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国史学术年会学术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国史论文,年会论文,第八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在浙江杭州联合举办了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为主题的第八届国史学术年会。经过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在与会代表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本届学术年会圆满完成了研讨和交流任务。受大会组委会的委托，我在这里就本届学术年会的基本情况、参会论文及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发言。
9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同志，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国史学会顾问张全景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国史学会副会长李捷同志，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斯鑫良同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强同志等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朱佳木同志为大会致开幕词，介绍了本届年会的组织、筹备和论文评选情况，阐述了本届年会的主题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3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并结合新的实践充分运用和发展这些经验，对于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赵洪祝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本届年会的主题及其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结合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和辉煌成就，生动地介绍了浙江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通过“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所取得的蓬勃发展局面，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张全景同志、李捷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我们把握好本届年会的主题和导向，正确地开展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佳木同志向会议提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的特邀论文，并为大会作了《关于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核心》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从宏观的战略高度，以宽广的研究视野，通过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的文本解读，围绕改革开放3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结合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阐明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一重要的基本经验，阐明了坚持这一经验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30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曾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过郑重的历史评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多方面胜利，同党在民主革命期间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两次历史性转变联系起来，称为“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2]。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指出：“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3]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郑重地作出了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指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那时要摆脱困境，打开局面，是多么不容易。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4]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用“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回顾和概括了中国在20世纪的百年历程，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5]1998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进程。”[5](p.673)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系统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科学阐明了新时期的鲜明特点、显著成就和突出标志，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十条宝贵经验。正如胡锦涛所指出：“这一回顾总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6]在2008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用五个“深刻领会”概括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宣传工作任务，指出：“我们要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联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以生动的事实、伟大的成就、成功的经验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领会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目的性质，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领会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深刻领会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刻领会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坚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把解放思想引向深入、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些重要的历史结论和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为我们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则和根本依据。
本届年会共入选论文82篇，特邀论文5篇，共计87篇。根据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的推荐和大会组委会的安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迟爱萍、韩洪洪，中央档案馆石维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丁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万川，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郭占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中共浙江省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荣福，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王真，中国政法大学李群英等12位学者就本人的参会论文作了大会发言，并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全体会议代表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四个小组展开了热烈讨论，各自阐述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体会，并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安徽师范大学高正礼、复旦大学张徐乐、重庆社会科学院张凤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罗燕明分别代表四个小组，介绍了各组的讨论情况，概括了他们的收获和体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会议的成果。我着重从五个方面对本届年会作一概括和总结。
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内涵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概括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要概念，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新总结和新概括，对新时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把这一重大论断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强调指出：“把这个重大论断写入党章，对于动员全党更好地把握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内涵，成为本届研讨会的重要热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16日的大会上作了《毛泽东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指导作用。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和中央档案馆石维行的《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分别从不同的研究思路回顾和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的《邓小平对“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贡献》和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张国宏、叶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继承和发展》，对邓小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作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探讨，以辩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作出了正确的阐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邸乘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雷云的《党的十七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索和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孙武安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对理论界、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不同观点和认识作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和理论内涵，涉及党的章程和党的指导思想，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需要党史、国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作出进一步的科学分析和正确阐述，为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的《论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的制度安排》，鲜明地指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正华的《略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安徽师范大学高正礼的《新时期六次党代会报告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从不同的方面概括和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浙江省委党校郭亚丁的《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北京联合大学马小芳的《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鲜明特征》，集中探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理论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东北师范大学李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的理性思考》，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恢复与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82年宪法的颁行》和宋月红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大选举方式及城乡人口比例政策的发展》，研究了新时期法制建设的成就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方式的发展变化。