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史研究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德论文,史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综述了1978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中德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广泛成果，并指出其特点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有着三个明显变化：1、以往仅多注重政治与经济关系史，现在关于文化交流史的成果明显增多；2、以往多研究德国对中国的影响，现在有不少论著研究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3、以往某些论著的观点时有流于片面、偏激，现在则趋向于全面、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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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德关系史论著出版情况
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德关系史专著已出两部，一部是王守中著《德国侵略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23.7万字），另一部是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5万字）。两部著作的共同之处，一是均以断代的中德政治关系史为主，兼及经济关系问题，二是作者均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史料较为丰富。王著除在开头第一章简述1897年以前的中德关系之外，主要详述1897年～1914年德国侵占及经营山东、山东人民反抗侵略的情况和过程。吴著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没有王著详尽，但吴著的时间跨度大，包括范围较广，尤其是利用了两部《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85）以及伦敦英国政府文书局1959-1983年发表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C辑和D辑和美国汉学家柯伟林著《德国与中华民国》（1984年），对从一战后至1941年的中德关系，尤其是德国在华顾问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书末附有“中德关系大事年表（1235年～1993年2月）”、“中德关系主要文件选录”等。该书虽写至1992年科尔总理访华，但对1949年以后的叙述十分简略。这两部著作的共同不足是对中德文化交流史情况几乎未提，因此并非对中德关系史进行全面的研究。
张国刚著《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15.4万字）系统地论述从汤若望时代至今3百多年间德国汉学研究的全部历程，这无疑属于中德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因而理当视为中德关系史研究的一项成果，并且填补了一项空白。
杨武能著《歌德与中国》（三联书店1991年，11.5万字）同样属于对中德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该书第一部分侧重讨论17和18世纪德国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对歌德的影响，第二部分讨论一百年来中国对歌德的接受史。
需要提及的与中德文化交流史研究有关的一部重要专著是已故著名学者朱谦之（1899-1972）《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该书最初以《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为题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于1962年写出修订本，198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391页，31.3万字）。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引用了大量中外文史料及论著，实为一部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述及中国古典文化及哲学对欧洲、主要是对德国和法国的影响。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亦辟有“孔子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一章。
李兰琴著《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年）已经问世。汤若望是明末清初著名来华耶稣会士，对中西早期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此前，我国共有两部译作出版，一部是[德]魏特《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49年），另一部是[德]斯托莫《“通玄教师”汤若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0页）。而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汤若望传，此书是第一部。作者不但收集了有关汤若望生平业绩的大量中外史料，而且多次访谒汤公生前在中国以及青少年时期在德国的活动场所并拜访汤氏后裔，获得了许多感性印象和第一手材料，使这部传记别具特色。
关于中德关系史的译著，便是上面已提及的[美]柯伟林一书，中译本更名为《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严格地说，书名改动得不够妥当。该书主要研究1928年-1938年的中德关系史，而希特勒于1933年才上台，此前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即德国顾问团来华并非始自纳粹德国。该著引用了大量中文、尤其是外文档案资料，是断代中德政治关系史的力作。不过，由于此书英文版原著出版于1984年，对此后我国发表的有关论文和史料未能加以利用。
关于论文集的出版，迄今共有以下数种：1、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20万字），收入中国学者论文15篇，译文2篇；2、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青岛出版社1991年，28.9万字），收入中国学者论文17篇，译文4篇；3、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34万字），除日、英等学者的论文外，收有德国学者罗梅君教授等的论文3篇；4、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等编《德国史论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中收入中国学者关于中德关系史的论文6篇。此外，该会编3期《德国史研究通讯》（1982、1983、1992）中共有中德关系史的论文9篇。以上各书中共有中国学者关于中德关系史的论文47篇。
