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城市社区科普历史回顾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在考察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重要文本、具体科普实践和理论界学术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科普的发展脉络进行历史梳理，尝试揭示其在科普理念、组织建设、科普内容、科普方式与手段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总结70年来我国社区科普历史变化特点，为新时期我国社区科普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社区科普 历史回顾 新中国
社区科普概念涉及对社区和科普两个概念的综合理解。就社区概念来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和侧重各不相同，本文采纳我国民政部的界定，即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区按地域类型来看，可分为农村社区、集镇社区和城市社区[2]2。考虑县、乡镇和行政村的科普工作常被纳入农村基层科普的范畴得以研究，本文主要关注城市社区。就“科普”概念而言，随着科普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其内涵在过去70年不断深化，在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的定义为准：“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3]
目前，一些学者从社区教育、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治理角度分析社区科普的内涵与外延，但从实践角度看，我国的社区科普工作虽然和这几个方面密不可分，但由于历史起源和发展轨迹不同，造成了管理者、实施主体的分离，许多社区工作和对应实施部门处于条块分割状态[4]216。鉴于此，本文采纳中国科协科普部对社区科普的定义，即社区科普工作是社区科普组织或社区科普工作者集成和动员社区的各种资源，采用居民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面向社区居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活动的总称[5]。
但是，考虑到“社区科普”作为明确的提法以及“社区居民科学素质行动”从“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行动”中划分出来成为独立分支是21世纪以后的新进展，本文在回顾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城市社区科普工作时，考察对象为较大范围的城市基层科普，包括城区、街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面向所有城市居民的科普活动；2000年以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的考察对象则更多聚焦于以民政部定义的城市社区，即“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为依托，面向全体社区居民实施的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推广工作。
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黑格尔对于启蒙理性的分析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超支化聚合物的制备采用较多的方法为“一步法”，又称“一锅法”，即通过一步反应即可获得产物，其合成产物的结构不明确，产率较低[12]。本文采用分步法，通过分步合成阳离子超支化硅油，可以明确每步合成产物的结构，超支化硅油的性能将能够被设计与调控[13]。先合成双端环氧硅油为封端剂，以3-[(2,3)-环氧丙烷]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为偶联剂，四甲基氢氧化铵(TMAH)为催化剂，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为原料，通过本体聚合法制备ESESO，然后用三甲胺盐酸盐作阳离子化试剂合成CHSOS。重点研究了反应温度、阳离子试剂用量、反应时间、溶剂用量，对CHSOS产率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科普工作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变迁和国家科普工作发展两大脉络下开展，综合这两方面的背景及不同时期城市社区科普的特点，本文将70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科普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和八个发展阶段。
1 “单位制”为主的城市基层管理框架下的社区科普（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要通过两条线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治理。其中一条是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1954年，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居民较多的居民委员会，如果工作确实需要，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设立常设的或者临时的工作委员会，在居民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条线是政府—单位—职工，这是该时段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机关、学校和较大的企业等单位，一般不参加居民委员会，但应当派代表参加居民委员会所召集的与他们有关的会议，并且遵守居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公共利益的决议和公约。企业职工集中居住的职工住宅区和较大的集体宿舍，应当在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统一指导下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由工会组织的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换言之，在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基层管理单元中尚无“社区”概念，有单位的人基本不由一般性的居民委员会管理，城市社区科普的开展很大程度上主要在各单位居民委员会或职工家属委员会的工作中实现。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之前，全国科普工作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1949年至1957年科普工作的重点是组织建设。1950年，科学普及局成立，标志着科普工作由此开始在全国展开。