南开大学徐行、徐悦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务公开建设评析》、中国人民大学谢冠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级行政建制的历史演变》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宋建勋、林龙等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从不同层面研究了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建设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刘维芳的《改革开放与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李成武的《从“党管干部”到“党管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才工作》，研究和探讨了新时期以来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是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跨上新的台阶。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迟爱萍的《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初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的《转型之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张明杰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探索》，比较完整地回顾和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历程及其主要经验。江西社会科学院曾丽雅的《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的特点》、当代中国研究所欧阳雪梅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新时期发展战略和发展观的演进。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的《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皖西学院余茂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政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研究所叶明勇的《新时期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再探》、王瑞芳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浙江大学顾益康的《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绩效、经验与理论分析》和中国水利研究会徐海亮的《我国农村灌溉水利体制改革的尝试和尚存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探讨了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创立经济特区的伟大决策》和中共中央党校李庆刚的《3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与思考》，集中研究了对外开放中的一些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冷兆松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形成过程及其重大意义》、钟瑛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变革路径》和段娟的《改革开放后至90年代初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就相关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作出了探索性研究。中国矿业大学赵入坤的《城镇劳动就业与中国改革的发轫》和北京社会科学院万川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及其经济动因》，集中研究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和户籍管理问题。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典型的地方个案研究，为本届学术年会增添了不少亮点。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郭占恒的《浙江发展模式的主要经验和未来走向》和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蓝蔚青的《浙江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浙江模式和浙江经验从不同角度作了概括和总结；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李立军的《试论20世纪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历史考察》，浙江大学陈劲的《探索浙江自主创新的道路——改革年代的科技与产业创新》，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荣福的《杜桥眼镜产业发展中政府因素的作用及特点》，浙江舟山市史志办公室刘胜勇的《浅议打造“大桥经济”是海岛城市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张秀芹的《苏南模式的历史嬗变》等，通过典型的地方个案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改革与发展实例，深化了对改革开放历史特点的认识。
第四，关于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努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人民群众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本届年会论文当中，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宋传信的《北京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始末》，当代中国研究所张星星的《新时期解放思想方针的确立和发展》、李格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史学》、夏杏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韩洪洪的《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其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王真的《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曹光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历史考察》、刘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历史发展》，重庆社会科学院张凤琦的《论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研究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和文化发展战略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历史经验。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的《以全新理念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于浙江实践经验的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张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演变》、杨文利的《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期刊业》，从不同侧面研究了新时期文化、科技和出版事业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李玉荣的《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的《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吴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信访制度的构建》，对我国城乡医疗体制和社会工作体制改革作出了回顾与总结。当代中国研究所郑珺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史学科研究队伍的特点分析》和曹守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成就》，结合新时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广阔历史背景，分析了国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和理论成果。李强的《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个人的研究视角梳理和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及其意义。
第五，关于国际战略、外交工作及国防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现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调整和改善，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蓬勃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和平时期的发展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展开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战略目标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明显提高，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浙江林学院程珂的《新时期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与中国工作重点的转移》，阐述并分析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的新判断。当代中国研究所丁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以中苏关系为例》，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新时期外交战略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张勉励的《试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调整与改革》、石善涛的《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的开拓与创新》、任晶晶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开创》，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分析了新时期外交工作、对外援助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创新与发展。苏州大学王玉贵的《邓小平与新时期的中美民间外交》，当代中国研究所王巧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罗燕明的《从〈卡特日记〉等看中美建交中有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事实——驳少数人对邓小平的诬陷和攻击》，以科学的实证分析阐述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李群英的《从中非关系50年的发展看当前对非政策在我国外交工作中最基础性作用》，对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作出了系统回顾和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研究所叶张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台政策与祖国统一大业》，阐述了新时期对台政策调整的历史进程及其产生的重要历史作用。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军事科学院张树德等的《改革开放30年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经验》，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牛力等的《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伟大创新》，国防大学董志铭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三次调整》，当代中国研究所姬文波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国防科技大学刘祖爱的《新时期邓小平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贡献》，从国防和军事指导理论、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国防科技发展和对外军事技术合作等方面，分析和总结了新时期以来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经验教训。
本届学术年会在全体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目的。通过会议的研讨和交流，大家加深了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推进了对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鲜明历史特点和宝贵历史经验的研究，增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本届学术年会的顺利举行，离不开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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