跑遍长沙附近5县的调查研究所得。如果中国革命事业是一座正在构筑的大厦，那这些数据无疑都是“顶梁柱”或“承重墙”。在这短短的255个字中，我们应该看到数字的力量、记账功夫以及“用真实数据反映实践并指导实践”的会计思想。
母亲走了过来。她笑道：“润之，好好读书识字，将来爸爸算账也就有帮手了。”[2]67
这段小说一样的描述，其实是再现了毛泽东初上学堂的“决策”场景，并通过母亲的话把父亲“决策”的目的表达出来：将来帮爸爸记账。这不论是从农村传统的育儿观念，还是从当时毛顺生经营的家业来看，都顺理成章，也是经过史料证实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回答了在经济新常态下怎样实现农业农村新发展。文件分5部分32条，包括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进一步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告诉斯诺：“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3]106从现有史料看，“毛泽东在15岁以前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学生，同时，他还替父亲管理账务。”[2]71毛顺生为了孩子们尽快成为好帮手，“他（毛顺生）还亲自教孩子们记账，训练他们双手打算盘的本领，告诉他们如何经商，使他们个个都成为精打细算的好角色。”[2]72毛泽东自己回忆：“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3]108这些散乱的“记账史”都在证实少年毛泽东吸取会计知识的实践活动在他“刚识了几个字”就开始了；而阅读儒家经典则始于13岁左右，“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3]107即少年毛泽东接触记账或会计知识在前，亲近儒家经典在后。但至今为止，研究少年毛泽东文化知识基础的文献，多聚焦于他从儒家典籍和“闲书”中吸取的养分，忽略了少年毛泽东从成年累月的记账实践活动中积淀的会计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笔者认为，从实践中得来的会计知识，是构筑少年毛泽东知识系统和思维模式的重要基石，跟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中得到的文学知识一样需要学界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1936年距离1910年离开韶山外出求学已有26年。历经腥风血雨、枪林弹雨的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依然准确无误地“晒出”自己家的账本：“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3]105这些深深烙进记忆里的数据，不仅可以证实毛泽东少年时代积累的记账知识，还验证了他偏好数字记忆的思维结构。这种偏好不仅体现在他这次介绍家庭生活的谈话里，还更多地体现在他戎马生涯的革命岁月中。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指学生接受相应学段教育，逐步形成能够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未来社会生活的关键品格和关键能力[1]。2016年，教育部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2]。核心素养的跨学科性与跨领域性决定了其并不指向某一学科知识的普通素养，而是一种跨学科素养。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阔别故乡32年后，重新走进他的家门。在横屋里，他又指了指小阁楼：“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2]10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经历时，曾说自己“受到六年私塾教育”。如此推算，在接受私塾教育期间，他至少给父亲记了6年的账；另据毛泽东年谱推断，从9岁上学到17岁在父亲的账本上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之前，毛泽东一直在家里肩负着记账工作，大概有8年之久。
由此推断，少年毛泽东的经历由如下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在学堂学习，吸取文化知识；二是在田里干农活，接受生活磨砺；三是承担家庭记账工作，掌握了传统的记账技能或说会计知识。相对于“四书五经”和毛泽东偏好的“闲书”来说，天天要动手实践的“记账活动”则是一门必修课，也正是这门实践课，锤炼了毛泽东的记账“童子功”。这种根深蒂固的知识“底色”也塑造了他最初的思维结构，终生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
解放后，毛泽东的家里也记了一本账。据他晚年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的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4]
从后来整理出的资料看，毛泽东家的这本账时间跨度很长，从1950年初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涵盖他的中晚年；也记得非常齐全，从日用各项开支，到生活费的收支报表，十分详细。从中足以看到当年“中国第一家庭”财务收支的全貌，也可以验证毛泽东的记账“童子功”或“对会计的爱”终生相随。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的《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有这么一个场景描述：
餐厅名称，也是别有学问的。“局气”，北京话，“气”字读轻音，指公平、公正、守规矩、讲道理，也有仗义，大方，豪爽之意。
二、贯穿毛泽东著作的会计语言是其会计思想的直接表现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成，虽说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主要贡献者还是毛泽东。在公开发行的毛泽东著作里，自始至终可以看到毛泽东指导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会计语言。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毛泽东谈到了清算：“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5]24