随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科普协会”）成立并成为全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领导者。在其推动下，至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共建立基层科普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6]48。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成立，其科普工作任务主要包括：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技研究和技术改革，总结交流和推广科技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大力普及科技知识。在随后的8年时间里，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中国科协领导下进入广泛实施阶段，取得了很大发展。1967年至1976年，全国科普工作几乎处于全面停顿状态[6]52。在此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科普亦经历了组织建设、广泛实施与衰落停滞三个阶段。
1.1 组织建设与科普宣传（1949—1957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背景下，科普工作的定位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教育[7]。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普及局将科普对象确定为以城市市民为主，兼及农民，科普的内容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科普方式主要是办展览，结合放映幻灯片。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0月—1950年11月，全国共举办较大规模展览65次，其中城市58次[8]。这一时期科普展览的类型主要分为五种：综合性、一般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农业。综合性展览会指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内容的展览会。1950年，科学普及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结合这一时期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可推知，大型展览大多在类似于人民科学馆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开展，流动幻灯片的放映则主要在居委会和单位职工宿舍区进行。
“科普协会”成立后，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分会筹建机构，同时开展科学技术宣传活动。其中，对城市基层科普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或有代表性的科普工作有：第一，1956年科学普及出版社成立，许多地方科普协会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如1955年科普协会出版了华中工学院赵学田编创的《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满足了当时工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会看图又必须学会看图的实际需要[9]。另外，至1958年6月底，有《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 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等[10]53。第二，1957年北京天文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第三，配合当时国家中心任务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据统计，1950年8月至1958年9月，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普讲演7 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6]48。第四，1956年，“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表彰了1 000多名开展科普工作的积极分子和学习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这次会议对动员科技界积极参加科普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科普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11]。
这一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工作与科普工作开始整合，“科教进社区”活动被广泛推行。“讲科学生活，建文明社区”“讲科学文明，建和谐社区”是这一时期社区科普工作的主题。社区结合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活动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此时，社区科普工作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定位，相关科普活动被纳入各省市科协的年度工作安排，这一定位是在“和谐社区”“文明社区”建设，以及《科普法》颁布实施的大背景下得以明确的，成为新时期全国科普工作和社区建设工作相结合的重要落脚点。
1.2 广泛实施（1958—1966年）
总体而言，该阶段城市基层科普的宗旨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向科技进军；科普对象侧重于厂矿工人和广大青少年；科普方式多种多样，从科普展览、科普座谈会、科技夏（冬）令营到科技制作、科学野外考察，在广大城市掀起了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的社区服务实践和制度建设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落实，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基层科普活动依然没有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
具体来看，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科普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2000—2005年是在社区教育的语境下，配合社区服务功能提升开展科普工作；2006—2010年是贯彻和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社区科普”一词普遍出现在相关政策文件中，社区科普工作配合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展开。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二五”《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其中重点人群由原来的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四类扩展为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五大重点人群，社区科普成为社会科普的主要阵地，承担更加重要的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角色任务。