关于史料集的出版，有青岛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43万字）。该书分两部分，第一编为1897年以前胶州湾的状况和德国为夺取胶州湾进行的阴谋活动，第二编为巨野教案和德国侵占胶州湾及《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该书收录了大量档案资料及报刊资料，有些是第一次公之于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也已问世，总计45万字。全部资料均系首次刊布。书中精选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之藏档，包括蒋介石与希特勒间密电密函及中德易货贸易、德国顾问团在华活动、德国与汪伪政权关系等档案。以上两部史料集对中德关系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误把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夏瑞春当作德籍）收录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弗里德里希二世、康德、赫尔德、黑格尔、梅林、布伯、雅斯贝尔斯等有关中国的论著，是与中德文化交流史有关的思想资料汇编。可惜该书译文一些译注有明显的错误，例如误把莱布尼茨1697年一文中所提及的一位勃兰特当成19世纪下半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误把赫尔德（1744-1803）在一文中所提的一位Gruber当成19世纪下半叶德国汉学家顾路柏（W·Grube）。除此书之外，[美]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一书收入两篇莱布尼茨的论文和一篇沃尔夫的论文。由安文铸等编译的《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关于莱布尼茨所收最多。
除上述十余部书籍之外，散见于其他有关书籍以及各种学术刊物上专论中德关系史的论文不下数十篇。丁建弘教授《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收于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一篇全面介绍中德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论文，它简明系统地勾勒出中德文化关系从13世纪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近7百年历史的主线，引用了较为丰富的中、德文史料。
下面以年代为序，分三部分综述中德关系史的研究成果。
二、对19世纪中叶之前中德关系史的研究
19世纪中叶之前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以文化及科技交流为主，在这一过程中，来华传教士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德国学者及文学家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对中国文化加以研究或宣传借鉴。
中德关系史上最早的重要人物首推汤若望（1592-1666）。汤氏1619年抵华，历仕明崇祯、清顺治和康熙三朝，官至钦天监监正，并有多部中文著作刊行，为中德早期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论汤若望的论文有：董伯先《中德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汤若望》（《德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1983]），林铁钧《汤若望与顺治帝》（《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李兰琴《汤若望简论》（《世界历史》1989年第1期）、《寻汤若望遗踪——在德国考察随笔》（用笔名“紫岫”，收入《德国史论文集》）和《钦天监第一位洋监正——汤若望》（收入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梁建华《汤若望在中国》（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安双成《汤若望案始末》（《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路遥《汤若望评议三题》（《文史哲》1992年第4期），王渝生《“通玄教师”汤若望》（《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2期），陆敬严等《中德科技交流的先驱——汤若望》（《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2期），康志杰《西学东渐的先行者汤若望》（《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顾宁《汤若望进呈顺治皇帝的新法地平日晷（《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期）。
散见于其他著作及论文中对汤若望的叙述和研究几乎不可胜数。各种关于明史、清史、崇祯帝、顺治帝、康熙帝、中国科技史、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著作几乎无一不提汤若望。
另一位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独特贡献的重要人物是莱布尼茨。他学贯东西，虽从未来华，但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丰富人类科学知识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对此详加论述。有关的论文有：焦树安《谈莱布尼茨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和《二进制数学创始者辨正》（《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秦家懿《莱布尼茨和中国理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李春仁、赵俭《中西比较哲学的先驱之一——莱布尼茨》（《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袁小明《莱布尼茨》（收入《世界著名数学家评传》，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该文有若干史实错误，如误把从未来华的基尔歇和米勒当成来华耶稣会士），孙小礼《莱布尼茨与中西文化交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第12期）和《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两大发现指对《易图》符号的二进制解释和对汉字特点的独特评价），刘立群《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莱布尼茨》（收于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在史料方面，[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收入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和“致闵明我的两封信”。[美]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收入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致德雷蒙的信）》和《造化之谜》。《致德雷蒙先生的信》此前已有庞景仁译文并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4期和1982年第1期。而安文铸等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一书所收最全。
汤若望去世半个世纪之后，又一名德国传教士在华荣任钦天监监正之职，这就是戴进贤（1680-1746）。他于1716年来华，1717年抵京入钦天监供职，1720年便成为钦天监负责人，1725年正式补授监正，直至去世。他写有多部天文及数学方面的著作，为介绍当时最新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作出了贡献。李兰琴《钦天监的又一位德籍监正——戴进贤》一文（收入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对他的业绩作了详细介绍。樊洪业著《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亦辟有专节介绍戴进贤，但书中称他才是“西洋传教士中第一位任监正者”，而汤若望仅“为钦天监掌印官，未予监正一称”（第194页）。此说有误。