《寻乌调查》一文，毛泽东又谈到“本利”：“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最大的杂货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6]138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5]117
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6]305
“清算”和“本利”都是很专业的会计术语；特别是“增股”“改股金单位”以及“分红”的表述，没有深厚的会计功底，是写不出这种专业文字的。毛泽东早期的这几篇调查之全面、数字之精细、数据之准确的调研报告，展现的会计“功夫”之高，令当今的会计专业人士也叹为观止。
解放后，毛泽东的会计语言也不时出现在一些重要的文章中。比如《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文，他谈到了利润分配：“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7]282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制度。为了公平分配制度，他多次用“分红”比例强调分配标准。1953年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再次给出这个“分红”比例：“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7]286
其中的“利润”“所得税”和“公积金”，都是规范的会计术语或专业会计语言。
又如《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毛泽东直接列了一个专业的“利润分配表”，来指导利润分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见表1。
表1 利润分配红表
这个表格其实就是会计报表。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增探明储量的采收率已降到15.8%。换言之，近年来全国新增储量的采收率仅为20 世纪70 年代的45% 左右。
反映人类社会的劳动成果是会计的基本职能。当数字与劳动成果相结合，就归属会计学的职能范围。毛泽东运用数字、数据指导革命和建设，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行使的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体现的是他从小吸取并凝结在其知识系统的“用来源于实践的数据指导实践”的会计思想。这种会计思想在他“指点江山”的指挥系统里，则更多地转换成“数字思维”这种表现形式。
三、会计思想开出“数字思维”之花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5]20
面对层出不穷的这类新闻，我们要追问的是：此类公司与第三方小额贷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联？如果存在的话，又是怎样的关联？从监管层面而言，有没有办法堵住这个漏洞？这也提醒相关监管部门：应该严管小额贷、高利贷，特别是在面对学生群体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些制度层面的保护措施。
比如奠定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核心内容就是由数据构成：
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数字思维”这个显著的特点，即毛泽东善于用数字、数据指导工作或阐明道理，喜欢“用数字说话”。而数字，就是会计的“语言文字”，“数字思维”也无疑就是毛泽东的会计思想用会计的“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特别是早期指导土地革命及其经济建设时期的文章，这种“数字思维”在毛泽东著作中比比皆是，用数字摆事实、讲道理成为行文的一大特色，真可谓“无数字不成文章”。
“南岸私塾。去了就要听先生的话，记住，不能顶嘴。”毛顺生见儿子满心欢喜，也禁不住心乐，但他说话的声调还是很严厉。
毛泽东喜出望外：“听见了。”他没有笑出来，但脸上已经充满开心的笑意，“爸爸，我要到哪一家去念书？”
由于该项目为滁河两侧堤顶路周边的景观设计，因此其防浪墙成为该项目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元素，作为左岸项目的一大亮点，为了对与六合老城区以及河对岸的景观带形成对比，此次防浪墙采用异型混凝土塑形，每一段的造型都经过二次深化设计，各不相同。
1.线虫病。主要是由蛔虫、钩虫、类圆线虫等寄生于猪小肠和大肠内以及肺线虫寄生于气管、支气管内所引起的一类寄生虫病。呈隐性感染，破坏胃肠道黏膜，妨碍营养物质吸收，常常引起 轻微腹泻，失去营养成份，虫的发育夺取猪的营养，且分泌一些毒素影响猪的饲料转化率，料肉比上升。病猪主要表现消瘦，生长缓慢、咳嗽等。
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5]61
从这些准确的数据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残酷军事斗争中的“精打细算”，这种“精打细算”也是“刻”在其思维结构中的会计知识的自然展现。也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打细算”，超越了战争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在每一次战斗前准确掌握敌我双方力量的数据对比，无意识地利用了“保本”“收入必须大于支出才有利润”等会计常识，采取“以多打少”的军事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指导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而这些胜利，也折服众多科班出身的红军将领们。“以多打少”战术也逐步成为人民军队的“教学大纲”，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打下一个新中国。
在经济建设方面，这种指导工作的“数字偏好”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
通过优化材料而实现汽车轻量化的思想在实施时可以归纳为2点：①选用低密度材料代替钢铁材料，例如采用低密度的铝合金、镁合金、塑料和复合材料等；②使用高强度材料，比如高强度钢，然后降低钢板厚度实现减轻质量[23].