首先，在科普内容上，从只抓生产技术的推广普及，转变为注重普及新兴科技知识、基础科学知识和生活科学知识。自1961年起，北京市科协举办了一系列现代自然科学知识普及报告会，如华罗庚的《数学及其它》、钱三强《谈原子能》、钱学森《近代力学》等，大受欢迎。其次，在科普对象上，从重视对工人的科普，转变为以工人为主，注重对广大干部、青年学生、少年儿童和广大市民的科学普及；各级科协举办干部科学讲座、青少年科技活动，面向广大市民的卫生保健知识普及也有所加强。第三，在科普方式上，从一揽子面向群众普及，调整为以宣传、培训和服务为主，注意利用文化馆、技术推广站、青少年科学技术馆等活动场所，开展科普活动。第四，在科普宣传上，强调科普讲演、科普广播、科教电影、科普画廊和科普书刊的作用。一些大城市恢复了科普讲座，同时提倡编辑出版科普丛书，办好科普期刊。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小丛书》就是这一阶段由北京市科协组织动员学会的科普积极分子编写的。第五，在技术培训上，倡导兴办面向职工的、不同层次的、各种类型的专题讲座、培训班、进修班乃至于业余科技学校[10]73-75。
1.疗效评估：HAART的有效性主要通过病毒学指标、免疫学指标和临床症状进行评估：其中病毒学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城市基层科普工作的领导机构由科学普及局和科普协会转变为中国科协及地方科协组织。科普工作主要内容从组织建设和科普宣传过渡到形式多样的“技术上门”服务活动，以推进技术革命和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针对的重点人群依然是工人，尤其是各工厂企业的职工。同时，青少年和广大普通市民科普开始得到重视，但针对普通社区居民的科普活动仍然主要依托城市群众文化活动场所进行；中国科协的学会组织和科技工作者被进一步动员加入自然科学知识和生活科学常识的宣传普及。
1.3 衰落停滞（1967—1976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科协及各级组织被迫中断工作，城市基层科普事业处于停顿状态。此时，部分学会、地方科协、科技工作者努力依托厂矿企业等单位，开展了一些面向工人的技术服务。如1970年4月，中华数学会理事长华罗庚组织100多名研究人员形成“普及双法小分队”，到各地厂矿大办学习班，开展广泛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普及工作。此外，上海市科学会堂建立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科技交流站，按行业和工种成立若干专业技术交流队（如铸造技术交流队、焊接技术交流队等），组织同行业或同工种的技术工人围绕生产技术中的关键问题，开展不同形式的技术交流和推广普及活动[10]91-92。此外，还有类似的全国性行业技术交流会。例如，1975年，全国“三八”带电作业经验交流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国内15个省、市、自治区的24个供电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城市基层科普工作处于衰落停滞状态，仅有部分学会、地方科协、科技工作者面向工矿企业等单位辖区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或组织行业内的技术交流活动。
2 “街居制”为主的城市基层管理框架下的社区科普（1977—1999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解体、政府职能转变、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城市化发展，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以“单位制”为主过渡到以“街居制”为主。20世纪80年代初，民政部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思想，街道和居委会的作用逐渐突出，开始承担优抚救济、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数十项任务。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该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1991年以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借鉴国外社区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社区建设”新思路。1995年《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对社区服务作了统一倡导和规划，以形成社会各级广泛支持社区建设的新格局。1998年，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建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并将原来由社会福利司分管的社区服务工作职能划归该司，这表明社区建设成为政府的一项专门行政管理职能[12]。
与此同时，中国科协在改革的春天里恢复科普工作。197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指出：“科学技术协会和各种专门学会要积极开展工作，必须大力做好科普工作。”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普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自此至1989年期间，我国的科普事业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党和国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以及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开展，科普工作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方面的意义逐渐被认识。1991年，中国科协提出科普工作应与“大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同年，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强调“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6]57。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传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在此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工作迎来了恢复与探索式发展。