除莱布尼茨之外，17世纪还有两位德国人虽未来华，但也为中国学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们的著述引起今日中国学者的注意。一位是编有《中国图说》一书（1667）的基尔歇（1601-1680），另一位是柏林教长兼东方学家米勒（1630-1694）。张国刚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中介绍了“德国第一位汉学家”米勒的情况，尤其是他未发表的《中文之钥》一书。刘立群《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莱布尼茨》一文则详细介绍了莱布尼茨两度致函米勒，请他介绍识读汉字的钥匙，即诀窍，并向他提出14个有关汉字特点的问题。韩琦《西方人研制中文活字史略》一文（《文献》1992年第1期）称米勒是“欧洲第一个尝试用大量中文活字来印刷汉学著作的人”，说他除写有《中国活字印刷》一书外，还研制了中文印刷机及大量木活字。
基尔歇的《中国图说》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17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学者在不少论著中也都提到它。而伍昆明在《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50万字）这部填补空白的巨著中，依据各种文字大量史料，订正了包括基尔歇《中国图说》在内的许多史实。作者指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赴华前与基尔歇（书中译作“克舍尔”）订约，向他提供关于中国的资料及旅行见闻，但实际上白乃心仅把一部分材料寄给基尔歇，大部分没有给，所以《中国图说》一书“很不完全”，并且有些错误，伍昆明依次详加订正（第317-344页）。这一研究成果值得国际学术界充分重视。
德国大文豪歌德也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很早就阅读了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四篇出自《今古奇观》的短篇小说、《诗经》中的十几首诗、长篇小说《好逑传》的德译本等等。他在中国的《花笺记》影响下所写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写道：“视线所窥，永是东方”，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心。杨武能《歌德与中国》一书论述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以及歌德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对德国的影响还见于以下各书：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此书分述30多部中国古典小说和40多出戏曲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包括德国），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第8章题为“《红楼梦》在德国”），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600页，48万字）则介绍得最为全面、详细。
三、对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德关系史的研究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德国开始走上统一的道路，同时逐步加入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行列。1861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在天津签订了《通商条约》，这同时标志着中德（当时以普鲁士为代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之后，大大加快了发展在华势力的步伐，甚而不惜采用“炮舰外交”。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汉口、天津两处租界的合同。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于次年强行“租借”该地。1900年，德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德国元帅瓦德西出任八国联军统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势力才被迫退出中国。这一阶段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德国同其他西方列强一道处于侵略的地位，中国则处于被侵略、受欺辱的悲惨境地。中国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史进行了大量多方面的研究。
李希霍芬（1833-1905）是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曾先后七次来华考察，既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一定贡献，同时也为德国向中国侵略扩张出谋划策。关于李希霍芬来华的论文有：王根元《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与中国的地质》（《河北地质学院院报》1990年第2期），吴凤鸣《1840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工作》（《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
关于德国势力进入山东及侵占胶州湾的论著有：胡汶本《试论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势力的形成（1897-1914）》（《文史哲》1982年第2期），王守中《巨野教案与德占胶澳》（《文史哲》1983年第5期），张子忠《李秉衡与德占胶澳事件》（《青岛研究》1987年第1期，李为当时山东巡抚，主张对德强硬），江德均《德帝国主义在青岛推行的土地掠夺政策》（《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1期），杨恒《安治泰与巨野教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安为德国来华传教士，鼓动德政府占领胶州），李乐曾《文化斗争、殖民政策与德国在华取得保教权问题》（收入《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鲁海等《胶澳租界与封建复辟》（《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述及辛亥革命后青岛成为满清遗老复辟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德当局予以拉拢、支持），丁名楠《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苏晨《张荫恒与戊戌英德借款和胶州湾、旅大租借》（《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张为清政府财政官员，此文根据他未发表的《戊戌日记》写成）。两辑《中德关系史文丛》共收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16篇之多，成为这两部文丛的重点所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著和集大成者便是前面已提及的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