在《长冈乡调查》一文，毛泽东更为专业地谈到分红和股本：
又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
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5]107
自2015年起，江西省国土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委托江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积极开展江西省地下水监测网建设工作。目前，通过“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江西省)”、“江西省主要城市地下水动态监测点修复工程”、“赣西、赣北重点采煤沉陷及岩溶塌陷地质灾害调查”项目，已建设完成423个地下水动态监测点，见图2 。随着上述工作的完成，建成涵盖江西省主要城市的地下水监测网，以及鄱阳湖平原区、山地丘陵区两个一级水文地质单元的网络及骨干断面。
再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5]123
再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为了防止扩大富农的打击面，毛泽东就用数据进行了限制：“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5]1178
这些用准确数字、数据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文字，无疑来自于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数字功能”或会计思想。
除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雄文，在毛泽东直抒胸臆也最能展现知识系统“底色”的诗词中，“数字思维”也比比皆是。比如《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8]27；《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8]29；《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七百里驱十五日”[8]40。这些带有“数字思维”的诗句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占比很多，笔者也进行了专门研究：“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共收录诗词67首，包括正编42首，副编25首。在这67首诗词中，含有数字思维的诗词—即用数字抒情或写实的诗词有47首，占比70.15%。”① 葛长银：《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和自信》，北京：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2018年。 用数字组成精炼的诗句，描述斗争场景，记录准确时间，阐明世间哲理，抒发革命豪情，既是毛泽东诗词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会计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流露。
四、胸中有“数”是毛泽东会计思想的一个阶段总结
毛泽东从小记账，并把由此形成的“用来源于实践的数据指导实践”的会计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辉煌的历程，“用数据说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在“用数据说话”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历史经验也证实，有了数据的“实”，才能求到真理的“是”，并且在“实”上求“是”的整个过程都会充满高度的自信，表现在毛泽东的文章尤其是诗词里，就是“置顶”的豪情和“一览众山小”的磅礴气势。
第三，善始善终，重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前，从严治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成绩面前，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明白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党面临着“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党内外环境复杂，这就更加说明了全面从严治党是时代的需求，也是要长期坚持的任务与工作。即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不能骄傲，更不能放弃或者忽视全面从严治党的持久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看到了新中国的黎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发自肺腑地总结宝贵的斗争经验和胜利要素。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七条就是：胸中有“数”。这也是其会计思想的一个阶段总结：
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5]1332
这段文字是毛泽东对数字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的科学总结，传达的是“重视数据必得益于数据”的会计思想，因为新中国的建设更需要心中有“数”；而做到胸中有“数”，就是不能脱离调查研究，不能脱离民众。胸中有“数”的这个“数”也是真数，是实际数，绝不是虚假的数字。历史的经验也证实：真实的数据，往往都会带来正确的结果；而虚假的数据，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这个警醒要烙在当今的会计思想和治国理政里。
结 语
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其个人经历，尤其是在“一张白纸一样”的年少时代，通过“刻骨铭心”的实践活动所绘上去的知识“图画”，会形成其最初的知识“底色”，并由此构建个人的思维结构，产生相应的思想和行为。一旦思想及其行为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为真理，那就会升华为坚定的信念和终生追求的价值观。毛泽东的会计思想就是遵循这个逻辑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最终上升为真理的。在当今挖掘之，目的之一就是提高整个社会的数据质量，把会计工作放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去考虑，这无疑也是研究毛泽东会计思想的时代意义。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网络空间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发布信息的平台，而“公民记者”的出现，使越来越多人质疑：传统记者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联系人：臧建成医生：13261797099（微信同号）；办公室王一岚：010-58122956，131675794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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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Accounting Thought
GE Chang-yin
（北京 100083）
Abstract: Mao Zedong’s accountant thoughts originated from his accounts keeping activities.Through the revolutionary fight and the testing of hi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concluded that“success can be achieved by making decision based on accurate data”,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core concep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The later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ommunist’s behavior principle.The accounting language and figure thought widespread in Mao Zedong’s works is pragmatic accounting thought namely “using real figure from practice to guide practice”.This thought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to be discussed in this digital era.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 structure; figure thought; accounting thought
中图分类号： A84.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2X(2019)02-0094-07
收稿日期： 2019-02-18
作者简介： 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瑜东]
标签：毛泽东论文; 思维结构论文; 数字思维论文; 会计思想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