2.1 恢复过渡（1977—1989年）
药学院校实验室种类繁多，用途各异，涉及的安全与环保隐患也各不相同。因此，学校和实验室管理与使用部门，需要在加强普适性安全环保教育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实验室特色设定安全环保教育模式，制定适宜的管理规范；对于学生，在同一时间段涉足不同类型的实验室，需要树立正确的安全环保意识，防范不同不安全因素可能造成的伤害；对于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如何让学生进入实验室后迅速具备安全环保意识，快速了解所在实验室的安全环保防控点，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是药学类实验室面临的重要任务。
这一阶段城市基层科普工作主要是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地方科协和厂矿科协的领导与组织下开展，虽然以“街居制”为主的基层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但社区在城市基层科普中的依托作用依然没有获得足够关注。
自1980年开始，中国科协成立科技咨询服务部，开展科技咨询工作。1981年，中国科协要求所属学会和地方科协建立科技咨询服务机构。在短短几年内，全国共建立科技咨询服务机构400多个，形成了民间科技咨询服务网络[10]122。与此同时，厂矿科协也逐步恢复。截至1991年，全国有8 300多个国营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科协组织[10]131。民间科技咨询服务网络及厂矿科协的发展与恢复，使得处于停滞状态的城市基层科普重新有了组织保障；同时随着科普出版社的恢复重建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相继成立，科普读物在这一时期城市基层科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各级协会和学会利用科技报刊、音像、展览和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科学、文明的生产生活及计划生育知识，增强了城市居民对科普活动的关注度。1977年，中国科协先后3次在北京组织举办“科学家、劳动模范与首都中学生大型谈话会”。此次谈话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谈话会，掀起了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此外，全国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他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6]55。科协及学会组织摄制了一批传授实用技术和普及科学知识的科教电影，浙江、宁夏等省、自治区科协举办的《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展览，以及协助制片厂摄制的《巫师的骗术》等影片，反响热烈[10]116。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推动全国厂矿企业科技人员“讲理想、比贡献”，以发扬企业精神和科学精神，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据统计，1987年至1991年，累计有1万多个企业486万人次科技人员参加该活动[10]132。此外，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青少年科技夏（冬）令营、中小学生科技制作、科学实验或野外考察等活动，也是这一时期科协指导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其目的在于丰富青少年的科技知识，培养其科技创新意识[10]137-140。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国科协定位为“党动员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工具和助手”[10]63，明确中国科协的工作重点是技术革命。1959年1月，第一次全国科协工作会议明确科协工作必须以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为目标，以大力开展群众性科技专业活动为手段；要求各级科协把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生产部门的师生、科技人员和生产能手组织起来，从事总结推广先进技术经验，突破关键生产技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支援工业生产等活动。为此，各种形式的“技术上门”“技术表演”“新技术扫盲”“科学讲座”在工厂企业广泛推行。据统计，至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 800次[6]51。1961年，中国科协提出各级科协必须把为农业服务作为长期的首要任务，把农村科学试验活动作为科普宣传和培训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城市基层科普工作也进行了调整。
2.2 学习探索（1990—1999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加剧，同时企业剥离和政府转移出来的许多社会职能、服务职能需要社区承接[13]，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其承担的包括科普在内的职能日益凸显。
该阶段城市社区科普开始与各类“科技周”“科技节”活动结合起来。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决定》倡导利用“科技周”“科技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科学普及。1995年初，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每年5月举办全市性大型科普活动——北京科技周。1999年1月，《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出台，规定社会各界包括各社区应根据科技周的主题开展科普活动，同时要求在市大型医院、公园、旅游景点、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根据各自特点，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宣传，天文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科技馆等专业科普场所，则应当充分发挥科普教育功能，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
端部锚具焊接在板梁既有纵筋后，灌注锚固砂浆对端部槽口修补、加强。锚固砂浆为高强度、固化时间短、微膨胀、粘结性能好的环氧树脂砂浆，其28天龄期粘结强度需大于2.5MPa[19]。灌注前将周围混凝土表面凿毛、清除浮渣、冲洗干净，灌注后保持砂浆面与加固构件底面齐平。