义和团运动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镇压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该和约第一条便是清政府派重臣赴德为克林德事件“谢罪”（克为当时德驻华公使，1900年在冲突中被打死）。李学通《醇亲王载沣使德史实考》一文（《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依据北京首都博物馆藏《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和《醇亲王使德日记》（该日记亦选载于《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4期），对光绪帝之弟载沣一行于1901年7-9月赴德“谢罪”的始末加以考实，填补了中国史籍中的一段空白。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给日本。俄、法、德三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由此亦埋下日后德、日冲突的种子。与此有关的论文有：戚其章《中日〈辽南条约〉与俄德法三国同盟》（《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周荃、李厚基《谈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齐鲁学刊》1987年第4期），李厚基《论日德冲突的由来及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的历史背景》（收于《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
在德国用武力侵占山东之时，却有一位德国人仗义执言反对这场暴行，他就是德国同善会来华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赵振玫、照千《卫礼贤三论》（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卫礼贤在华的活动，他与安治泰、薛田资等德国传教士相反，始终不赞成用武力维护教会工作，甚至试图劝阻德国驻青岛总督对山东农民的一次镇压。卫礼贤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把许多中国典籍译成德文，并写有多部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著作。杨武能《卫礼贤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一文（载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五辑，三联书店1988年）便专论这点。不过，卫礼贤在辛亥革命后站在满清遗老一边，主张复辟清王朝统治，甚至为此建议德、中两国皇室“联姻”，使德国可公开支持前清帝王（见前述鲁海等《胶澳租界与封建复辟》一文）。
在晚清洋务运动中，德国的军队体制和军事技术成为满清洋务派仿效的对象，并派遣官员赴德受训及聘用德国军官来华，例如仿效德国军队建立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在1898年之前便聘用以莱岑施泰因为首的35名德国军官任教官兼指挥官。有关的论文有：《德国与晚清军事变革》（《军事历史》1990年第3期），王建华《晚清军事改革与日、德、俄三国的控制》（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郑宗有、易文君《论洋务运动与德国》一文（《史林》1994年第2期）讨论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德国与中国的国防近代化、经济近代化及教育近代化之关系。丁逮弘《李鸿章与俾斯麦》（收于《德国史论文集》）则集中讨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李鸿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及其向俾斯麦德国学习改革、“自强”的历程。
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中德关系史研究
一次大战之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在中国方面，1927年以前为北洋军阀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对峙及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4年秋，孙中山聘请西门子公司在广东的负责人古斯塔夫·阿曼为其私人顾问，并聘请了以哈罗滕堡为首的十多名德国军官为其服务。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蒋介石于1926年上半年便着手联系用德国军事专家替换苏联顾问。从1927年底开始，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以鲍尔、魏采尔、塞克特和法尔肯豪森为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先后共135名成员）达10年之久，1938年中德关系恶化后才全部撤走。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伪政权，中德正式断交。
这一阶段的中德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而独特的情形，引起中国学者极大兴趣，发表了多篇论文：王健、陈先春《试析一战时期中德关系的演变》（《史林》1993年第1期），石源华《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的对德宣战》（《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北根《1927至1933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和《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李兰琴《德国来华军事顾问团活动初探》（《晋阳学刊》1989年第4期）、《试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和《30年代后期德国对华政策浅析》（《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末概论》（《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吴首天《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孙果达《国民党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述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苏瑞林《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李乐曾《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德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对华政策》（《德国研究》1994年第1期）、《关于赛克特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吴景平《汉斯·克兰与抗战前的中德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克兰为合步楼军火工业公司创办人，参与30年代初中德易货贸易谈判）和《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张宪文《30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何友良《赛克特并未为蒋介石制定碉堡战术》（《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陈济康、戚厚杰等在《蒋介石的洋顾问》一书（华文出版社1995年）中对鲍尔等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详加介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妄想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便开始向国民党政府诱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希特勒政府之命参与斡旋谈判，史称“陶德曼调停”。