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笔谈）——4.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模式及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笔谈论文,英国论文,路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从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威廉斯、多布、密利本德、霍加特、霍尔到伊格尔顿、安德森、哈维、柯亨，这些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其杰出的理论实践贡献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著作，在彻底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的同时，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法抗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更加重要的是，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分别耕耘在历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哲学等各不相同的理论领域内，但他们的著作却都表现出了一种与以往诸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显著区别的、特征鲜明的英国风格，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或模式①。
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它的兴起阶段②。在这一阶段里，英国共产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开始自觉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尝试着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去分析、解决英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还比较粗糙，甚至机械，但它们却都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实践、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结合起来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形成指明了方向。20世纪50至60年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确立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在第一阶段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都是英国共产党员。因此，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乃至对立，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努力与前苏联的政治路线和理论路线保持一致。然而，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因为不满领导层对苏共的唯命是从，英国共产党爆发大规模退党风潮，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党员选择退党。这在导致英国“新左派”形成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探索、建构具有英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批具有明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质的理论著作率先在文学批评、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陆续出现，其中就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这两部被公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象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在反思与内部对话中最终定型的阶段。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确立之初，它即遭到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青年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批评和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模式缺乏国际主义视野，具有一种需要批判的英国民族主义倾向。但由于1968年革命风暴的爆发，两代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被暂时搁置了。而在1968年革命终结之后，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地被重新提了出来。尖锐的、甚至是情绪化的争论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自身新模式的特征、意义和价值的反思，从而使得模式本身最终得到修正和定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获得世界性传播的一个阶段。1968年革命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在逻辑上走向终结[1]，它对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支配性影响也就此终结， 而其留下的巨大的理论权力真空则为各种新模式的崛起提供了机遇。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舞台，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世界性传播和影响的。
从本质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成功典范。它的形成及其成功都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③。首先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代表性和丰富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作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种自我批判创造出了最基本的立场、方法和原理。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怎样的发展，演化为何种模式，归根结底是由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一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典型性。正是通过对这一典型形态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才创作出《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向成熟并获得世界性影响。虽然是理论上的“后来人”，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却具有无比丰富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在帮助他们迅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更是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模式的诞生。反过来，当他们运用新的模式去研究、总结、陈述自身典型而丰富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时候，其成果自然具有了一种典范性，并因此上升为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参照系，从而具有了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意义。其次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期待。一方面，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让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另一方面，英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长期成功发展以及斯大林主义专制政治的曝光更让他们坚信，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人道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这种政治期待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心声。第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在理论上受到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叙述的是一个“英国故事”，所以，他们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很快就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准确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实质，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第四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的自觉继承。源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源于威廉·莫里斯的伦理激进主义以及源于费边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为珍视的三大民族理论传统。他们自觉继承和吸收了上述民族理论传统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光大，既加速了模式的形成，又为模式赋予了更鲜明的民族特征。
由于其明显的亲共产主义立场以及英语的语言优势，总的说来，我国理论界还是比较重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的。根据我的粗略统计，迄今为止，我国（包括港台）已经陆续出版了能够被纳入英国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去的理论著作近百种④，其中既包括20世纪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四本代表性著作，也包括威廉斯和汤普森的那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⑤。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情况相比，这一成绩应当说是比较可观的了。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在译介相对繁荣的背后是研究的极度匮乏。事实上，面对这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国内学界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沉默！即便是面对诸如《文化与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种举世公认的当代经典也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作为新模式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适应：面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绵密细致的历史主义个案分析，早已经习惯于德国式宏大叙事的思辨演绎的我们既不知道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于是只好以沉默应对。在我看来，如果说德国思想家征服世界的武器是其思想的力量的话，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征服世界的武器则是其思想的“技艺”，也即方法。要想真正进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世界，感受其巨大的理论创造，我们就必须首先能够领会它的基本思想方法。
首先是以古证今的历史证明法。与现实问题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更加青睐历史问题。例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迄今为止英语世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花费八百多页的巨大篇幅，不厌其烦地描述、 再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状态。其描述之细腻、详尽，让人很有一种阅读历史小说的真实感，而绝大部分阅读该书的中国学者都有一种如坠迷雾的感觉，不知道汤普森究竟在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现实！20世纪初，以哈蒙德夫妇为代表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历史。在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遭遇表示深切同情的时候，他们却认为工人的反抗与革命并非出自其本意，而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暗中挑唆的结果。与此相呼应，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因为对英国式社会主义的失望，极端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革命过，因而需要超越英国传统，重新发明革命。当汤普森回到历史，雄辩地证明英国工人阶级不仅是自我创造的结果、更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时，他所要说的无外乎是，英国工人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1963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公开出版，立即引发轰动，产生广泛影响，即便是资产阶级学术界也肯定这是一部具有绝对权威的著作。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佐证了以古证今的历史证明法的有效性。从本质上讲，历史证明法虽然比较曲折，但它属于事实证明，因而较之于理论证明，更加具有说服力，并且更加容易得到崇尚经验和实证的英国学术界和民众的认同。这也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不是历史学家）大多更注重研究历史问题的原因所在。对于历史证明法，我们必须明白，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它研究历史的目的绝非为了历史本身，而是希望通过解释历史，发明传统，推动现实的革命化。
其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个案研究法。读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即便是像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这种哲学著作，人们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从这些著作中发现的总是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结论，很难从中找到可以进行普适性推广的结论或者原理。这让习惯于发现普世真理的中国读者非常不适应。是这些著作中没有普适性的结论或原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以威廉斯为例，他的《文化与社会》及作为其附录出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2] 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验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那段经典原理[3](P32—33)，但他的验证却是通过对1780年到1950年间40位著名英国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的具体分析，以及通过对近百个英语常用词词义随着英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历史轨迹进行逐一描述得以实现的。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威廉斯这么做多少有些悬驼就石的愚人气息。然而这恰恰展现出了威廉斯思想的深刻性：文化现象极其复杂，如果只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正确原理进行笼而统之的概述，要么会陷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将文化下降为经济基础的单纯附庸，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庸俗化，要么会因为原理而牺牲现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个案研究法实际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继承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优势就在于既能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现实的具体性和完整性。
最后是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分析法[4]。 读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著作，人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以下特点：首先，与帝王将相等社会精英相比，它们更关注所谓“普通人”，也就是底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状况；其次，它们把底层人民群众作为真正的主体，通过分析他们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斗争来揭示重大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因。这就是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分析法。由于运用了这种方法，一些在传统的历史视野中原本简单的事件变得异常丰富和复杂，以至呈现出一种令人陌生的图景。但这却是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真正的理论创造：首先，它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民史观从书面和口头落实到实践中，从而将人民群众真正树立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其次，它彻底颠覆经济决定论，恢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面貌；最后，它彻底落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科学论断[5](P272)。
作为一个跨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果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相当多，上述方法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三种基本方法。如果我们想真实而全面地领略它的思想“技艺”，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它的理论世界。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同时更是收获巨大的思想旅程。
（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名称：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E.P.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5CZX003。）
注释：
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模式问题，参见胡大平：《从问题到模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自觉》，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从问题意识到模式化的理论生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② 可参见笔者的文章《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兴起》，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
③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模式的形成机制问题，参见笔者的论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即将发表）。
④ 这个数据不包括代表英国共产党官方理论立场的那些理论家的著作。因为英国共产党官方在理论上长期依附于前苏联，直至后者解体，也就是说，它的理论并不具有我所言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因而需要予以排除。
⑤ 考德威尔：《幻象与真实》（1937年），中译本载《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年），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1938年），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