尽管如此，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基层科普活动仍不多见。自1998年开始，中国科协推动创建“科普示范县”活动。2001年，中国科协命名延庆县等103个县（市）1998—2000年为“全国科普示范县（市）”。相比之下，有针对性的城市社区科普工作项目尚付阙如，城市社区科普经费投入依然有限。1995年以后，各级财政收入的科普经费总量呈现增长趋势，但由于原基数过小，财政投入科普经费总量仍然过小[14]。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规定北京市科普活动经费应当在科学事业费中列项，逐年增长，其增长幅度应不低于科学事业费的增长幅度；区、县科普活动经费应当按照本辖区常住人口每人每年0.5元的标准由区、县财政予以保证，并逐年增长。
可是谁能说因为爱情这些不能被原谅呢，何况她追着他的那些天天那么冷，下着雪。田铭这么说服自己，心却不由得温暖起来，就像听到了春天走来的脚步。
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工作属于恢复探索阶段。一方面，社区服务和管理职能拓宽，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的关键；另一方面，公众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出的巨大差距，进一步促使科普工作将公众科学素质提升作为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城市社区科普工作逐渐有了适合发展的制度支撑，且具有紧迫性，但关于城市社区科普工作的整体发展思路尚未形成。甚至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社区科普的迷茫期[15]226。
3 “社区制”为主的城市基层管理框架下的社区科普工作（2000年— ）
2000年以来，无论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还是科普工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社区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地位日趋凸显，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内涵进一步清晰化，相关政策与规划纷纷得以制定和实施，社区科普成为社区建设、服务与治理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我国科普工作在政府的全力推动下，随着《科普法》的颁布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全面实施，社区居民成为科学素质建设的重点人群，社区科普亦有了专门性的政策文件出台，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他把周围那一圈世界重新扫了一遍。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到处都是模糊的天际线。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辽阔可怕的荒野，迅速地使他两眼露出了恐惧神色。
3.1 整合规范（2000—2005年）
这一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科普工作进一步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策层面，科普被纳入社区教育之中。我国社区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21世纪以后逐渐纳入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之中。在社区教育的基本内容方面，除要求向社区居民开放办学、教育设施场地为社区居民共享等五个方面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传播知识和科学技术，提高社区居民素质，担负社区通用性培训工作”[16]。
这一阶段的重要变化是在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和政策内容中开始明确出现了“社区科普”的相关条目。可以说，2006年是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蓬勃开展的起点，也是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工作的新起点。
宽甸县年最低气温整体呈周期性变化，如图3所示。2000、2001年为偏冷期；最高值出现在1995年，为-21.7℃，最低值出现在2001年，为-33.5℃，两者相差11.8℃。2014—2017年为偏暖期。
最后，社区科普方式与活动内容更加丰富。2002年4月，中央文明办等九部门下发的《关于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为进一步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居民法律意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决定在全国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随后，中央文明办2005年10号文件对“四进社区”做了进一步阐述。其中,“科教进社区”，即以“讲科学文明、建和谐社区”为主题，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广泛开展科普展览、科学知识竞赛、科普文艺表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实现“科教进社区”活动的经常化、群众化和社会化[17]。这几年，科普大篷车、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与“科教进社区”活动深度结合。据调查，2002—2005年，全国举办城区以上大型“科教进社区”活动6.7万次，累计参与者达1.6亿人次，各级科协“科教进社区”活动累计投入资金2.6亿元，社会各界累计投入5.2亿元；中国科协系统协调各相关部门，向社区包括居民家庭发放科普图书累计2 700万册，平均每个社区（含居民家庭）346册，发放科普挂图累计680万套，发放科普影视光盘22万张，发放其他科普宣传资料累计1亿份。中国科协和地方各级科协结合“科教进社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与各级电视台合作播出相关专题节目共4.6万次，与各级广播电台合作播出相关专题节目共3.2万次。以“科教进社区”为载体的专家科普讲座17.4万次，参与者累计3 010万人次，平均每个社区386人次；面向社区居民的科普培训共19.2万次，参与者累计2 907万人次，平均每个社区373人次[15]227。
概括起来说，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基层科普工作在科学普及局、科普协会及其地方协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重点是科普设施建设和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受众为全体市民，重点人群是工人，大部分科普工作依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通过科普讲演、科普展览等形式开展。从科普宗旨和内容来看，在工业化建设和向科学进军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科技人才缺乏和民众科学素质低下，因此城市基层科普内容侧重于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实用技术的宣传和推广普及。