有关这一事件的论文有：《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蔡德金、杨立宪《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刘昭豪《重评陶德曼调停》（《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作者不同意把陶德曼调停视为蒋介石向日本一次投降的观点，认为蒋在采取“缓兵之计”，并取得1938年台儿庄会战的胜利），马骏《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杨玉生《论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演变》（《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梁星亮《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广起《1937年底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利益所在》（《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胡献《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华北事变到淞沪会战间的中德关系》（《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曾巍《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一书用五章篇幅，详述一战后至1941年中德关系的复杂历程，堪称集研究成果之大成。作者专治中华民国史，这五章内容因此尤见功力。
还需提及一位在中国红军中工作过的德国军事顾问，他就是李德。李德于1932年春来华，1933年到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他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受到严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解除军事指挥权。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等职，1939年夏离华赴莫斯科。任翔《一个“姓李的德国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人物》1987年第2期）在综述李德在华经历时，着重指出李德在张国焘分裂活动期间曾亲自保卫毛泽东、使毛泽东免遭伤害。刘杰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8日）依据若干史料，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一传统说法没有充足的根据。针对此文，刘志青写了《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加以辨难。
其他关于李德的论文还有：石志夫《李德与中国革命》（《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乌传衮《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及其历史背景》（《安微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大叙《“与中国红军一起作战的外国人”——李德其人其事》（档案与历史》1990年第3期），郑生寿《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国纪略》（《党史文汇》1992年第8期），友辉《离开中国后的李德》（《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9期），刘志青《李德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的作战指导》（《中国军事科学》1994年第2期）。
最后专门简介对中德经贸关系史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大量中外经济关系史的论著当中，专门研究中德经济关系史的著作尚付阙如，论文也不够多。有：董伯先《早期中德贸易关系》（《德国史研究通讯》第2期，概述18世纪至1860年的中德贸易关系），周显理《早期中德贸易关系初探》（《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辑），陈月清《德国对近代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李厚基、周荃《试论德国占领青岛后山东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二文均收入《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辑），陈纪遥《十九世纪中德贸易往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夏良才《四国新银行团和湖广铁路续借款案》（《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徐枫《德华银行与德华银行纸币》（《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台湾学者余文堂著有《中德早期的贸易关系（1650-1860）》一书（台中1989）。
从本文的综述可以看出，我国的中德关系史研究有三个热点：一是早期传教士来华，尤其汤若望在华的业绩，二是胶澳被占，三是德国在华顾问团以及“陶德曼调停”。
综观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趋势，可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往多注重政治关系史及经济关系史，现在关于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第二，以往多研究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影响，现在也有不少论著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第三，以往对有些问题的观点有时流于片面、偏激，现在则趋向于较为全面、公允。
不过，我国的中德关系史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1、仍存在不少空白和薄弱环节，例如对与汤若望同时来华并作出较重要贡献的邓玉函（有些文献称他为“瑞士人”，他实为德国人，其出生地康斯坦茨属巴登大公国）、19世纪下半叶在华近50年的德璀琳以及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花之安等，均缺少专门研究；2、有些论文（包括译文）的质量尚有待提高，尤其是存在种种史实错误以及译名混乱，这既与疏于查考，也与缺少外文资料有关；3、同我国的中日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研究等相比，我国的中德关系史研究较为落后，尤其缺少全面阐述中德关系发展史的有份量的著作。正由于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课题组进行这项工作，由德国史专家陆世澄教授负责。中德关系史研究理应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并以史为鉴，为推动中德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