3.2 全力推动（2006—2010年）
其次，城市社区科普人员队伍建设发展较快，逐渐形成了专职、兼职和志愿者三大主力。调查表明，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7.8万个社区中，共有社区科普专、兼职管理人员23.2万名，平均每个社区有3名；共有社区科普志愿者94.9万名，平均每个社区有12名[2]32。
首先，相关政策性文件明确提出社区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社区居民科普之于社区服务体系建构的积极作用。其中，2006年颁布实施的《科学素质纲要》明确指出：“社区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重要阵地”。《科学素质纲要》强调以城镇社区为依托，发挥社区在提高劳动者科学素质方面的作用；提倡科技专家进社区，组织科技工作者与未成年人开展面对面的科普活动；提出在社区建设科普画廊、科普活动室、网络科普终端设备等科普设施的任务，并要求通过这些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建设学习型社区。同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落实《科学素质纲要》，不断提高居民科学素质的指导意见，要求统筹各类教育资源，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和科普活动，建立覆盖各类人群的多渠道、全方位的社区学习服务体系。
其次，社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根据《科学素质纲要》，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和中国科协联合出台《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2010—2015）》，提出至2015年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目标，同时明确2010年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任务。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拥有1座科技类博物馆，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至少拥有1座大中型科技馆；基层科普基础设施有长足发展，全国所有的县（市、区）拥有综合性科普活动场所，县（市、区）、街道（乡镇）、城乡社区（村）的公共活动场所建有科普活动室（站）、科普画廊（宣传栏）并能定期更新科普内容，电子科普画廊等新型基层科普设施得到发展，全国所有的地（市、州）和有条件的县（市、区）拥有科普大篷车等流动科普设施。依据上述规划，这一时期我国建成了一定数量的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画廊、科普活动室等科普设施和场所，城市社区科普条件明显改善。
再次，“科普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其主导思想是着力服务于国家城镇化发展大局，以社区为重点，以科普为手段，积极培养树立一批社区科普工作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深入推进社区科普活动的广泛开展，促进城市科普公共服务体系建设[18]。据2008年统计，全国各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科普示范社区”项目达到了1 537个，各地区地级市的“科普示范社区”数量达到了2 507个[15]228。此外，“科教进社区”活动持续开展，各种类型的展览、科普讲座、科技专家进社区等是城市社区科普的主要形式；围绕“科普日”“科技周”等主题科普活动，推动社区居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是社区科普工作的年度重点。2006以来，城市社区分别围绕“节约能源，你我共参与”“预防疾病，科学生活”等主题，组织开展科普日活动。另外，各部委围绕“服务民生、振兴经济”，针对城市社区居民开展了大量提升职业技能和生活能力的培训。
整体来看，该阶段国家政策层面开始明确提出“社区科普”概念，社区在科普工作和城市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城市社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快速发展，科普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广泛推行；“科教进社区”配合“科技周”“科普日”开展主题科普活动，以及各种面向社区居民的技术培训等是城市社区科普的重要形式和内容。
3.3 创新发展（2011年— ）
2011年以来，社区居民被列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重点人群，社区科普成为社会科普的主要阵地。从宏观政策、工作目标与方针，到“社区科普益民计划”等项目和活动的开展，以及具体实践中科普工作模式的探索等，表明该阶段我国城市社区科普真正落地并实现创新发展。
继8月哈弗F系发布，9月哈弗F5入市后，11月6日晚，哈弗F7在上海以《蒙面唱将》的节目形式发布上市。作为哈弗F系旗舰车型，AI智能网联SUV—哈弗F7推出1.5GDIT、2.0GDIT两种版本，共6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0.9万元到14.9万元。
首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中国科协关于加强城镇社区科普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等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将社区科普与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在总体部署上进行对接，并对开展提升社区居民科学素质工作给出了方向性指导和战略性规划。这为提升城市社区居民科学素质工作指明了方向，也赋予了其更多的使命，为新时期城市社区科普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吴健雄与袁家骝夫妇都是科学家，俩人有共同语言与志向，目光朝同一个方向凝视，因此被誉为“神仙眷侣”。吴健雄之所以成为世界顶尖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享有原子弹之母、中国居里夫人、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的称誉，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这是因为她从不像别的美女一样，把时间浪费在感情纠葛上。
其次，落实《中国科协关于加强城镇社区科普工作的意见》，城市社区科普的工作条件和服务能力得到切实提高。其中，社区科普益民服务站是社区科普活动的重要阵地，社区科普学校是社区科普传播教育的活动平台，社区科普网络是社区科普传播不可或缺的途径，这三者是城市社区科普工作条件建设的重点；社区科普工作领导小组是社区科普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社区科普协会是开展社区科普活动的中间力量，社区科普员成为社区科普工作的核心推动者，这三者是城市社区科普服务能力建设的重点。该文件提出至2015年，全国60%以上的社区建有“站、校、网”；80%以上的社区建有“组、会、员”。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在科普专职人员中，城镇科普人员比例几年来累计上升6个百分点[19]。
再次，开始形成特色有效的社区科普工作模式。近年来，城市社区科普根据建设方式可分为基地共建模式、基层科普大学模式和基层科普阵地模式。其中，基地共建模式主要利用驻街有关单位合作，实现科普教育基地共建，与科技馆、学校、事业单位等共同开展科普活动，让科普活动的影响力得以扩散。基层科普大学模式通过为社区公众提供固定的科普场所，实现科普文化知识和基层科普人才教育培养。科普阵地模式，是在社区建立科普阅览室、科普画廊、社区宣传栏等，建立科学知识教育的固定阵地。这几种模式尤其是共建模式，体现了这一时期社区科普的社会化和共享化趋势。
最后，科普活动持续深入，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待业人员、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等人群成为城市社区科普主要对象。2013年以来，城市社区工作基本围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的主题开展，具体形式包括科普宣讲会、专题展览、流动科技馆巡展、广播影视节目、实用技术培训等。“社区科普益民计划”“社区科普e站建设”等项目得到大力推进，效果突出。其中，“社区科普益民计划”每年评选、奖励一批科普工作成绩突出、效果显著、居民认可、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全国科普示范社区，有力推动了社区科普工作的创新发展。社区科普e站作为科协系统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在基层的落地应用之一，直接面向居民开展健康教育、科学生活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区科普服务，打破信息传递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旨在解决社会公众获得科普知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4]232。
总体来看，2011年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在政策制度、工作条件、服务能力、工作模式、活动开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创新性的发展，社会化、共享化、信息化成为城市社区科普工作的新趋势。
4 小结
上文分析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市基层科普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水平为目标；社区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全国科普工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从二者无所交叉至深度融合，社区居民成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五大重点人群之一，社区科普被认为是城镇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的迫切要求。在科普组织建设方面，经历从科学普及局、科普协会到中国科协领导机构的变化，以及地方各级协会、学会组织实施到逐步落实至社区科普工作领导小组、社区科普协会开展工作，社区科普的组织保障程度不断提高，社区科普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依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到专门性的社区科普益民服务站、社区科普学校、社区科普网络的建立，社区科普工作条件和信息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在科普主体与受众上，从提倡院士、其他科技工作者、技术工人等积极参与，至逐渐形成专职、兼职和志愿者三大社区科普主力，倡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科普的社会化、共享化程度不断提高；科普受众从以工人为主体，逐渐扩展至青少年学生、社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和待业人员等，社区科普受益面不断扩大。从普及科学知识、扫除迷信到交流生产技术、推进技术革命，从倡导爱科学、学科学到关注生态、贴近民生；从报刊书籍、展览、幻灯片到科教影片、科技周、科普日、科教进社区、社区科普e站，社区科普内容主题根据时代特点和现实需求不断调整，科普内容和形式亦不断丰富和完善。
按照“资源整合、文化融合、产教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校企共建实训中心、创客中心和项目研发中心等集实习实训、社会服务、创客教育于一体的产学一体化平台。将创客教育融入专业教学过程，通过创客实验室落实学生的创意、创想，培养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面向社会和行业需求市场开展项目合作，充分提高师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同时通过真实商业项目，反馈完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未来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工作应继续秉承不断创新的理念，建立健全科普组织、改善科普工作条件、完善科普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科普新模式，持续广泛开展科普活动，为提升我国科普工作整体水平，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服务。
2）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结合情况。大部分学习者偏好自主学习，协作学习较少。调查显示，教师对于混合式远程学习的理解就是“看视频+提交作业”，协作学习开展较少。现有远程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的协作学习方式有论坛研讨、教师工作坊。笔者以管理员的身份进入某平台中的教师工作坊中进行查看，总计47个工作坊，未开展活动的有10个，开展活动的有37个，其中活动次数≥5的只有五个，工作坊中的可用资源数量也不多，可见学习者对于开展协作学习的积极性还是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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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5.003
收稿日期： 2019-09-05
基金项目： 中国科普研究所基层科普课题委托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区科普历史研究”。
*通信作者： E-mail：zhangmeifang@ustb.edu.cn。
（编辑 张南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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